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報告
2012年第 4期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5日
對張維迎教授釣魚臺演講的聯想
劉紀鵬
背景:騰訊網文靜督促我寫微博,這次發來的是評價張維迎教授釣魚臺演講。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3月17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論壇的主題為《中國和世界:宏觀經濟與結構調整》。張維迎教授在演講中表示:
“中國能夠進入真正的資產經濟,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一個最主要的障礙之一,希望在5—10年內國有企業的比重應該占到10%左右”。
實在講,我對該論壇上,從吳敬璉“批高鐵奇跡”到張維迎明確“國有企業已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障礙之一”的演講頗不認同。于是,借騰訊微博邀請做下述評價。
事實上,早在2009年張維迎教授就曾提出要讓13億人分外匯儲備的大膽設想,一時成為學界笑談,為此我寫了《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看張維迎分外匯儲備的戲劇性》(摘自劉紀鵬著《大道無形》)。
后來在李南婚禮上,他說“你文章我看了,我有不同看法”,我回答“期待著”。然至今無下文。可張維迎“要分”的念想愈演愈烈,直到這次在釣魚臺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論壇的主賓提出“國企是未來發展主要障礙,第一要做的是私有化”。妖魔化國企的輿論導向正在向消滅國企演變。這樣主流論壇,這樣的大是大非,民眾思想如此混亂的社會環境,還要再亂嗎?
有些人不顧自己的身份,借亂表激進,不惜要把“顏色革命”招到中國,不講方法論搞激進改革與腐敗的不改革一樣禍國殃民。在社會上,一種愈演愈烈的仇視國企的民間情緒正在迅速蔓延,令人十分憂慮。尤其令人關注的是,對這樣明顯否定中國30年來在國企改革和市場化方向上已獲得重大進步的言論,無論是政界、學術界和理論界都沒有相應給予應有的回應。為捍衛中國30年改革成果不毀于一旦,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人都不會對此熟視無睹。
事實上,中國30年來在國企改革上已經從過去的獨一股在向股份公司過渡,我們在股權結構上尊重國情,以漸變的方式不斷尋找合理的比例,取得的成果是舉世公認的。而俄羅斯用“休克療法”的方式搞國企私有化,無論是設計師美國人薩克斯,還是俄羅斯人都認為是失敗的,所帶來的社會成本、貧富差距都是令人痛心的。而這樣的做法卻被有些人奉若神明,試圖在中國重現。
以簡單反壟斷的名義來反國企也是不客觀的。因為如果說央企存在某種程度的壟斷,這也是由發改委對產品價格審批的行政性壟斷造成的。不從發改委政府職能轉變入手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而是簡單地從消滅國企和國有資本入手來反壟斷,思路是錯誤的,后果是嚴重的。首先,這樣的做法把國有企業當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來反,將制造民眾之間的矛盾。其次,國有資本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現在就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變革時機并不成熟。按現在這樣的理論指導發展下去,中國能否把30年改革的經驗延續下去,是令人憂慮的。
為此,我們應高度重視目前的這種從妖魔化到消滅國企化的導向,應該用事實從正面的角度對我國30年國企改革成功的經驗進行闡述,對錯誤的理論必須加以駁斥,不僅讓國企的干部員工能夠理直氣壯地參與未來的改革與發展,而且要讓社會民眾對此也能有客觀清醒的認識。
附文:
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看張維迎分外匯儲備的戲劇性
本文摘自劉紀鵬改革論著三部曲之一《大道無形》
(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出版)
聽到張維迎教授要分外匯儲備“藏富于民”的主張,以為是在開玩笑。但兩位與會者說:“這回真的不是開玩笑,不僅有定性還有定量,即1萬億外匯儲備折合人民幣7萬億,加上40%的國有股,折合人民幣6萬億,合計13萬億,13億人每人一萬元。其中農村人兩份,城里人一份。”據說,就這一方案,張維迎教授還和高西慶教授爭論的很激烈。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分”的主張,得到了近80%網民支持。
其實,討論這一問題的關鍵,不是外匯儲備該不該分,而是能不能分?
2萬億外匯儲備是當今國人心中一道隱隱的痛。從某種意義上講,面對美國持續惡化的金融危機,中國最大的風險就在與此。而面對這一風險,大多數人對其資產屬性、構成和風險并不太清楚。這兩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實在太快了,眼睛一閉一睜,我們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日本、俄羅斯、臺灣、香港、韓國、印度的總和,并成了擁有美國外債1/3的第一大債權人。顯然,熱議外匯儲備,既有現實性又有必要性。
其實弄清外匯儲備能不能分的前提,先要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分析起。在市場經濟下,不管是央行還是財政部,也不管是企業還是有住房按揭和信用卡的個人,其實都存在著自身的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的左邊是資產(Assets)占用,是由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構成,右邊則是資金來源,是由負債(Liabilities)和自有資本(Equity)構成,其中負債形成的是債務性資產,自有資本則是權益性資產,二者構成了總資產。換句話說,資產等于負債加自有資本。而自有資本又叫做所有者權益、股東權益或凈資產,而負債則是他人權益(資本)。以商業銀行為例,我國商業性銀行的總資產高達60萬億,但法律上規定它的資本充足率,也就是權益性資產,只需要達到8%,也就是4.8萬億就能開張了,而其他的55萬億,則都屬于債務性資產,主要來源是儲蓄者的存款。
我國央行對外披露的資產負債表則是一個特殊類型的資產負債表。見下表:
表的左邊是資產(Assets),而右邊則完全是由負債(Liabilities)構成,其特殊性在于,這張表沒有體現所有者權益(Equity),而是把相當于所有者權益(Equity)的少量自有資金220億也放在了負債里。所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正面是資產(Assets),其中外匯儲備占了絕大部分(66%),反面則是負債,其中主要是儲備貨幣(60%)。
值得指出的是,央行和商業銀行負債的主要區別是,商業銀行的負債來源主要是儲蓄人的存款,而央行的負債來源,則主要是印刷機印刷出來的人民幣和金融性機構存款構成的。
我國的結匯制度決定了,各種貿易和資本順差形成的外匯一進來就會兌換成等額的人民幣,而這個人民幣是印票子印出來的。如果這些外匯儲備沒有在中國境內發生實質性的作用,那么兌換出的人民幣票子將多出實際中的需要,央行就必須通過各種票據和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來回收這些貨幣,或者要盡快把這些美元資產花出去。好在美元是世界貨幣,不僅可以在美國花,還可以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花,不僅可以買外國的金融資產和外國公司的股權,也可以買實物資產,拿回國內來用,才能平衡。而這些行為往往是由國家外管局倫敦或新加坡等地的分支機構以及大公司和商業銀行來實現,商業機構要出去買物或投資,也要來央行調劑、兌換美元,而央行則把人民幣回收對沖,繼續保持央行外匯資產和印刷票子的平衡。
因此,分央行的外匯儲備資產,就如同把商業銀行的資產分掉一樣,由于這些資產大部分或者說全部是由負債構成的,把它分掉了,那么當存款人提款的時候又如何支付呢?而若把外匯儲備分了,除無法支付金融性機構的存款,那些超印且發行在外的人民幣,一旦回過頭來兌現美金,發現美元資產沒了,而央行又不能印美元,所以面臨要么無法支付,要么人民幣貶值,導致結構性通脹。顯然,無論是分央行的外匯儲備還是分商業銀行的資產,如果要想把資產分走,就必須要帶著負債走,否則就像試圖分走一塊硬幣的上面,而又不要反面一樣,是不可能的。因此,無論商業銀行的資產還是央行的外匯儲備都一樣是不能分的債務性資產。
退一步說,假如真能分的話,會發生什么?一是分的人拿到一萬人民幣等值的1400美金或美國債券他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到國外去消費,要么去投資。尤其是8億農民兄弟,那拿到兩份綠票子的感覺,使我不禁想起了楊百萬和我熟悉的另一位上海企業家當年到農村去以四毛錢的價格去從農民手里收到面值一塊錢的國庫券,掘得第一桶金的經歷。假如這1400美金不值得大家去國外花,因為還不夠出國盤纏,于是決定響應國家擴大內需的號召,在境內消費,就必須得先去央行把美元換成人民幣才行,這樣又把美元還給了央行。央行的外匯儲備一點沒少,而印刷的人民幣卻越來越多。制造一個“分--換--花”的無限循環,相當于種了一棵“搖錢”樹。
顯然,弄懂了央行外匯儲備的資產屬性是債務性資產,就會發現,其實討論外匯儲備該不該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回真的不能分。
我在學校講課時,無論對法律專業還是經濟專業的學生,資產負債表都是必修的內容。開始,總是有一些同學特別是女同學不重視,于是我就會向學生提問:“你們知道那些把財富作為擇偶第一標準的漂亮的女孩子為什么常常被欺騙嗎?因為她們不懂資產負債表。一見到那些擁有高級轎車,房地產和存款、股票的‘大款’,就以為碰上了富人。其實那些資產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可能是由債務性資產如銀行或他人借款構成的。現實生活中經常會有這樣的故事,富人的資產減去負債,可能一無所有,甚至是‘負人’。所以女孩子若要把財富作為擇偶第一標準去找對象,一定要看對方的資產負債表,不僅要看那張表左邊的資產,還要看它右邊的負債。這可避免‘賠了人還要倒貼錢’的愛情和婚姻風險。”
我記得在80年代中期,維迎曾提出“為錢正名”的觀點。以后又親耳聆聽了于光遠先生總結的一個改革順口溜,大意是:若要向前看,必須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在那個年代,我們的企業改革,必須強調企業應以盈利為目的,這是必要的。但前提是你“看”的那個錢必須是“咱家”的,不能由于過于想錢就想到“人家”的錢去了。那很容易誘導犯罪傾向。如從銀行騙貸和美國的麥道夫現象屢見不鮮。
所謂分外匯儲備也屬于打上了“人家”錢的主意。因此,忽悠分外匯儲備的人要么是戲劇家的幽默,要么是經濟學家的妙手偶失。而參與分外匯儲備的人則要么是小偷要么是敗家子。當然,支持分外匯儲備但不了解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朋友除外。
本來這篇隨想是想直接寄給張教授調侃一番,但未及,卻見到他《埋葬凱恩斯主義》這篇更大膽的文章,這回真的感到有點沉重了,美國金融危機到底是凱恩斯“有形之手”導致的結果,還是斯密“無形之手”導致的結果;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結果還是政府干預導致的結果,這是目前美國經濟政策制定者和及其經濟學家,與幾位英美“海歸”經濟學家在美英等國政府是否應該救市上的理論分歧點。正可謂“沙老太太和阿慶嫂”自家人打起來了。阿慶嫂不滿意沙老太太在自己家里不堅持斯密的經濟思想,而搞什么救市,批評美國人動搖了市場經濟的理念,而格老成了次貸肇事者。這事,如果僅是讓美國人埋葬凱恩斯主義,那僅是經濟學家之間的學術之爭,不過是小事一樁。可問題就怕延伸到中國。正當中國政府擴大內需,集中優勢兵力度過難關,“有形之手”在困難時期發揮優勢的關鍵時刻,此時如果一邊把國有資產(不含外匯儲備)分掉,一邊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政府“有形之手”,那么中國政府率先走出世界經濟危機的連外國人今天都在效仿的兩大優勢,就都喪失了,這樣的玩笑可就真的開大了。
至于以后我們的市場經濟是搞凱恩斯背景下的斯密理論還是斯密主導理論下的凱恩斯主義,我不知道。但世界經濟運行機制在探索中要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大勢所趨,不要去搞“不是你埋葬我就是我埋葬你”的尖銳對立。人類規律不可抗拒。還是老子說的那句話,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何必太著急。迄今為止,誰能想到中國人自己的“摸著石頭過河”一點都不比俄羅斯請美國人搞的“休克療法”慢,可這真真切切是全世界公認的事實。
2009年既是關鍵的一年,也是敏感的一年。經濟學家要捍衛自己的聲譽,還真得從自己做起。
注:本文摘自劉紀鵬改革論著三部曲之一《大道無形》(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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