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巨大災難中的最后一次機遇

田忠國

在世界經濟危機席卷全球的時候，中國面臨的首先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因為，在資本機制的助推下，中國的經濟危機正在形成之際（主流精英稱之為巨大成功，如果光看財富總量不看災難性后果也算成功的話，說是成功，也真的成功了，不過，如果這個世界還存在辯證哲學的話，這種成功確是負成功。但不論正負，中國是成功了），美國的金融危機，卻又悄悄來襲，直擊中國生存的命門。

美國的金融危機，主流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是美國金融監管不力等等原因造成的，但我與此觀點有相反的看法，也就是說，我個人認為，這是美元霸權式的資本機制的必然結果。面對這種局勢，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如果想在未來有所發展，對本國民眾有益的發展，就必須團結一致，結束美元霸權，尋找并重構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世界經濟危機才可能盡快的走出困境。

但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致選擇的竟然是維護美元霸權，自己甘愿充當美元霸權主義的奴隸和打手，這一事實就不能不令人提出這么個問題：這些主流經濟學家，是美國的精英還是中國的精英？這是其一。其二，是美國的精英，就必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因為，美國一直視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敵人，但問題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怎么就成了中國高官厚祿的擁有者呢？其三，一個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精英主體主導中國改革，最終結果會如何呢？比如說，兩位著名的改革精英，茅于軾和厲以寧，前者以推翻共產黨，走資本主義為目標，后者以“改革就是要像我這樣的人能住別墅、坐奔馳車，否則改革就是失敗。（厲以寧語）”為目標。既然如此，主流媒體上所謂改革成功又從何談起呢？

當然，如果站在　茅于軾　先生的角度說，中國的改革確實基本上成功了，從站在厲以　寧　先生的角度說，也可以說中國改革成功了。

但問題是，中國的改革能以茅、厲二先生的標準衡量成功與失敗么？

胡錦濤總書記曾經明確說過：“改革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改革成果由人民群眾分享。”由此可知，改革的成敗是不能由茅、厲二先生的標準去評判的。但是，在評判改革的時候，人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套用了茅、厲二先生的標準，對于人民群眾的評判卻置之不理。由此可知，2009年的中國災難表現在經濟上，而其內在的助推災難發生的機制卻是政治。也就是說，人民群眾失去了對政治經濟制度機制的選擇權和決定權。

中國要使巨大的災難，轉變為機遇，我個人認為：

一、重新確立人民群眾對政治經濟制度機制的選擇權和決定權

　潘　老師曾在“建議喊響“重新分配財富”的口號”一文中說：“這是抓住當前中國社會核心問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扭轉社會危局的迫切需要。當前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是貧富懸殊問題，社會主要矛盾是弱勢階級和權貴階級的階級矛盾。30年，極少數不法之徒通過摧殘國計民生霸占了極大量的財富，不僅造成了極度畸形的經濟格局，也帶來了極嚴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道德問題。”切中時害，十分贊成。但是，我在此補充一點，經濟分配權的問題，其實是個人民群眾政治權利的問題。人民群眾政治權利的問題不解決，經濟分配問題也無法解決，因為，中國的現實和三十年前的情況不同了。三十年前，人民群眾擁有對政治經濟制度機制的選擇權和決定權，而且有毛澤東在后邊為人民群眾選擇、決定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指方向、鼓斗志，但是在人民群眾的表達權均已喪失的情況下，爭取經濟分配權就有點遙不可及，所以，恢復毛主義，構建人民民主制度機制，使人民群眾擁有對政治經濟制度機制的選擇權和決定權，我以為才是關鍵。

抓住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變危機為機遇的關鍵。

二、重新分配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

抓住了變危機為機遇的關鍵，中國六十年的財富積累如何分配，怎么分配，由人民群眾自己決定。中國再也不能由少數人說，這個企業歸我了，哪個企業歸你了的改革老路，把中國人民創造了六十年、積累了六十年的財富，一下子收歸自己名下。如果改革這么簡單：強盜加掠奪加自由=成功！或許，在私有制剛剛誕生之初，改革就成功了。

從這個角度說，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一可以為擴大內需注入強勁活力。二可以緩解階級矛盾，化解暴力表達于無形，增加社會和諧度。三可以救活企業，增加就業崗位，化解經濟危機，促進經濟發展。四可以落實“改革成果由人民群眾共同分享”，取信于民，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熱情。五可以糾正違憲，樹立憲法尊嚴。試想，一個隨意違憲的國度，提倡建設法治社會，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因為，憲法是任何國家最大的法律。有此五大好處，重新分配財富何樂而不為呢。

三、民眾問責、評析、批判和動態糾錯機制，是和諧發展必須具備的基礎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都是“改革精英”說了算，但“改革精英”又是怎么“精英”的呢？請看厲以　寧　先生的話：“改革就是要像我這樣的人能住別墅、坐奔馳車，否則改革就是失敗。”“沒有大多數人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幸福？”由此看來，“改革精英”的改革，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不惜把人民群眾打入十八層地獄。因此，建構民眾問責、評析、批判和動態糾錯機制，就成了中國能不能走出改革困境，創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所在。因為，在改革與發展的過程中，而是由“改革精英”為自己的改革自己評價，“改革精英獲取的利益越多，越損害民眾利益，其改革成就也就越大。從這個角度說，沒有民眾問責、評析、批判和動態糾錯機制，改革就必然改革到少數人自由掠奪的邪路上去。

請看，“改革精英”是如何評價我對改革問題的批判的：“看起來田忠國是斷章取義、撥弄是非的能手，而且偏執得出奇。拋開品質不論，此人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和歷史任務很不理解，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也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沒有讀過《資本論》，頭腦里沒有一丁點唯物主義歷史觀。最好學一學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以后再發表議論。”該先生大概忘了，“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其本旨是說，由于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工人階級奮起反抗，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從這個角度說，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但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政權，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奪取政權，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表面上看，這違背了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理，但本質上，卻是對馬克思理論的發展與升華。因為，馬克思基本原理，如果不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就無法指導中國社會的發展。

由此看來，“改革精英”自以為掌握了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理，實則對馬克思理論一竅不通。這就是民謠所說的“改革改了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的根本原因。因為，在“改革精英”看來，中國改革就是要實現資本主義制度，補馬克思理論課。其實，“改革精英”不過是以此為借口，行大肆自由掠奪之實而已。也就是說，“改革精英”以實踐馬克思理論為名，行自由掠奪之實。

當然，真正的改革則是堅持確保人民群眾政治經濟根本利益的大原則下，吸收世界上有益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有益經驗，完善人民民主制度機制，推動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全面發展，而不是簡單的把人民群眾打入十層地獄。劉少奇之子　劉源　先生曾說，如果把人民群眾打入十層地獄，以前還革命干么（不是原話，大意如此）？

四、鞍鋼憲法是企業過冬、走出困境、走向創新的唯一出路

隨著經濟危機向縱深發展，企業的嚴冬就要到了。但如果中國做到了前三點，企業仍舊在資本機制模式下，中國的企業能否安全過冬呢？我看危險。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困境、走向創新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實施鞍鋼憲法，并使系統程序化、程序標準化、標準制化，確保鞍鋼憲法的正確實施和執行。

五、計劃經濟的靈魂在于與社會需求的互動

人們對計劃經濟批了三十年，但計劃經濟的靈魂是什么？“改革精英”對此卻一無所知。這不能不令人遺憾。因為，對計劃經濟的靈魂一無所知的人批判計劃經濟，那就只能邏織罪名，胡言亂語了。其實，計劃經濟的靈魂在于與社會需求的互動。

但是，人們一定要分清三種需求傾向，一是社會發展需求。二是國家發展戰略需求。三是國際發展需求。第一種需求需要動態調整，第二第三種需求則必須強制推行。因為，前者是為了豐富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而后者為了保障國家的安全、發展和避免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掠奪。目前看，“改革精英”搞的制度上的開門揖盜，是我國最大的危機。

結束語

2009年，是我國巨大的災難年，但同時也是最后一次機遇年。因為，三十年改革積累的各種社會問題，在經濟危機的助推下，必然會有一個總暴發。但是，矛盾的大暴發，也必然孕育著中國的大機遇，關鍵是如何看危機和機遇的辯證關系，并如何采取應對措施了。

　2009年1月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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