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人民公社被消解了。理由是生產關系超越了生產力，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產生了低效率。于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形態似乎更適合已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又回到了中國農村。這樣，正逐步開辟的“農業支持工業，工業與科技支援農業”道路突然中斷。特別是市場經濟確立之后，在國家無法更多保護的情形下，一盤散沙式的分散農業生產與經營個體在市場中不能平等參與來自城市強勢集團的競爭，在自由中失去“自由”。三農問題出現了。小農經濟形態與城市現代化建設的偏離，損失了人民公社時期著手解決“城鄉差別”的初始效應，加速了城鄉二元結構的邏輯演繹。　　

取消公社體制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通過下面簡單比較即可印證。　　

人民公社1984年解體。如果以人民公社為界限,糧食總產量的對比就應當以1983年為分界限。1983年，中國糧食總產量3.8728億噸，為1949年糧食總產量1.132億噸的3.48倍，年均增長3.68％；為1962年1.6億噸（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也稱《農村六十條》正式頒布，人民公社體制正式確立）的2.42倍，年均增長4.29%。可見，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盡管缺化肥、少良種（無袁隆平雜交水稻）等，但中國糧食生產仍快速發展。2007年中國糧食總產量5.015億噸，為1983年3.8728億噸的1.294倍，年均增長1.08%（1985年—1995年11年年均遞增僅1.2％。1979年—2000年年均遞增1.91％。）　　

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征兵研究“1978～1996年的18年間，糧食增產諸因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最大，占48%，其次為化肥貢獻率占35%，其他物質投入貢獻率占14%，勞動力貢獻率5%，而氣候條件的貢獻率為-2%（即造成2%的減產作用）。在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中，技術進步的內容是廣泛的、綜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優良品種、栽培技術、植保技術、低產土壤改良技術以及種植結構調整等5項。”據測算我國在各個時期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分別為：“一五”時期20%，“二五”時期和三年恢復時期為負值（表明經濟效益下降），“三五”時期2.3%，“四五”期間15%，“五五”時期27%，“六五”時期35%，“七五”時期28%，“八五”時期34%。“九五”時期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45%。　　

另外，1984年—2007年糧食產量的波動還遠大于1962年—1983年。　　

1985到1988年（即取消公社的第二年）出現了改革后第一次糧食大幅度減產，1985年糧食產量回落到3.79108億噸水平（低于1983年水平），比上年減產6．9％。1985年到1988年四年糧食產量的年均增長率為—0．29％。1991—1994年這四年糧食產量在4.3億噸到4.4525億噸之間徘徊，年均糧食增長率為0．04％。1997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少2．05％。1999年糧食增長率為—0．76％，從2000年到2003年糧食出現了最為嚴重的一次大減產，從1998年的最高位5.12295億噸降到了2003年最低時的4.3065億噸，一下退回到十年前水平。　　

可見，1983年前糧食年均增長率大大高于1984年后，而這種較高的增長率在受技術制約的情形下又主要依靠的是人力資源的貢獻。這說明，人民公社制度比小農經濟形態更能實現對勞動者的有效激勵，實現資源最佳配置，有更好的效率。　　

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人民公社體制何以能實現這種有效激勵和效率。分析的工具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的產權模型和制度模型，即試圖把產權方法和制度變遷運用于人民公社體制的分析。文本對象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農村六十條》)，它自1962年實施至到1983年都沒改過，一直是人民公社的“制度”。　　

產權理論在分析“國有產權”、“共有產權”、“私有產權”時，得出的結論是國有產權、共有產權都會產生極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私有產權能更好地將外部性內在化，從而產生了更有效地利用資源的激勵，實現資源最佳配置。這種分析框架有兩個最基本假設：a私有制下的經濟人；b利潤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如果將這兩個假設視為唯一，這種分析結論是“正確的”。但事實上這兩個假設不是唯一，還有其他選擇。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假設：c公有制下的社會人（具有奉獻精神）；d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權利兼顧的效用最大化。假設的質的變更其分析結論就根本不同。在這里需要保留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另一結論：e企業組織可以替代價格機制，并且，制度也是經濟增長的函數。　　

對假設作了變更，有了c、d、e之后，分析人民公社制度就有了基本前提。但是，在分析之前，還應對“計劃”一詞進行類似對比后的定性。國家和公社的交易關系為“計劃指導”型，即訂單生產。這很類似于市場交易中企業先簽訂合約再組織生產或銷售的經營方式。在這里，市場問題就轉變成了計劃問題，進一步說，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之間的交易存在著市場向計劃地轉向。在這個流程，兩類企業都根據需求組織經營，計劃本身就反映了價值規律。所以，國家對公社的“計劃指導”可以定性為“價值規律的”，只是與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同，它追求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權利兼顧的效用最大化。　　

在假設了上述四個分析前提后，用產權和制度理論就能夠推導出，人民公社制度（《農村六十條》）是一個時期內降低社會成本，實現兼顧型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選擇。　　

一、產權結構的模型　　

《農村六十條》規范了國家、公社、大隊、生產隊、社員五類產權結構在交易制度中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及合理預期，界定它們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　　

人民公社在本質上是一個具有兩種性質和職能的組織形態的結合。一方面它是政權的基層單位，另一方面它又是集體經濟組織的企業。其特征是節約型的政社合一，互助互利型的按勞分配，政權和企業兩類比較優勢互補型的交易制度。其內部分成了三個共有產權和一個私有產權，設置了權力、管理、監察三個制衡機構。公社各級享有“權力、管理、監察”產權束。各級權力機關是各級社員代表大會，每兩年改選一次，其參與社員代表充分注意了專業、性別、年齡、身份結構等比較優勢，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專業技術色彩。社員代表大會所確認的相互行為關系：1、確定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規模大小；2、決定重大事情；3、不記名選舉各級社員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各級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成員；4、隨時罷免不稱職的社長、管理委員和監察委員成員。這種行為關系使農民在有私有產權的同時,獲得了共有產權，通過其代表參與管理與監察，平等與管理者談判，通過邊際權利防止官僚化和過度民主。　　

（一）公社　　

公社這個政社合一的企業被規定的權利束有：1、政治權利（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民兵和調解民事糾紛）；2、經濟權利（生產建設、財政、糧食、貿易、）；3、意識形態權利（教育和訓練干部、思想政治）。這個權利束又分解為經過社員代表大會（類似董事會）討論的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利、對干部的選舉權利和經過管理委員會貫徹的執行權利。技術進步、基本建設、手工業發展、收益分配、完成征購派購等是執行權利的重大任務。    　　

權利束的這種分解式的制度安排（生產大隊、生產隊也同樣）使農民經過經濟民主的程序真正成為公社的所有者，并通過代表的方式進入權力機關當家作主，這種民主形式是財富創造者農民重來沒有過的而現在獲得了的產權，這樣，就使農村經濟增長從實質上構建起一種激勵農民積極、負責和創造性勞動的機制。　　

（二）生產隊　　

 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被規定的權利束有：1、直接組織生產和收益的分配；2、擁有土地等生產資料；3、支配勞動力；4、擁有山林、水面和草原；5、對生產的經營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權；6、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事業；7、講求經濟效果，勤儉辦隊；8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規定每人應該完成的基本勞動日；9、提高社員的耕種技術。生產隊的產權，公社和大隊不能侵犯，具有排他性。土地、牲畜、農具、山林、水面、草原等所有權和經營權，經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討論可以實行分離。　　

（三）社員　　

社員在公社內享有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享受的私有權利束。具體有：1、社員家庭副業；2、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3、社員自有的生產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4、享受放假；5、享受補貼和撫恤；6、社員有買賣或者租賃房屋的權利；7、對于社、隊的生產、分配、生活福利、財務開支等方面，社員有提出建議、參加討論和表決、進行批評和監督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8、對于社、隊干部違法亂紀行為，社員有向任何上級控告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許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　　

（四）國家　　

     國家的指導性計劃（需求）通過自愿協商確認后作為“義務”被公社內在化（生產），同時，公社（社員）的預期收益（需求）作為“職責”被國家內在化（供給）。這個產權互動流程具備行政和經濟兩種方式比較優勢的互補，使決策機制可以依據雙方供求關系高效率運轉。國家與公社所確認的產權行為關系是：1、生產隊有完成征購、派購的義務；2、同時，國家要保證生產隊多產多留，不斷提高農民購買力；3、國家要逐步用工業支援農業。以合理比價提供越來越多的工業品來交換農產品；4、國家制定征收農業稅和統購糧食數量的標準，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5、國家用幾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可見，公社內的產權結構包括了共有產權和私有產權，兩者之間的結合有這樣的特征：1、兩類產權互相參與，特別是私有產權對共有產權的利益分配有決策權利，對其管理者有選舉和罷免權利；2、共有產權執行國有產權的意志，不僅保護私有產權，還幫助其實現預期收益，逐步走向富裕；3、共有產權對私有產權安排了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事業，使其在據有私產的同時，還享受集體給予的福祉（如看病、文化生活、體育活動、子女上學等）；4、執行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的原則；5、由于上述四點，加之教育和組織的成功，私有產權已把集體當作“家”，根植了奉獻精神，不追求個人價值的最大化，視國家利益為自己的利益。6、認同了群眾路線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模式。　　

這樣的結構“緣”形成了經濟民主的決策和管理機制。公社社員既是共有產權的所有者，又是私有產權的所有者，把兩個對立的產權轉化成同一的互助互利的關系，實現了社員和干部對國家利益合法化的認同以及國家對集體、個人利益的兼顧；把人際關系轉化成一種“支撐”（不為私利爭斗），干群密切、社員友善。在此基礎上社員、國家、集體互為“相信”，三者之間形成了信托式的契約關系，都會激勵自己的行為。僅從激勵機制的環境來說，作為公社干部“上臺”是選舉，升遷是上級考察，在雙重約束下，再加之黨性和政治教育，一般都會成為群眾的帶頭人。作為社員，由于黨和國家帶領農民翻身做主人，心理上產生了很深厚的集體歸屬感，信任黨的強國富民政策，懂得個人分散的力量比不上組織起來的力量，這種心理需求使農民對集體經濟產生了預期收益的動機。　　

公社的共有產權與新制度學派共有產權模型相比是異質性的。在公社不僅土地屬于集體，勞動也屬于“集體”的合約行為，相對應的是有效的安排。發生在土地屬于共有，生產個人進行的共有產權下的“犁田—建水壩”外部性（H．登姆塞茨）對于公社是不可能的（“犁田—建水壩”的外部性非常適合包產到戶）。 　　

所以，從產權安排及其所產生的心理預期都證實，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根本一致下團結齊心的公社較之小農單干更容易進行社會動員，并且交易成本也會非常低。在艱苦奮斗、勤儉辦社的原則下，公社作出決策時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傾向，并選擇他們認為能使三者權利的現期價值和未來預期收益最大化的方式使用資源安排。因此，在小農經濟形態下的許多外部性就被內在化了，從而產生了更有效地利用資源的激勵。 　　

     二、對報酬與生產率的計量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認為，企業效率不只是應對市場交換價格的刺激，還來自企業內部報酬的分配與生產率的一致性的計量及計量費用的方式。　　

關于計量問題，《農村六十條》給予了充分地正視。　　

生產率的計量采取定性和定額兩種評價方式。定性管理計量分成技術勞動、普通勞動、專業勞動、農忙勞動、平時勞動五類。定額管理計量分成基本勞動日（生產用工）、基本建設工（基本建設用工）。不同的勞動和勞動長度的邊際生產率作為報酬標準計量的依據算出“分值”，再以分值計量報酬分配。報酬分配有實物、現金、補貼，共計8項：1、工分；2、基本口糧；3、工資；4、集體經營的分配；5、家庭副業。7、公益金和公積金提供的福利；8、獎勵。在公社報酬分配之外，社員還能夠享受國家給予的醫療、技術培訓、子女上學等補貼。　　

定額管理采取記工分，無法定額的采用評工分。每個社員都有“工分手冊”，用于記錄他的勞動工分，在規定的時間內，社員的工分賬目，要定期公布，以供群眾監督和社員個人核對。在生產隊，社員大會擁有“計量費用”和“怎樣提留及使用集體經濟品”的權利。報酬標準及分配、記（評）工分、口糧標準及儲備糧、公積金、公益金的提留、使用等重大事情都由社員大會民主討論決定。同時，對干部采取了權利的限制。　　

農民的報酬計量覆蓋了糧食生產、多種經營、工業、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等，竟達9個渠道之多，且又主次之分（隨著經濟增長可以轉換），顯然，這是貫徹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設計方案。其明顯的優勢在于確保生活、教育、醫療和對弱勢群體照顧的基礎上，用不同的動態分配計量引導和調動農民積極性，通過集體和家庭勞動發展生產，實現“從各方面提高社員勞動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員的收入”（《農村六十條》第34條）的目的。如：報酬標準函數的技術比值很大，有利于激勵農民精耕細作，接受科技進步。“集體經營的分配”主要來自社（隊）辦工業，有利于吸引勞動力轉移，刺激農村工業發展。同工同酬分配的結果，消除了地位界限和性別歧視，增強了勞動的主人意識。顯然，這樣的報酬分配不僅與生產率緊密聯系，還能對農民的生產起到“導流”的功能，并具有科學性和實用的可操作性，達到了很強的計量能力。　　

　  由于產出效益決定報酬分配，特別是“多產多留”、“工農業品交換”的激勵，生產隊在組織生產，社員在勞動時都會充分考慮收益—成本預期，最大可能地采用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的“生產責任制”的多種方式。如：“作業小組”、“常年包工”，或責任到組或責任到人，并實行獎勵與懲罰。另外，因為國家的征購、派購數量是經過社員大會同意后簽訂了合同，作為建設國家的義務得到了社員的擁護（這種義務會在國家建設成果里受益），所以，在勞動中偷懶激勵會很小，相反，正效率會很大。　　

三、公社制度的效率　　

上面從產權與計量兩個問題分析了公社制度何以具有效率，現在再從“集體經濟”制度的角度對本文的目的作進一步考察。　　

顯然，集體經濟是建立在利他偏好人性上的，與利己偏好的私人經濟根本對立。從私有經濟引申的經濟人假設存在著兩個明顯缺陷。其一，自私只是人性潛能的一種，因此，經濟人并非如資產階級所說是唯一的最佳選擇。人類還可以選擇人性的利他潛能成為社會人。這兩種人會因為不同的歷史境遇決定誰為最佳選擇。其二，經濟人描述的是少數精英的偏好。假設人們為了生存的動機選擇了自私的行為，竭力通過所謂公平的選擇機會實現最大化財富。然而，欲望與能力似乎無法成正比。絕大多數勞動者因為沒有財富最大化的競爭權利束或智商潛力，留下的選擇只能“認命”于少數精英的專制。由于存在稀缺資源規律，私有制社會無法避免財富兩極分化，從而阻礙人們實現合理的現期價值和預期收益。在此困境下，多數人會自然轉向利他偏好，尋找集體社會以合作生產方式逐步共同富裕（當然也會存在公平的差距）。這樣，如果立國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人），就應該以絕大多數人的偏好作為國家政策的選擇偏好。所以，公社制度至少是剛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最好的選擇（合作社的成功足以證明），它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種激勵農民積極負責和創造性勞動的機制。　　

（一）集體生產　　

靠天吃飯的農業、對土地占有量的稀少和貧窮的農民，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個體生產力十分低下，分散生產很難把外部性內在化，它會是低效率的。相反，集體生產則完全可以不是這樣。在報酬分配對邊際生產率作出評價后，合作生產對土地資源的使用將會從多個緣分使潛在的效率更充分釋放。“隊生產—分生產”的分析結論在很大程度與公社集體（合作）生產相類似，它的分析路徑對解釋公社行為也是適用的。當處于隊生產時，一個基本的觀點是：　　

產出應屬一個隊，而且它還不是每個分成員的分產出之和。隊生產Z至少包括兩種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產函數也不能分解為僅包括投入Xi或Xj的兩個生產函數，因此，不能將Z的兩個分生產函數之和作為隊生產函數Z。這里的奧妙就在于Z所獲得的一些生產技術大于Xi和Xj分別生產Z時的情形。 　　

對于通過合作行為為什么能獲取收益，通常的解釋是依賴于它所從事的交換與生產比分別加總的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專業化原理。……合作活動的所得來源中包含著一個隊的運作，在這里單個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產出同一的可以加總成衡量總產出的分產品。（A．A．阿爾欽　H．登姆塞茨）　　

生產隊的生產就是一種隊生產，與分生產（個人單干）相比，它獲得了對投入資源（土地、人力、財力、技術、機械、水利等）的有效組合的機會和功能,管理者在生產流程中可以對資源按專業原理進行更適合生產的配置。正如《農村六十條》將勞動按技術和專業含量分為五類計量，將勞動者按技術水平（經驗）組合分工投入生產，公社、大隊、生產隊均有對農村、農業、農民提高科技水平的職能。（截止1979年公社的農業科技機構：1、農業技術推廣站 17622個；2、牲畜配種站 1174 個；3、畜牧獸醫站 8495個；4、種子站（公司）2369個；5、國營良種場2481個）可見，公社集體經濟形態使農村獲得了科技創新、整合（提高）、推廣的企業組織管理模式，這就把生產發展，農民增收建立在低成本、可持續的技術進步和農業機械化激勵機制上。更進一步說，在技術、分工、合作等要素構建的勞動境域，勞動者所釋放的生產力不是1+1=2或小于2，而是大于2。事實證明，小農單干不僅技術進步成本非常高，而且生產力也小于合作生產，根本無法同公社企業管理方式相比擬。　　

（二）規模生產　　

“隊生產”概念有這樣的引申：從對生產資料單個人占有的生產向生產必須由幾個單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經整和后同時加入進行考察，單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對生產力發展或經濟增長是有損害的。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或經濟增長需要“聯合使用的更大的生產資料”，從而有利于技術革新、使用、推廣、提高及現代化進程。從人民公社退回單干（大包干）所導致的三農問題，其根本原因除了失去“企業組織管理模式”的功能外，還在于是把聯合的資源分割為“小資源”的單干形態，使規模生產和產業結構布局及調整非常困難，這樣就使與其相聯系的技術進步與現代化也受到極大削弱。即使有所成效，產生的交易成本也十分高昂，就是說，它是成本大于收益的粗放的生產模式。　　

《農村六十條》從三個層次逐級（根據實際情形）提供規模生產（產業結構）的聯合使用的更大的生產資料的來源。這種“逐級”是對三個層次的產權的排他性和可讓渡性的界定，可避免盲目升級規模生產，同時也為根據需求的升級預留制度變遷，使規模生產運作在收益大于成本的預期所允許的范圍。　　

1、生產隊　　

生產隊具有土地、牲畜、農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及生產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權。這種產權在沒有生產隊同意時具有排他性，在經過生產隊同意后才具有（主要是使用上的）可讓渡性。很明顯，這樣的界定是要把生產隊作為規模生產的基本單位，對生產性的規模生產水平的權利在生產隊，使邊際規模生產能控制在與生產隊的知識、信息、能力等要素相一致的規模邊界情形下產出最大效用。　　

《農村六十條》第24條規定生產隊規模生產的方向是：　　

“一般的生產隊應該以發展糧食生產為主，同時根據當地的條件，積極發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經濟作物生產；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和農作物的副產品，發展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其他副業生產。”　　

產業結構布局是：　　

在經濟作物集中產區的生產隊，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　　

    在漁業區，應該專營漁業，或者以經營漁業為主。　　

    在畜牧區，應該專營牧業，或者以經營畜牧業為主。　　

在山區和半山區的生產隊，要切實培養好和保護好山林，嚴禁過量采伐，嚴禁毀林開荒，并且積極地植樹造林，因地制宜地發展用材林、竹林、經濟林、薪炭林和山貨、林副產品的生產。在竹木集中產區的生產隊，應該以經營竹木為主，竹木生產和糧食生產相結合。　　

《農村六十條》第25條規定的多種經營項目是：　　

    生產隊應該按照當地的需要和條件，積極發展農村原有的農副產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業（農具、燒窯、土紙、編織等），養殖業（養母畜、種畜、群鴨、群鵝、蜜蜂等），運輸業，采集，漁獵等項生產。　　

上述三個方面的規模生產內涵，由于具有合作生產制度性質而能夠獲得持續發展的機制，可以加速技術進步和農業現代化進程。　　

2、生產大隊和公社　　

生產大隊和公社組織的規模生產主要是領導興辦和管理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及植樹造林，并根據生產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組織各生產隊之間必要的協作。幾十年間國家通過公社制度的有效組織和管理系統功能，在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五五計劃’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積占實際耕作面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目前灌溉密度僅為13%[01]）。同時還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堿地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數百萬座被民間稱作“水庫”的塘壩（10萬m3以下）不在統計之列。總庫容4千多億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里，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02]”（《毛澤東時代GDP估算》蘇拉密）　　

（三）　隊的精神與忠誠 　　

隊生產理論認為：　　

每個隊員都寧愿一個隊中沒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會偷懶。那樣，真實的邊際成本與價值就會相等，從而實現一個大家所喜歡的更好的境況。如果在隊的忠誠與精神的指引下能夠增進不偷懶的共同利益，那末隊將更為有效。（A．A．阿爾欽　H．登姆塞茨）　　

培育勞動者集體主義精神是公社的優勢。公社的三級單位都設有黨的組織和文化站（點），專職從事政治思想工作和群眾動員，這非常有利于社會主義互助互愛、共同富裕等新觀念新風尚的意識形態教育。諾斯在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著作里承認意識形態是經濟增長的一個變量。其實，《農村六十條》已把意識形態作為經濟增長的函數，制定了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團結、執行群眾路線、解決社員困難、發揮黨團員模范作用等方面的功能的制度。這種意識形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于，它是以塑造人的道德榮譽的心理需求為目的，以此產生的動機會使勞動成為更加自覺的積極行為，生產往往能實現打破常規的增長。　　

　四、結論　　

人民公社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創新，它對影響經濟增長的資源的不同理解是驚人和超前的，具有變革的意義。價格機制顯然不是一個唯一，市場也是如此，都存在一些替代物。經濟發展由于具有“歷史階段”和“國情”的特征，所以，需要選擇更多的要素來適應不同的情形以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增長是綜合功能的效應。在國家的目的，經濟增長的目的，發生質變之后，對活動于經濟中人的假設也會不同。在這個新的建構，為少數精英謀利益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經濟增長模式不會是最好的。如果確立了社會主義，就應先跳出資本主義經濟范疇及經濟規律，創建適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范疇和規律，同時學習借鑒西方，但不是盲目接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公社作了變革性的探索。在國家工業原始積累時期（存在剪刀差，人民還需艱苦奮斗），社會交易成本需要大幅降低，生產與消費還不能完全通過市場的價格調節，也就是說，在市場和價格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情形下，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又包含那些替代的變量？又如何通過這些新變量來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從而減少社會成本？很顯然，《農村六十條》已將a“企業-行政-集體生產”（構成制度關系）;b“所有權-管理權利”(構成產權關系);c“黨的組織-思想政治工作”（意識形態）;d“科技+機械化”（國家動力）等作為了經濟增長的函數。有趣的是，《農村六十條》體現的政治經濟學這些新理論，即制度與意識形態經過有效地組織也能構成刺激經濟增長的動因，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的“把產權制度、經濟組織等制度因素和交易費用看成需要解釋的關鍵變量，引入分析與研究體系，側重研究這些變量如何影響效率的性質和結構”（《西方經濟學簡史》王學梅、謝實編著）的分析模型驚人相似（不同的是分析的前提假設不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農村六十條》始終以“修正草案”名義執行，這說明它將隨歷史階段和國情的變化而發生“制度變遷”，但非常可惜，這個“制度變遷”已經不可能了。但從集體經濟和共同富裕是公社的本質來講，能否說今天的華西村、南街村等是它與時俱進的版本呢？　　

2008年12月7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