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任志強批央視愚蠢無知，不過央視只是一個平臺，利用那個平臺的一些人的確愚蠢無知。而任志強本人也是愚蠢無知的典型。下面從《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一書中摘一段：

　　為了說明地價對房價的推動，任志強舉例說，“按現時的市場下跌之后的交易價格計算這些天價的土地時，就會發現這些土地的成本占房價的比重大約就大于了50%或更多，如北京通州區5300多元/平方米的土地與現金8000—9500元/平方米的期房交易價格相比，這個成本土地與房價的比大約就大大超過了50%了。”

　　但是，如果真的是地價推高房價，那么，為什么北京市政府不把通州區的土地價格定為53萬元/平方米，以便開發商可以推出80—95萬元/平方米的期房交易價格呢?雖然，正如當年英國的工廠主們曾經成為英國庸俗經濟學家的導師一樣，今天中國的開發商也同樣可以做而且已經做了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家和媒體從業者的導師。但是，同樣地，中國開發商的這套言論也與當年英國工廠主們的言論一樣，是馬克思所說的“十足的胡說”。

　　這是因為，任志強并不懂得地價的形成原理。在他看來，“正常的市場機制條件下，從經濟學原理分析，土地的價格應由土地的產出價值所決定，應是房價拉動地價的增長，而不應是地價決定房價的增長。”首先，就經濟學原理而言，目前兩大經濟學體系，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沒有主張土地的價格應由土地的產出價值來決定。其次，即便土地可以自行產出，從而土地的價格可以由土地的產出價值來決定，那么地價的增長就應當是土地的產出價值的增長的結果。不過，這與房價有什么關系呢?為什么需要是房價拉動地價的增長呢?難道房價就是土地的產出價值?如果是這樣，那么地價在房價中所占的比重就應當是100%。而根據開發商自己在上面給出的數字，我們可以估算一下開發商所認為的不正常的市場機制下的地價在房價中所占的比重。比如，我們可以將5300多元往上取整為5400元，再計算8000元與9500元的平均數得8750元，最后，用5400元除以8750元可得62%，雖然高于50%，但還不到2/3。可見，在開發商所認為的不正常的市場機制下地價占房價的比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開發商攫取了大量本來應當歸為地價的利益。對此，難道開發商還有什么理由抱怨和指責嗎?

　　當然，地價占房價的比重達到100%是不可能的。拋開沒有理論基礎的開發商，我們看看馬克思是如何分析地價和房價的。土地的價格其實就是資本化的地租 ，簡單地舉例來說就是，如果平均利息率是5%，那么一個每年可以獲得2萬元地租的土地就可以看作一個40萬元的資本，因為這筆資本平均每年也可以得到2萬元的利息收入，從而這塊土地的地價就值40萬元。西方經濟學用若干年地租的貼現值之和來計算地價，也是基于這個原理。于是，引起地租上漲的因素，通常也就是引起地價上漲的因素。

　　要分析地租，我們就要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引入第三個當事人，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如果土地是用來種植的，那么資本家就是租地農場主，雇傭勞動者是農業工人;如果土地是用于建筑的，那么資本家就是開發商或建筑商，雇傭勞動者是建筑工人。無論哪種情況下，所有的產出價值都是由雇傭勞動者新創造的價值和在生產過程中轉移的不變資本價值構成的。勞動者得到了工資，而資本家獲得了剩余價值即利潤，并補償了自己的資本支出，那么，地主的地租從何而來呢?

　　在任志強所說的正常的市場機制條件下，資本家應當而且只應當獲得一般利潤率。如果低于一般利潤率，資本家就會退出，轉向其他可以獲得一般利潤率的投資項目，從而該項目的生產停止，什么產出也沒有，自然也不會有地租;而如果高于一般利潤率，那么超過的部分即超額利潤就要轉化為地租，歸地主所有。否則這個市場機制就不正常了。在后一種情況下，地主之所以能夠把超額利潤攫為己有，就是因為土地所有權的存在。“單純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權，不會為土地所有者創造任何地租。但這種所有權使他有權不讓別人去使用他的土地，直到經濟關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給他提供一個余額，而不論土地是用于真正的農業，還是用于其他生產目的，例如建筑等等。”因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成為對資本家投資的一個限制。如果沒有這種壟斷，超額利潤就不會轉化為地租，就不會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是留在資本家的手中。因此，如果資本可以投在土地上而不付地租，那就意味著土地所有權的廢除，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廢除，也是事實上的廢除。

　　另一方面，是不是只要有土地，就一定可以獲得地租呢?并非如此。在所有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終荒廢著。這些荒地并非都是無主的。對那些有主的荒地來說，只是由于在土地上的經營不能帶來超額利潤，所以才荒廢了。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地主的統治要讓位于資本家的統治。這里撇開小農經濟的情況不說。在小農經濟的情況下或資本主義經濟允許在其角落里存在的個別情況下，只要小農種地的產出高出他的生存所需，而且該小農找不到其他活路，從而不得不租地求生存，地主們就可以在不涉及超額利潤的情況下得到地租。

　　那么，什么情況下才能獲得超額利潤呢?一是，商品生產的個別生產價格低于同類商品的一般生產價格。這樣，在銷售價格等于一般生產價格時，就能獲得超額利潤。以資本主義農業為例：由于某塊土地特別肥沃，使得租地農場主只需投入較少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能取得和在其他地塊上投入較多資本的租地農場主同樣數量的產出，那么在商品售價相同的情況下，前者就會得到更多的利潤。土地的特別肥沃并不是這個多出來的超額利潤的源泉，而只是它的一種自然基礎，因為它是特別高的勞動生產力的自然基礎 ，就像某些機器曾經是特別高的勞動生產力的自然基礎一樣。但是，如果特別肥沃只是某塊土地的個別屬性，因而不能像可以大量生產的機器一樣供一切資本自由支配，那么這個屬性就是可以壟斷的，就只有得到地主許可的個別資本家才能利用。因此，這個多出來的利潤，不是產生于資本，而是產生于資本對一種能夠被人壟斷并且已經被人壟斷的自然力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超額利潤就轉化為地租 ，也就是說，它落入地主的手中。

　　考慮到與這塊土地相比較的其他土地也會提供地租，否則就得不到耕種，因此，這種地租是級差地租。“它并不作為決定要素加入商品的一般生產價格，而是以這種生產價格為前提。它總是產生于支配著一種被壟斷的自然力的個別資本的個別生產價格和投入該生產部門的一般資本的一般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也就是說，這種地租的存在并不使得商品的價格變貴，而是因為該生產部門產出的商品的價格較貴，從而使得地主可以獲得較多的地租或在出讓土地時得到較高的地價。

　　除了肥力以外，地理位置也是形成級差地租的重要因素。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的，產品最終是要運到市場上去銷售的，而如果把運費考慮進去，一塊相對貧瘠但靠近市場的土地，比起一塊肥沃而遠離市場的土地，常常體現出更大的自然力，從而能夠獲得更多的地租。與農業生產相比，在工業生產用地，尤其是建筑用地上，土地的地理位置是形成級差地租的最重要的因素。

　　獲得超額利潤的第二條途徑是，商品的出售價格高于生產價格，超出部分即為超額利潤。但是，我們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商品的出售價格雖然高于生產價格但不高于商品的價值。另一種是商品的出售價格既高于生產價格又高于商品的價值。生產價格的形成是以自由競爭為前提的。在這種前提下，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的商品要按低于其價值的生產價格出售。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壟斷，農產品以及束縛于土地的其它產品，不像價值高于一般生產價格的工業品那樣，會平均化為生產價格;或者說，這個平均化過程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妨礙。于是，這些商品的出售價格就會高于生產價格但不高于其價值。這部分超額利潤就會轉化為絕對地租。在任何情況下，這個來自價值超過生產價格的余額的絕對地租，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對一部分剩余價值的攫取;正像級差地租來自于土地所有權在起調節作用的一般生產價格下對超額利潤的攫取一樣。“這兩個地租形式是惟一正常的地租形式。” 除此以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壟斷價格為基礎，這種商品的壟斷價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產價格決定，也不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由購買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決定，其出售價格既高于生產價格又高于商品的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所談到的三種超額利潤的情形中，超額利潤都是由產業資本家獲得，再轉化為地租，為土地所有者獲得，而不應當留在產業資本家的手中。

　　現在我們來分析地價和房價的關系。西方經濟學家說，“買了一塊高級的住宅用地，風景如畫，你不會建一所簡陋的房子在那里。要是你發了神經，以簡陋為貴，建造了那樣的房子，你的建造費用一定血本無歸：在建造后把房子賣出時，你所得的充其量是地價而已。”換句話說，開發商造房出售后所獲得的只是建造費用和地價。而馬克思也早就指出，“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內，特別是在像倫敦那樣按工廠大規模生產方式從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機的真正主要對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不僅人口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住房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資本的發展(這種固定資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業建筑物、鐵路、貨棧、工廠建筑物、船塢等等)，都必然會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這里，即使有凱里那樣的強烈愿望，也不可能把房租(就其作為投在房屋上的資本的利息和折舊來說)同單純土地的地租混為一談，特別在土地所有者和建筑投機家完全是不同的人的時候(例如在英國)。”

　　顯然，在正常的市場機制條件下，中國的任志強們只應當根據他們自身所有的資本獲得一般利潤率，其財富的增長速度不應當明顯超過其他行業的資本家們。但是，中國的任志強們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成群結隊地霸占了中國富豪排行榜的前列。這種現象只能說明，盡管開發商已經支付過地價，但是他們獲得的利益的最主要的來源仍然是本不該歸他們所有的地價。也就是說，他們實際支付的地價遠遠低于他們應當支付的地價。地價占房價的比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從前面關于廣州市的例子中可以計算出，如果每套房的面積平均按60平方米算，8萬多套商品房的總房價666.5億元中扣除118億元投資(其中已含建筑商的利潤)及其10%的收益率，余額536.7億元實為地價，地價占房價的比重應為81%。因此，按照合理而科學的地價與房價的原理來判斷，目前地價占房價的比重也不是高了而是低了，開發商的確攫取了大量本來應當歸為地價的利益。

　　除了開發商，炒房團的投機所得也是來自對地價的瓜分。但是，地價作為資本化的地租，本應當要歸地主所有。而中國土地的地主是全體中國人民，因此，房地產業的地價本應當歸全體中國人民所有。

　　“但是，除了部分地價款被政府用于財政開支外，大部分土地權益收入都被少數人占有了。

　　而政府占用全民所有的地價款也是不合理的。盡管政府財政支出是用于提供公共產品的，但是，這筆開支應當來源于稅收。政府可以對全民所有的賣地收入征收稅款，但不能直接占用歸全民所有的賣地收入。從政府對二手房交易所得征收20%的所得稅來看，政府對于賣地收入的征稅也應以20%為準，其余的80%應當歸還全體民眾。

　　那么，怎么將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土地權益收入歸還全體民眾呢?一個最便捷的辦法就是用于全體民眾人人都會享有也都應當享有的養老社會保障和基本醫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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