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界的理論與意識形態

李彩艷

　　華世平，美國路易威爾大學Calvin and Helen Lang亞洲研究杰出講席教授、終身教授，亞洲研究部主任，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東南地區分會副主席。他同時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戰略中心兼職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特邀教授、美國肯塔基大學出版社《亞洲與21世紀》系列叢書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當代世界名著：政治學系列》主編。他曾任全美中國研究聯合會理事會主席（2006—2009）、全美中國政治學會會長（2004—2006)、中國中央電視臺“時事評論員” （2010）、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美國國際關系學者在北大”項目訪問學者 （2010）及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亞洲政策研究員” （2004—2005）。華世平教授已出版8部英文學術著作，其中包括《中國的烏托邦主義：同日本、俄國改革思想比較 (1898—1997)》（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部英文著作《中國的法律思想與文化》將由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華世平教授是當代著名學者，在西方政治學、中國政治、中美關系等研究領域卓有建樹。此外，他還長期擔任全美中國研究聯合會、全美中國政治學會等重要學術團體的領導職務，對西方學術界有著廣泛深入的了解。近日，記者就西方學術界的理論與意識形態、科學主義與自由主義、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等話題采訪了華世平教授。

　　1 沒有完全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社會科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很多學者主張做學問要價值中立，似乎學術一沾上意識形態的邊，便減弱了其科學性。而您在多次演講中都講到，任何理論都有意識形態內涵，能否詳細解釋一下您的觀點？

　　華世平：西方的社會科學家一般都不愿意被人貼上某意識形態的標簽，但完全脫離意識形態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環境很難。從嚴格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來看這個世界的,學者也不例外。一個社會的科學領域和規范受這個社會的歷史、文化發展的影響。比如說，“理性選擇理論”是在西方政治學應用得比較廣泛的一種理論，它認為人的行為是由短期利益決定的。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這些移民早期到美國既是為了宗教自由，也是為了個人事業的發展。因而，以“人人為自己”為特征的自由主義文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美國社會對“理性選擇理論”比較容易接受。但這一理論到日本就不一定有很大市場。日本好多企業實行終身制，日本人的行為不由短期利益決定，更多是由文化傳統和長期利益決定的。另外一個例子是在美國政治學界影響也很大的“系統論”，系統論以科學的姿態出現，使用輸入、輸出、反饋這些中性名詞試圖超越意識形態，但其反威權主義的內涵是很明顯的。系統論認為合理的政治系統應該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既然這樣，當然就不需要一個凌駕于這個系統之上的領袖或政黨了。
 
　　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文化對社會科學規范的影響也反映在研究方法上。美國社會科學界研究重程序、不重結果的傾向既是現代世界科學規范的主流，也同美國的社會組織結構不謀而合。如政治文化研究領域的民意調查顯示，即使嚴格地執行了調查的科學程序也不能保證結果完全正確，而需要反復從不同角度調查。一個政治學家不會因為調查結果不準確而受到批評，但如果他沒有按程序調查的話，就會遇到很大的麻煩。

　　美國的政治制度也是重程序、不重結果。比如，在小布什同戈爾競選總統的過程中，最高法院命令佛羅里達州停止重新點票，而這一舉措幫了小布什的忙。好多美國選民認為戈爾得到的選票多于小布什，但美國選民以及戈爾本人接受了選舉結果。因為他們最關心的是程序，即最高法院有沒有權力命令佛羅里達州停止重新點票。結論是“有”。既然“有”，那么最高法院行使職權就是無可非議的。他們關心的不是結果，即比較小布什和戈爾誰是美國更好的領導者。美國的司法系統也有類似情況。比如20世紀90年代一個轟動美國的大案，黑人橄欖球名星辛普森被指控殺害白人妻子及其男友。法庭判辛普森無罪，因為檢查官無法提出有效證據說服陪審團相信辛普森是兇手。其中一個關鍵的細節是，律師夏皮諾指出，兇手的血手套太小，辛普森戴不進去。最后案子不了了之。沒有多少人關心既然辛普森不是兇手，那么誰是兇手，案子是不是要再查下去的問題。同樣道理，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來沒有許諾會使每個人發財，因為市場競爭的結果對每個人來講不可知，但必須遵守競賽規則。美國的證監會就是專門監視人們在自由貿易中是否遵守公正競爭規則的。

　　2 意識形態影響下學科的關注點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非常認同您的觀點，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不能完全脫離意識形態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的影響，那請您談談西方社會科學學術界各個主要學科與意識形態的關系。

　　華世平：我曾經當過全美中國研究聯合會理事會的首任主席。這個組織是眾多西方中國研究學術組織的“聯合國”，現在由7個不同專業的組織組成，如政治學、歷史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因而我對不同學科的關系比較敏感。總的來講，美國學界、特別是社會科學家中“自由派—左派”的影響比“保守派” 要大。實際上，美國的文科教育英文就是Liberal Arts，即“自由的藝術”。但具體學科的情況又有不同。根據最近的一個調查，在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中，民主黨人相當于共和黨人的4倍，在政治學家中是5 倍，在社會學家中是47倍。經濟學家注重經濟效益，對市場經濟下的社會效果不太重視。比如經濟學家對于自由市場對社會上一些弱勢群體所產生的影響往往關注不夠，認為那是社會學家的事情。另外，經濟學家對于人類一些屬于終極關懷的問題也不太關心，認為那是哲學家的事情。因而，經濟學家對美國的經濟制度認同度較高。

　　社會學家正相反。他們關注的不是經濟的增長，而是社會制度對不同階級、群體所造成的影響。因而，他們往往對自由市場持批評態度，所以社會學家比經濟學家的“左傾”傾向更明顯，因為婦女、兒童、老人這些弱勢群體往往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受害者。而哲學家關心的大都是一些超越當今社會的，有關人類、宇宙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因而，大多數哲學家對當今世界的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不會完全認同。

　　當然，學科同意識形態的聯系也不是完全絕對的。經濟學也可以提升到哲學的高度，比如推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 就以哲學家自詡。

　　3 西方學術界的科學主義與自由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科學主義與自由主義是西方學術界的兩大重要思潮，請您談談各自的主張、影響，以及產生這兩種思潮的主要原因。

　　華世平：美國人對科學的崇拜既是現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也同美國移民國家的歷史有關，因為移民來自不同的國家，各自的文化、歷史都不同，無法用某種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來整合國民的政治理念，只好用看來中性的“科學”這樣的理念。兩個多世紀前美國建國初期，作為立國的基本綱領，美國的國父們宣稱，國家制度同科學有關。這恐怕在人類歷史上是第一次。他們把這叫做“新政治學”。國父們認為，同以前和現在的所有政治制度不同，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美國的政治結構如果用圖像的形式畫下來的話， 顯得非常對稱，反映了國父們理性的思維方式，他們受牛頓力學的影響很大。

　　英國的情況與美國很不一樣。英國的政治結構中，不理性的因素很多。比如女皇有權否定民主選舉產生的首相候選人。也就是說，英國的政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文化傳統來維持的，人民給予女皇這種權利，同時又相信她不會使用這一權利。

　　對于美國國父們來講，這種政治上的科學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以及人們主觀意識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對人性正確的理解基礎上的，人性的基本特征是貪婪。人們對權力、財富、聲望和女人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同時，在這一貪婪的追求過程中，人們會互相殘殺，并且會經常犯一些錯誤。通過科學的方法，而不是良好的愿望才能把事情辦好。政治雖然無法改變人的本性，但可以把人的罪惡行為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使人類社會得以維持下去。在這一基礎上，國父們考慮到首先應該限制領導人的權力，于是就有了三權分立制度。不單單是領導，人民也有貪婪的本性，于是選舉人團制度相應被建立起來。選舉人團當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那些“不稱職”的人民直接參政，如沒有財產的、沒有文化的人。美國的政治制度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選舉人團的作用就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的選舉制度后來廢除了對財產、文化的要求，使普通人能夠參政，但美國的立國基礎沒有太大變化。美國現代政治家亨利·基辛格關于政治本質的言論同美國國父們的立國哲學沒有太大區別。

　　美國的這種對科學的崇拜自然會滲透到科學領域。同20世紀末科學哲學界一些人認為“當今世界誰也不知科學為何物”的觀點不同，美國社會科學界“科學萬能論”仍然有市場。前面講過的在政治學界有很大影響的系統論，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移居美國的一些歐洲來的工程師發展起來的。在美國，學者申請研究經費不用科學的方法很難拿到資助。在美國的大多數學校，社會科學的學生必須修方法論，主要是數量分析。我本人就教了7年“政治學研究方法”這門課。讀研究生的時候，有個教授對我說，他所使用的數學模型可以解釋任何問題。

　　關于自由主義，前面我談到，美國學界在方法論方面以及美國社會結構有重程序、不重結果的特征。這一特征是當代世界科學研究規范的主流，也同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不謀而合，不受個別人操縱的選民以及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自由選擇是美國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的價值基礎。同樣，不受個別人操縱的法庭、學者在操作上堅持的客觀性是美國司法系統、科學系統的價值基礎。

　　4“中國問題專家學中國，是因為他們愛中國；俄國問題專家學俄國，是因為他們恨俄國。”

　　《中國社會科學報》：西方媒體的報道和學者的言論是普通民眾了解中國的重要渠道，請介紹一下西方媒體和學者眼中的中國是什么樣的？

　　華世平：我20世紀8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的時候，聽到過這樣的說法：“中國問題專家學中國，是因為他們愛中國；俄國問題專家學俄國，是因為他們恨俄國。” 原因是西方學者學中國的起因好多是被中國5000年燦爛的文化所吸引，如費正清等人都是這樣。費正清作為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的貴賓。美國俄國學專家的情況正好相反。美國的好多俄國問題專家都來自東歐，在第二次大戰中，俄國從東歐國家奪取了很多土地，他們是帶著對俄國的怨恨研究俄國的。

　　我1988年出國，當時正值“文化大討論”，許多中國青年學生對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建設持批評意見。我是到美國以后才第一次意識到，中國經濟在1949—1978年這個階段總的來講建設得不錯。我記得當時一個美國教授持有這樣的觀點，我還同他爭論了起來。他的解釋是：1949— 1980年，中國年平均增長率為4%—6%，這個速度在全世界范圍內看是比較快的。但他又補充說，中國的經濟好，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勤奮。

　　西方媒體與學界情況很不一樣。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媒體需要“聳人聽聞”，即所謂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樣才可以吸引讀者和觀眾，這一特質必然會反映到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上。但是，“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說法不全面。因為，美國的媒體對本國領導人同樣會“妖魔化”，比如，當年對克林頓總統風流韻事的報道在我看來也是很過分的。再者，西方媒體對中國也有客觀的報道。比如前一段時間，《時代》周刊就以很大的篇幅論述美國應該從五個方面學習中國。總的來說，美國學界對中國的評判比媒體溫和一些。

　　5 美國學者沒有參政傳統

　　《中國社會科學報》：現在國內要求高校去行政化的呼聲很高，您認為高校去行政化是否有助于高校更加健康地發展？西方高校的管理體制對中國是否有借鑒意義？

　　華世平：美國大學的基層領導是系主任，相當于中國一些大學的“院長”，因為有財權和人事權，這一職務都是輪流擔當的，少的兩年，多的5年，也有連任的。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同學告訴我，這個系里最有勢力的不是系主任，而是系里的大秘書。系主任任期只有兩年，有的情況還沒弄清楚就該卸任了。而大秘書了解系里的所有秘密。但大秘書沒有管人的職權，因而，系里誰的權力也不是絕對的。系的運轉主要靠制度，而不是靠某人的領導才干。一是因為任期短，來不及施展才干；二是因為大部分學界的基層領導也不是管人的材料，原因是他如果有管人的欲望和才干也不會來當教授。

　　 美國學者中當領導的一般都是學問做得好、人緣好，不得不去當領導。美國的絕大部分學者一輩子除了教書、做學問，不關心其他事情。主觀上想當領導的往往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如一所學校的某個系因為沒有學生被撤銷了，學校把這個系沒有終身教職的教授都解雇了，僅有的兩個終身教授同時被提升為“副院長”，管學校的雜事。可以想象，這種“副院長”既不會有名，也不會有利，更不會有權。

　　這一點同中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中國自古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進入社會科學界的好多學者當時都是抱著報效祖國的偉大抱負，想要將來“治國”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確實有這方面的才干。我所認識的一些中國學界領導人，往往有著傳奇的經歷。中國學界政治人才多不能說是一件壞事，但也部分地造成中國的學界不好管理這一結果。另外，中國的教育體制在過去的30年里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也很難靠制度使一個教育機構運轉良好。因而，行政管大學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產物。但我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社會勞動分工越來越細，大學行政化這一現象會逐漸減弱。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各國頻頻爆出學術不端的新聞，我國的學術不端行為也受到學術界、甚至整個社會的關注，西方（或者美國）學界是如何抵制學術不端行為的？有哪些經驗可供我們參考？

　　華世平：美國學界的功利主義傾向不強，這點同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有很大區別。美國學界的學術不端行為并不多見。美國繼承了西方“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美國社會比較多元化，在美國，愛出名的會去當演員，愛錢的會去做商人，愛權力的會去當政治家。進入學術界的美國人絕大多數都是不愛名、不愛財、不愛權力的人。美國沒有幾個人知道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誰，那幾個得到諾貝爾獎的美籍華人只有在中國才能受到明星一樣的待遇。美國學者經營商業的很少，美國的學者也沒有參政的傳統。偶爾有中國問題專家到美國政府服務，都是借調幾年然后還回大學教書。

　　美國的大部分學者到大學教書是出于愛好，因為寫書、講課對他們來講是一種享受和宣泄，沒有必要去剽竊。美國學生的作弊現象時有發生，也有抓考試作弊的軟件，但總體來說作弊現象并不嚴重。這一情況同整個社會的風氣有關。美國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基本上是穩定發展，有比較穩定的社會規范。在美國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幾乎就是“老實”。至于防止學生剽竊的方法，據我所知，中國高校的方法要比美國完整。在這方面，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

201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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