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以“《‘埃爾多安經濟學’的沉淪與救贖》”為題將刊發于明天（2023.5.15）《第一財經日報》，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今天是土耳其大選投票日。土耳其與中國夏季時差5小時，當地時間上午8時（北京時間13時）開始投票，同日下午17時（北京時間晚22時）結束投票。按土耳其規定，當地時間晚21時（北京時間明日2時）前禁止公布任何選情結果。
埃爾多安是20年來中東伊斯蘭世界第一梟雄，這是他自2002年底勝選上臺后牢固把持土耳其政權20年以來選情最為緊急的一次，也是其反對派眼里20年來選舉擊敗埃爾多安機會最大的一次（軍事政變除外）。埃爾多安這次有梟雄落幕之虞，但反對派也沒有必勝把握。而且，面對土耳其目前的經濟困局，反對派上臺之后表現能比埃爾多安更好嗎？我頗有些懷疑。不過，土耳其嘛，這次大選對立雙方如果采取了什么特殊手段，我不會驚奇。
（5月12日發布的一項土耳其總統選舉民調數據，稱第一輪投票埃爾多安得票率44.2%，其最大對手克勒赤達羅盧得票率51.7%）
留意“埃爾多安經濟學”已久，這篇文章簡要梳理“埃爾多安經濟學”曾經的成就與其內在缺陷、失敗根源。
土耳其綜合國力在中東穆斯林國家中堪稱第一，“埃爾多安經濟學”在特定環境條件下也曾取得過可觀成就；但與中國相比，那就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了。客觀剖析“埃爾多安經濟學”的內在運行機制，以及一度成功和后來褪色沉淪的根源，是有必要的。
當然，中國國內一些人是認識不到土耳其無法與中國相提并論的，畢竟，在他們眼里，埃爾多安就是他們的領袖，土耳其就是他們的母國、圣地，我不會忘記那些人毫無顧忌展現自己把埃爾多安當作親人，也不會忘記著名作家那句“土耳其人，你們不懂，伊斯坦布爾也是我們的首都！”
對埃爾多安從無好感，對他的對手凱末爾·克勒赤達羅盧（Kemal Kilicdaroglu）也不抱任何幻想；在這個時節，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這兩人誰對我們相對有利。
另外，外交部已經辟謠我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被調任回國之說，這就對了。回顧此前博文《向盧沙野大使致敬》：
向盧沙野大使致敬
2023.5.14
參閱：
巴基斯坦動亂、土耳其大選與臺獨干將橫死
梅新育：土耳其地方選舉是否會成為2019新興市場危機起點？
梅新育：關注大地震對土耳其政局及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
梅新育：土耳其地震加劇歐洲能源供給長期困局
土耳其向中國求助違反教法
回顧2015年中國民族報圍剿朱維群事件
中國民族報前社長等一鍋端的要害是什么
2023年土耳其大選評論之一
“埃爾多安經濟學”的沉淪與救贖
梅新育
一、此次土耳其大選不確定性根本源于“埃爾多安經濟學”從輝煌到沉淪
同為數千萬人口體量的國家，同在5月14日舉行大選，土耳其大選顯然比泰國大選吸引了世人更多的關注，因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之要沖的區位優勢，因為土耳其綜合國力在中東穆斯林國家中堪稱第一，因為土耳其曾經的歷史輝煌與現實雄心，因為土耳其的戰略價值因當前的烏克蘭戰爭而大幅度凸顯，也因為執掌土耳其權柄20年之久的埃爾多安在國際舞臺上分外活躍，出鏡亮相吸引的注意力遠超土耳其國力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連帶其經濟政策主張、措施“埃爾多安經濟學”多年來在國際社會也頗受關注。時至今日，曾經輝煌的“埃爾多安經濟學”已經沉淪，而無論是誰在這場土耳其多年來選情最膠著的大選中勝出，獲勝者都不可避免要直面救贖土耳其經濟的沉重負擔。
今年這場大選之所以成為埃爾多安執掌土耳其20年來選情最嚴峻的一次，主要原因是嚴重經濟困難疊加2月大地震及由此暴露的大面積“豆腐渣工程”問題，前所未有地動搖、削弱了他的政治基礎；在此基礎上，4月25日晚突如其來的電視直播采訪中斷和心肌梗塞傳言，令眾多人從追隨者到一般選民對他的身體健康狀況疑慮頓生。而縱覽自2002年底埃爾多安勝選上臺至今土耳其經濟走勢，應該說埃爾多安上臺于土耳其共和國走上正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堪稱受命于危難之際，執政前期較快就交出了一份相當炫目的經濟成績單：
從開始執政前夕的2002到2013年土耳其GDP達到頂峰，11年間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土耳其名義GDP從2402億美元增長299%至9575億美元，人均GDP從3617美元增長245%至12489美元。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如此增長業績，堪稱“奇跡”。同時，困擾土耳其數十年的奔騰式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痼疾也得到了遏制。
正是基于本世紀初10余年經濟增長的實績，土耳其當時被國際市場和輿論普遍視為最熱門最有前途新興市場經濟體之一，被高盛公司列為其所稱“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縮寫為“BRIC”）之后最有吸引力的國家，位居日本《經濟學人》雜志列舉的“展望五國”（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縮寫為“Vista”）之首，“埃爾多安經濟學”也由此在國際上一度聲譽鵲起。也正是憑借耀眼的經濟成績及其所帶來的強大民意支持，埃爾多安上臺后得以對土耳其政治體制大動干戈，實質上根本改變了土耳其共和國立國的世俗主義政治體制，把2002年11月一次提前大選大獲全勝、但完全有可能曇花一現的“安納托利亞革命”發展成了根本改變土耳其政治體制內核的長久革命，牢固樹立了自己的政治權威。
二、“埃爾多安經濟學”的內在致命弱點與外部環境需求
然而，從1839年末啟動“坦齊馬特”（Tanzimat）改革運動到如今，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從外部投資者狂熱涌入到危機爆發經濟退潮，這個國家的經濟已經幾度輪回，“埃爾多安經濟學”曾經輝煌，絕不意味著能夠擺脫這種輪回，而是歷史重演，盡管它的成功階段比歷史上輪回的繁榮期表現得更多幾分絢麗。“埃爾多安經濟學”有其內在經濟與政治邏輯，若機緣巧合，因時乘勢，在特定國際國內經濟政治環境下能夠取得一定時間的成功；但一度貌似大放光芒的“埃爾多安經濟學”存在內在長期致命弱點，決定了“埃爾多安經濟學”下的土耳其經濟增長機制不可持續。
“埃爾多安經濟學”的內在長期致命弱點之一，是其壓低儲蓄率擴大消費與提高投資率并舉，必然導致消費、投資超過國民儲蓄的儲蓄—投資缺口擴大，通常表現為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在有利國際經濟政治環境下，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樂觀預期可以驅動國際資本通過債權融資、股權投資等形式涌入，從而彌補上述缺口；但到了國際經濟政治環境巨變之時，預期逆轉，上述增長機制就將面臨顛覆風險，“財政赤字+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格局通常還會引發投機性貨幣攻擊和貨幣金融危機。到得此時，通貨膨脹等等也會失控。
儲蓄缺口和貿易逆差/經常項目收支逆差本是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上百年的經濟痼疾，從1878年（清光緒四年）到1993年116年間，土耳其僅有1930—1946年間的16年實現了貿易平衡或順差，其間1931年貿易平衡，1938年貿易逆差，1947年后一直逆差。1980—2022年43年間，土耳其僅有7年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其中，埃爾多安執政之后土耳其儲蓄—投資缺口和經常項目收支顯著惡化：
埃爾多安執政前的1980—2002年23年間，土耳其儲蓄—投資缺口有5年為正數（即國民儲蓄超過投資），其中2001、2002兩年連續兩年為正數，其余18年儲蓄—投資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4%至-4.3%之間。在此期間，土耳其經常項目收支有6年順差，逆差規模最高為99.2億美元（2000年）。
埃爾多安正式全面執政的2003—2022年20年間，土耳其儲蓄—投資缺口只有2019年1年為正數，其余19年儲蓄—投資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9%至-8.0%之間，其中達到、超過-4%的年份有11年。在此期間，土耳其經常項目收支僅有2019年1年順差，除2003年外逆差規模均超百億美元，最高744.0億美元（2011年）。
在國際社會上，土耳其始終只是一個中小經濟體，因而只能是世界經濟波動的被動接受者，而不可能成為大趨勢的主動引領者、創建者。即使在土耳其名義GDP巔峰的2013年，其以美元現價計算的GDP也不過9575億美元，占當年全球GDP總量773655億美元份額不過1.24%。因此，土耳其經濟政策可行性、成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經濟與政治環境變動。“埃爾多安經濟學”施行前期之所以能夠取得相當業績，重要原因是埃爾多安勝選上臺時機恰到好處：
適逢全球經濟進入史上罕見景氣期。
中國在埃爾多安勝選的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方，從而啟動了這個新世紀全球經濟增長“主發動機”與多邊貿易體系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2000—2001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迅速向土耳其撥付其它國家不可企及的巨額救援款，2001年“911事件”和隨之而來的反恐戰爭進一步大幅改善了土耳其的外部經濟政治環境，以至于土耳其大報《土耳其每日新聞》赫然登出“拉登拯救土耳其”的大幅標題。埃爾多安及其正發黨2002年底提前大選勝出，恰好坐享這些國際救援的紅利。[①]
主要中央銀行長期維持較為寬松貨幣政策。
……
如此天時地利，成就了“埃爾多安經濟學”一度的輝煌。即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主要中央銀行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
三、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變動引爆土耳其經濟內在弱點
然而，當主要中央銀行非常規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時，退出量化寬松、縮表導致的資本流動逆轉使其國際收支與債務風險日益凸顯，“埃爾多安經濟學”的上述操作策略便日益難乎為繼，內在長期弱點凸顯，匯率危機、資本外逃等等相繼襲來，其經濟增長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即使新冠疫情導致西方主要中央銀行一度重拾量化寬松策略，但由于疫情全面重創全球經濟、特別是土耳其支柱產業，土耳其并不能從中受益，反而在疫情打擊和西方主要中央銀行從2022年起強力度收緊貨幣政策的雙重打擊下創巨痛深。
結果，自2013年達到9575億美元的頂峰之后，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土耳其名義GDP總體趨向萎縮，2014—2020年一路下降至7201億美元的低谷，尚不及2008年水平（7708億美元），其后雖然有所反彈，但2022年土耳其名義GDP（8535億美元）仍不及2012年（8801億美元），人均GDP（9961美元）不及2008年（10778美元）。
在此進程中，土耳其的通貨膨脹、貨幣匯率等宏觀經濟穩定性指標全面大幅度惡化，曾經有過的成功相繼化為烏有：
消費者價格指數漲幅從2017年起重回兩位數并節節攀升，在2020年第三、四季度啟動的這一輪全球性通貨膨脹中淪為全世界通貨膨脹最嚴重國家之一，2022年10月通脹率高達85%，2022年12月CPI同比上漲64.27%。
貨幣匯率重回快速貶值軌道，2018年以來年年跌破新關口。2014年，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年均匯率跌破2︰1關口，2016年跌破3︰1關口，2018年跌破4︰1關口，2019年跌破5︰1關口，2020下跳跌破7︰1關口，2021年跌破8︰1關口，2022年全年土耳其里拉對美元貶值幅度超過40%，大地震后不久的2023年2月17日市場匯率已經貶至18.84︰1；今天，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匯率進一步貶至19.58︰1；
2015年起至今，土耳其失業率一直在兩位數以上，2019年達到13.7%高峰，當前全國失業率10.8%，貧困率17.1%，均為經合組織國家之冠。
……
在經濟基本面急劇惡化的背景下，2018年以來土耳其一再爆發“股匯雙殺”、“股匯債三殺”的金融危機。“埃爾多安經濟學”曾經創造“奇跡”，時至今日，已經褪色沉淪。
更糟糕的是，為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也由于其政治基本盤農村和城市棚戶區農村移民高度依賴大規模基建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其政治盟友要靠大規模投資分肥，在經濟外部約束日益收緊的情況下，埃爾多安近幾年來一直強烈反對加息，備戰大選時尤其如此，其結果是不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匯率，而且激勵了土耳其負債繼續高速膨脹、通貨膨脹持續居高不下乃至屢創新高，以及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本外逃、貨幣轉換（將本幣轉為外匯資產），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匯儲備的萎縮。
去年以來，為了吸引選票備戰大選，“埃爾多安經濟學”變本加厲，加碼采取了降息、大規模提前退休、連續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資等一系列民粹主義經濟政策，進一步惡化了財政金融等宏觀經濟基本面。特別是在民調數據略微落后于對手凱末爾·克勒赤達羅盧（Kemal Kilicdaroglu）的情況下，埃爾多安在離大選投票5天之前的5月9日宣布給公務員加薪45%，從中直接受益者70萬人，而這是在1月4日已經宣布的加薪30%基礎之上再次加薪（1月3日宣布加薪25%，翌日宣布加薪幅度提高到30%），完全是為求“買票”不顧財政責任，……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都要由土耳其經濟、土耳其全體國民“埋單”。
四、結束語
“埃爾多安經濟學”本已沉淪褪色，土耳其經濟又在今年宏觀經濟基本面疲弱、金融市場劇烈震蕩之時遭遇大地震重創，震區面積頗為廣大，涉及人口眾多，震區的伊斯肯德倫港、杰伊漢港等地對土耳其經濟頗為重要，……所有這一切，都給土耳其經濟前景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倘若埃爾多安最終勝選連任，他不太可能迅速扭轉自己近年一系列透支未來的經濟政策；倘若克勒赤達羅盧上臺，缺少政治經驗的他究竟有無足夠權威推行自己主張的經濟政策路線？他主張的一些政治改革措施是否會削弱他本人改善經濟所必需的政治權威？他在對俄政策等問題上能否抵抗住西方壓力而維護土耳其自身經濟利益？……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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