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家要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8月15日，《北京商報》披露上海灘保險(放心保)中介市場龍頭老大企業泛鑫保險總經理陳怡，涉嫌攜款5億元潛逃加拿大。8月19日，這名民營保險企業的美女老板在斐濟被中國警方抓獲并押解回國。從網民的反應看，陳怡案再次重創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形象。

　　必須指出的是，陳怡案絕非個案，而是眾多類似案件當中的最新一起。在百度上，以“私企老板卷款跑路”搜一下，居然可以搜到3萬多個網頁。頻繁發生的此類事件證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還遠不能說成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中國民營企業家要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總的來看，上個世紀90年代初到新世紀第一個10年的前期，是中國民營企業揚眉吐氣，凱歌猛進的時代。這一時期，民營企業不僅經濟實力大增，而且在政治上也脫帽加冕，被特許代表先進生產力，一些知名民營企業家也紛紛進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政協，風光一時無兩。2005年爆發“郎顧之爭”開始，民企的社會形象就一路下滑，經營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一些民營企業家和主流經濟學家開始怨聲載道，抱怨政府不給政策、抱怨國企擠壓生存空間、抱怨銀行貸款難、抱怨民眾有仇富心理等，以至于2011年竟被媒體稱為“中國民企怨婦年”。

　　這些抱怨很多是沒有道理的。民營企業遭遇的種種問題，多半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比如血汗工廠和珠三角每年斷指數千的工傷，比如山西私營小煤窯頻發惡性礦難，煤窯主卻急劇暴富，比如溫州老板集資貸款后卷錢跑路，比如億萬富翁公開征召處女，比如富人“炒房團”到處哄抬房價等，都嚴重惡化了民企的社會形象。而一些“力挺”民企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實際上給民營企業家幫了倒忙。比如張維迎的“特赦原罪論”，等于暗示民營企業家的“第一桶金”都是不干凈的;而“富人移民有理論”，簡直等于公開宣布富人們是不會對養育了他們并使他們獲得成功祖國承擔任何責任的，等等。這些炒作，不僅不會使民營企業家面臨的輿論和生存環境得到改善，反而可能使之更加惡化。

　　民營企業家要不蒸饅頭爭口氣。不要做怨婦，不要總是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更不要坐等天上掉餡餅，而要通過自己實實在在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重新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筆者愿意做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諍友，向他們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民營企業家要以產業報國作為自己全部經營活動的底線，要做一個最起碼的愛國者。對利潤的追求應該以不損害國家利益為前提。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歷史證明，沒有強大祖國的保護，民營企業無非是買辦資本、國際資本的俎上之肉，所以即便僅僅為了自身的發展，民營企業家也應該把自己的經營活動視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事實上，只要民營企業做到了產業報國，所謂原罪問題也就會消解于無形。會有人去追究華為、中興、奇瑞的原罪嗎?民營企業家必須明白，民營企業的原罪問題，只能通過不斷為中國現代化事業做出貢獻而得到救贖，絕不可能通過一紙特赦令而免予追究。

　　產業報國也包括不偷稅漏稅。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國企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百元銷售完稅率(含營業稅及附加)長期以來一直是民企的1~2倍。稅收是企業回報國家的主要方式，民營企業在抱怨自己受到國企擠壓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國企一直背負著遠比民企沉重稅負?

　　第二，民企要主動貫徹勞資兩利的方針，依照國家法律保障員工的各項福利待遇，把企業建成員工的命運共同體。事實上，民企員工的工資長期偏低，已經成了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主要原因。

　　2009年7月，國家統計局發布年度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調查報告。根據該報告，當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而國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5053元，私企平均工資比國企低48%。2011年，國家統計局再次發布報告顯示，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42452元，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24556元，私企工資比國企低58%，也就是說，民企和國企的平均工資差距呈逐年擴大的趨勢。考慮到國有企業還要為職工支付養老、醫療保險等各類福利，這一部分的比例大約是職工工資的13%左右，那么民企員工和國企員工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民企不能如國企那樣為員工謀福利，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第三，民營企業要苦練內功，盡快完成從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型。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致命傷是不能信任職業經理人，家族觀念濃厚，個人獨斷專行，“企業是我的，我就是企業”，沒有正式的制度約束創業者。在決策上老板一手遮天，對管理的理解片面單一，將企業看成個人財產，沒有將企業作為法人的意識。因此，在以民營企業發達著稱的浙江，就面臨著民營企業難以做大的難題。因為民營企業主傾向于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的家族式企業。但這種產權結構單一的形式與現代企業產權的演進方向是相反的，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民營企業總體上顯得小、散、弱。

　　相比較而言，國企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方面已經走在了民企的前面。根據筆者長期的觀察，目前我國國企中的各種規章制度已非常完備，薪酬體系劃分細致，工時定額計算準確，質量追蹤詳盡可靠，經營績效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國企在用人上有宏闊的視野，敢于放手使用職業經理人，如中石油、海爾、中糧集團等。盡管國有企業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間，但國有企業的制度建設遠較民企的更為成熟則是確定無疑的。

　　總的來看，正是這種制度建設上的優勢，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逐步顯現出競爭優勢，慢慢擺脫了從前僵化、敗落的形象。然而，媒體和主流經濟學家對國企的印象還停留在“破產、虧損、低效”的階段，因此面對國企的整體崛起心理缺乏心理準備，無視國企的稅負和工資成本都遠高于民企的事實，反而得出了政府偏袒國企的錯誤結論。

　　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中國企業的崛起。在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國企挑大梁，民企要爭氣，國企民企攜手，才能最終實現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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