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制度變遷中的形式主義問題研究　　

何其多　　

[摘    要]   所有權制度變遷是企業、資產和資源在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轉變過程，而公有企業、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由全體或部分公民所有轉變為個別或部分私人所有的過程就是私有化。中國最近一次所有權制度變遷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由公有企業中的高管及其上級行政主管部門的決策者實施的一場私有化運動。這場私有化運動從追逐私有制形式中得到迅速推進并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內完成，從而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p>

[關鍵概念]   所有權     所有權制度     制度變遷     形式主義     私有化    效率     公平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ON THE PROBLEMS OF THE FORMALISM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He qiduo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is th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between public ownership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business, assets and resources, while the process that the ownership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public assets and public resources by all or part of a citizen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individual ownership is the privatization. 　　China　　's recent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is a privatization movement driven by neo-liberalism, the public enterprise executives and decision makers in highe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The privatization movement is rapid advanced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form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completed 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us it had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KEY CONCEPTS]   Ownership  Ownership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Formalism  Privatization  Efficiency  Imparti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其多 本名何建明，男，漢族，云南省麗江市永勝縣人，副教授，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現在云南財經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講《西方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管理科學》、《政治學》等課程。著有《建設項目評估學》、《經濟學評論》、《中國私有經濟發展研究》、《剝奪-來自中國農村的私有化報告》、《私有化運動-社會主義所有權制度變遷研究》等，在《經濟研究資料》、《北京大學學報》、《中國投資》、《現代經濟探討》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四十多篇，有多篇論文被《光明日報》、《金融與保險》等轉載?？釔蹠嫛⑽膶W藝術，學術興趣廣泛。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一般理論、社會制度設計理論、藝術與國學。　　

一、引言　　

所有權制度變遷是利益博弈的結果，而利益博弈的結果則必然導致所有權制度變遷的潛在受益者積極地推動公有資源（礦產資源等）、公有組織（公有企業、行政組織和公有事業單位）和公有資產（公有企業資產、行政資產等）的所有權制度變遷—新自由主義者成為公有產權制度向私有產權制度實現制度變遷的鼓吹者，而對公有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具有實際控制權力的內部人（如公有企業中的書記、廠長、經理等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上級主管部門中具有實際決策權的官員組成的利益聯盟則成為完成公有產權制度轉向私有產權制度轉型的制度變遷的最積極的實施者和最大的受益者。這樣，所有權制度變遷不僅離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效率原則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宗旨，而且所有權制度變遷還形式主義地以追求私有產權制度為表面目標—它的實質目標則是通過迅速剝奪公有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來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形式主義化不僅可以通過形式上的推進來回避實質問題即私有化者掠奪人民財富而可能激起的來自人民的反對，而且有利于通過形式化地進行私有化運動迅速完成權貴資本積累。形式主義地推動私有化運動的結果是，從公有產權制度到私有產權制度的制度變遷將由中國人民幾代人創造的財富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轉移到了改制集團，導致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也就實際地完成了。　　

二、所有權制度變遷中形式主義的根源及其影響　　

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經濟領域一直圍繞著所有制問題進行著反復不斷的制度變遷：前三十年是轟轟烈烈的公有化運動，后三十年則是險象環生的私有化運動。在公有化運動中，人們不斷為公有產權制度的優越性提供理論辯護，而從不提及更無人去研究公有產權制度的缺陷和問題。然而，“一五”經濟運動取得的高速經濟增長成就（12%的經濟增長水平）反而使中國社會誤入以“大躍進”為開端的政治運動。結果使后來的公有產權制度、公有企業的治理制度（社員代表大會制度、理事會制度和監事會制度等）和公有經濟實踐不斷遭到政治運動的破壞，經濟理論工作者和普通民眾由此而失去了對公有產權制度的信心。對所有制缺乏研究和深入理解的人們也從極端崇拜公有制度走向了極端崇拜私有制度，從而為私有化者將公有組織（包括公有企業、事業單位等）、公有資產（包括公有企業資產、行政資產、黨產等）和公共資源（包括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等）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提供了社會環境。對公有產權制度喪失信心的社會心理正好為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承襲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軍事傳統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會基礎。同時，在美國主導的和平演變戰略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者將“華盛頓共識”作為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并以此剝奪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人民財富的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這樣，在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和新自由主義者的以“產權改革理論”為核心的改革理論、教育和輿論支持下，企圖對公有資產進行無償占有的公有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的實際控制人掀起并操縱了私有化運動?！　?/p>

從所有權制度變遷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私有化運動中，私有制主義者對私有經濟的認識和理解正好與在公有化運動中公有制主義者對私有經濟的認識和理解完全相反。在公有化運動中，所有反對絕對公有化或贊成私有制可以在適度的范圍內存在的言論和行為都要遭到政治化批斗；而在私有化運動中，凡是不鼓吹私有化的言論或行為（或堅持公有制的言論或行為）都會遭到新自由主義者充滿自身利益保護性和意識形態性質的批判。這種歷史和現實的對照實際上表明，中國社會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形式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顯然是與中庸之道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和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背道而馳的。中庸之道和辯證唯物主義都是說明，任何事物都是實與形的結合，都存在著矛盾性。因此，所有權制度安排必須符合人們對物質和精神的實質需要，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只有這樣，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才能不斷實現在不降低現有各個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的前提下提高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帕累托改善。但是，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經濟效率以及實現共同富裕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質量的社會主義根本宗旨被閣置一邊，而所有權制度變遷在中國社會中被全面地、形式主義化地不斷推進，其背后的實質內容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支持下的私有化者對公共財富的巧取豪奪。　　

進一步深入研究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形式主義特征的形成原因，我們不難發現，公有企業在市場中所蘊含著的巨大的潛在利益、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通過私有化給私有化者帶來的巨大利益對私有化者產生了強烈的激勵。并且，新自由主義者為具有所有權制度變遷選擇權的決策者提供的“改制”方案本身也是在效率名義但實際離開了效率目標的形式主義的產權制度改革方案（即私有化方案），這種大規模地、運動式地推進的所有權制度變遷必然強化了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形式主義特征，并更加有利于私有化者對公有企業、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而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在巨大的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可以在法律真空下以改制的名義占為已有的條件下，私有化者形式主義地推進私有化而不顧及制度變遷的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可以減小甚至消除來自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及其支持者（社會主義者和對公有企業、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具有所有權者即人民）形成的障礙和阻力（主要是政策、輿論和法律）。因此，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形式主義化可以促進私有化進程得到迅速推進，私有化的實施者能夠在一個人民、政府和法律都來不及做出反應的時間內完成將公有企業及其資產及至盡可能多的公共資源由全民所有變為少數私人所有的轉變，即將少數私人可以不勞而獲地將公共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轉變為自己的私人財富。顯然，公共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的私有化過程本質上正是私有化的實施者剝奪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果和人民公共財富的過程，而公共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的所有權制度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制度變遷則不僅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否定，同時也是對全部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　?/p>

然而，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下半期以后所進行的針對包括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全民所有制金融企業在內的公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定位于所有制結構調整即公有企業戰略退出上，從政策上支持了公有企業和公有資產的公有產權制度向私有產權制度的制度變遷即私有化。為取得形式主義政績和在所有制改革中獲取個人利益，各級政府和公有企業尤其是被所謂“戰略性退出”的中小企業中相當一部分政府官員和企業官員以損失公有企業組織及其資產為代價強制實施產權私有化，導致了大量由高管制造效率低下假象的以及經營正常甚至連獲佳績的公有企業的規模性倒閉、公有資產的嚴重流失和大規模失業。　　

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在相當一部分公有制企業甚至在政府組織中，公有資產甚至政府的行政資產都被企業和政府中具有控制能力的內部人（主要是某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官員和企業中的高管）以變賣、“股份化”甚至直接贈送的方式私有化到其自身或其關聯人。當這些公有企業、公有資產或公共資源的私有化（“改制”）完成后，為切斷其貪污或受賄等違法事實與法律制裁之間的聯系，這些公有企業被及時地消滅了它們的企業法人名稱、身份、會計資料和統計資料等法定檔案，甚至相當多的公有企業、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本身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迅速“消失”。　　

然而，新自由主義者甚至相當多的普通民眾也相信“公有產權制度向私有產權制度變遷提高了經濟效率并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謬論。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給新自由主義者和私有化者提供了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有力的支持證據。這似乎說明新自由主義者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是正確的。但是，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并且是在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包括廣大科技工作者、管理者、農民工、工人和農民在內的沒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勞動的成果，而不是以簡單地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取得收入的資本家的成果，更不是私有化的成果或通過剝奪生產資料而成為資產階級的私有化者取得的成果。如果沒有公有企業和公共資源的私有化，加之在公有企業內部恢復或建立有效的治理制度（公司治理結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將會更加巨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會蒙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私有化所造成的損失，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會比現在高得多?！　?/p>

筆者通過對大量公有企業的所有權制度及其私有化前后的效率進行調查研究后發現，企業效率與所有權制度不存在相關關系，即企業的效率與所有制無關。已經完成了私有化的原公有制企業的效率有的提高了，有的因為效率進一步下降而倒閉了，有的則被私有化者將職工趕走后就將資產直接轉讓了，私有化者只是做了轉手生意（倒賣資源和資產）而大發橫財；有的私有化效率比私有化前有了提高，但是以制造大量工人失業、提高剝削率（降低工人工資、減少福利、施工隊退休制度等）為代價的，并且私有化是在私有化者（書記、廠長、經理等公有企業的原高級管理人員）在私有化前蓄意降低企業效率甚至一年比一年增加虧損的陰謀后實施私有化的，而且問題還在于公有企業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搞垮了企業后并不需要為此承擔任何責任。筆者的研究還發現，中國公有制企業效率降低不僅僅只是上述原因造成，而且是企業治理制度（公司治理結構）缺陷的一個直接結果，國家、公有制企業與廠長（經理）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不明確甚至產生了錯位，高級管理人員委派制、黨政兩條系列的治理制度造成的內耗、責權利不明確和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等而不是公有制才是公有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效率最大化的障礙。因此，在公有企業內部建立正常的委托代理關系、改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選拔制度和企業治理制度對于保障公有企業效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任何一次制度變遷尤其是涉及公有企業、公有資產或公共資源的包括所有權制度變遷、經營權制度變遷、控制權制度變遷等產權制度變遷都會形成一次重大的資源和財富的重新配置和利益再分配以及一系列的潛在的權力尋租機會。在政府和公有制企業中掌握實際權力的內部人往往會利用制度變遷的機會對公有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進行大規模的重新分配以實現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時，負責管理公有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的公務人員以及潛在利益搜尋者這些制度變遷的關聯人將會對制度變遷的決策者和實施者進行尋租活動，從而導致經濟腐敗、司法腐敗、社會腐敗甚至政治腐敗的形成。在權力尋租普遍化和官僚階級內部既得利益者相互庇護的條件下，腐敗環境會日益嚴重化，人民監督、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都會失去其應有的效力，對公有企業、公有資產和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者與具有處罰權力者（同時也可能會成為尋租者）進行串謀并進而可能形成利益聯盟共同保護其通過產權制度變遷而獲得既得利益。并且，這一利益聯盟還會利用各種權力和機會進行證據掩蓋活動—這種機會主義行為至少暫時割斷了犯罪與法律制裁之間的證據和時間聯系。法律的溯及能力是否在今后能夠得以發揮完全有待于其它犯罪受到制裁后查出該犯罪事實或者由政治斗爭或關聯犯罪牽出其犯罪事實等其它因素引致，而不是公有企業內部引致。因為，公有企業在所有權制度變遷后資產已經轉移到私人，原來的公有企業組織、經濟關系和會計資料等均已經不復存在?！　?/p>

三、主要結論　　

中國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經濟制度變遷史表明，中國社會中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形式主義傾向：公有企業改革圍繞著所有制形式進行，即對公有企業進行改革就是簡單地對公有企業的產權制度進行所有權制度轉型—私有化。金融改革也只是簡單地進行股份制改造（實際上也是一個私有化過程）。形式在不斷變化，不但實質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形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并制造了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在最近一次的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所有權制度變遷中，大量公共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通過所有權變更的方式這種最不需要付出代價和最不公平的方式變成了少數私人的財富，而這一過程自其形成、發展到最后所造成的結果都是形式主義地推進的。在形式主義化的公共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轉變成為私人財富的過程中，貧富差距、社會腐敗和精神頹廢等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無情地吞噬了中國的社會健康、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因此，不僅改革的路徑選擇需要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進行反思，而且改革的形式主義問題同樣需要進行反思。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進行的改革才能保證全體人民的利益的實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功。在這樣的思路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再是簡單的所有制改革，而是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化下的治理制度創新?！　?/p>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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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伯樂，奧蘭·揚，馬塞厄斯·芬格：《私有化的局限》（中文版），王小衛、周纓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p>

[5].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中文版），陳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p>

[6].陳平：《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　?/p>

[7].克里斯·哈曼：《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的反思》，唐科譯，烏有之鄉網，　2008年10月22日　?！　?/p>

[8].張順洪：《關于當前的意識形態斗爭》，《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3期?！　?/p>

[9].劉國光，楊承訓：《關于新自由主義思潮與金融危機的對話》，中國政治學網，　2009年3月2日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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