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未富先餓”恐呈蔓延趨勢

2008年11月，中國的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授予了以杜潤生為代表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理論構建者。這是對中國“分地”運動的理論性肯定與褒獎。也是對質疑者、反對者一種諷刺、蔑視與回答。但是，歷史畢竟不是“獎勵”、蔑視可搞定的。歷史自有其獨立的邏輯。歷史之河流猶如云貴高原的怒江、金沙江、烏江，千里長流而不敘，萬年奔騰而不說。我們人類只有老老實實順從之，才能從中受惠。反過來，一定要和歷史開“先斬后奏”、“越俎代庖”的玩笑，歷史的不言之回答就一定會在特定的地方以特定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就是今天，在獎勵頒發后不到兩年時間西南五省爆發的“百年大旱”。此時，建在的杜老先生不知做何感想？

西南5省旱災是殘酷的。直接的受災耕地的面積達到了1億畝以上，小春絕收的面積達到了2000萬畝以上。數以百萬的農民面臨無水可飲、無米可食的危險。以致中共中央在2008年汶山大地震以后，再次出動成都軍區、廣州軍區的陸軍、空軍參與抗旱救災。每天從媒體上傳來的新聞、圖片，令人恍若來到了西北的黃土高原。連著名的青年才俊韓寒在靡靡的上海都感覺“現在喝水都覺得有罪”。為什么水資源非常豐富的西南5省會突然發生如此嚴重的大面積的旱災？不少的氣象專家指出“百年一遇”的“大氣環流異常”是導致干旱的主要原因。這句話或許不錯，但至多說對了一半。因為干旱不一定會導致旱災。要形成旱災一定還有水利的因素。試想如果農村的各種大、中、小型水利設施齊備、功能正常，則即使干旱嚴重，持續時間長，各類水利設施也必然會有豐富的蓄水以用于澆灌，斷不至于連農民的飲水都會出現嚴重問題。筆者剛好完成了一項農業安全課題的研究。數據庫顯示西南5省的糧食安全是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若不珍惜寶貴的耕地，這些地區將可能步“主銷區”后塵，演變為新的“主銷區”。去年11月，筆者在報告中的斷言“西南5省應警惕未富先餓”。不幸一語成讖。歷史的表達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由于中央政府緊急調動了數百萬噸糧食予以救濟，故真正挨餓的農民好像還沒有出現。或至少在媒體上沒有出現。其實反過來想，如果中央政府不能調動幾百萬噸糧食予以緊急救濟，則上百萬人挨餓是逃不掉的。由于挨餓的多是偏遠山區的農民，信息的高度不暢通，道路的曲折漫長，完全可能導致對部分災民的救濟失敗。餓死人的現象是有可能發生的。剛在網上看到的消息，云南永仁縣的災民已經開始以木棉花充饑了。這在今天的“盛世”是不該“驚出一身冷汗”呢？但更嚴重的是，這次旱災暴露了農村廣大地區水利設施的殘破、缺失，和生態環境的荒漠化趨勢。這是一種長遠的農業危機。其蘊藏的災難將更為嚴重。也就是說，這5個省的很多農村地區，由于難以逆轉的缺水和荒漠化，將可能從此成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如此，數以百萬計的留守農民，就只有逃難、逃荒出去。但又能跑逃到哪里去呢？

在歷史上，西南5省雖然不如沿海地區富庶，但山林的茂密、物產的豐富，卻是舉世聞名。尤其是這次的重災區云南，一直是世界生物多樣性的寶庫。貧窮與饑荒一般僅發生在卡斯特地貌的少數山區。因此，在國家糧食安全的規劃中，云南、貴州、廣西一直是“糧食平衡區”。也就是說，這些地區糧食基本可以自給自足。而四川、重慶，雖然號稱“主產區”，但數據庫顯示，由于耕地資源的迅速消失，這兩個地區正在逐漸淪為“缺糧區”。因此，2010年將可能成為一個“里程碑”。它將宣告西南5省都將告別“自給自足”的糧食安全狀態，而淪落為真正的“缺糧區”了。連“主銷區”都不夠格。我國的“主銷區”都是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浙江、廣東。這些富余的地區有錢自然不怕糧價高。而這5個省窮苦的農民，土地荒漠化了，又買不起高價糧食，就只有仰仗救濟了。所以這5個省未來的趨勢就將只能是“未富先餓”的“糧食救濟區”。沒有糧食，或糧食不夠吃，國家就必須每年予以救濟。并且，救濟的規模隨著水利設施的殘破趨勢和荒漠化的擴大趨勢，還會越來越大。如不救濟，這些地方可是有“造反”的歷史教訓的。150多年前，清政府的對外無能、對內殘暴導致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爆發在廣西的桂平縣。數萬餓極了的八桂子弟，瞬間完成了由綿羊向老虎的轉變。他們高喊著“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口號，一路摧枯拉朽、攻城略地，造反的雪球越滾越大，最后一舉拿下東南的發達地區南京城。當時腰纏萬貫的富豪、地主、貪官們沒有機會“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做不成“我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美夢，就只有如老鼠般東躲西藏。或被抓住，剝皮抽筋、斬腰砍頭是免不了的。所以，歷史的教訓不可不敬畏。“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今天受災農民數以百萬計，想想，正是因為國家還有儲備糧可用于“救濟”，正是因為廣州軍區、成都軍區的解放軍戰士是去抗旱而不是彈壓。所以這次中國方能在歷史的懸崖邊上僥幸通過。

所以埋怨老天爺是沒有用的，關鍵是一定應該搞清楚為什么西南5省的水利設施在干旱面前不堪一擊？為什么事關數百萬農民生計的農村水利設施為什么30年無人負責、無人建設、無人管理？

要理解、回答這一問題仍然自然首先需要從制度上尋找原因。

1979年中國開始了改革的歷程。當時的第一步就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制度。改革轟轟烈烈，一路高歌猛進。至1982年，完成改革的村莊占總數的比例已在90%以上。所有反對者、質疑者均是“思想保守”的“左棍”。而支持者，必是“思想解放”的改革者。這種鑒別方式的慣性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是錯誤掩飾一萬次也不可能成為真理。其實，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作為鎮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先生揭示的“農民真苦、農業真窮、農村真危險”就已經昭示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巨大的制度性缺陷。可惜主流們掩耳盜鈴，并不喜歡聽。反而在私有化上變本加厲。耕地分完了，還要分林地。從來沒有想過集體組織、集體行動對于農村和農業的重要性。試想，如果10年以前，就正視這一制度的破壞力，彌補之、糾正之，這次旱災一定不會如此嚴重。

以“大包干”為核心的現行農業經濟制度是這次西南旱災的制度原因。它直接導致、引發了農村水利的破敗、癱瘓、報廢、缺失。以致在所謂的“大氣環流異常”發生后，農村水利不能正常地蓄水，不能正常灌溉，不能正常飲用。而早已散沙化的災民，在干旱面前無法動員起來形成有效的水利組織和抗旱機構。就只有消極等待政府救援，或者干脆舉家逃難出去。由此導致干旱變旱災，小災變大災，大災成燎原之勢。具體而言，首先是1983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徹底終結了農村千人以上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導致農村灌溉2000畝以上的農村中型水庫、干渠、支渠的建設、維修主體缺位。即使已經建成的，也沒有相應的單位負責日常的管理、維護；其次是生產隊，即現在的行政村的集體經濟和村莊財政的瓦解，終結了農村百人以上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導致農村100畝以上的塘堰、溝渠大多無人負責、無人維護、無人疏浚。澇不能排，旱不能灌；第三，農業經營環境的凋敝導致農村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甚至寧可漂泊在外也不愿返鄉務農。散沙化的留守農民自己無法解決水利問題，承包地上的毛細水利就只能長期處于得過且過、自生自滅的狀態。目前，農村土地撂荒的原因不少就是因為無法灌溉或者無法排澇。第四、各級政府水利建設資金的城市化傾向，掐斷了農業水利建設的資金來源。并且在不少地區，有限的水資源優先供給城市和工業用水。

從1979至今，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30年。以致在毛澤東時代建設的中、小型農業水利設施一直坐吃山空。30年后，當毛時代的水利紅利耗竭完畢的時候，農村的大旱、大澇的爆發就毫不奇怪了。

“大包干”對農業水利的制度性災難還會繼續蔓延下去。因為這一制度已經遍及全中國95%以上的地區。西南五省的“大包干”狀況，在其他地區也大體差不多。如此看來，西南五省的旱災或許僅是一個大規模蔓延的開端。唇亡齒寒。如果不對“大包干”制度進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從制度上、政策上恢復建設水利設施必要的集體經濟與集體行動，如果不重新建設農村的基層組織，由水利崩潰而導致的“未富先餓”將完全可能從西南5省蔓延至西北的6個“糧食基本平衡區”。甚至蔓延至“主產區”的其他省份。受災人口將以千萬計，而不是現在的百萬計。屆時，中央政府準備拿出多少儲備糧來救濟呢？中央軍委又準備出動多少人民子弟兵來救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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