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么看人民公社的解體？

——與楊思遠教授商榷

陶冶

昨天（10月30日）一天“上了兩個大學”，上午在北京航大參加個“紀念兩彈一星試驗成功40周年座談會”，下午到科技大學聽了楊思遠教授的講座。楊教授這個講座的視點角度很新，是從偏僻的貧困地區下腳，著眼于自給自足，手里沒有貨幣可以交換，只能解決溫飽的農村人群。他們不要說供孩子上中學念大學了，就是有病都是扛著，靠身體自然恢復。因為這里的人都習慣了，就是有了百萬積蓄的村支書也還是有病不花錢上醫院。楊教授說他們是“小病硬扛，大病死扛”。作為四、五十歲的高級知識分子，能走出書齋從寶塔尖上下來深入到貧下中農的“勞動階層”（恕我也跟著用這個新的稱謂了）中調查研究，確實是件好事。這對勞苦大眾來說，起碼是個關心和關注的表現。尤其是對于“六零后”的學者，能（可能是無意識的）走毛主席提倡的“到工農群眾中去”，“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接受再教育”的自我改造（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思想方面的），“反修防變”的“革命化”道路，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所以，我也抱著“聆聽”的姿態，像上午聽“航天”專家的解密報告那樣，虔誠地品味著。不用說，我從教授口里知道了“改開”30年后，在共和國里的“勞動階層”中還有這樣的人們在苦苦度日，由此還增長了知識。別看我是在農村長大的，但我不知道農村還有那樣為了節省資金蓋房子的。我才知道砌墻的“24、18、12”的說法。可是聽到后來卻讓我失望了。作為知識分子（雖然不是專家、學者）的我也提醒自己，不能犯老毛病（文人相輕），要虛心聽講，記住有益的，去之錯誤的，把人家的長處學過來。“三人行”都“必有我師”，何況是在高等學府講堂里，面對一位講課人了。我沒有任何理由或必要跟老師較真。但是，到我為了趕路（我的行程需要兩個半小時），該離開現場的時候，一個小同志的發言招到教授的反駁，我坐不住了。因為責任心的驅使，無論如何要把我的意見表達出來。因為，我不僅要為現場的聽眾負責，也要為楊教授負責。他是那么年輕，看樣子也就是個“60后”，我們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道路就靠這代人給傳續下去，我沒有理由排斥他，何況他還是張宏良教授同單位的同事。我們多么渴望張教授能影響和帶動起來一批有良知，有責任心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形成一支很有戰斗力的隊伍。所以，我是從關心和愛護的角度和心向發了言，希望楊教授改正觀點，在今后的講座中更受歡迎。其實老網友（一起聽講座的同志）都知道，我是主張把發言交流的時間讓給年輕人的，以便他們從講座人那里弄清或學得更多，盡量不難為主持人，以免招人煩。但每每遇到不可不指出問題的時候我就“冒泡”了，因此，有的主講人入了我的心。由于現場時間不允許把話說夠、說完、說透，我也多是用這樣的方式做補充的。那么今天，就不例外了，還用書面方式跟楊教授交流交流：

1，人民公社是怎么解體的？

2，分田到戶、單干，是不是集體化的必然結果或著落？

3，社員在集體里，就是生產隊里，是不是一無所有？

4，在生產隊的集體里，社員有沒有自由？

5，在集體勞動中不準許社員搞“自摟”應不應該？

6，社員的勞動成果的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

7，講座中講到的貧困現象是怎么產生的？

8，小崗的典型是個什么典型？能不能代表中國農民？

9，小崗人集體化時沒有積極性的原因是什么？

10，小崗人的困惑解決了沒有？

11，小崗的典型是成功的先進，還是后退的失敗？

12，主講人提倡的合作道路是比毛主席提倡的“組織起來”高明嗎？

13，1962——1964年，毛主席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是退讓了，還是堅守了？

14，毛主席為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掌權而堅守的集權有什么不對的？

15，到底是毛主席的農業集體化道路社員富有，還是“改開”后的單干，發展成今天的“土地私有化”農民富有？

16，是當年的社員心安、自主、自由，還是今天的農民心安、自主、自由？

17，主講人貶斥的“英雄史觀”是什么意思？對分田單干的否定就是“英雄史觀”，那么“一紙令下”強制推行單干是什么史觀？

18，怎么看待“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毛主席的群眾路線？

19，現在的群眾路線走的到底怎么樣？

20，現在的工農大眾的地位怎么樣？

……

不再列舉了，感謝楊教授，為我提供或引發了上述的話題。

下面具體地但也是簡單地說說。如果要詳說，說得你心服，那么每個話題都可以做篇文章的。倘若我也是你們一樣的學者就可以寫論文，發表專著的。我不才， 也沒有這個奢望，僅就我知道的說說膚淺的認識。希望得到楊教授和其他專家，乃至跟我一樣的草根網友們參加討論。我不認為我的見解就不錯。

1，人民公社是怎樣解體的？是搞不下去了嗎？

當初胡耀邦絞盡腦汁想出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不至于是要直接搞單干，更不至于要取消人民公社的。可是承包鋪開后，根本沒有按承包的定產定額往生產隊上交，然后再按生產隊集體核算進行統一分配，就是誰生產歸誰家所有了。這樣，生產隊就不是核算單位了。生產大隊也無法給各生產隊下任務搞提留了。生產隊的公共積累（公積金和公益金）也落空了。生產隊跟社員的關系自然不緊密了，大隊與生產隊的關系也不密切了。社員不再靠集體了，可以自主了，誰有能耐誰使了。就好像“爹死娘嫁人，（孩子們）只好各人顧個人”了。這樣一來， 生產隊不再是生產和生活為一體的基層組織單位了，生產大隊和公社就淪落為單純的基層政權組織了。這個時候，叫什么已經無所謂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質和特性已經消失了。社員又恢復到傳統的小農經濟時代，跟舊社會和解放初一樣了。那么農村的政權組織也就淪落為如同舊社會的保、甲一樣，只管收“出荷糧”和攤派勞工了。于是所謂的“征收提留”就成了農村兩級政權的主要工作，其工作項目實比舊社會還多了，如計劃生育的懲治超生的罰款等。于是，就出現了抗繳或抗議的行為，激化了基層干部跟群眾的關系，服毒自殺的案例（有關單位搞過調查發在《內參》了，含在《馬賓文集》里）屢見不鮮。為此受處分的村、鄉、縣、市級干部也是不少的。也許這個就是后來中央領導人取消農業稅的動因吧。我想，如果當初不是胡耀邦用那個大長串的稱謂模糊了人們的眼睛，就是直接說要實行單干，他也是不敢的。就這樣，以“1號文件”下達了這樣的“改革精神”，強行推廣了。我在1976年結束了“普及大寨縣，批唯生產力論”的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的工作后，又參加了1977年的貫徹落實“抓綱治國，新時期總路線教育”的農村工作隊。1978年的“1號文件”就通過我們這些人的口，灌輸給社員的。社員們拒不接受，大、小隊干部也想不通。于是出來了“辛辛苦枯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流行語。我們工作隊看到社員們抹眼淚也是同情的，但是，我們有啥辦法呢？只好跟他們說實話，我們也是違心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久就出來個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血手印”的“奇跡”，于是單干順理成章地開始了。之后的“人大”決定恢復鄉、村的建制，人民公社被打入歷史垃圾堆。

我一直反對“人民公社搞不下去，甚至走投無路，不得不采取分田單干了”的說法。有人還認為這是“又一次土地改革”，對于我是堅決反對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是要向前邁進的，怎么能向后轉走回頭路“一夜回到解放前”啊？然而，現在有人卻說要恢復集體經濟是走回頭路。我不明白 他們的邏輯怎么會混亂到這個程度。我認為，人民公社是在轟轟烈烈發展的進程中，被強人否定了，被強行毀掉了。人民公社不是沒有生命力，不是方向錯了走投無路，而是生命力很強的。就是在分田到戶搞單干已成定局后，堅持不分的生產隊已經是小農經濟汪洋大海的一個個小孤島了，他們在好帶頭人的主持下仍然一如既往。例如我在《皇天后土》里寫的主人公紀英林還在堅持著。他把生產隊的工副業收入搞到與農業（糧食）收入平行的程度，社員的勞日值如果實分的話可達 3元5角6分。社員的1天勞動收入就掙這么多，比當時的公社書記收入還多得多。到1984年，縣、地、省頂不住上級的壓力，才安排當時已經被提升為縣委副書記的原公社書記，憑著老面子做紀英林的工作，紀英林終于讓步了。那個時候開始強調“跟中央保持一致”了。而毛時代是說“緊跟黨中央，緊跟毛主席”。緊跟不是被動的，更不是強行的，跟不上也沒多大關系，只不過是自己落后了。而“保持一致”則是被動的接受，是強行的，不接受不可的。倘若那個時候讓社員和社、隊干部自己選擇，除了已經“拿不成個”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的小崗村那樣的生產隊之外，是不會樂意接受的。這個是我的親歷所知的，因此，我對楊教授的說法是不同意的。如果不站出來給予糾正，我就失去了黨性，就是不負責任。事實上，就是在“一百年不動搖”鐵幕下，也還有像南街村這樣一些堅持下來，發展起來的走集體化道路的典型。這不就足以證明人民公社是有生命力的嗎！

2，分田到戶、單干，是不是集體化的必然結果或著落？

從上述情況來看，分田到戶，搞單干，是導致人民公社解體的直接原因，是使人民公社消亡的致命因素。它破壞了集體經濟的發展，集體經濟崩潰是它的果。而楊教授卻說集體經濟發展不起來了，人民公社搞不下去了才搞單干，單干（也屬于個體經濟）是人民公社失敗了，集體經濟走入末路的著落和歸宿。這個結論是極端錯誤的，是不符合實際的。客觀起的作用是為修正主義和資改派們提供借口、張目甚至撐腰。

3，社員在集體里，就是生產隊里，是不是一無所有？

楊教授說人民公社時期的社員什么也沒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沒有，只有自己，還得歸生產隊（領導，即隊長）支派。我認為楊教授對那個時代的農民是太不了解了，但這個不是他的過錯。我在發言時問了他：“是不連知識青年都不是？是不沒下過鄉？”他沒回答我。我斷定他不是農村里長大的，也沒在農村干過（哪怕是農村的干部或工作隊），他對當年社員的生活和生產是無知的。那個時候是集體經濟，生產資料是生產隊（核算也是“隊為基礎”）集體所有。生產隊里的任何一件東西，社員每個人都有份的。土地、車馬、拖拉機、脫谷機，都是社員集體所有，人人有份，怎么能說社員什么也沒有呢？社員跟工人不同，他們還有自己的房子，有按人口分配的自留地（即菜地），他們可以養雞、豬、鵝、鴨、羊、兔。耕牛、騾馬是不能養的，那不屬于自家養的范疇。自己用不了的要賣給供銷社或賣給國家，如雞蛋、生豬等。那是為了計劃經濟，滿足供應，要統購統銷的。任何破壞或干擾行為是不允許的。社員只要以社為家，以隊為家，融入集體這個“大家”，不分心，不離心離德，摽在一起干大農業，就是主人，就什么都有的。怎么能說社員什么都沒有呢？

4，在生產隊的集體里，社員有沒有自由？

生產隊好像一個大家族，這個家族要有家規的，家族成員不能自行其是、為所欲為。自由這個東西不是物質的，能摸得著看得見。它是一種感覺，是人的自我感覺。自由也不可能是無限度的，更不能脫離具體的環境。你的自由不能影響別人的自由。所以說自由不僅在方位上有規定，在時間上也會有規定的。人的衣食住行、舉止言談都是要遵守或照顧一定的規定或風俗習慣的。你能遵守或順應了，這就是自由，是有限的自由，決不能說是無自由。楊教授在講座中舉了電影《青松嶺》里的錢廣為例子，說他要賣點兒山貨都不行，還要求別人代賣。劇情我記不得了，但是我到現在也認為《青松嶺》是一部優秀影片，只不過是后來政策改變了，不能配合改變后的政治宣傳罷了。不用說生產隊那好幾十戶家庭，好幾十勞力、好幾百號人，就是三股六份的四世之家，也不準許攢小份子的。因為那么干對其他家族成員不利，是影響大家庭的穩定和鞏固的。所以，任何家長都是不允許的。

5，在集體勞動中不準許社員搞“自摟”應不應該？

在集體生產的生產隊里，是不允許搞“自摟”的。下工后或上工前，社員都在自己的自留地里或小片荒（自留地之外私自開墾的小塊荒地）干活，勢必累得體力耗盡，然后再到隊里勞動，那能全力以赴嗎？所以，提倡對集體“要一撲心地投入”，即出工又出力。對出工不出力的社員或隊干部，這樣是吃不開的。那叫“黑爪子掙錢，白爪子花”。所以，集體生產時期想托滑偷懶是很難的。因為大家集體勞作，誰干得怎么樣，都清清楚楚，就是有人想幫你打馬虎眼都辦不到。如果在評工時不照實說，送人情分，那是招人鄙視的。就是隊長、組長、記工員也不敢那樣做的。有的人為了在集體勞動之外，再搞點兒收入，就是“外快”，是被人瞧不起的。就是搞副業，比如搞“小秋收”（八、九月份農閑時上山采山貨）也是生產隊統一安排或允許的。我認為當時生產隊不準許這樣隨便搞自己的額外收入是應該的。后來，把自留地稱做“資本主義尾巴”加以限制，就是怕有的社員自己產的副食品吃不了上市場去賣，影響其他社員安心于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毛主席反對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的“自由市場”就是破壞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這，已經被現實所證明了的。

6，社員的勞動成果的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

楊教授說集體時期不是按勞分配，只要你出工一天就記一天工。那叫“人頭分”，有些管理不好的生產隊確實有這種情形，但那不是主流，是要挨批評的。正因為這個，才以生產小組（有的是臨時的）為單位，在收工前，也就是下午歇二氣兒的時候進行評工記分的。當然有的人的工分評的也不準確、合理，但基本上是公平的。人們說那叫“虧好不虧歹”，大家認識到了下次改了就是了。1957年8月份，我（16虛歲）初中畢業后回生產隊務農，鏟地抱壟盡管我跟上趟了，自己認為鏟地也鏟得比較干凈不留草，可是記工員就不給我滿分，連婦女都不如。我就去給飼養員鍘喂馬草，因為我跟一個整勞力搭檔各抱一頭（鍘刀拐子），那是必須一樣用力一樣下手的，否則就不平衡沒法鍘的。有捋草的老頭作證，晚上記工員不得不給我滿分。所以，我以后就盡量要求分派給我能體現我是整勞力的活干。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挨批后正趕上貫徹“侯王經驗”，“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大隊來辦”，我被下放回居住的生產隊參加勞動。這個時候我已經是成年人了，我可以掙滿分了。當時是隊長、組長、記工員在一起核定給每個社員記多少工分，是給滿分還是去點兒分。站在個人角度來看，也是有不盡合理之處，但是社員們大多認可了。因為當時提倡“狠斗私心”， “克己奉公”，即使自己真的虧了也權當奉獻了，不會計較的。等到1976年我參加縣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包個生產隊的時候，在收工前的歇氣兒時就開評一天的工分了，是自報公議，不僅指勞動質量和效率，還包括勞動態度和政治學習態度。因為當時是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社員就把這個叫做“大寨分”。從這樣的情況看，根本不是楊教授說的，只要出工一天，干什么，干沒干，干什么程度都不用看了，就給記一天工。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至少是想當然。如果說那個時候不是按勞分配，還能是按什么分配呢？如果不是按勞動價值分配，像現在有的所謂經濟學家主張的：按“生產三要素價值說”來分配，其實質就是否定按勞分配的合理性，為按資本和生產資料兩要素分配張目，以證明資本家剝削是正當的、合理的。這就是我要跟主講人較真的原因。

我之所以說得這樣細，就是回答楊教授說的生產隊集體的時候不能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不能充分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給計劃經濟扣上“大鍋飯養懶漢”的帽子，以否定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一般來說，各行各業的懶漢到什么時候都有，就是單干了也有懶漢。在全國人民一心大干社會主義的時候，是講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無論工人，還是農民，都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是在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給自己干的，積極性特別高漲，都是自覺的，基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而且一項任務下來了，都怕自己不被吸收參與不上。能被分配到自己頭上，那是組織對自己的信任。因此，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是全力以赴、竭盡全力，不計個人得失的。人們都堅信，國家繁榮昌盛了，自己為國家、為集體做出貢獻了，是不會被虧待的。根本不像現在，勞力也成商品了，可以討價還價的。那么勞力成為商品可以上市（勞力市場）到底有利于誰？可想而知。

7，講座中講到的貧困現象是怎么產生的？

楊教授調查看到的貧困現象夠具體了，我相信他的表述是真實的。但是，這樣的現象在“改開”30年后依然存在，是什么原因？他沒有深入研究，只是提出了個幾戶或十來戶的合作社來聯合生產。他也說當地的水利設施都是當年公社時期搞的。他主張地塊相接的農戶可以連片。如果像高校合并那樣，一個東一個西是沒有好處的。那么，我就要問了，毛主席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乃至公社化道路究竟對了，還是錯了？既然你認為現在的單干不行，走不下去了，只能自給自足地解決溫飽，其他如受教育、治病、發展生產都辦不到。就是單純種地也只能靠雨澆地，就是天灌。你說是這樣是比公社化好了，還是糟了？有的人不是認為工廠實行承包制是高招，農村單干是高招，那么承包了的工廠怎么大多虧損直至破產倒閉？既然單干能發展農業生產力，怎么承包30年了，還有這樣的貧困地方讓楊教授碰上了？既然單干行不通了，必須聯合，那么怎么還不能走毛主席提倡的集體化的道路？我真的聽糊涂了。楊教授的研究下了這樣的真功夫，可是開出了怎么樣的救世處方呢？難道就是這個被所謂的經濟學家們炒得火熱的，不是搞聯合體，就是靠所謂的“種糧大戶”把土地集中到手里雇傭農民經營？這，也算是發現、創新嗎？這樣的創意連老祖宗都知道，他們世世代代就是這么干的。這個“玩意兒”究竟是“與時俱進”，還是開歷史倒車？恐怕誰都明白，就是不說而已。真的跟“皇帝的新衣”沒啥區別！

8，小崗的典型是個什么典型？能不能代表中國農民？

這里且不說那個18戶的血書是怎么回事了，就說在全國都在轟轟烈烈地大辦社會主義大農業，8億農民勒緊褲帶苦干、實干、拼命干，戰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時候，小崗生產隊的隊長和社員干什么了？小崗人建國30年沒得翻身，是走集體化道路造成的嗎？那么，公社化中止了，小崗人沒了束縛和羈絆了，怎么還是不行呢？是什么原因致使小崗人在有了土地之后還出去討飯？我認為是這個地方人的劣根性決定的。他們已經習慣于這樣的乞討生活了。在這樣的一些人里，就是被選為隊長或支書的人，也不能像大寨的人那樣，不能像我寫的紅石嶺人那樣，把中國農民的勤勞、樸實、堅韌、刻苦奮斗的優良品德通過自己的作為變成財富，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在他們這筐木頭里，砍不出個寨子來。毛主席說“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了。大寨有陳永貴，紅石嶺有紀英林，今天的南街村有王宏斌，有以他們為帶頭人的領導班子。而小崗卻沒有這樣的帶頭人。“火車跑得快，全在車頭帶。”這是那個時代人們常說的。當時，我們下去搞基本路線教育就是要整頓“軟、懶、散”的大隊和生產隊的領導班子，同時教育社員群眾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愛社、愛隊、愛集體，肯于奉獻。小崗這個生產隊肯定是整頓或淘汰的對象。他們自己都養活不了自己，何談為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他們事實上成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和基本路線教育，乃至農業學大寨的死角了。他們是社會主義道路的落伍者是社會主義的拖累。想不到就這樣一個落后的典型，在毛主席的路線被推翻的時候竟然被當成了農業新出路的典型，豈非怪哉！我就不認為它代表中國農民或農業的方向，打死我也不改口的。它跟西鋪的王國藩的“三條驢腿”沒法比；跟真正具有方向性的嵖岈山衛星社沒法比。1958年4月份，河南省遂平縣下宋水庫指揮部根據群眾要求，把幾個高級社聯合起來，辦了聯社，于是引起了人民公社化。那是反映群眾擴大生產力要求的，那是符合民意的。小崗村怎么能跟這個相比而被楊教授還念念不忘，并且說它的要求單干是符合農民意愿的。這是大錯特錯！我提出質疑，他就說我是“英雄史觀”，就是說我在否定“奴隸創造歷史”，是強調領導人的個人作用。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8億農民要求的，還是個別領導人指示的？小崗引起的單干決不是嵖岈山衛星社那樣具有方向性和全局性的。小崗村是少數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非正常產物。我們能用一個侏儒人做標準規范全民嗎？除非規范者本身就是侏儒！

9，小崗人集體化時沒有積極性的原因是什么？

這個問題我在前面兩個題目中已經談及了。這里再說一點，就是小崗人的思想覺悟還停留在解放初期。因為他們沒有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肯定在農業集體化、現代化的進程中，每一步都欠功夫或“漏網”了，他們的覺悟程度跟不上飛速發展的形勢。毛主席是要通過走集體化道路，逐漸把半無產者的農民改造成無產者，跟工人一樣成為領導階級的。他是要把農民轉變成農業工人的。這個愿望在今天的南街村已經實現了。他非常注重對農民的教育和改造。他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在采取了一系列的組織形式（互助組、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的同時，就搞一個接一個的學習運動（最典型的就是學習雷鋒、社教乃至“文革”）以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然而，小崗這個死角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他們還是滿心“私”字，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落后、腐朽理念。從普通農戶到村支部書記，就是這樣“古老”而頑固的舊社會的“化石人”，去個鄉、縣級人物當頭也無濟于事的。他們的內因沒變化。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還是解放前的。這，就是他們在集體化時沒有積極性的致命原因。同樣在一個國度里，紅石嶺的紀英林領導18個勞動力，用肩膀和雙手把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改造成9大塊“三保”方田，在全省最早實現耕、播、收機械化，全體社員最先添置了“四大件”，成為僅次于大寨的農業典型。人家是怎么干的？紀英林利用大年初一各單位沒人上班用廁所的時間摳大糞。他把社直單位的所有廁所都摳凈了。而小崗人的豬圈糞都沒人起，更不要說送到地里了。當趕大糞車的老板子嫌丟人撂挑子，而又無人接手時，作為支部書記的紀英林接過鞭子趕起大糞車。為了表明為生產隊掏大糞積肥光榮，他一手執鞭子，一手舉著黃瓜大吃，還唱著小曲，招搖而過。用以身作則的辦法提供了樣子，教育、轉變了那個老板子。請問，小崗村有這樣的帶頭人嗎？在紅石嶺可以吃閑飯的五保戶，也不甘心當閑人，都認為讓別人養活、照顧是恥辱。其中70多歲的老太太都要求隊里給派活的。隊里不給派活，她就挎著糞筐自己去撿糞，交給生產隊。這在我的《皇天后土》里都有真實的記錄。請問小崗人：這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信條所能啟動的生產積極性嗎？你們缺的就是這個，你們還沒站起來，起碼，沒有自尊和自強！

10，小崗人的困惑解決了沒有？

“改開”30年過去了，小崗人的困惑解決了嗎？沒有！由于沈浩的離世，在主流媒體大肆宣傳沈浩事跡的同時，我們看到了小崗人中還有對施舍感激涕零的，還有溫飽未能解決的。他們不知道該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走，朝哪走。他們現在又迷茫了，很可憐、很無助的。大家看他們對省財政廳那個期盼勁兒，他們亟待再來個“救世主”。照這樣的活法活下去，他們什么時候才能自立？恐怕再過個30年也還是個老樣子！別看他們有省級“財神爺”保佑，改變了居住環境，改變了村容、村貌，他們跟南街村（實力和精神風貌）相比，還是天壤之別！無怪沈浩帶領他的班子前去南街村參觀、取經。我贊成沈浩，我也理解沈浩，我更同情沈浩，為他惋惜！也為時下的所謂“三農”問題而悲哀！

考慮網友網上閱讀的習慣，先寫到這里。以下10題另文再談。歡迎討論，接受批評！

2010年10月31日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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