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施旨在減少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70年代末，計劃生育政策被廣泛而嚴厲推行。

　　圖：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值得反思的是;有時奮力爬出泥潭，卻匆忙奔向沼澤;有時急于躲避一個陷阱，卻落入另一個陷阱。中國剛從“馬爾薩斯陷阱”中艱難爬出，但未曾想很快即落入“老齡化陷阱”。

　　據統計，1980年以來，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2008年中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到1.65億，占總人口的12%以上。

　　少兒人口絕對數呈大幅下降趨勢，1995年前后中國0-14歲少兒人口絕對數達3.34億人，2008年減少到2.52億人。

　　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將會達到3.2億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很顯然，“少年中國”正在逝去。

　　一般而言，人口老齡化是一個緩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因此當人口老齡化問題出現時，一個國家應該已經具備相當的經濟實力，能夠承受來自老齡化的挑戰。西方發達國家通常在人均GDP達到5000-10000美元才進入老年社會，富老同步。

　　但是，中國是在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社會經濟尚不發達、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年社會，未富先老。上海早在1979年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廣東于2003年出現人口老齡化。

　　聯合國的報告強調，從沒有一個國家尚處在中國這樣的發展階段便開始出現老齡化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絕大多數國人剛剛擺脫貧困，卻面臨衰老。

　　2010年1月，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發布報告稱;“到202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人口與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沒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狠狠地撞墻。到2020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它會是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但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成本越來越高，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尤為重要的是，獨生子女政策損害了社會生態，直接導致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嚴重失調等問題。

　　社會生態失衡不僅對于中國經濟，而且對社會、文化、教育乃至國防都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相關教育專家宣稱，隨著出生人口基數的下降，18-22歲適齡學生數量的減少，中國很多大學將面臨破產危險。

　　經濟增長勢必放緩。長期以來，出口、投資與消費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三駕馬車”，人口老齡化將重創三匹駿馬，使中國經濟快速運轉的車輪放緩。

　　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力成本優勢喪失。中國的“人口紅利”大致是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續約40年。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是800-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得到了充分保證。

　　研究表明，在2000年之前的GDP增長率中，增加的勞動力的貢獻率達到24%。從人口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發展經濟的最好時期最多只有20年左右。

　　當前，非就業人口與就業人口的比例最低，即處于所謂“劉易斯拐點”(Lewisturningpoint)，未來20年“人口紅利”逐漸耗盡，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將隨之消失，如此使得中國所依賴的出口這一“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失去動力。

　　中國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與私營企業的成長與壯大緊密相關。但是，人口老齡化及其負面效應使私營企業尤其是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受到挑戰。中國眾多私營企業就是在傳統的親屬中孕育、成長與壯大的，家族色彩濃厚。

　　如今，家庭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大量獨生子女在沒有兄弟姐妹的環境下成長，成人后他們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傳統的縱橫交錯的家庭網絡之中，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組織紐帶將會喪失。

　　如此，成年后的獨生子女難以或不愿承擔起企業持續發展的重任，“富二代”的消極影響明顯。民營尤其是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受到挑戰，這為所謂“國進民退”從側面作了一個新注腳。

　　未來中國的“銀發經濟”不足以填補“人口紅利”的損失。日本進入老齡化后，出人意料出現了一個“銀發經濟”，即為滿足老年人的需求而發展起來的各種產業，從而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途徑。

　　中國一些經濟學者為此感到興奮，聲稱“夕陽人群，朝陽市場”，商機將超過1萬億元，能創造上千萬個就業崗位。然而，這些專家忽視了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日本富老同步，中國卻未富先老，中國老年人的消費能力遠遠無法與日本相比。

　　即便如此，日本的“銀發經濟”遠不足以抵抗人口老齡化引發的經濟衰退趨勢，因此“人口紅利”的消失，勢必放緩中國持續亢奮的經濟增長。

　　誘發財政金融動蕩。人口老齡化使財政負擔愈發沉重。隨著老齡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的不斷萎縮，經濟增長勢必放緩，稅收隨之減少，但是養老和醫療保健的支出不斷增加，從而對財政狀況產生不利影響。

　　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04年公布的《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必須在10年內打下堅實基礎，否則幾年后就有爆發“嚴重危機”的危險。

　　據中國老齡辦測算，中國退休人員每年以6%的速度遞增，而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缺口不斷擴大。2004年底，社保基金缺口還只有7400億元，但是截至2008年底，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已達1.4萬億元，四年間增加了一倍。

　　開始于2001年的個人賬戶“做實”試點，目前已在13個省份累積資金1100多億，然而對于龐大的個人賬戶空賬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

　　人口老齡化會引致相關資產市場的蕭條。佛朗哥·莫迪利亞尼和理查德·布倫伯格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儲蓄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人們在一生中試圖平衡他們的消費，年輕和老年時花銷較多，而中年時儲蓄較多。

　　因此，人口老齡化會使儲蓄耗盡，老年人會將他們能支配的資產廉價出售。由于中國嬰兒潮的出現(如上世紀60年代)，老齡化必將來勢洶洶。

　　為籌集養老資金，未來中國的老人們都會集中拋售房屋、證券等資產，與之相呼應的少子化導致資產需求萎縮，如此勢必引致相關市場蕭條甚至是資產崩潰。

　　因此，“銀發浪潮”將直接沖擊中國的房地產業，如今奇貨可居的房地產，隨著老齡化高潮的到來很可能一文不值，老齡化成為貪婪的房地產商與投機商的夢魘。

　　經濟活力持續降低，社會矛盾更加突出。中國適齡勞動人群與老齡人群的比例會從現在的12：1，劇減到2050年的2：1，亦即目前中國是以平均12個勞動力供養1個老齡者，40年后將變為2個勞動者供養1個老齡者，社會經濟負重前行，自然降低效率。

　　人口老齡化發展還會導致;在勞動人口中，年輕勞動力比重下降，老年勞動力比重上升，如此使得勞動人口老化。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不高，勞動密集型行業居多，勞動人口老化會明顯影響勞動密集型行業生產率的提高;勞動人口老化特別是一些專業技術人員的老化，不利于技術與管理創新，不利于勞動生產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隨著勞動人口比例的下降，儲蓄率也將逐步下降，如此必然影響資本的形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活力會持續降低。

　　老齡化導致系列不平等。代際責任不平等。獨生子女政策動搖了大家庭養老的傳統。60歲的中國婦女在20世紀90年代初平均有5個子女，到2005年只有不到2個子女。未來一個孩子要贍養父母2人和祖父母4人，形成“421問題”。

　　政府與家庭責任不平等。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也是一類基本經濟單位，在社會生活、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作用。政府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但是不能、不愿承擔全部養老負擔，從而使得家庭贍養負擔日益增大，組建與維持家庭的成本越來越高，風險過大。城鄉責任不平等。

　　按照中國的傳統尤其是在農村，贍養老人首先是兒子(而不是女兒)的義務。但是，到了2025年，中國家庭至少有1/3可能沒有兒子，出現大批生活拮據無依無靠的老人。

　　據介紹，到2009年中國城市與農村空巢和類空巢家庭都接近50%，但是農村養老無保障情況比城市更加突出，貧困老齡化勢必會進一步加劇中國業已十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社會矛盾愈發向落后地區轉移。中國幅原遼闊，區域發展不平衡，老齡化差別也很大。東部沿海地區明顯快于西部內陸省份，最早進入老齡化的上海比最晚進入老齡化的寧廈相差33年。

　　但是，內地農村的老齡化速度要遠超過城市。農村老齡化不僅導致農業勞動力的缺乏，使社會主義新農村缺乏活力，而且農村的社會保障嚴重滯后。報道顯示，餓死、病死家中的孤獨老人越來越多，人道主義悲劇不時出現。

　　此外，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實施產生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是，選擇嬰兒性別的現象激增。2005年中國新生兒男女比例約為118：100，一些地區甚至高達130：100。

　　而在工業化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約為107：100。如此，到2020年，中國將會缺少3000萬新娘，在20-45歲的男子中，每10個人就會有1人找不到老婆。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會導致暴力行為和反社會行為增多。

　　在中國西部、落后的農村地區，未來老齡化、性別失衡、空巢和類空巢等問題會更加嚴重，或將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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