這一段時間，“經濟見底回暖說”開始出現并逐漸強烈。而且不僅中國有人在說，全世界都有人在說。基于此前對這場經濟危機根源的深入研究，我們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兩個原因導致，一個是無知，一個是懦弱。　　

想必大家還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有一批人在談什么？在談次債危機見底了，甚至結束了。我們不清楚去年談次債見底的和現在說經濟回暖的是否是同一伙子，但是可以確信的是，現在大說經濟危機見底的人將像去年大談次債危機見底的人一樣最終所為人不恥。因為他們存在一個共性，就是無知，對這次經濟危機爆發真正根源的無知。一個對經濟危機產生根源不清楚的人，甚至壓根不想去弄清楚的人，有何資格去對未來走勢去判斷？一個勤于預測，疏于研究的人，他的預測能夠不鬧笑話嗎？　　

無知的一個表現是將這次經濟危機歸因于金融危機，是金融系統出了問題，所以連帶了實體經濟。只要把金融系統的問題解決了，經濟也就自動恢復。這種似是而非的看法完全忽略了、忘記了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金融系統，無論它如何發達，無論它怎么創新，它也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這個是它的本質、身份和地位。就像古代的一個丫鬟，無論她長的多漂亮、打扮的多光鮮她也是為小姐服務的。然而，現在我們卻有很多人被丫鬟性感的外表和華麗的衣著迷惑了，把她當　成　小姐了。危機發生之前，金融領域的確輝煌，收入高、受社會尊敬、會玩數學模型等等，但這絲毫更改不了金融的本質，它只是一個工具，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工具，它是寄生于實體經濟的。盡管，發達的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之間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但是，這種作用和影響并不能消除它們之間的主次之分、本末之分。誰是主？實體經濟是主！孰為本？實體經濟是本！不可否認的是，單純的金融系統的波動也一定會影響實體經濟的穩定，但是，大規模、大范圍的經濟危機的根源一定不在金融上，而在實體經濟自身。這個時候也金融系統也會出現大規模的動蕩，正如本次危機所表現，但是這也是起源于實體經濟問題的爆發。也就是說，是實體經濟牽著金融系統在走，而不是相反，是金融系統牽著實體經濟在走。　　

一旦把問題定格在金融上，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實體經濟是沒問題的，至少問題不大。這導致很多人缺乏深入研究本次經濟危機真正根源的動力。專家們稀里糊涂，官員們稀里糊涂，全球范圍內規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也就稀里糊涂的出臺了。現在，他們又都在稀里糊涂地說回暖了。透過稀里糊涂的喧囂，我們清楚地看到的是，全球局勢正在一步一步滑向失控的深淵！　　

無知的另一個表現是，把眼前的這場危機看成一次例行的經濟周期波動。這一點有點奇怪，我們的主流媒體一邊廂在說這次危機百年不遇，一邊廂卻有在努力尋找回暖信號。其他的不說，但說這個百年不遇，如果現在就能夠輕易見底回暖，那它怎么還配得上這個百年不遇的招牌？4月22，IMF發布了它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的前四章。這里不想談他們的結論（也不屑于談，老變，不靠譜），只說他們的方法。這次比較進步的是，他們終于著手于探求危機爆發的根源了，其方法是，對二戰以后所發生的歷次經濟衰退進行剖析，總結出一般規律，然后再套到眼前這次危機上。如果但就規模來說，二戰以后的經濟波動都和百年不遇相去甚遠，這意味著IMF的方法潛在地是以“平常心”來看待這次危機，如此選擇樣本，如此的研究態度又能夠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呢？難怪乎他們對經濟危機趨勢的判斷一變再變了。在“與時俱進”上倒做的不錯。　　

說完“無知”說“懦弱”。　　

當前的這場危機也是一個變局，一個大變局。如果說，這場經濟危機是百年不遇，那么你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之大變局，我們已經身處又一個歷史“大拐點”。當閱讀歷史時，對偉大的轉折總是清晰而強烈，一旦身臨其境，卻又渾然不覺了。要接受如此規模之大的變革，需要接受利益關系上改變、習慣的改變、以及思維的改變。能做到這些，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更多的人在本能地拒絕著改變，所以他們拼命搜尋經濟見底和回暖的蛛絲馬跡，希望能夠快速再次重溫舊夢。這是什么？這就是懦弱！　　

下面就經濟學家、企業家、政府官員來分別闡述。　　

毫無疑問，這場危機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說堪稱滑鐵盧，沒有人提前進行稍微的預警，相反，他們一直在說“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事實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危機早在2004年就已經很明顯了，只是，高傲的他們那時還想當然地認為，他們遭民眾的唾棄的原因是民眾的“非理性”、“仇富”情節作怪，他們還可以拿從西方生吞活剝而來的貌似高深的經濟理論為自己辯護，而他們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則將這塊遮羞布撕個粉碎，于是他們就一絲不掛了。 　　

如此窘境何以發生？根源在于我們的經濟學家在學習西方經濟理論時，只做到了知其然，而沒有做到知其所以然。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都是因應當時的自然、社會環境而提出，這些環境便構成了這一理論的前提假設。研究經濟學，除了研究經濟理論本身外，更重要地是研究這些理論得以產生的背景和環境，提煉出這一理論的一些基本假設。但是做到這一點非常負有挑戰性，原因在于，這一切在經濟學教材中并不存在，而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只有你準確提煉出，一種經濟理論的前提假設，你才能夠知道它的局限在哪里，它的解釋邊界在哪里？一旦環境變化，該如何調整以使其在新環境下重獲解釋力。而我們的經濟學家顯然離這個要求相去甚遠。在亞當·斯密去世2個半世紀后，他們還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將《國富論》如圣經（見《當代亞當斯密主義者錯在哪里？》http://gongdaozhanlue.blog.hexun.com/30916121_d.html），他們毫不懷疑地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直流的言論為圭臬。他們不去問，亞當斯密時代的環境是什么，現在的環境是什么？西方的環境是什么？中國的環境又是什么？在他們的腦子里，經濟理論可以穿越時間、穿越空間，放之四海而皆準，放之古今而皆準。　　

他們的思維已經僵化，更重要地是他們已經習慣于這種僵化，他們只能說一些老生常談的話，只能重復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所以，在驟變的經濟形勢面前，他們手足無措，驚慌失措。他們覺得眼前的這一切都是非正常的、非常態的，可能很快就會過去。確切地說，他們沒有勇氣正視，而只能懦弱地期盼這一切很快地過去。他們已經沒有勇氣和能力改變自己的思維了，而只能寄望于社會能夠適應自己的思維而做出改變。所以，他們對經濟盡快見底和回暖情緒高漲。　　

在中國的企業家中，有幾位對形勢突變嗅覺異常敏銳，令人欽佩，華為的任正非和萬科的王石應該名列其中。但是，更多的卻是庸碌之輩，他們的成功只是撞大運而已。2008年，也是堪稱中國企業界的一個滑鐵盧。很多標志性企業家都在這一年顏面掃地，甚至身陷囹圄。遭遇如此難堪，根源在于，他們缺乏戰略思考，他們對中國近年出現的巨大變化沒有覺察和沒有理解，他們只會按自己的習慣行事，他們的思維還沉浸于已經杳如黃鶴的經濟高速增長時代。在變化的環境面前，他們戰略決策顯得異常幼稚和荒唐。更重要地是，他們也在本能地拒絕著改變，不愿意接受投資已經失敗的事實，不愿意根據環境的變化，檢討以往的決策假設，而寄希望于經濟的盡快回暖，這已經是懦弱了，哪里還有企業家的樣子。　　

以主流經濟學家做智囊，中國的政府官員在此次危機中注定難逃狼狽。中央政府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在2008年連續急劇轉向，200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雙防”的定調也淪為笑談。事實上，我們在2008年3月份的“兩會”還在堅持這一基調，此后經過幾次倉促而急劇的調整后，至10月份便轉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變成全力保增長。一個國家，一個人口超越13億的國家，一個人口超越13億的經濟大國，其經濟戰略知道想象居然可以在區區半年內完成180度的大掉頭，想必很多官員會感覺如在夢中。　　

當然，我們的媒體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對此進行詮釋：決策層深具決策魄力和決策靈活度。真的如此，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環顧一下周圍，尤其是美國，你會發現事實并不是這樣。我們急劇轉彎的經濟政策并非是基于我們自身獨立獨特的判斷而做出的，我們只是對別人，尤其是美國政府亦步亦趨而已。這意味著我們的決策層可以依然缺乏獨立、自信的判斷，而只能繼續選擇追隨。事實上，中國國內近期回暖說的風生水起，和受美國方面的影響不無關系。迅速的政策調整并不意味著他們已經開始敞開胸懷擁抱變化了，像經濟學家、企業家一樣，他們可能也在內心身處默默祈禱著混亂局面的快速離去。　　

政治家的懦弱性還表現在他們懼怕經濟決策引發社會不安和動蕩。所以，他們看問題的出發點，是維護眼前穩定，而非徹底解決經濟危機。經濟已經見底和回暖，顯然是他們所朝思暮想。　　

歸納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我們舉國正在或多或少地秉持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這此經濟危機。未來如何，不得而知。最后，還是引用我們在今年2月份發布的2008年度宏觀形勢研究報告——《經濟危機將引領全球和中國進入新的大變革時代》——中的觀點作為結尾。“全球的經濟危機誘發因素是美國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所導致的信用膨脹（貨幣因素），而根源則是于全球普通勞動者，尤其是美國和中國有效消費購買力不足，這種局面出現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兩極化程度的加劇。”“全球和中國已經陷入經濟危機。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全球范圍內經濟、社會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這次經濟危機的影響也將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同時還會深深波及社會及意識形態領域，將引發這三個領域出現重大變革。”（《經濟危機將引領全球和中國進入新的大變革時代》全文：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95488.html）

共道戰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員 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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