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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學界召開“房地產問題與人民居住權利的實現”座談會
(通訊員：安河)2013年12月1日下午，首都學界在烏有之鄉書店召開“房地產問題與人民居住權利的實現”座談會。會議由范景剛同志主持，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和一些相關學者高梁、劉海波、王立華、夏紹春、楊思遠、云端、仲大軍(按姓名拼音排序)參加了本次會議并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范景剛介紹了這次座談會的背景。11月份，央視報道了房地產企業存在著巨額的應繳未交土地增值稅，引起輿論震動。房地產利益集團立即行動起來，從該集團利益代言人到行業團伙甚至相關政府部門都紛紛為房地產利益集團公開辯護。我們向揭開這個問題的李勁松律師和央視記者表示敬意，他們讓公眾看到了一個貪婪的與國家和人民大眾利益為敵的利益集團。眾所周知，中國從1998年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住房改革政策之后，政府強制取消了給予城市居民的福利分房，也不允許單位職工集資合資建房，強迫人民群眾只能從開發商手里購房。后來曾經出現呼吁公民自發自主合作建房的聲音，但是倡導人被逮捕。“黃金十年”期間國務院把房地產行業確定為國家支柱產業，從金融、財稅等各項政策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從此由政府官員和房地產商為核心的官商結合的房地產利益集團形成，而且擁有強大的能量，他們決定著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對社會輿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黃金十年”時期九輪調控，房價上漲十倍，百姓怨聲載道，卻擋不住房地產利益集團的瘋狂發飆。這使房奴現象更加深入發展，使作為現代社會公民應享有的基本人權內容的住房權利徹底被摧毀，住房變成了房地產利益集團大肆獲利的工具，房地產利益集團的畸形發展嚴重危害了國家經濟體的健康，房地產行業成了投機賭博行業，使得實體經濟領域的資金被吸引到房地產行業形成了巨大的經濟泡沫，成為經濟隱患。新一屆政府采取怎樣的措施，怎樣解決好房地產利益集團和人民群眾住房權利實現的矛盾，是全國人民非常關心的現實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習近平總書記還就住房問題發表了專門講話，可見從黨中央到舉國百姓，對這個問題都十分關注。習近平總書記講改革就是解決實際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反思過去改革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何化解，希望在座學者發表見解。
一、 仲大軍：中國經濟穿上了房地產的紅舞鞋走向崩潰
整個房地產的發展道路是有問題的。宏觀上而言，土地利潤是國家獲取了，還是群眾獲得了?隨著房地產的發展，這些問題將逐漸隱現，例如小產權房，到底走么走向。土地是一個肥水，政府、房地產和群眾都想爭一下。但是最后土地利潤最后是被政府和房地產爭取了，民眾受到了嚴重的剝奪。全球都為中國房地產加速度的房價所震驚，都感受到中國的房地產要崩盤。政府和房地產勾結導致的一系列的問題，例如群眾的小產權房，政府死死掐著脖子就是不放。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的思想也逐步發生變化。我對村莊自建房曾經有意見，但是現在來看，小產權房是低收入者有一席安身之地的重要途徑。房屋成為商品之后，政府壟斷土地，開發商壟斷開發權，自建房等一系列的民間力量不堪一擊。所有的消費者都在為高昂的房地產買單。地產商不僅獲得了高額的利潤，還要偷稅漏稅，真是喪盡天良。無論上述律師的數字是否準確，但是房地產肯定是有問題的。讓任志強這樣的地產商來說話，肯定是不客觀的。政府部門也不會坦承現實的。官商兩個是緊密捆綁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房地產還影響到政府財政，影響到金融。等于是穿上紅舞鞋，已經停不下來。中國經濟朝這條路走，會逐漸崩潰。我們要思考是如何減緩，化解矛盾，這是一個世紀性問題。住房問題不僅影響到社會穩定，宏觀經濟以及整個居民生活。律師界有人勇敢地站起來，也許能促進健康發展，民眾自己站起來是社會進步的力量，依靠房地產和官員自己良心發現是不可能的。
二、 高梁：依靠房地產的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死胡同
“富人寡稅”，早就有人寫過這篇文章。今天的稅收主要落在了窮人身上，而不是富人身上。這個問題應該引起稅務部門的注意。從公平而言，對高收入、大額財產應該收累進稅，窮人的稅負應該輕些，但實際上正是富人逃稅最厲害。我們天天喊建設法治國家，怎么一提到打擊逃稅，從富人那里把應收的稅收上來，充實社保資金、補助窮人，經濟學家們都啞巴了?這體現了我們國家的財政能力，大有提高的余地。口口聲聲要建設法治國家，對富人逃稅縱容多年，身為稅務官就叫瀆職。自己不反省，還替不法資本家說話?這連西方的法治國家都不如。
從稅收組成而言，一個是土地增值稅，一個是房地產收益稅。土地進入市場后，政府收了一筆錢。房地產商如果沒有開發，而是等著增值，轉讓中的增益要收取。開發商開發了土地，減去建材用工及各環節有關費用，下面就是增值稅和所得稅。這個中間是否都有漏稅，值得研究。但是公布的賬上發現都已經發現了問題，還要強詞奪理。房地產商人中有些還是紅二代，當年父母們為革命流血拼命，現在仗著老子的余蔭做生意賺錢，成了新興資產階級，還不承擔社會責任，一屁股坐在新資產階級一邊。這些人上對不起先烈，下對不起廣大勞動群眾。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權貴資產階級”。
2008年是我國經濟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房地產已經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外需拉動的工業發展還是主導部分。2008年后外需高速擴張戛然而止，政府把城鎮化作為拉動內需的主要抓手，房地產成了過剩產能消化的出路，多少萬億資金都投到房地產上，中國經濟進入了樓市-錢市自我循環，“投機賭博新經濟”成為眼前增長的主導因素。國家大量的生產力卷入了賭博泡沫，危機就在前面了。今年新政府試圖對二套房收稅，有調整的含義，但遇到來自地方的強大阻力。煤老板、炒房團手里有N套房，不交稅。年中已經很清楚，大量流向了房地產。中小企業都說借不到錢，呼吁開放民間金融，實際上各大商業銀行都在搞自己的基金，高息攔截居民存款，結果錢都流向了高利潤的房地產。今年的房地產調控實際上已經流產。工業需要資金投入搞技改，資金卻流入了無意義的領域。這種城鎮化建設已經沒有意義。你去北京周圍縣城看看，到處大建新區，八車道大馬路，有幾輛車在跑?再放開利率，工業就更借不到錢。中國經濟快要進入死胡同，下一個增長點在哪里?不知道。
現在城市住房存量已經是200多億平米，平均每年新增10多億平米，你算算7億城市常住居民，居住條件已經足夠。中國經濟升級版靠什么?我們現在缺少核心技術，高端技術，要花高價反復引進新技術、靠引進外資，讓外資占領我們的高端產業。如此下去，我們可能在新形勢下再次成為依附性的經濟、給外資打工的經濟。還不覺悟，還在無休止的開放，所謂開放倒逼改革，就是不敢逼迫房地產商。不能遏制泡沫，把資金擠出來用于工業。要清醒認識到，在中國現實國情下，不能指望市場解決多數人的需求。應該把商品房需求、保障房需求分割開來。保障房供應的前提是現有住房信息庫的建立和管理。這三條才是房地產和經濟健康成長的良策。要把房地產這只老虎關在籠子里。八十年代陳云說“計劃是籠子，市場是鳥”，要把市場關在籠子里。今天是把計劃放在籠子里，顛倒了。
三、楊思遠：明確改革方向是重中之重
最近有兩件事涉及房地產：一個是央視曝光的房地產公司欠繳土增稅，二是北京市整治了小產權房。小產權房轉正，有一個很大的利潤空間，對大產權房市場有較大影響，小產權房遭到整治是必然的。小產權房數量約占總量的20%，在同城同價的情況下，這部分增值既不屬于地方政府，也不屬于開發商，因此既得利益集團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見，房地產市場的壟斷是非常厲害的。30多年來發展經濟，已經在毫無顧忌地為利潤目標而奮斗了，所謂發展經濟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目的已經失落，這在房地產業中的表現最為明顯。毛主席提倡發展經濟是為了保障供給。全面深化改革，我認為首先必須明確改革方向。改革向何處去，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深化改革的首要問題。三中全會之后，各種力量都在試圖引導改革的方向，市場化、利潤化的方向。如果是為利潤服務的話，我們吃飯的問題就靠轉基因糧食，住房就會繼續上漲，醫院不是救死療傷而是成為賺錢的企業。就房地產業來說，現有住房供給已經能滿足城市居民需要了，但現在卻不能保障供給，有的人幾十套，有的人結婚幾十年沒有房。月租相當于一個人的月薪，中產階級在急劇萎縮。改革也好，發展也罷，如果不為百姓，這就不是改革，而是走邪路，走死路。
習近平同志最近幾次講話，提出吃飯問題要立足國內解決，城鎮化的關鍵不是土地城市化，而是人口城市化，這些重要觀點重申了改革與發展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目的。但是我們看到，三中全會之前，傳言要殺死國企，三種全會之后借混合所有制縮減國企比例，甚至大喊國企與民企不分老大老二，否定國企為主導，否定公有制為主體，這些輿論都是在為私人資本、官僚資本和外國壟斷資本逐利而誘導改革、歪曲《決定》。三中全會極力把改革拉向社會主義方向，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說明，我們黨同代表錯誤改革方向勢力的較量是十分激烈的。種糧就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而不是為了西方的壟斷資本的利潤，建房就是為了居住，不是為了房地產商百分之幾十甚至數倍的高利潤。房地產商把“居者有其屋”偷換成“住者有其居”，胡說租房也等于解決了“有其居”的問題。照他們的邏輯，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我們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都是多此一舉，因為租種地主的土地，也等于“耕者有其耕”了。不解決實際問題，成天發明新詞，看似無能的表現，實際掩蓋了一些人借改革之名行剝奪大眾之實的真實目的。
解決問題不是那么容易的。從三中全會前后既得利益集團的各種造勢來看，從房地產利益集團面對央視曝光急于表演來看，這股邪惡勢力的力量不容小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建立就是要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總攬改革大局，協調各領域改革的措施。像房地產業就必須在整治之列，房地產不是高科技，沒有必要聽信房地產既得利益集團的忽悠。這次土增稅欠繳引起的風波，國稅總局出面解釋解釋似乎就可以銷聲匿跡了，但沒有解決人民群眾住房的根本需求，這個不可持續的房地產價格飆升竟然在持續，一場危機就在所難免。
四、劉海波：土地革命起家的共產黨也許會被土地革命所摧毀
就事論事而言，有個學者張捷，說得比較清楚。土地增值稅存在應繳未繳巨大差額，在全世界范圍內把中國地產商的底褲扒掉了。具體到某企業，讓記者弄明白很難，以此來指責他們也是很難的，土地增值稅是地方稅務局征的。嚴格征土地增值稅會讓土地價格跌下去。高額土地轉讓金卻具有短期效應，土地轉讓金是城市化后來者承擔，這是地方政府的征稅對象差別，是赤裸裸的利益斗爭。看看，像不像明末?不對東南商業和各地大地主征稅，專門征小地主自耕農使之破產逃亡。另外，地產商有很多手段、很多貓膩，比如留下下車位、會所等不結算。還有一些公司找來農民來當股東，金蟬脫殼。因為很多貓膩，有些土增稅成了壞賬。中國城市化土地增值，地產商拿了很大部分，怕是不少于地方財政。地產商的暴利沒有其他的來源，就是土地增值，否則就和地產中介和建筑商是一樣的。他們是專門的地租掠取者。地產公司是掠取級差地租的項目公司，掠取完畢就解散，和實體技術研發制造公司的差別甚大。有人腦子那個筋不合適了，總覺得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的萌芽，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遺憾得要命。其實中國土地食利惡性資本主義歷史上千年。
封建主義地權的依據是身份和成員資格。等級再低也有一份，出生決定了你獲得了多少份額。西歐封建制國家沒有周期律，中國就有。土地食利惡性資本主義是對中國的一大折磨，第一地租享有會高度不均勻，問題不是在土地利用大小上，因為從來就是能耕地的在耕地，能力強則耕得最多。第二地租競逐，掙了錢都要買地。中國農民普遍的周扒皮節儉行為是私人的善而是公共的惡。共產黨打擊了攢錢買地的攢字，集體化消滅了攢字。周公之后，德政無二。中國革命者的實踐和經驗要比馬克思高很多。中國本身受土地食利惡性資本主義折磨已經上千年，擺脫是何其不容易。地租的均享，有村社辦法和國家授地均田辦法。秦國、北魏等是國家授地均分但是很難維系。較為穩定的是村社均享，村社內部成員享有的地租是相等的。但是城市化形成了好位置，級差地租因為距離中心位置遠近形成，差別成千上萬倍。村社辦法不夠了。
我國房地產改革嚴重失誤，配合中國傳統地租掠取的傳統，演變成現在結果。盡管有土地的征地制度，但是不完全，同時當今貨幣體制下土地是一個保值工具。人人都要攢錢買地。另外，土地抵押變成了貸款的一個主要途徑，土地本身性質變成了準貨幣，這又會脫離了原有的價值，吸收的是信仰之力。因此，土地資本化，然后貨幣化了。在這個情況下，地價降下來很難。白銀的本身價值如何，價值不大，但是吸收的是眾人特別是中國人的信仰之力。
地租不能均享的就會引發革命，俄國、法國、中國都是如此。這是歷史的諷刺，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共產黨最后也許會被土地革命所摧毀。結果看你自己能不能認清和愿意解決問題。地租均享一個是國家政策的稅收辦法，一個是村社的辦法。另外，還需要其他的地租的社會成員均享措施：政府要投資建設平租房小區，同城租戶可遷戶口，把地鐵、公交、醫院、學校建好，狠狠打擊多套房主的議價能力。國有企業要參與土地開發，變成熟地，壓縮私人地產商獲利空間。鼓勵國有各單位建房，賦予其成員配偶去世為止的居住權。
盡管有了這么多的措施，但是情勢已經十分嚴重。我建議對地產商還要征收溯及既往的暴利稅，這是在土增稅之外的。為什么溯及既往?如果沒有這個，韓國、日本的土地改革就沒有合法性。我一直是堅定的改良主義者，但你要采取實質性措施。從林肯到毛澤東，土地改革都是類似的，不過是前者容易一些。成功的事業都有成功的道理。美國和拉美不同是后者形成了大地產制。我們糾錯就是追溯既往，就是要平均地權或地租。
公租房適合鰥寡孤獨，中等收入者靠著自己的能力自然和很容易能住上中等住房，不靠公租房。但是一線城市會繼續擁擠，不能鼓吹大城市化，這是死亡模式。東亞模式是死亡模式，不過在美國那里成了乖寶。沿海地區的中產階級生活壓力大，出生率極低，結婚率低，這是日本模式的狀況。毛澤東的道路有希望要沖破這種模式。要避免大城市化，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眼下，要對投資土地獲利的可能性斬盡殺絕，否則無法遏制惡性資本主義的傳統。為了減少朱溫時期的過往錯誤政策，必須這么和平土改。不要相信改革沒有什么錯誤，不相信，你就看著辦。現在需要新的和平土改，糾正當前走了畸形化方向的中國改革。
五、云端：房地產對民眾的剝奪比資本主義國家還厲害
1、我們所謂改革的初衷，基點是破除利益集團阻礙改革。但是奇怪的是，通過媒體的喧囂，矛頭卻一反常態地集中在國企身上。
2、香港李嘉誠被在香港泛民派認為是官商勾結的樣板。福布斯排列的亞洲富豪，前三名都是地產商，第一位是李嘉誠。香港的中產階級是苦逼的，50%住在保障房里，但是仍然很苦逼。8800港幣以下才能住保障房。小白領要給他漲工資，他不干，擔心不能住公租房。在香港租一個籠屋，一個月三千港幣，香港的土地是政府控制的，大家以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但卻是政府控制的。
3、土地增值稅，開放商肯定是欠了的。買地的預征，按2%或3%預繳。繳納以后，看地產商和政府關系。有的人可能就不征收。這筆錢始終是一把劍。這把劍落下來，就可能傾家蕩產。李勁松律師是根據一些著名上市公司的報表，列入了應交未交的，累進稅。估的時候，是低的。把這個成本算進來還有41%的利潤率。國稅局出來說話，是因為責任問題。只是說有誤讀，不說交了沒有。稅收是一個手段，如果按照累進制收稅，還可能倒貼，如高利貸，如隱形成本。
3、北上廣深的房價是降不下來的。北京如果房價5000，戶口隨便遷，估計10億人都要遷，變成了門檻。幾十年內不會有緩和的跡象。二線城市不一定，煙臺海邊的海景屋，都是鬼屋，不是泡沫是什么。煙臺還好點，畢竟是人口流入城。中西部地區的打工錢流入縣城和省城了。有的省城大盤，把地方的土財主吸納進來了。省會城市三四千房子很多。當地政府沒有其他的辦法。全國人均住房面積是50多平米。很多人說自己房子幾百平，住了一個老太婆。北上廣深，不代表都值錢。大家都在討論北上廣深，但是不代表全中國。在很多地方上，可能已經破產了。土地改革的初期模式，企業、個人和國家拿一點，可能是對的。但是后來問題出來了，就是國企被消滅了，私有企業不能拿錢建的。市場提到了決定性的地位，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敢于這么提的，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提增加財產性收入，喪心病狂，市場如果自己決定了，那些專家都應該走向市場。肯定會貽笑大方，文人起草的東西。公開反對共同富裕的人參加起草，能得到老百姓支持嗎?
六、王立華：不是讓市場決定嗎?讓勞動群眾也成為市場主體
第一，李勁松律師和央視做了件大好事。這是公平正義的要求，是反腐倡廉的要求，是為人民服務要求，是建設法制國家的要求。不完全統計就是3.8萬億，還有一個數字是近5萬億，這是個驚人的天文數字。2012年，中國軍費才6700億元，科技經費才1萬多億，全國公共財政教育支出2.1萬億元多一點，如果真是稅收有這么大的窟窿，問題極為嚴重!李勁松是有正義承擔的律師，全社會都應該支持，央視敢于支持，是民主的體現，是輿論監督的體現，是監督資本利益集團和執法機關的義舉，全社會都應該支持，這才是一個正常國家、人民民主國家、法制國家。大家都來關心國家大事，我們才能生活在有希望的社會里。
第二，對稅務部門發言人的回答感到很難過。如此重大的問題，不管對還是不對，都要認真對待，不能敷衍，不能所答所非問。人民群眾不是傻子，那么幾句話就能糊弄過去?話題一轉，就提到稅收增了多少，增加與漏稅不是一回事。人民希望你們不漏稅，特別希望不出現天大的稅務漏洞，但要講清楚才能解除疑問!天大的事情為什么不能查清再發言，為什么回答的這么草率，這么不負責任。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政府機構，既不對黨負責，也不對人民負責，這是不應該的。
第三，解決住房問題必須有新思路。房價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這些年，我們見證了中國房價無限制瘋漲，我們那一塊的商品房，2005年還不到7000元1平，現在近8萬，幾年時間漲了10倍多，單靠工薪八輩子也買不起。我們這一代在體制內，單位建房、集資建房、城區改造等，還能沾光解決住房問題，下一代怎么辦?年輕人工資一個月三五千元，多的也不過萬元左右，要養活自己，養活老人和孩子，他剩下的錢能有多少，還有失業、生病問題。假設一個人有穩定的職業、穩定的收入，不出現大的意外，在這些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也要幾輩子才買得起。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是為了什么?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應該維持不了勞動力再生產。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共同富裕、共享改革成果，讓廣大人民群眾都過上好日子，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一切改革要符合這個原則，不符合的要堅決糾正。認真看了習近平、劉云山、張高麗的講話和文章，就是堅持這個方向。也看到另外一些勢力，講沒有老大老二、沒有姓公姓私、沒有姓中姓外，實質是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搞私有化、外資化，就是引導中國走邪路，那樣解讀違背黨章和憲法。衣食住用是基本的，如果很多人無法解決，那就會出大的問題。現在大家喊得厲害，但是沒有大問題，是因為有過去的老底子，但這個底子快吃的差不多了。下一步是孩子們怎么解決住房問題，年輕人為什么有對立情緒，這個賬能算出來，靠自己一生的勞動收入，難以解決住房問題。年輕人不能算出來一個有希望的夢，那么中國夢就沒了。只要政策不特別保護壟斷的房地產資本，允許集資建房，國家給予一點政策優惠，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有些人說世界上多數人是租房，那么讓他去租房。建議可以集資建房，按照三中全會精神，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家都是平等的市場主體。房子本來不應那么昂貴，你搞壟斷利潤，那就讓大家自己解決問題，國家對無房的年輕人照顧一下，在用地等方面優惠，讓大家集資建房自己住，住房成本會大幅度降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市場決定，市場不能保護少數房地產商壟斷，要讓窮人也能為自己有房住進入這一領域，讓勞動也能和資本一樣成為主體，不能只是資本為主體。住房應回歸生存必須品的定位，而不應是市場投機品。應當堅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國家支持一下，如果漏稅是真的，可以從那3.8萬億中拿出一部分，單位支持一點，自己集資投入，以保證成本和合理利潤的房價拿到住房，實現居者有其屋的中國夢。
七、夏紹春：建設社會所有制
1、利益集團是由投資主體產生的，少數人投資就有少數人建立的利益集團。用社會的錢來掙錢，少數人獲利。
2、體制改革核心是私有制改革。少數人是投資者也需要改革，人民不能投資因此不能參與管理。
建議方案是全社會成為利益投資的主體。社會不能參與，就不能打破少數人壟斷。房地產就是GDP增長最快的行業。房地產商綁架了政府。房子賣不出去，政府也沒有收入來源了。
政府為什么要依賴土地財政呢，不斷巧設名目。因為政府背負著龐大的醫療、教育負擔。如果沒有投資主體能夠取代政府，那么政府就是最大的負擔。政府福利主義不能不被他所綁架。
經濟崩潰問題，經濟本身不存在崩潰。建國初期，一窮二白，經濟照樣發展。經濟不存在崩潰，而是從低水平保障。毛時代是靠社會勞動保障，而不是靠貨幣去保障。政府保障也是一個擴大了的私有化。住房難、醫療難，是世界性難題，不是中國特有的。毛時代是實物保障，西方的經濟是商業運行，是貨幣保障。貨幣保障成本只會越來越高。房價過高與成本有關，成本下不來，房價降不下來。有政策成本，勞動力成本。不是供需關系導致的房地產價格，而是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的保障功能。后來買房的人承擔了開發商的成本。只有全民所有制改革、投資主體改革，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市場化的本質應是社會化。讓人民成為社會投資的主體。依靠收稅也好，個人投資建房也解決不了成本問題。人民集資建房降低不了成本，只是減去了開放商的利潤。深化改革是投資主體改革，是所有制改革。把房地產作為一種社會保障事業來做。政府也想做保障房，他降低不了建設成本，管理費、原材料、勞動力費用，結果仍然是很多人租不起。必須解決投資主體問題。為什么不能大規模建設，是從政府財政中拿出一部分，這邊投資了那邊就是建設了。毛能解決問題，是因為他使用人民的力量，而現在政府是把人民當負擔，要人民給他們保障。要用毛澤東的思想來實行企業管理模式。
范景剛總結說，習近平總書記提到“新的歷史起點上進行改革”，如何把握這句話的深刻內涵值得探究。對“新的歷史起點”需要認真研究，現在大家在這些方面的解讀關注還不夠。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危機倒逼改革，提出戰略機遇期內涵發生了變化，這實際是指美歐發生了金融經濟危機，外部市場縮小了，兩頭在外模式不能繼續了，要轉變發展方式，要擴大內需，要提高人民收入，依靠國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這種形勢下的改革是適應這種環境形勢的變化而解決實際的問題，可是后來主流輿論悄悄偷換了概念，轉變成所謂“開放倒逼改革”，用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制定的所謂“國際規則”來替換中國的法律法規，為了西方的規范而改革，這是根本錯誤的。習近平總書記說是改革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要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藩籬。我們就是要站在國家和民眾的立場上發言，爭取與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形成良性互動，共同努力朝正確的改革方向推進，解決好房地產利益集團問題，實現好人民群眾的住房權利。
(部分學者講話已請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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