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經驗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田先紅著《治理基層中國:橋鎮信訪博弈的敘事,1995-2009》序言
一
華中村治研究到現在已有20多年了。它最初主要集中在對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上，到1990年代中后期，其研究重點轉向了鄉村治理。相對于村民自治，鄉村治理的研究對象更加廣泛，視角更加豐富。2000年前后，華中村治研究進一步深入到鄉村治理之社會基礎的研究。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就是指鄉村治理得以展開的中國國情與其特殊的時空條件。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文明，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有13億人口其中9億是農民的巨型國家，若不能真正深入到農村社會內部，理解具體地域社會鄉村治理得以發生的時空條件，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農村的治理狀況、治理機制及決定治理績效的原因。
展開鄉村治理之社會基礎的研究，需要將概念化的“農村”作具體展開，這一展開首先是區域的展開。中國農村地域廣大，區域差異巨大，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文化特點、種植結構、居住形態、開發歷史等都有所差異，我們需要對區域差異進行內在的把握，較為有效的一種方式就是，對自上而下的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區農村的實踐過程、機制與后果進行比較。也就是說，我們要理解，為什么同樣的政策在不同農村地區會有不同的實踐結果?這種不同反映出農村社會怎樣的區域性差異。
一旦進入到農村區域差異的研究，就不僅僅可以從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狀況切入，而且可以從其他的各種制度實踐切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制度作用于同一個農村地區，就會與農村的內部結構發生接觸和碰撞，并由此形成特定的實踐后果。特定農村地區，又有著特定的內部結構，它關涉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的層面。從不同的政策與制度實踐切入到特定農村地區內部結構的不同層面，又將這內部結構的不同層面統一到對這一特定農村地區的理解之中，這就是我們稱之為“村治模式”的研究方法。“村治模式”即指特定農村地區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共同形塑而成的特定治理模式與秩序模式。
“村治模式”的研究和寫作，帶動了華中村治學者對農村更為廣泛方面的關注，村治研究也就不只局限在村民自治等制度問題上，而是擴展到農村社會的幾乎所有方面，包括土地制度、社會現象、農民生活、農村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
其中尤其值得討論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現代性的全方位滲透，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巨變，可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局中，比較表面的是農業稅的取消和農村基礎性結構的瓦解(以宗族等傳統社會組織瓦解為典型);而最為根本的則是農村的價值之變，它是農民意義世界的變化，是農民對什么才是有價值生活的定義的變化，及由此導致的農民行動邏輯的深刻變化。
正是在上述視野下面，華中村治研究就幾乎涉及到了鄉村社會的所有方面，華中村治研究由鄉村治理社會基礎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到了鄉村治理與秩序之價值基礎的研究中。
二
華中村治學者崇尚“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我們強調要在厚重經驗基礎上進行有硬度的思考，因為只有有了厚重的經驗，只有讓經驗本身的邏輯得以展開和貫通，面對外來的理論，面對抽象的大詞和理論模型，我們才能真正進行有主體性的思考。當前學界包括農村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主體性的喪失，學術研究變成了與西方理論的對話，甚至變成了驗證西方理論的材料展示。在高度抽象的來自西方的大詞和理論模型下面，因為經驗本身沒有貫通，西方理論在經驗材料中“尋章摘句”，所謂的中國研究就變成了意識形態話語，真正的中國是什么，仍然不清楚，甚至是更加不清楚。
“田野的靈感”并非僅僅是到經驗中尋找材料來講故事，而要“認識中國”和“認識農村”，是要形成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只有強調“田野的靈感”，形成厚重的經驗基礎，才能真正有主體性地“為我所用”地閱讀和消化西方理論，也才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學術的交流、對話、批評機制，也才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認識中國的學術積累，從而形成并發展具有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
三
華中學者近年的研究，尤其是集中在農民上訪、鄉村政治、農村土地、鄉村水利、基層組織、農村文化、農民宗教、農民自殺等領域。華中學者中，在田先紅之前，還有吳毅、陳柏峰、申端鋒等人對農民上訪進行過研究。田先紅的新著《治理基層中國——橋鎮信訪博弈的敘事，1995-2009》接續華中研究傳統，以在一個鄉鎮長達半年時間的深入調研為基礎，以農村基層信訪治理機制研究為主線，討論了當前中國國家政權建設所面臨的困境，指出了技術治理的限度。田先紅不僅注意到了當前農村謀利型上訪蔓延這一重要社會事實，而且提出了在新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如何避免基層政權內卷化重演這一重大問題。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找回意識形態，從根本上增強國家基礎權力，還原專斷權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無論我們是否同意作者的這一論斷，但因為作者摒棄了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爭辯，而以事實為依據，力圖在現代國家建構的脈絡里面思考這一問題，本書結論就具有相當說服力。
《治理基層中國》所著力討論的謀利型上訪雖然只是農民上訪中的少數現象，但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少數，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關注的少數。之所以出現謀利型上訪一類“怪現狀”，導因于鄉村的去政治化。國家越來越忽視甚至放棄對人心的改造，治理者過于強調治理技術，忽視政治，放棄原則。結果，國家制定了越來越多的制度，出臺了越來越多的法律，而大多數情況下，制度和法律都被拋在一邊，不起作用。支配人們行為的不是公開的法律制度，而是在邊緣地帶跳舞的潛規則，從而在當前中國農村開始出現普遍的無序。僅靠制度建設、技術治理，國家治理是無法完成的。找回政治，找回意識形態，是善治的必由之路。我以為，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如何將治理技術與政治性結合起來，如何用政治來塑造人心，或許是本書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這可能正是作者所欲闡明的“息訪之道”吧!
是為序。
本文系作者為田先紅著《治理基層中國：橋鎮信訪博弈的敘事，1995-2009》一書所作序言。《治理基層中國》一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已于近日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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