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872)

　　根據作者2013年6月在國務院某機構內部專家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整理而成，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9期

　　摘要：在歷史上，目前所有的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保護民族產業，在國際分工中實現從“壞貿易”到“好貿易”的轉變而實現國家崛起的。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當代世界，“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是“壞的貿易”，而“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則是“好的貿易”，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就是通過壓縮低端產品出口和擴大內需的結構調整，從“壞貿易”逐步實現向“好貿易”的歷史性轉變。如果我國加入TPP，美國乃至日本等發達國家將通過TPP的制度安排全面控制和支配我國高端產業和國內市場，徹底瓦解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可能;反之，如果我國不加入TPP，TPP國家的貿易轉向將“倒逼”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文分析說明，贊成加入TPP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旦人們從欺騙性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中解放出來，就會識破美國在TPP上對我國“欲擒故縱”的伎倆。事實上，美國企圖以TPP圍堵我國只不過是一只“紙老虎”而已，我國應該堅定地拒絕TPP。

　　關鍵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際分工;新自由主義

　　自2009年特別是2011年美國入主TPP以來，在中國是否加入TPP的問題上，國內出現了反對和贊成的兩種對立觀點，但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雙方都沒有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這種重大戰略部署的戰略高度對能否加入TPP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都涉及到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經濟史研究說明，作為參與國際分工的不同方式，“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對國家貧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為了能夠對“為什么加入TPP與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方針背道而馳”做出深入分析，本文首先從經濟史的角度討論“好的貿易”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擴大內需，以下同)總體戰略中的重大意義;然后，對我國加入TPP為什么會瓦解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原因做出具體分析;最后，通過對贊成加入TPP觀點的批駁，揭露TPP的“紙老虎”性質，并指出我國政府應該做出的正確選擇。

　　一、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經濟史透視

　　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催生了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為特征的“新國際分工”，與原先以原材料(初級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生產的“舊國際分工”不同，“新國際分工”是以產品內分工為特征的。目前國內外流行的看法是，全球價值鏈分工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門檻，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通過成功嵌入全球價值鏈，實現了經濟騰飛。在2013年6月24-26日召開的“全球價值鏈與經濟結構調整”國際討論會上，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超甚至致辭說，世界各國應該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維護自由貿易秩序，加強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通過全球價值鏈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①]這些流行的看法對經濟理論的研究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其一，“新國際分工”是否改變了“舊國際分工”時代國家致富的基礎?其二，中國能否通過自由貿易秩序之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實現經濟崛起?

　　我們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這必須從世界經濟史談起。在歷史上，英美的經濟戰略家區分了對國家貧富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這兩種參與國際分工的不同方式。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在經濟崛起前，英國的精英階層經過長期摸索，終于認識到，“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制成品”是“壞的貿易”，而“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則是“好的貿易”， [②]恰如英國國王喬治一世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經人授意在開幕詞中對英國這種經驗概括的：“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③]確鑿的經濟史研究說明，這種對外貿易的基本原則不僅是英國崛起而且也是產業革命在英國爆發的前提條件。

　　從18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全球價值鏈的興起，英、美、德、日、韓等目前的發達國家在其處于欠發達地位時，無一不是通過對民族工業的扶植及其國內市場的保護，在國際分工中通過從“出口原材料、進口工業制成品”到“進口原材料、出口工業制成品”的歷史性轉變中實現國家崛起的。在當時，與報酬遞減和完全競爭的原材料生產不同，制造業則因具有熊彼特所說的“歷史性報酬遞增(技術創新加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特點，從而成為富國裕民的基礎。那么，為什么發達國家要遵循“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制成品”的基本原則呢?這是因為相對于原材料生產而言，工業制成品包含著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潤、更長的產業鏈和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工業制成品的附加值又為什么高于原材料呢?原因就在于制造業在當時具有最高的進入壁壘，例如最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練的技術工人，等等。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價值鏈大發展之前，由于整個工業的價值鏈主要局限在一國之內，因此，一國只要抓住了工業，也就抓住了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經濟活動，這是英、美、德、日、韓為什么在其工業落后時期對其幼稚工業及其國內市場實施保護的根本原因;如果沒有這種保護，這些國家的工業不僅不可能具有國際競爭力，更不可能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國際分工”中，由于全球價值鏈在國家之間的分解，原先只有制造業才具有的歷史性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之特征在農業和服務業中也出現了，但它們都集中在了發達國家在所有產業中所掌控的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而發展中國家則在這種“新國際分工”中則處于那些慣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幾乎沒有創新機會窗口和進入壁壘很低的價值鏈低端環節。

　　那么，這種“新國際分工”是否已經改變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中心——外圍結構?實際上，全球價值鏈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19世紀的舊殖民主義時代，西歐殖民者就是通過貿易驅動(購買者驅動)的咖啡價值鏈把拉丁美洲的咖啡種植者納入到其全球商品鏈之中的，在經濟學文獻中，早在“全球價值鏈”的概念出現之前，“全球商品鏈”就被用于描述這種經濟結構，兩者的區別只不過是對產品內分工和產業間分工的不同描述而已。就其經濟學含義而言，在舊殖民主義時代，所謂的殖民地就是淪為宗主國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地和原材料來源地，而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今天，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也就從“舊國際分工”時代的工業制成品與原材料之間的進出口結構轉變成了“新國際分工”時代的價值鏈高端與低端的交換關系，但其報酬遞增活動與報酬遞減(至多是報酬不變)活動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關系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正是由于上述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發展經濟學的經典命題即“經濟發展的出路在于工業化”已經不再成立，現在，只有各產業的價值鏈高端環節才具有富國裕民的機會窗口，雖然工業的價值鏈高端環節在其中仍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作為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進口低端產品、出口高端產品”的準則就替代了過去五百年世界經濟史中屢試不爽的“進口原材料、出口工業制成品”的格言。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進口低端產品、出口高端產品”是“好的貿易”，而“進口高端產品、出口低端產品”無疑是“壞的貿易”。不幸的是，由于我國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通過引進外資和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嵌入全球價值鏈，在國際分工一直被壓制在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造成了外貿結構的嚴重失衡，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就已經陷入了低端產品出口大量過剩和高端產品大量進口的“壞貿易”的陷阱。

　　這種“壞貿易”的陷阱使我國日益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境地。所謂“貧困化增長”就是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但國民福利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卻持續減少。現在，蘋果手機價值鏈全球分布的故事可以說是盡人皆知的：據公開資料顯示，在蘋果17個生產工廠中，有14個工廠位于中國境內，而2010年，蘋果公司每售出一臺iPhone手機，就獨占其中58.5%的利潤，而作為其組裝地的中國大陸相關業者卻僅能獲得1.8%的利潤。另據報道，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手機出口增長了10倍，占全球市場的比重接近八成，但99%的利潤都被美國的蘋果和韓國的三星兩家公司賺去。2012年，出口非洲一部售價300到400元人民幣的手機，獲取的純利潤大約在2至3元，利潤不到1%。[④]

　　而即使是這不到1%的手機出口利潤也是靠出口退稅獲得的，“手機等家電行業的出口退稅率是17%，有業內人士告訴本報記者，這就是為什么只有2%的毛利率，大家都還在這個行業里繼續掙扎的原因。”[⑤]這也就是說，內銷產品必須交納17%的稅，而出口卻不需要納稅，這無異于我國用納稅人的錢補貼外國消費者。至少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的出口基本上都是靠出口退稅維持著，一直在從事著這種“賠本賺吆喝”的生意。這種出口增長的結果如何呢?中國社保基金2010年余額僅8566億元人民幣，養老金的空賬規模目前高達1.3萬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稅是7300億元人民幣，2012年已經超過1萬億人民幣，我國有錢補貼外國消費者，卻無錢給居民交納養老金。

　　綜上討論，我國這種從價值鏈低端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走向了荒謬的地步，同時它也證明了“新國際分工”并沒有改變“舊國際分工”時代國家致富的基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我國只有抓住高附加值的價值鏈才能擺脫在這種“新國際分工”中“擔水劈柴”的地位，這是我國之所以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根源。在這當中，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顯而易見，如果要改變這種“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的貿易格局，我國只有通過壓縮低端產品的出口和擴大內需的結構調整，逐步地實現向“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的高級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是：我國將通過哪種途徑才能改變目前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呢?

　　二、加入TPP將徹底瓦解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可能

　　現在筆者再來回答文章開頭時對流行觀點提出的疑問：中國能否通過自由貿易秩序之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實現經濟崛起?流行觀點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流行觀點雖然也看到了我國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的困境及其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但卻認為自由貿易是解決這些問題惟一正確的途徑，提出的對策無非是：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大對核心技術的投入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措施，從目前利潤微薄的加工和組裝等價值鏈中游環節，向利潤空間豐厚的上下游延伸，在跨國公司所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中實現從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級。但是，許多學者如格雷菲[⑥]和劉志彪[⑦]等通過案例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可以實現工藝和產品的升級，但對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卻缺乏經驗支持，而這兩種升級對于從產業價值鏈低端到高端的升級至關重要。霍布德[⑧]和劉志彪[⑨]等人的研究說明，全球價值鏈甚至構成了本土企業推進這兩種升級的障礙;宋磊[⑩]和賈根良[11]等人認為，模塊化生產阻斷了落后國家試圖從全球價值鏈低端入手對發達國家進行追趕的道路。

　　既然流行的觀點只不過是不可行的“一廂情愿”而已，那么，發展中國家是否就無路可走了呢?多虧發達國家崛起的經濟史給我們指明了另一條道路：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德國和日本，這些歷史上的發展中大國在其處于欠發達地位時，無一不是拒絕從初級產品生產入手融入當時領先國家以工業為龍頭的“全球價值鏈”，而是通過關稅保護等措施在國內創建新生的工業并構建工農業國家價值鏈實現崛起的。美國的經驗是非常典型的：在美國獨立前后，亞當·斯密和薩伊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反對美國用人為手段發展工業。用現在“全球價值鏈”的語言來說，亞當·斯密給美國提出的建議就是，通過給英國提供工業原材料和農產品加入到由英國主導的全球工業價值鏈之中，自由貿易會自然而然地使美國實現從農業到工業的轉型升級。[12]

　　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在美國方面，健全的常識與對國家需要的直覺認識，勝過了對理論主張的信從，他們對理論家的論據作了徹底考察，結果發現這種理論的信徒對于自己所堅持的理論要點，卻不愿意付諸實施，這就使他們發生了極大的懷疑”，[13]因而，美國人民堅定地拒絕了自由貿易理論。在美國工業無法與英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情況下，“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14]因此，正如美國的一位經濟史學家寫道的，“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15]美國采取的手段就是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16]

　　繼英美崛起之后，德國、日本和韓國的后發工業化之所以獲得成功還得益于一系列新的制度創新，例如，除采取工業關稅保護外，這些國家還采取了興建國有企業、對農業保護和政府通過銀行業分配和協調工業信貸等措施。著名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隆通過對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工業化史的研究，得出結論說：一國經濟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如政府干預和銀行分配信貸在工業化中的作用就越大，其強制性和內容的廣泛性也就越顯著。在目前的WTO框架下，雖然這些先發工業化國家曾經采取過的一些措施被禁止了，但仍允許發展中國家對上述國有企業、農業保護和金融業問題具有自主權，允許未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國家使用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17]因此，在WTO框架下，雖然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技術經濟追趕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了，但仍存在著追趕的可能。

　　然而，在美國主導的所謂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的TPP中，發展中國家在WTO框架下對國有企業、農業保護和金融業等方面的自主權被禁止了，發展中國家技術經濟追趕所能采取的政策空間極大地被壓縮了。TPP的覆蓋面遠遠大于一般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在談判中涉及的議題除工農業產品貿易零關稅外，還包括投資協定、政府采購、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金融自由化、環境、服務貿易、勞工、原產地標準和電子商務等議題。我們下面就針對TPP的一些主要議題，討論為什么中國加入TPP將瓦解自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

　　首先，無例外的工農業產品貿易零關稅和知識產權問題。TPP的零關稅將為美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高端產品全面占領我國市場創造條件，我國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將徹底地被跨國公司所控制，我國將完全喪失在全球價值鏈中從低端到高端轉型升級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加入 TPP與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既定戰略是背道而馳的。在知識產權方面，當發達國家通過“反向工程”甚至技術“偷竊”行為取得領先地位后，1995年，通過制定“WTO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全面遏制發展中國家的自主創新，人們形象地把美國這種行為稱作是“由過去的偷獵者轉變為狩獵者”;恩道爾指出，奧巴馬已經把《反仿冒貿易協定》秘密編入遏制中國的TPP之中，華盛頓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協定發起人宣稱《反仿冒貿易協定》旨在確立國際性法律框架，以打擊假冒品、學名藥和互聯網侵權行為，并在現有體制(如世貿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或聯合國)外新建一個管理機構。事實上，多國政府、議會機構和其他組織的調查顯示，《反仿冒貿易協定》旨在避開世貿組織和其他國際性仲裁機構，并捏造理由來查封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商品，甚至無須確鑿的仿冒證據，只需宣稱有“合理理由”懷疑。[18]

　　其次，國有企業問題。TPP提出了全新的關于國有企業的提案，該議題要求消除國有企業補貼、消除對國有企業海外投資所給予的特惠融資措施、保護外國私營企業經濟活動、撤銷政府采購的優惠偏好等內容，其目的就是扼殺發展中國家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的力量。按照格申克隆的理論，一國經濟越落后，它就越沒有現代企業組織與發達國家富可敵國的國際壟斷企業相競爭，這就需要國家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創造比較優勢，引導私人經濟進入報酬遞增的高端經濟活動之中，在這方面它發揮著特殊企業家的作用，是發展中國家先進技術和先進組織的引導者，這就是為什么目前國有企業的產值在新加坡的GDP中仍占20%的原因。即使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桑巴特也高度贊揚國有企業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國有企業“不僅有助于建立一種工業的原型范例，而且也有助于確立這種新型組織的步調和型態。由于國有企業創造的需求，國有企業常被用作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催化劑。這些企業是如此地不可或缺，以至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解釋不能將之忽略——盡管國有企業的觀念起源并不在于推動資本主義——它們卻通過成千上萬的途徑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19]

　　最后，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和政府采購。在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上，美國拒絕在TPP中采用WTO的“國家間爭端解決”方式，主張當外資企業遭遇爭端時，訴諸于“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方式，直接委托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解決。由于“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賦予企業起訴國家的權利，弱化了東道國對外來投資及其投資者的控制權，而且ICSID是世界銀行集團的機構，受到美國支配，其裁決有利于美國及其公司在所難免，所以該條款引起了TPP談判方的極大爭論。例如，澳大利亞就指出，本國不會賦予美國投資者在超國家機構下對澳大利亞提出仲裁或司法程序的權利。TPP要求成員國都必須開放政府采購市場，而在WTO框架下，WTO政府采購協議(簡稱GPA)屬于自愿加入，自1994年以來，由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反對GPA的構想，GPA并沒有取得任何大的進展，目前其成員主要是發達國家或地區，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加入，所謂的“金磚五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和中國)除中國外，無一打算加入GPA，筆者曾撰文反對我國加入GPA。[20]

　　三、企圖以TPP圍堵中國只不過是一只“紙老虎”而已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TPP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巨大危害的“華盛頓共識”的升級版，其制度規則只有利于處于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如果我國加入TPP，美國和日本將聯手通過TPP全面遏制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成功經驗揭示了這樣一個歷史規律：在一國的高端產業或價值鏈高端產品無法與領先國家競爭時，就必須通過各種政策措施對其加以保護、扶植和培育，按照這種規律，高度自由貿易的TPP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期內顯然不適合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在國內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無視中國國情，無視“華盛頓共識”給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巨大災難，武斷地和教條地認為經濟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是有益的，這就為美國經濟戰略家針對中國所采取的TPP戰略創造了條件。

　　在筆者看來，美國在TPP上對中國采取了“欲擒故縱”的戰略，故意不邀請中國，使中國產生在國際貿易中被孤立、將喪失海外市場的焦慮感，美國經濟戰略家深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內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按照其理論則會不斷地渲染和夸大不加入TPP的嚴重后果，最終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推動下，誘使中國政府在較長時期猶豫、觀望之后，下決心加入到TPP談判中。然而，一旦中國介入TPP談判，就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陷入到再也無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陷阱之中，最終使美國經濟戰略家達到“請君入甕”的目的。最近兩個月來國內輿論在加入TPP談判上的呼聲高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自今年6月份以來，從過去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加入的時機不成熟已經轉變到媒體上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加入。

　　但是，目前國內提出的贊成加入TPP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21]

　　首先，那種把TPP 看作是先進貿易制度的觀點缺乏最起碼的歷史常識。這種觀點似曾相似，英國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后在19世紀40年代就曾大力宣傳這種觀點，但經濟史學家們早已揭露了其“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實質，揭露了其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英國自身利益而打開別國市場而已。如果說自由貿易代表先進發展方向，那么，英國在歷史上大肆宣傳這種觀點后，為什么又通過1915年的“工業保護關稅”和 1932年的“渥太華協定”，最終重新走上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老路呢?在世界經濟史上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之爭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它只不過是代表著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家的利益訴求而已，并無什么先進制度與落后制度之說。有人建議我國在明年主辦APEC峰會時提出融合TPP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議”的簡稱)的倡議，這個餿主意顯然無視這兩個組織不同的利益訴求，恰好正中美國經濟戰略家的下懷，但卻置中國國家利益而不顧，這就是迷信TPP是先進貿易制度的惡果。

　　其次，那種認為替代TPP的思路不可行、早日加入TPP可以提高中國對新一代貿易規則制定話語權的觀點是天真的和草率的。這種觀點既不考慮TPP的性質，也不考慮加入TPP有害還是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而是天生地相信強者設定的規則范圍是不可挑戰的，中國只能在美國劃得圈中討價還價。如果TPP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不符合亞太地區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加入它難道不是“助紂為虐“嗎?而且，在美國主導、美日聯盟的情況下，所謂提高中國對貿易新規則制定話語權只不過是幻想而已。在對外經濟關系上，RCEP在亞太地區顯然是替代TPP的一種思路，而且是比TPP更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我國還可以實施比RCEP更有發展空間的“亞歐大陸發展戰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體”提出與拉丁美洲33國建立33+1自由貿易區的動議。中國并不是除了TPP無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很寬廣。從這個角度來看，企圖以TPP圍堵中國只不過是一只“紙老虎”而已。

　　最后，那種如果中國不加入TPP將喪失對美日一部分出口市場的觀點嚴重地夸大了TPP的影響，而沒有認識到這種貿易轉向的某種“積極“作用。按照流行的觀點，如果TPP在中國不加入的情況下成功地簽署實施，那么，中國對美國和日本的出口企業將受到直接影響，因為它們將直接面對來自越南、馬來西亞等國生產商的不平等競爭。日本人齋藤德彥在分析中國緣何改變對TPP置之不理的態度時，甚至把這一因素看作是關鍵性的：“中國開始談及此前從未涉及的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問題。這一動向的背景是，中國對本國可能被排除于世界貿易秩序之外感到焦慮。‘中國模式’就是作為‘世界工廠’而大量出口產品，但這一模式并非堅如磐石。中國國內的人力費用正在急劇上升，在“廉價”這一領域已被東南亞趕超。如果越南加入TPP并獲得關稅減免，今后中國在競爭中還將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22]如果我國商務部把這一因素作為考慮加入TPP的主要理由，那是沒有眼光的。

　　確實，TPP由于越南等低端產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將減少我國低端產品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但我國沒有必要為這種貿易量的減少而擔心，因為這正是我國結構調整所要壓縮的出口。贊成加入TPP的人之所以對這種貿易量的減少大驚失色，原因就在于沒有從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試想，如果要實現從“進口高端產品、出口低端產品”到“進口低端產品、出口高端產品”的歷史性轉變，不壓縮這種出口怎么有可能達到這一目標呢?既然這種低端產品出口的減少是與我國壓縮這種出口的目標不謀而合的，我們還有必要對TPP恐懼嗎?如果從我國轉型升級的角度思考這一問題，我們恰恰可以得出與贊成加入TPP的相反的結論：為了與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國爭奪對美國和日本低端產品出口而加入TPP，無疑將阻礙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而不加入TPP，TPP國家的這種貿易轉向將“倒逼”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再次證明了對中國來說，TPP只不過是一只“紙老虎”而已。

　　正如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當前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筆者認為，這才是我們正確認識TPP的指導思想，而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則誤國誤民、貽害無窮。按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應對危機的戰略部署和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我國應該通過國內經濟一體化[23]加快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從而加快進出口結構的調整。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支配著政策制定，所以，我國在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上進展緩慢。如果我國在幾年內仍不能取得明顯的進展，那么，一旦TPP國家談判完成，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將面臨巨大困難，美國通過TPP圍堵中國產品海外市場的目的確實將有可能得逞。因此，筆者希望我國政府明察秋毫，不要被贊成加入TPP的錯誤觀點所誤導，不要做出重大決策失誤，堅定地拒絕加入TPP，把精力完全集中到加快進出口結構的調整和新的戰略布局上，否則，我國將徹底喪失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可能。

　　[①]張娜：《全球價值鏈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國經濟時報，2013年6月27日。

　　[②]賴納特：《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7、105頁。

　　[③]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1頁。

　　[④]王攀、范超：《中國手機出口10億部換不來1%利潤?》，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23/c_113467802.htm，2012年10月23日。

　　[⑤]陳海玲：《謀退稅擠破頭也要出口》，廣州日報，2012年12月15日。

　　[⑥]Gereffi, Gary and Olga Memedovic. (2003).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What Prospects for Upgrad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Vienna, Austria: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⑦]劉志彪, 2007, 中國貿易量增長與本土產業的升級, 學術月刊 2007第2期

　　[⑧]Hobday, M.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M].Cheltenham: Edward Elgar,1995

　　[⑨]劉志彪; 張杰. 從融入全球價值鏈到構建國家價值鏈:中國產業升級的戰略思考，學術月刊，2009(9)，59-68

　　[⑩]宋磊：《中國版模塊化陷阱的起源、形態與企業能力的持續提升》，學術月刊，2008年第2期。

　　[11]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及其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12]要查證亞當·斯密和薩伊所使用的傳統經濟學語言，請參看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92頁。

　　[13]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92-93頁。

　　[14]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王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45頁。

　　[15]轉引自左大培：《繞過比較優勢“陷阱”、以技術立國》，《綠葉》2009年第8期。

　　[16]賈根良：《美國在經濟崛起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原因解析》，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17]賴納·科特爾、韋科·蘭博：《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2期。

　　[18]參看威廉•恩道爾：《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 戰略》，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六章。

　　[19]參見霍奇遜：《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頁。

　　[20]賈根良：《我國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2期。

　　[21]對于從“開放倒逼改革”角度提出加入TPP的觀點，筆者將有專文加以批駁。

　　[22]齋藤德彥：《“世界工廠”暗中焦慮》，日本《朝日新聞》，2013年6月1日。見新華國際：《外媒分析：中國緣何對TPP改變姿態》，2013年6月2日。

　　[23]賈根良：《國內經濟一體化：擴大內需戰略的必由之路》，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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