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4日我在烏有之鄉舉辦的一次講座結束時,主講人講話后的聽眾5分自由發言中,痛批了吉林省推行的“國退民進”導致我家鄉私有化的新政給我老家的造成的惡果,激憤中喊出了馬賓老的主張“該正式批x了”,震驚了全場。于是聽見一句“你們通化出事兒了!”。等我坐下后就有人告訴我“上網查查吧,通鋼工人暴動了”。回家后我就上網看了,這話是真的。于是我寫了《石破驚天的好消息——通鋼工人暴動了》發在網上。之后就接到了鄉長的委托,陪同網站的小同志一起去通鋼采訪。鄉長比我最小的孩子還小,但是因為他能與幾位同志創辦了紅色網站給革命派提供了發聲的平臺,我要維護這個網站,就要支持網站的工作,對于鄉長的招呼和安排我是無條件接受的。我的居住地離燕郊火車站比去北京站近多了,我跟同去的小同志說了,我從燕郊上車,車上見。可是燕郊車站不提示旅客進站上車,等我追問時,回通化的客車已經出站了。我跟車站交涉,他們承認失誤,但是無法補救,我就去北京站退票,但是超過時效車票作廢了。我就到八王墳長途汽車站上了北京去通化的客車。到通化長途客運站下車后,兒子開車接我去通化火車站,北京到通化的車還未到站,我長出了一口氣,總算沒讓那個同來的小同志作難。等車到達了,我接到了那個小同志,便安排住宿。可是安排完后就要去二道江到通鋼找熟人時,那小同志接到鄉長電話,讓他立刻返回。啥原因我也不便問,反正出現變故了。我讓他上了我來時坐的大客車回北京,我怎么辦?能白來嗎?我決定獨自去通鋼看看,就是遇到阻力和麻煩我也認可了。于是讓兒子開車送我去二道江。
到通鋼后,我就打開電話號本,查找在通鋼工作的老熟人。找到了幾位都聯系不上了,座機號廢了,手機號不知道,總算聯系上兩位,把他倆請到市里一個飯店里,他倆才肯說實情,當時市公安局正在追查呢。因為我的人格他倆是了解的,盡管謹慎也跟我說了一些。他倆還向我介紹了一位鐘姓女記者給我聯系電話號。之后我還真跟這個女記者聯系上了,她把所有掌握的書面記載都給我發來了。并且警告我不能擴散,也不要在通化久留了。于是我趕回北京,向鄉長匯報了我的工作收獲,但是并沒詢問為啥把我的同行人調回來。顯然他是聽說了通鋼當時情況的險惡。有句話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現在就該我深入虎穴的時候了,我想再次去通鋼,尋找親歷者,最好是當事人,以便寫出一部像樣的有價值的東西。鄉長可能出于愛護的心里未明確表態,只是把我作廢的車票和往返車票給報銷了。
不久中國工人網張耀祖就把通鋼的工人領袖吳敬堂邀到北京了,我也得到機會見了吳敬堂。因為工人網已經下了功夫要大力宣傳通鋼精神,我就沒有抓緊。很快工人網編寫的《通鋼事件與國有情結》就印出來了,反響很好。到第二年毛主席誕辰106年紀念活動時我又見到了吳敬堂,懷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和他與他的同伴兒王春和合了影,并且告訴他倆我要以通化人的身份寫出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實作品。因為這是我們通化人的光榮事跡,是我們通化人的閃光點。他倆當然十分高興。
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6周年時我跟吳敬堂和王春和留影
但是又過一段時間,黑龍江省的工人作家趙建斌竟然把《鋼城改制變局》自印本擺到烏有之鄉的書社了。我太佩服趙劍斌,可謂人如其名,確實是把文武俱能的利劍。因為第一次看見他在烏有書社擺賣的《父恩難辭》和《新潮旋風》兩部著作時,我兒子就買了兩套,并且開始結交了這位黑龍江省的工人領袖,從此跟趙劍斌結下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誼。后來他來北京參加烏有之鄉在燕郊舉辦兩宿三天的具有轟動效應的“挺B”活動后,因為離我家近了,就到我家住了,從此我家就是他來北京后的第二個站腳地(第一個是烏有之鄉)。2017年我去黑龍江時也要到哈爾濱看看他,自然也到他家里住一宿,我老伴兒和他妻子也結下了姊妹請。趙劍斌的家是早年分配的只有40多平米的住房,生活相當簡樸,因此我們格外的近密。能與趙劍斌相處,都是因為通鋼事件引發和鑄就的。因為我家鄉是個縣級市,我原本對外只說是吉林人,從此我就說是通化人了,因為我以通鋼工人兄弟維護國有資產而暴動為榮,以通鋼工人的革命精神和戰斗英姿做底氣,我就說是通化人了。正好我又住在北京通州,我就說我是“雙通人”。
由于階級出身的原因,我的社會屬性是改變不了的,我一定會跟工農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很惦記通鋼的吳敬堂老兄,總想到他家去看看他。2015年7月4號,我讓兒子拉我去二道江走進了吳家。從街道上去的臺階都破損了,住宅樓當然是個老樓。數年前他原來的住地屬于黃金地段建了新的高樓,他分得一套90平米的兩室一廳住房,單價1300元/米,他覺得承受不起,就把房票讓出去了,買了這個老樓不到60米的住房,沒有客廳只有大小倆臥室。廚房不能站倆人,廁所只有蹲位。這是毛澤東時代的職工宿舍,在當時就很不錯的,到現在就顯得十分寒酸了。但是主人還是滿足了,他不攀比不自卑,他有兩千來元的月工資,經過他的努力找到省里,通鋼家屬工還每月能得到600元的補助,他老伴兒也有一份。這樣,低水平生活他家還能維持的,所以接待我的時候還是笑容滿面非常樂觀的。
那天家里只有他的弱智大女兒在家里,有一位同事或鄰居伴陪他。聊起當年參加工作進入通鋼,為共和國的工業打基礎時那自豪感是相當充盈的。他是1957年到通鋼參加工作的,屬于通鋼的創業人。我說我是1957年7月初中畢業回鄉參加農業勞動的,沒能幸運地到通鋼成為工業戰線的一兵為祖國的工業貢獻力量,只好到水利工地修水庫。我們互相都為共和國的工農業基礎建設添上一磚一瓦而榮幸。那個幸福感是很少有人體驗到的。我說我1972年到縣文化館工作,有機會參加通化地區文學活動也接觸了幾位來自通鋼的文學同仁,對他們談及通鋼的興旺和職工待遇都很羨慕。通鋼是長春一汽和吉化公司后第三位吉林省支柱企業,在國家層面上也是有名的。他們能成為鋼鐵戰線的一員職工也跟石油戰線的職工能為祖國獻石油一樣自豪。“改開”之初一號大公子到處斂錢都不忘到通鋼來伸手,如愿后通鋼的一把手竟然調到省里成為省級領導了,足見通鋼的地位之高了。到了“走進新時代”后,一個類似于咱們吉林省吉林市的江蘇省省內二號市的一把手倚仗裙帶關系竟然調到吉林省主政了,不久就成了省委書記。他大力推廣他在老地方“國退民進”的招法,肆無忌憚地出賣國有企業,自然盯上了通鋼這塊肥肉,結果遭到了通鋼工人的抵制。這就引起了具有歷史意義的“7、24”暴動,打死了狂妄的資本家保住了通鋼不被私企老板鯨吞,使通化市成了著名城市,這也成就了吳敬堂“工人領袖”的功名。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能做一件對祖國,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就沒白活。盡管吳敬堂在通鋼干到退休了,也還是個低級干部、普通員工,但是有這么一件事兒就讓他聲名遠揚,不僅越過白山黑水,而且傳到大江南北,他無悔無憾了。
但是知道內情的人都很同情他。他在外邊為了護廠,為了給通鋼家屬爭得一點兒待遇,風風火火走南闖北,但是家里卻不是平安無事的。他退休之后家里就遭遇許多變故。大女兒在四歲時出麻疹怎么也治不好就穿刺了,落下后遺癥成為殘疾;長大后嫁出去生了個男孩子,女婿在二十年前去世了,外孫也失業了,全家都得靠他的退休金維持生活。他年入古稀了,為了添補一下生活所需,一個老友給他一塊在山上開的小片荒,種點兒小菜讓老伴兒到街頭賣了換點兒小錢補助家用。雖然這樣他對眼下的生活狀況一點兒也不悲觀,他就跟小時候比。 他生于1938年8月出生在山東省黃縣,適逢國破家亡之時,飽嘗戰亂之苦。山東半島歷經戰爭劫難,最真切的感受莫過于到建國后方才體會到做人的滋味。舊社會,做奴隸也要力氣大吃飯少的。但是新社會就不一樣了,1957年他有幸成為通鋼建廠的首批工人,是工廠的主人啊,自然他就以通鋼為家了。不僅自己獻給了通鋼,全家人都獻給通鋼了。通鋼若垮掉了他們還有啥指望?可以說通鋼就是他的命啊!只要能看見通鋼還在,他就喜笑顏開了。自己家的窮富算個啥?不就是出點兒力氣吃點兒苦嘛!所以他接待我時才能談笑風生很有幸福感和成就感。我很羨慕他的豁達和樂觀。我懷著欣賞的心情拍照了他的居住情況。因為主婦不在家,我就把他們掛在墻上的合影拍照下來了。
接著我們邊談便拍照他居室記錄了他的音容笑貌。
他非常樂觀,總是笑容滿面。
他就在這里在這個案頭學習法律和法規,寫上訪維權的材料,有時寫到那半夜。他要維護通鋼職工和家屬的正當利益,就得有根有據才能伸張正義取信于人,讓人家聽進去,跟你產生共鳴。對于上訪人員當地公安機關也是非常警惕的,但是聽了他的講訴看了他的材料,多是同情沒有反感,只是規勸。有的介入人還把他提供的材料珍藏了。因此不管維權結果如何,他只要盡力了就滿足了。所以他總覺得自己是個勝利者,不管話費掉多少錢錢,耗費了多少心血也是值得的。剛開始他是背著家人的,出去之前也不跟老伴兒說的。后來漸漸的老伴兒也不阻攔他了,他回來后就主動干家務。做飯炒菜做不好也不用老伴兒干,洗衣服做雜活全自己動手,為的就是讓老伴兒給他自由。一個立志為工人階級兄弟做大事的人,連家里人的支持都得不到怎么能行?到底他把老伴兒征服了,老伴兒不反感了,就跟老伴兒交流。老伴兒逐漸對他也放心了。
有一天我從電視上聽說王珉被雙規了,我樂壞了,就想打電話問他們通鋼放鞭炮沒?可是后來聽清楚了,是王敏不是王珉。再后來我聽見遼寧出現了賄選事件,就想到會牽扯到王珉的。這只老老虎培育出來的大老虎不揪出來天理不容。終于有一天他被押上審判臺。不用我給他打電話了,他家也有電視機,肯定能聽見的。我就沒再給他打電話。
2019年1月14日,我接到鄉長電話,問我在北京還是在東北老家呢。我問他有啥事兒嗎?他說吳敬堂老病危了,希望我去看看他。我說我已經買了2月1號的去通化的臥鋪票,回去就去看他。放下電話我就給吳敬堂打了電話。聽聲音還很有力,也許他是聽見我給他打電話高興了。我告訴他2月2號我就去看他,讓他等著我。他很有信心地答應了我。
因為我兒子的一個同學在北京發展呢,他回家過年就把我捎回來了。這樣就沒能2月1號坐火車去通化,還等2月2號我去通化看他呢。一天我在網上看見了“2019年1月27日早晨7點半,三天前病逝的通鋼老工人吳敬堂在吉林省通化市殯儀館火化”的消息。我立即給鄉長打電話,說我要去通化送別吳敬堂,問他有啥需要我代辦的。他說他已經委托通化的康馬馳給買了花圈,我可以協助康馬馳寫個紀實文章。
1月26日晚上我趕到通化市,住在二女兒家。27號6點40就由二姑爺兒開車送到殯儀館。見到了康馬馳,做了自我介紹。當時也就十多個人,沒有我認識的。家屬還未到呢。等到快7點了,吳敬堂的兒子吳風松到了,我就說了曾經給他父親打電話了,他說當時他就在父親身邊,聽見這個北京打來的電話了。我問他媽呢?他說媽媽沒來,妹妹來了,就把我介紹給他妹妹。他妹妹給大伙發小白花,給我也別上了一朵。
因為我來得匆忙,是空手來的。我看有人在跪拜故人起身時,給回拜的吳風松錢了,我就也跪拜了吳敬堂,起身后也給吳風松兩張票,表示慰問了。
快到7點時,人就多了,能有5、60,有人提議把花圈拿到門口擺放后拍照。花圈是從屋內拿出來的,是傘型的,能支開,但是擺放不下,都占了兩邊別人間的門口。我沒看見烏有之鄉的花圈,到里屋看見了。
7點追悼會開始了,致悼詞的是王國軍,悼詞寫的很好,稱吳敬堂是英雄。他幾次哽咽,含淚讀完了悼詞。大伙圍著吳敬堂遺體告別后,走出來。因為下一步就排號火化了,康馬馳就讓我跟著他的車去市里的飯店吃早餐。
在現場我沒看見通鋼有領導在場,也沒看見跟他一起上北京的王春和,只看見通化市總工會民主管理部的一位部長。吃完早飯后,我留下了王國軍和康馬馳的手機號,并且和同餐的幾位合影留念。但是我還不知道他們都是啥單位干啥的。
事后我跟王國軍要他在告別會上致的悼詞,他發給我的是這個消息,這樣我就沒必要再寫紀實文章了,順便附后:
通鋼的部分職工及家屬代表們本來準備了一個簡短的悼詞,想以此送別他們心目中的老英雄。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不便言說的原因,這個悼詞未能致祭吳老靈前。吳老生前的眾多同志和朋友們也未能按原計劃參加他的追悼會,這其中包括從十年前“通鋼事件”起,就與吳老結下深厚友誼的中國工人網主編張耀祖。中國工人網與紅色參考編輯部共同向吳老敬獻的“中國工人階級反私有化英雄吳敬堂同志永垂不朽”的花圈也未能如愿送達追悼會現場。
據現場參加送別的朋友透露,追悼會其實就是火化前在殯儀館一間不到20平米的普通告別室里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告別儀式。整個過程僅十幾分鐘,簡單介紹了吳老的生平,其中并未涉及吳老生前最令人矚目的“維權”“反私有化”等事跡。
2019年1月25日5時57分,吳老因病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82歲。他的逝世,使妻子失去了朝夕相處的好老伴;使兒女失去了可親可愛的好父親;使孫子女失去了慈祥的好祖父;使通鋼維權職工和家屬失去了最忠誠于他們的代言人;使社會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敢于擔責的好公民;使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失去了一位沖鋒在前的好戰士。哀樂渲染追悼場,悲淚垂灑靈柩前。我們要在此追憶他不平凡的一生,緬懷他的豐功偉績。
吳敬堂老人于1938年8月出生在山東省黃縣。1957年參加工作,在通鋼和建安公司當過工人和干部。在工作中他敬業勤業盡職盡責,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工作者,在家庭生活里他尊老愛幼,以身作則,為子女樹立了優良家風。在社會上他更是堂堂正正做人,實實在在做事,贏得了大家的尊重。
在維權上訪中,他敢于堅持公平正義,義無反顧地擔當起了維護通鋼職工和家屬應有權益的代表的責任,合理合法維權,起到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作用。他忠于和踐行毛澤東思想,在反腐敗、反官僚主義等方面做了大量具體工作。在維護通鋼五七家屬革命化人員合法權益上,他將上千名五七家屬工的合法訴求反映給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為大家爭取到了每月近2000元的退休養老保障。在解決欠發職工取暖費、暖氣不熱、通鋼企業公司職工本人已扣繳了社會保險費到年齡不能辦退休等諸多問題上,他寫訴求材料、跑前跑后,到處奔走呼吁,為大家爭取權益。他還不顧年老體弱,奔波千里到北京和長春等地參加紀念毛主席的活動,代表工人做報告。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毛主席繼續革命的遺志,勇于發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聲音,為踐行馬列毛思想、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用自己的一生,實現了他學習向上、服務為民、奉獻社會的崇高價值。是令我們高山仰止的人民英雄!
吳敬堂同志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忠誠踐行者,是反私有化反腐敗斗爭的人民英雄,是通鋼職工和社區群眾維權的代言人,更是中國工人階級在通鋼的一面旗幟。
他那種堅持真理,維護公平正義,永遠站在大多數人立場上、代表大多數人利益,敢于擔當盡責和無私奉獻的高尚品質和革命精神激勵著我們,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在心,永遠學習!
青山永在,英靈長存。讓我們記住吳敬堂這個平凡而又閃光的名字。永遠記住他在平凡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事跡,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他的遺志,將中國工人階級這面偉大的旗幟扛起來、舉下去!
2019年3月31日整理以示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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