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與人斗的張維迎

2009年04月07日 　新財經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istory/rwpz/20090407/515458.shtml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資料圖）

本刊記者 張程

這二十多年來，張維迎似乎一直在倔強地爭斗著，與“左派”斗、與大眾斗、與媒體斗、與北大同事斗。張維迎總激憤于被媒體和大眾誤解、歪曲，但不能否認的是，他的言辭有被誤解的潛質

二十六年前，24歲的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一文，遭到痛罵，倔強的張維迎在給“忘年交”茅于軾的信中寫到，我“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這二十多年來，張維迎似乎一直在倔強地爭斗著，與“左派”斗、與大眾斗、與媒體斗、與北大同事斗。曾經心底的憤怒鑄就了這個“西北娃”的執拗與好斗性格，也鍛煉了他的叫罵能力。有人說，張維迎搞人事斗爭的風格頗有“文革”遺風。

與“左派”斗

2006年3月4日上午，北京西山杏林山莊綜合樓六層會議室，張維迎、賀衛方、高尚全、遲福林等40余人舉行了一場“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就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下一步應采取的行動進行了討論”。會議是閉門召開，但這次會議的記錄卻很快流傳到網上，并引起一場“西山會議”風波。

4月2日，年過九旬的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被稱為“左派”精神領袖的馬賓給“錦濤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寫了一封信，稱高尚全、賀衛方、張維迎等在西山會議上發表了“親美反華言論”，要求全黨以及北大組織對他們進行批判，“來一個全面、徹底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我們國家搞‘顏色革命’的勾當的運動。” 2006年4月9日，一家“左派”網站發動了對西山會議的批判。4月12日，這封信在另一家著名“左派”網站公布，引起廣泛爭議。

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原候補書記韓西雅怒斥，“有些人竟然不顧黨章、憲法，肆無忌憚地發起進攻”，“這是黨紀國法所絕不容許的。”

有人更在西祠胡同網站上發表了“九評張維迎”，稱“張（維迎）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是新‘右派’的喉舌，為變天造勢，今年的新西山會議就是明證，終于圖窮匕首現，赤裸裸提出了他的企圖。”并稱張維迎“思想上盲目崇拜新自由主義。”

其實，馬賓和張維迎原是同路人，而今卻針鋒相對，讓人不勝唏噓。

1984年9月，一些中青年經濟學者在浙江莫干山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樓繼偉、李劍閣、田源等當時都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有兩個人很特別，一個是年齡最大、級別最高(部級)的馬賓，一個是年齡最小、僅僅24歲的在讀研究生張維迎。那時的馬賓被認為“思想很解放”，而張維迎等提出的“價格雙軌制”，后來也獲得了政府的認可并得以大力推行。而今，馬賓卻上書批判張維迎等，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

在西山會議上，真正言論過激的是原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張維迎的發言更多只是講了收入分配問題，重提了他在會前發表的《理性認識中國改革》一文中的部分觀點。不過，要說張維迎崇拜“新自由主義”倒是真的。

2009年2月16日下午，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張維迎在會上作了《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演講，他認為各國政府所喜歡的凱恩斯主義是短視的做法，而“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張維迎還提出，中國也應該對這次金融危機負責。這完全是新自由主義的調子。此言一出，全國罵聲一片。

張維迎堅定信奉自由市場理論是有其根源的。還在西北大學上學時，張維迎就對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極為著迷，“讀了好幾遍”。弗里德曼的教誨顯然深深影響了張維迎，以致張維迎到國家體改委工作之后還被同事稱為“維迎德曼”。

弗里德曼是張維迎的精神導師，受其影響，張維迎走上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能解決一切，能產生一切美德。張維迎甚至曾自豪地表示，“像我那樣對市場經濟、對市場機制有那么深的信仰的人，應該說還是不多。”

2008年3月，前歐洲外交事務委員會執行主任馬克·萊昂納德在《展望》(Prospect)雜志上發表了《中國的新知識分子》一文。萊昂納德稱他在北大見到了張維迎，并在張的辦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貴Cohiba雪茄。他給予了這樣的解釋，“張維迎把這些雪茄盒子當成西方自由主義象征的碎片，希望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終戰勝和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新右典型一員，張維迎與他的朋友們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現有公共部門全部打碎，政府萎縮成主要功能只是保護私有財產。”

不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說，“(鼓吹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學說)從好的方面說，是不完全的，從壞的方面說，是誤導的”。

張維迎等曾經倡導并被政府所采納的“價格雙軌制”、國退民進(國企改制)、產權明晰(私有化)等主張，在社會上的實行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比如，大量工人下崗、腐敗、侵吞國有資產、貧富懸殊等，這些引起了人們對政策的質疑，也導致“左派”的復興。

張維迎作為“右派”的主要代表，自然常常受到“左派”的挑戰。面對挑戰，張維迎采取了蔑視和不理睬的辦法“不與無恥的人論戰”。此語更激起了已淪為“非主流”的“左派”學者的憤怒。記者曾采訪過“左派”代表左大培，他提起張維迎就憤怒不已。

對于張維迎以及其他主流經濟學家“不予理睬”的傲慢，獨立學者袁劍就表示，“自負如此，已經不再是什么學術上的自信，而是一種接近精神變態的自戀。”

經濟學家趙曉寫過一篇《經濟學家為何總挨罵》的文章，“經濟學的主流的確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視了公平，更多地關注了民營資本的利益卻忽視了更廣大的民眾的利益。”所以，現在政府開始強調“公平、正義”。不過，“左派”與“右派”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張維迎們還將繼續與馬賓、楊帆、左大培們斗下去。

與郎咸平斗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發表《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盛筵中狂歡》的講演，引發了著名的“郎顧之爭”。在這場爭論中，張維迎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直以來，張維迎都主張“國退民進”，如著名的“冰棍論”：國企如冰棍，不吃也會化，所以，不如給企業家們吃掉，給企業管理者MBO(管理層收購)，以便使產權清晰，使企業更有效運轉。

這次“國退民進”的踐行者顧雛軍遭到非議，張維迎坐不住了，率先出戰。8月24日，張維迎在北京接受兩家媒體采訪時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作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詆毀他們的貢獻是缺乏社會良知的表現”。

8月28日上午，在深圳召開的“中國企業家經濟高峰論壇”上，張維迎再次出戰。會上，他的開場白是：“為大家作報告，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大家鼓鼓掌吧。我冒一個風險，(我的話)可能會受到社會上其他人的反對，也許我會被罵得狗血淋頭，如果網上投票有30%的人贊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滿意。”

演講中，張維迎明確表示，“這些教授打著學術自由，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小股東權益的旗號，在不遺余力地否定過去十年國有企業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否定我們的企業家隊伍，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并指責郎咸平是“一個缺少公信力的人”，是“嘩眾取寵”，“為了出名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同日，在北京舉行了另一場會議，名為“資產流失與國有資產發展研討會”，郎咸平是組織者之一。

在張維迎講演后三個小時，郎咸平登臺，其開場白是，“我們邀請過但拒絕參會的經濟學家名單：吳敬璉、張維迎、林毅夫、茅于軾，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不來。不知道張維迎為什么不接受邀請來參加今天的研討會。”并對張維迎上午的話進行了回應，“我現在回復張維迎的話，我就是要代表中小股東來促使職業經理人必須承擔信托責任。”

隨后，這場爭論被擴大化。“右派”陣營的吳敬璉、周其仁、張文魁等站在了張維迎一邊。而楊帆、韓德強、左大培等“左派”則站在了郎咸平一邊，盡管郎咸平試圖和他們劃清界限，稱自己是“主流經濟學家，而不是非主流”。

10月21日，“科龍二十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張文魁等一眾主流經濟學家出席，大力“挺顧”。

2005年8月，顧雛軍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經濟犯罪”被拘捕。

對此，“挺顧”先鋒張維迎卻表示，“我和他不熟，企業我也不太熟”，“我從來不會評估某個單個的企業，我所發表的看法，都是針對整體的中國改革評價的問題。”

很多人認為張維迎“挺顧”是收了黑錢，因為張維迎一向以中國民企的保護神自居，而且還是亞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民企的獨立董事。張維迎對此回應，“我對自己的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說某個企業家花8萬塊就把張維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張維迎了。”

與大眾斗

“郎顧之爭”之后，張維迎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網民對他鋪天蓋地的責罵。

2006年，張維迎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以及隨后西山會議的講話，使得張維迎再次成為“全民公敵”，更有人稱張教授為“張叫獸”。

張維迎沒有回應，網上就有人對此表示了憤怒，“張維迎教授有向廣大網友示威之嫌。任你如何評論和批評，我自巋然不動，看你能夠奈我何？”

后來，對那句引起公憤的話，張維迎進行了辯駁，“政府官員的整體地位相對下降了，是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并稱這是個“算術題”，而不是“道德題”，“分析誰的利益受損最大，是為了說明誰最可能給改革設置阻力。”

有人說張維迎是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他卻這樣表示，“現在‘多數人的利益’、‘小股東權益’已經被某些無恥的人劫持為‘人質’，這很可悲。”并表示絕不“媚俗”、“刻意討好大眾”。

張維迎的好友陳志武和茅于軾都為張進行了辯解。陳志武表示，聲討張維迎的人都是“情緒多于理性，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茅于軾更認為，“人民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犧牲品。”

獨立學者袁劍則認為，在張維迎的產權改革建議中，忽視了公眾，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墮落為精英的分贓”，并表示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是“自以為獨立于大眾實際上是愚弄大眾的偽貴族”，存在“精神上的嚴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義”，而“互聯網上對張維迎的壓倒性反對，實際上就是無數經驗事實的集合。” 表明“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危機，不在于他們是區隔于大眾的，而在于他們在根本上是反大眾的。”

最近，張維迎提出拿1萬億外匯儲備和國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分給老百姓，1人1萬，農村每人2份，城市1人1份，窮人2份，富人1份。這次，張維迎似乎“開竅”了，學會了“迎合”大眾，做“大眾的代言人”。只不過，他的這個建議，基本是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與媒體斗

張維迎很討媒體喜歡，一是因為他的所謂新自由主義主張和“右派”身份，這是所謂主流；另一個原因則是他的語言天賦，他的言論總能被媒體裁剪出頗具爆炸性的標題。張維迎說媒體是“妓女”，并且罵媒體缺乏“價值觀”，但媒體似乎并不生氣，依然很喜歡他這個總能提供“資源”的“嫖客”，而且越說越往身上靠。

媒體對“郎顧之爭”的廣泛報道，以及對張維迎與顧雛軍關系的猜測，讓張維迎很憤怒。

2004年8月28日，在深圳的企業家論壇上，張維迎向媒體發飆，“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辱罵媒體是“以妓女的心態看待所有的性關系”。

會上，張維迎指責媒體缺乏道德和信念，“如果通過有意誤導，惡意攻擊，博取廉價、非理性的喝彩，我不知道媒體人的信念在哪里。”“媒體本身浮躁、造假、嘩眾取寵，你怎么讓這個社會不造假、不嘩眾取寵呢？”并認為，“部分大眾媒體對學術的摧殘，對科學思想的藐視，對學者人格的侮辱，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可饒恕的罪惡之一。”

張維迎居然把山西最大民營企業海星集團董事長李海昌被人槍殺說成是媒體的責任，認為是媒體宣傳仇富心理的結果，并提醒大家，“我們不要低估輿論對企業生存帶來的影響”。

對于張維迎的狂怒，袁劍這樣分析，“在一個特殊時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識競爭者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既然長期養尊處優，自然也就習慣了在他們控制之下的輿論一律。所以，當郎咸平威脅到了這種輿論一律，而他們又無法真正在理論上降服郎的時候，他們開始責怪起了輿論。”“這僅僅證明了他們對輿論‘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這種恐慌是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特權危機的恐慌。”

與北大人斗

2003年，寧靜的北京大學校園被張維迎掀起了軒然大波。

這年5月，北大開始人事改革，下發了《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其中包括，“教員實行聘任制度和分級流動制”；學科實行“末位淘汰制”；不直接從本院系應屆畢業生中招聘新教員等。這個方案被稱為“休克療法”，受到北大眾多教師的反對，尤其是青年教師。同時，社會上也對北大的“癸未變法”給予了關注，并引起了廣泛爭議。

很快，反對的矛頭指向了張維迎，當時他是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人事改革工作小組組長，是這個改革方案的操刀者。而張維迎表示，“之所以改革會遇到強大阻力，是因為大家習慣了舊的體制。”“二十年來，大學在國家保護下始終保持著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沒有改變的空間，所以改革問題一直沒有提上日程。”

此言一出，他成了眾矢之的。

2005年，在北京大學新一屆黨委常委選舉中，33名候選人中，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阻斷了他走向副校長職位的路。

付出如此代價，張維迎有些無奈，“對我的批評比我的觀點還要流行”，“像我這樣做傻事的人可能不太多，我可以講我自己是遍體鱗傷，誰都可以攻擊我，且不需要任何事實。”

不過，張維迎依然不改其一貫的強硬，“我從來不害怕跟人爭論”，“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會遭人罵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感到悲哀的是，在這樣一個高等學府里，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缺乏共識，甚至是缺乏共同的語言。”

在光華管理學院內斗

張維迎在北大推行人事改革受阻后，回到光華管理學院專心競爭院長。

1998年，張維迎從林毅夫、海聞掌管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來到光華管理學院當了院長助理，后來張維迎又當上了常務副院長。不過，由于老院長厲以寧在位，張維迎一直未能轉“正”。

據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鄒恒甫和何志毅等爆料，張維迎為了當上光華的正院長，開展了一系列的人事斗爭。用何志毅的話說，就是“為了這個職務用盡卑鄙手段算盡心計”。

鄒恒甫表示，2004年時，張維迎曾打電話給他，說“現在想要當光華的正院長,他一定能把厲以寧老院長搞下馬”。并期望作為應用經濟系系主任的鄒投他一票。

鄒恒甫還在網上說，“維迎是非常喜歡斗，每到一處, 他必然跟第一把手斗！這也是他的一絕，林毅夫和海聞一定是怕維迎在CCER(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斗爭精神的。 維迎哪里有時間搞正經的學問，他同時攪得別人也不能好好地搞學問！”

之后，何志毅也在網上爆料，張維迎曾對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回來的王建國教授說，他“要搞掉厲以寧院長”，后來王建國沒順從，就被免職。還說在投票選舉院長前，張維迎“分別找大家談話、打電話、發短信”，并對單忠東教授表示，“支持我，就讓你給EMBA上課賺錢，否則沒有好日子過。哼，跟我斗，我上面有支持，1999年曹鳳岐跟我斗，結果不是垮了嗎？這次我一樣贏！”

張、厲兩派斗得厲害，最終，年過七旬的厲以寧改任名譽院長，但很多人卻不服張維迎。為此，時任北大副校長吳志攀兼任了光華的正院長，而張維迎依然是常務副院長。直到2006年9月5日，張維迎才正式擔任了光華管理學院正院長。

張維迎就任正院長后，很快在光華開展了人事改革。首先撞在槍口上的是鄒恒甫。2007年4月4日，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會議決定，由于鄒“過去幾年很少到校上課，沒有承擔教職員工責任以及過多卷入其他學校活動，違反了光華管理學院的制度”，因此決定免除鄒在北大的一級教授職務。鄒恒甫在其博客中說，“張維迎開除我是一種公報私仇的報復行為”。

2007年6月10日，鄒恒甫在網上發表了《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周濟部長的一封公開信》，信中稱，張維迎是“不學無術的權力和金錢的癲狂分子”，是“院長折騰教授”，并指責張維迎在光華搞人事斗爭，為當院長不擇手段。

6月14日，張維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鄒恒甫稱自己被開除，一是在競選院長時沒有投張維迎的票，二是經常嘲笑張維迎。狂傲不羈的鄒恒甫曾在2005年時表示，“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

其實，鄒恒甫這位常常把自己“哈佛高才生、世界銀行研究員”背景掛在嘴邊的狂人，還是張維迎1999年到光華后引進的。

鄒恒甫事件還沒過去，張維迎又向何志毅開炮。

2007年11月14日，張維迎主持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辦公會，會上決定，由于北京大學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何志毅“濫用職權”，“嚴重地侵害了光華管理學院的利益”，決定免除何志毅的案例中心主任職務。

接著，何志毅在網上發布《致張維迎的公開信》，稱張維迎為當院長，把光華學院搞得“四分五裂、文化破壞、人心渙散、師資流失、聲譽下降”，并稱“張維迎是我所見過的和聽說過的最無恥之人”，“為光華有你這樣的流氓‘院長’感到恥辱”。

11月22日，何志毅在網上再次發了《寫在感恩節的感謝信》，稱“張維迎踐踏了我做人的基本尊嚴，超越了我忍辱負重的底線”。

隨后，張維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是“教授在欺負院長，不是院長在欺負教授。不守規矩，違反紀律，損壞學院聲譽，你對他稍作處理就對個人進行人身攻擊，我感到很悲哀。”

對于光華管理學院接連暴發的人事紛爭，張維迎表示這與他的改革沒有關系，而是他“做事原則性太強”。而光華的名譽院長厲以寧則表示，張維迎“辦學經驗不足，管理經驗不足”，而且“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處理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

堂堂中國第一商學院，大名鼎鼎的教授們在媒體、網絡上互相攻擊、謾罵，互揭老底，上演了一場嘴上的“全武行”，把大學政治赤裸裸地呈現在公眾面前，這或許是張維迎改革的一大特色。

作為局外人，太多的內部細節我們無從得知，至于誰是誰非更難以斷定。但是，張維迎等在光華的內斗中卻沒有贏家，張維迎贏了斗爭，卻輸了名聲，而輸家不僅是鄒恒甫、何志毅、厲以寧，也是光華管理學院、北大，甚至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

張維迎小傳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西北大學經濟學碩士，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產業組織理論專家Donald Hay 。其主要著作有《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等。并曾獲選為“2002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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