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國外貿在危機時期的主要風險

2009年02月20日 經濟觀察報

　　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沖擊下，當前中國外貿也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風險。

　　首要的風險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可能要延續較長時間。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從最短促的基欽周期(存貨周期)到最長的康德拉捷夫周期(長波)，完整的周期長度從3-5年到45-60年不等，對應的下降階段從一年以內到四五年，乃至10年左右。從2007年3月1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無力償還到期債務而引發次貸危機至今已近兩年，不少跡象表明，國際經濟當前面臨的危機未必沒有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長波的下降階段。

　　盡管我們目前已經發展起了一套相當完整、系統的宏觀調控理論和工具，主要經濟大國也紛紛出臺了反危機計劃，但我們不宜過度信任這些反危機計劃。因為反危機計劃的理論基礎未必完全正確，在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如財政赤字空前龐大的美國面臨為其經濟刺激計劃融資的難題)，利益集團角逐將扭曲、削弱經濟刺激計劃的效力。而且，國際性經濟危機需要國際協調，但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從來就是巨大的難題，實踐效果不彰，而在缺乏協調的情況下，各國相互沖突的宏觀政策將大大削弱其預期效力。

　　不僅如此，貿易伙伴的經濟危機還有可能向政治危機轉化，不僅損害貿易伙伴吸收進口的能力，還危及我國企業、國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歷史上從來就不鮮見，因為統治集團的反對派必定會視之為奪取權力的機會而力圖充分利用；以下因素又將加劇這種風險：政府實施反危機政策損害部分群體的利益，如拉脫維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救援條件實施的結構調整所引起的不滿，俄羅斯限制進口損害了濱海邊疆區的汽車改裝業和國內眾多地區發達的消費品進口相關產業；公開或潛在的敵對、競爭國家借機支持反對派挑戰執政集團。從一向公認存在較多潛在政治麻煩的拉脫維亞、立陶宛、保加利亞、俄羅斯到屬于西方集團的冰島、法國，規模可觀的游行和罷工已經揭示了這種風險，更大的政治動蕩乃至政變風險還在后面。

　　即使在中國，經濟降溫也同樣蘊藏著不可忽視的政治風險。在2月17日啟動“千萬農民工援助行動”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表示要嚴密防范“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壞”，不過是一聲警鐘而已。倘若既得利益集團不能與大眾共度時艱，而是打著“反危機”旗號企圖加大力度剝奪普通國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上述風險還會升高。

　　商品、資產、貨幣價格的劇烈波動一向是經濟金融危機的重要傳染渠道，因為這種劇烈波動必然會對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暫時缺乏訂單不足以令企業“猝死”，資產負債表的劇烈變動卻足以令企業巨人轉瞬之間轟然倒地，衍生工具使用日益廣泛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潛在風險。從原料、產成品價格暴跌令中國鋼鐵、花費行業庫存減值數百億元，再到中國民航企業因油價走勢轉向而虧損數億、數十億元，到大批中國出口企業去年末以來因鎖定匯率協議而虧損 (也正因為這一點，我們不宜訴諸匯率貶值手段促進出口)，都說明了這一點。

　　不僅如此，在經濟危機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風潮正在迅速升級、擴散，相信還將繼續發展一段時間，特別是在美國，因為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在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惡性膨脹。

　　而且，由于在執政的不同時期對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樣，奧巴馬在未來的保護主義沖動可能增強。奧巴馬頂著在競選造神運動中取得的光環入主白宮，目前還處于與公眾的“蜜月期”之中，支持率之高創造了歷史紀錄，所以，近期內他無需太過依賴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政治支持。然而，隨著造神運動的光環消失，隨著“蜜月期”流逝，他的支持率必將趨向下降；由于經濟刺激計劃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即使有收效起碼也是2010年之后，缺乏耐心的美國公眾對他的政治支持會流失得更快。如果他的政治支持流失到一定程度，他尋求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支持的內在沖動就會大大增強。

　　改革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對外貿易增長快于國民經濟總體增長，推動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上升到全世界最高水平。1978-2008年間，不考慮價格因素，中國名義GDP從3645.2億元增長至300670億元，增長81.48倍，年均增長15.8%；出口額則從97.5億美元增長至14285.5億美元，增長145.52倍，年均增長18.1%。中國出口增速明顯超過同期GDP增幅，中國外貿依存度隨之躍上了全世界其它大國所無法比擬的高度：其它大國外貿依存度通常很少達到30%，即使以外向型經濟而著稱、號稱“貿易立國”的日本，2007年其GDP為45690.31億美元(聯合國《國民核算統計年鑒》)，出口額、進出口總額分別為13340億美元、7130億美元，外貿依存度不過29.2%%，出口依存度為15.6%；但中國外貿依存度1995年就達到了39.7%，近年一直在70%左右，只是在2005年匯率改革后才由于人民升值而趨向下降，2007年為64.4%，2008年外貿依存度為58.3%，出口依存度為32.5%。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在1990年達到50.4%的最高點，2005年以來在20%左右。

　　如果說去年貿易保護主義壓力還不是太大的話，那么從現在起，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將有增無減，對中國出口的抑制作用將相應逐步表現出來。特別是這種保護主義可能在防止 “就業機會流失”的旗號下遏制本國企業向其他國家投資轉移生產能力，特別是轉移先進產業生產能力，中國又過度依賴外資，所受沖擊可想而知。

　　盡管如此，目前中國國民的努力和政府的反應已經為我國創造了相對較好的局面，而且中國外貿在危機中遇到的不僅是沖擊，也有新的機遇；只要舉措得宜，我們在危機中仍然能夠取得相對較好的業績，提高我們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相對地位。

　　(作者為國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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