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為“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連載《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

　　第一編 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理論

　　第二章 經濟概念 規律方針

　　第二節、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毛主席認為，規律屬于實踐-認識范疇。“如何認識規律?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么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

　　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等著作中，毛主席描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

　　一、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48]，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49]。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二、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恩格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35]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　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過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省份不建設新的工業，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進行什么新建設，整整耽誤了七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后，才開始在這些省份進行大的建設，兩年中得到很快的發展。這就說明，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么大的作用。“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這個當作任務來提，是對的。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38]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 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教科書說“自發性和自流性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36]，可以這樣說。但是不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

　　認為對比例關系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這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干部，來解決這個矛盾。

　　毛主席合理配置資源比例有幾個含義：行業間發展的多與少?這個發展多與少的最大限度或者說最佳值這個值就是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多與少最佳值求比例的依據國家在怎樣的最佳比例下最有利于重工業發展同時又兼顧了并舉和人民生活單位個人需求。

　　（一）農業合作社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有這樣的意見:以一九五七年生產和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后的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給社員，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對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在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后，增產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給社員，七成作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備生產大躍進。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二）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的比例。現在的情況是，有的地方，有些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的收入，占到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這種情況必然影響農民對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積極性。這種情況應當改變。各省可以經過鳴放辯論，研究出控制的辦法，對經濟關系作適當調整，在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全面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在幾年內逐步達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農民從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三）農業和副業產值中各項產物所占的比例。《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有必要號召各農業生產合作社立即注意開展多種經營，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每年增加個人的收入，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河北省的糧食產值只占該省全部農業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點，而糧食以外的農產物則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河北省產棉花較多，產糧食較少，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是糧食產值似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們如果不立即注意這個問題，不論在社員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積累方面，國家的積累方面，勢必都要大受影響。因此請你們自己，并且通知專、縣、區、鄉直到合作社，都對這個問題作一調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筆糧食與非糧食產值比例的賬，借以教育干部和群眾。

　　（四）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的比例。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三、有秩序分階段的規律(分階段分時期的發展)。《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節選)》認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如， 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

　　四、農業化步驟與工業化相適應。毛主席指出：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經驗，鼓舞著我國人民，它使得我國人民對于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可是，就在這個國際經驗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于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而這種方針，曾經在蘇聯證明是正確的。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問題上可以采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當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這就忽視了蘇聯的經驗。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問題，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經遇到了的，蘇聯是用有計劃地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也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系地去看這些問題。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這種經驗，蘇聯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五、綜合平衡。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一）平衡與不平衡。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38]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

　　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

　　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這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干部，來解決這個矛盾。

　　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來人，地質勘探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努力加強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向平衡。但是，技術發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占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后，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

　　（二）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

　　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后，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后再繼續量變的過程。

　　（三）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

　　六、積累。毛主席認為：國家積累主要靠工業，不靠農業。國家預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億元，農業只有三十億，加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也不過七十億左右。我們為什么保存資本家?因為國家有需要，對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業品。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同盟，才能鞏固同農民結成的同盟，因為農民需要工業品進行交換。

　　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不然，統統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凡是豐收的地方，沒有受災的地方，應當提高一點積累。以豐補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積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費以外，生產費占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設費用又占生產費的百分之二十。合作社的管理費，過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應當縮小到百分之一。所謂管理費，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補貼和辦公費。要縮小管理費，增加農田基本建設費用。《關于農業問題[1](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

　　七、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么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么“血流漂杵”[9]，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夸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10]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并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11]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鑒于蘇聯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

　　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但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事物受了限制，法則也受限制。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 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1](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八、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它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每一個并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為主導;工業與農業，以工業為主導。農業上不去，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統計局的材料，說我國日用品銷于農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實行工農業并舉，這怎么能行?我們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農業并舉，到現在已經四年了，真正實行是在一九六0年。(所謂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計可生產鋼材一千三四百萬噸，拿出十分之一的鋼材來搞農業技術改造和水利建設，其余十分之九的鋼材，主要還是用于重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就是工農業并舉了。這樣做怎么會妨礙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快發展工業呢? )這里說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了九十三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了十七點五倍，問題是，九十三同十七點五的比例，是否對發展重工業有利。這么多年來，消費品生產只增長了那么一些，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又不講“物質刺激”呢?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輕重工業同時并舉。

　　九、矛盾才是動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節選)》指出：教科書在這里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不承認矛盾是動力。這一段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個說法不妥當。矛盾才是動力，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矛盾的方法。 這一段[51]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務，才需要為團結而斗爭。如果總是十分一致，那還有什么必要不斷進行團結的工作呢?

　　十、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

　　十一、波浪式發展。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要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后，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今天讀得多，明天讀得少;而且每天讀的時候，有時議論多，有時議論少。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十二、行政命令。行政命令也是經濟規律。毛主席認為，從計劃-行政命令關系描述，由于計劃具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履行著國家戰略意志，經濟的發展和運行要求一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的民主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因此“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

　　這說明：

　　(1)行政命令作為上層建筑的范疇其本身就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是執行“計劃”的手段之一，由于它的“強制性”特征使其更具效率;

　　(2)這種強制性要求行政命令，①反映規律，不能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②商量辦事，商量好了再下命令，是反命令主義的;③行政命令有它的局限性，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要按照對立統一法則建立“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如，行政命令-價值法則，這樣就可能形成矛盾的辯證法運動以推動事物的發展，在這里尤其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此處話語的關鍵在于計劃的經濟規律屬性演繹出行政命令的經濟規律性。

　　（3）另外，由于政治范疇包含著更普遍的行政命令，所以，通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也可以證實。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如，抓革命促生產就描述了經濟與政治的這種深層次關系，其現實載體可以是行政命令。所以用行政命令發展經濟正是政治與經濟辯證發展的要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許多政治問題其實就是經濟問題，許多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重要的是二者的互動可以產生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功效。

　　（4）據經驗事實看，雖然西方是所謂市場經濟，但資本主義企業內部仍存在著行政命令，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內部的政府性”。科斯企業替代價格證明行政命令本身也是經濟規律。企業內部的組織經營必經過命令，這是因為企業實現低成本高效率有多個途徑。如：科技途徑，命令途徑等。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需要行政命令。企業的決議、規章、程序都是協商后的強制。資本主義之所以在社會層面無法推開行政命令是因為它的私有制以及意識形態中資本自由的最高法則決定的。

　　所以，經濟活動存在著交換(經濟單位之間)和安排(企業內部)兩種方式。經濟交換是價值法則其特點是買賣關系通過價格;經濟安排(依據計劃的具體部署)是行政法則其特點是命令關系。大躍進犯錯就是混淆了他們，毛主席區分了兩者。行政命令何以可能。a國家通過代表政府的企業主管部門來執行行政命令，企業之間沒有這樣的關系。b行政命令的類型，制度、規劃、條例、決議、決定。在下列境域中行政命令是不可或缺的：

　　1、國家意志-戰略經濟-計劃比例。與西方私人自由經濟發展的最大目的是追求當下利潤最大化的規律不同，面對西方列強并以其為追趕對象，新中國的經濟一開始就是為著實現國家意志，即“大強大富”的目標。不是不要利潤，而是要從戰略的高度統籌兼顧地處理好農輕重的關系，走出一條戰略經濟的發展路子。為此，毛主席特別強調四點，(1)中長期利益;(2)資本主義大大破壞統籌兼顧;(3)統一的思想認識;(4)戰略性要素，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石油，尖端科技。顯然，根據當時的世情、國情等境遇，毛主席首先要解決和應解決的問題是“大強”，同時為“大富”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156項工程”、“三面紅旗”、“工業化道路”、“三線建設”、“四個現代化”、“兩步走戰略”、“四三一項目”以及兩個科技發展規劃和成就等基本實現了這種國家意志，1976年建立起比較完整的自主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這些說明，國家意志也是推動經濟有效發展的規律。

　　2、全國一盤棋（比較優勢，布局，協作，資金）。全國一盤棋類似于現在的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當然本質是不一樣的。它描述著國家意志在全國可以取得大協作的事實。如，(1)運用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區域經濟。毛主席反對國家間的比較優勢論，但他主張國內的比較優勢論;(2)平衡工業布局，沿海與內地，漢族與少數民族;(3)統籌兼顧，農輕重的計劃比例，國家集體個人的分配比例;(4)大協作區域;(5)尖端科技攻關;(6)集中人力、物力、資金辦大事。

　　3、價值法則-計劃法則的辯證法（生產，交換）。毛主席力圖構建計劃與市場(價值)有效結合的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在編制計劃比例中尊重價值規律，在經濟核算中運用計劃;計劃與價值的辯證法貫穿于生產、交換、消費的循環和“兩個市場”的過程。也許由此實現了在低收入、低物價、高積累情形下的經濟高速增長。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但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事物受了限制，法則也受限制。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

　　4、多種社會力量發展經濟。(1)黨政力量，經濟發展的領導者;(2)企業力量，生產效用的承擔者;(3)群眾力量，效用生產的參與者和管理者;(4)軍隊力量，人民解放軍參加生產，不是臨時的，應從長期建設的觀點出發。而其重點，則在于以勞動增加社會和國家的財富。生產項目應在人民政府允許之下，以農業、畜牧業、漁業、水利事業、手工業、各項建筑工程、各項可能從事的工業和運輸事業為范圍，禁止從事商業。這些力量構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產力的要素。

　　這四個方面的辯證法的安排就可以實現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最佳配置。

　　西方資源配置理論建立在價格均衡基礎上。但這種均衡a反映的是貨幣購買力的均衡，，掩蓋了貨幣商品供應與實際需求的差異，b這種均衡僅從純經濟關系描述，不反映其他要素的需求，c這種均衡無法解決危機，說明并沒有實現最佳配置，所謂“最佳”是謊言，沒有能力;d這些表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源最佳配置始終存在差額。

　　根據斯密描述，資本主義按私人唯利是圖意愿從事經濟活動，那個行業賺錢投資就流向哪里，按照盈利效益建立起價值規律，所以，私利就是價值規律的信條和動力。當然，這個價值規律也從兩個方面反映著一些普遍的東西。1、它反映了人與人之間有利交換的原則，如果沒有獲得交換效用交換是不能進行的;2、也反映著擴大再生產對積累的要求，如果沒有在交換中獲得可以積累的資金交換也不能進行。

　　社會主義國家處在“趕超”的發展階段時，按國家戰略意志發展經濟，這個意志體現著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這樣投資方向會按國家計劃規定，而這個國家意志包含著國家戰略效用和一般經濟效用并以此建立價值規律，所以，國家意志就是價值規律的信條和動力。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因此，僅用資本價值規律衡量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錯誤的。社會主義價值規律的動機更重視國家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之間的平衡，這是由社會主義的信仰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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