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涌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個在全球化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大國，中國的國有企業肩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與現實重任，在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類安全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其他任何一類企業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國企是國家利益的守護者

　　當今，經濟全球化令世界市場漸趨一體化。作為世界市場的主要主體——跨國公司，大多來自發達國家。若將國家與企業依照經濟規模放在一起排名，位列前100位的，公司數目多于國家。諸多跨國公司富可敵國，財富500強的公司，一般有相當于波蘭這樣的中等國家的經濟規模，比很多國家都要強大。

　　在跨國公司的母國，公司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管，接受大眾及輿論的監督，接受企業內員工的制約。但是，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在整個世界都在竭力向跨國公司獻媚、向資本低頭的情形下，東道國政府、大眾輿論對跨國公司權力的監督非常薄弱。跨國公司規避監管的手法巧妙而多樣，由此近乎為所欲為，在越來越多的行業占據優勢甚至是壟斷地位。在一些弱小國家（如中美洲、廣大非洲地區的國家），跨國公司甚至呼風喚雨，左右國家政局。

　　在中國，多年持續不斷的擴大開放與引進外資，令越來越多的行業為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主導甚至壟斷，民族企業在資金、技術、管理、營銷等諸多方面無法與這些跨國企業向抗衡，越來越多的民族企業成為跨國公司的附庸，成為跨國公司國際分工鏈條上的一環，沒有絲毫的談判與議價能力，而且在跨國公司面臨困境的時刻，往往成為轉移風險、轉嫁危機的對象。但是，值得慶幸的是，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存在，使得中國經濟主權總體上依然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實際表明，凡是國有企業居于主導地位的行業，經濟安全就有保障；凡是國有企業被改制、被私有化的行業，經濟安全狀況便令人堪憂。

　　國有企業的利益與大眾利益、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在公益性、自然壟斷性、部分資源性、關系國家安全、易得厚利與需求彈性小、民間資本無力投入的高資本與高技術密集、外資企業已經或可能壟斷同時民營企業薄弱等行業，承擔著諸多其他性質的企業所不愿、不能、不應承擔的角色。國有企業急國家所急，想國家所想，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災的一線，在航空航天的一線，在自主創新的一線，在走出去為國家獲取資源、拓展市場的一線，在一切高風險、低回報的一線，在其他性質的企業瞻前顧后、踟躕不前的一線，都能看到國有企業的身影。

　　國企是社會主義的實踐者

　　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存在重大缺陷，人類不可能停留在一個危機周期性爆發、兩級分化不斷加劇、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矛盾空前激化的世界中。只要人類理想與智慧之火不會熄滅，就要探索出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好的世界或制度設計，社會主義就是一個重要選項。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就是國有企業。中國的國有企業從誕生那天起，就肩負著一個偉大的理想與神圣的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有企業是中國工業化的骨干。在蘇聯的幫助下，156個項目建設使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也使得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生政權得以穩固。此后，中國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建立起了完整、龐大的民族工業體系。正是在這些國有企業的支撐下，中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的實際表現——農業基礎扎實、糧食與石油自給有余、工業自主創新、勞動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遠遠超出一個發展中國家所能實現的最大目標。

　　國有企業改制后，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下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越來越依靠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中國對外貿易、外匯儲備與GDP迅速做大，經濟也日趨繁榮。但是，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如糧食、石油、精密儀器設備、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尤其是人的面貌與社會結構等等方面，中國越來越像一個標準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貌愈發清晰。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做主的經濟基礎和制度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應該體現在控制力上，而控制力又是由數量和質量決定的。沒有一定的數量，質量就無從談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和核心，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和社會制度性質。只要憲法依然是中國的根本大法，只要依舊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實踐者的角色就不可替代。

　　國企是民族精神的傳承者

　　《易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集中體現中華民族精神。幾千年來，傳承這種民族精神的主體是“龍的傳人”。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以及由她領導的各項社會主義事業，也在孜孜不倦地傳承以及弘揚這種精神。國有企業正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一偉大民族精神的傳承與弘揚者。

　　新中國建立后，為了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中國實施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系列令世界震驚的偉大工程。這些偉大工程的重要承擔者，就是國有企業。正是國有企業職工戰天斗地的英雄氣概，正是有了“寧可少活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鐵人精神，中國的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與科學技術現代化才有了日新月異的進步，中國才能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包圍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現代化國家。

　　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當家做做主，激發了工人、知識分子的無窮創造力，培育了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意識。1960年代，鞍山鋼鐵公司職工創造了鞍鋼憲法，規定了參與、改革和融合的原則。這種對管理過程高水平的參與在各級員工當中培養了一種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創造了中國獨特的企業文化——“愛廠如家”，職工愛廠如家的思想在國有企業中普遍存在。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以國有企業為龍頭，“比學趕幫超”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在全社會范圍內涌現了一批又一批的勞動模范和技術能手，由此創造了人類歷史、社會主義建設史、中華民族文明史的燦爛輝煌。

　　改革開放后，中國選擇了一條“以市場換技術”詭異道路，在比較優勢下的口號下基本放棄了科技創新的努力。越來越多的企業也放棄了研發，大搞“三來一補”的貼牌加工制造的快速生財道路。盡管國有企業不斷萎縮，但是在與中國經濟增長遠不成比例的科技創新中，國有企業的貢獻尤其重大。近年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全部由中央企業獲得。2005－2008年，中央企業共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7項，二等獎202項，分別占該獎項的52%和27.4%。“神舟”載人航天、“嫦娥”繞月探測以及“天宮”宇宙飛船等，更是成為中國自主創新、集成創新的典范。在青藏鐵路、三峽工程、奧運場館建設等重大工程中，中央企業技術創新成果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企業由此成為廣袤與深邃夜空中最亮眼的星星。

　　正是“鐵人精神”和“愛廠如家”等企業文化，匯聚成了新的民族精神，由此沖刷出一個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在這段歲月中，無數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中國年輕人磨劍砥礪，發憤圖強。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銅臭泛濫、道德底線不斷被穿越的時代，中華民族更需要傳承、發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優秀精神。而國有企業的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內在一致性，具有與民族精神傳承的一致性，必將譜寫出新的光輝篇章。

　　國企是社會責任的肩負者

　　為政府分憂、為社會負責是國有企業的天然屬性。即便在市場長期占據主導的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與實際承擔狀況要普遍高于私人企業。至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抑或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國有企業與社會一體化是一個普遍現象，極端的情形就是“企業辦社會”。

　　國有企業在成立之始，很自然要考慮和承擔職工住房、子女教育、醫療及養老等多種社會職能。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幾乎成為一個基層的社會單位。國有企業因為“辦社會”，外加“鐵飯碗”的“終身雇傭制”，使得企業內人際關系保持和諧，人力資本持續積累，職工創造性不斷發揮，國有企業由此一直扮演著“社會大家庭”的角色。但是，“企業辦社會”的“超載”不適應市場化的競爭機制，當輕裝簡從的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紛紛加入競爭行列后，國有企業在利潤創造上的“低效”愈發明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實際則是“經濟效率”、“利潤創造力”，國有企業被推上了手術臺。

　　國有企業歷經多種改制，由“辦社會”轉向“創利潤”，承擔的社會責任越來越少，如此導致另一種極端情形的發生，即企業把利潤裝入腰包，包袱甩給社會，責任由社會、職工、失業者自己承擔。企業社會職能的卸載和社會責任的缺失，使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如同私人企業、外資企業一般，在社會職能上處于“空載”狀態。如此，進入新世紀，尤其是近年來，社會對國有企業積聚了并表達出越來越多的不滿。

　　很顯然，負責任的國有企業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抱怨，2006年國家電網公司在中央企業中率先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07－2008年有33家中央企業發布了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遠集團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被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評為典范。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動得到了國內外、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08年國務院國資委發布《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明確對央企提出了“國家經濟的棟梁和全社會企業榜樣”的先進性要求。實際上，在中國三類企業中，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水平較低，但是相對來說國有企業在總體上要好于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

　　201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發布了2010年《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藍皮書》主報告《中國100強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2010)》披露：在中國100強系列企業(包括國有企業100強、民營企業100強和外資企業100強)中，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28.9分)仍領先于民營企業(13.9分)和外資企業(8.1分)。其中，國有金融企業得分最高(38.7分)、中央企業緊隨其后(37.3分)、其他國有企業處于一般水平(11.4分)。但是，大眾對國有企業的普遍高期待與一些國有企業的實際表現仍存在相當的落差，因此國有企業在社會責任上依舊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為此，應重新審視中國各類企業的制度安排，重構、強化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使其處于“適載”狀態。

　　國企是經濟調控的執行者

　　長期以來，經濟自由主義對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控職能持懷疑與批評態度。理由是，在實施經濟調控職能時，國有企業要占用一些本應該屬于私人企業的資源，而這些資源被私人企業使用時會更加有效。然而，令人諷刺的是，在金融危機到來時，在經濟大廈將要傾倒時，在私人企業行將被經濟海嘯席卷時，他們都強烈呼吁政府奮力搭救，實現私人企業國有化。這種“和平時期自由主義，危機時刻干預主義；平常時期資本主義，非常時期社會主義；對己社會主義，對人自由主義”雙重標準，顯示自由主義學者、新強盜貴族的偽善。

　　在諸多西方國家，國有企業通常作為一種解決市場失靈的組織機制而存在。隨著全球化、金融化與信息化的逐漸擴大與深入，市場失靈越來越頻繁，在一些領域近乎成為常態，因此國有企業不僅一直存在，而且職能甚至有擴大的態勢。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中央集權歷史的國家，一個仍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國家、一個在國際經濟中定位于趕超型的國家，政府擁有強大的動員資源的能力，在國民經濟中的突出地位毋庸置疑。這種“強政府”的經濟與社會效能，在東亞以及諸多新興市場的實踐都取得了成功。

　　市場經濟猶如一部機器，難免出現失靈故障，因此不時或定時進行修理。國有企業不僅是機器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修理機器的扳手。長期以來，美國信奉經濟自由主義，讓市場做大，政府變小，因此缺乏修理機器的扳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只有美聯儲開動印鈔機獨家應對，其他各類機構、人等只能圍繞機器瞎轉悠，一籌莫展。但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諸多扳手，國有企業就是最便捷、最好用的扳手之一，因此也能比較從容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有企業自我決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企業管理與市場布局，打破了部分、地方條塊分割的局面，有利于統一市場建設與區域發展的平衡。

　　在當今中國，國有企業不僅是政府調控國民經濟的重要途徑，也是政府參與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是推動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導力量。近年來，中國的宏觀調控成效差強人意——自2002年開始的住房市場調控，結果是房價越調越高；2010年開始物價調控，結果是通貨膨脹越調越高；此外，糧食、蔬菜、大宗商品等等，無一不是在調控中大起大落，這與熨平價格波動的調控目標相去甚遠。究其原因，一個重要方面，少不了民營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從中作梗，而國有企業逐漸喪失流通主渠道，穩定之錨的作用日益被侵蝕。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通過在西部、邊遠、落后地區建設大批國有企業，有效平衡了地區與行業發展差距。如今，正是國有企業不斷萎縮，市場失靈普遍存在，導致在整個國民經濟領域資產泡沫越來越大，虛熱實冷情形越來越嚴重，地區、城鄉、行業發展差距越拉越大。

　　國企是干凈財富的創造者

　　盡管肩負多種沉重使命，國有企業在財富創造上同樣富有效率。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利潤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改革開放后，國有企業為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快速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保障，沒有國有企業提供的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鐵路、公路、港口、郵政、通信等公共設施以及各種技術裝備和技術人才，就不可能有非國有經濟的迅速發展。

　　據有關專家考證，1950年至1990年，航空工業部總共得到國家投資約130億元，生產出大批飛機和導彈等武器裝備，裝備我國空軍、海軍和陸軍。相關專家約略估算，在同等性能的條件下，這些武器如果以國際市場價格從外國購買，需要花2600億元人民幣，即為投資的20倍。這還不包括中國建設了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培養了一支專業技術隊伍，形成了龐大的固定資產，解決了近百萬人的就業。但是，由于飛機、導彈不是按國際市場價格核算，而是按當時的國家計委制定的價格核算。結果航空工業成了一個匯集眾多問題企業而經濟效率低下的行業，因此實行改制難以避免。

　　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揭示：上海的輕紡工業，一個工廠一年的利潤可以建設一個新廠，新廠都布局在成都、重慶、武漢、鄭州等廣大的內地，為國家建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相比，高效率的國有企業遠離血與火，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欺詐，創造經濟效益的手段光明，道德高尚，財富干凈。

　　經濟使命或盈利性，是現代企業的“第一責任”。自由主義經濟大師弗里德曼曾言：企業要依照股東的期望管理公司事務，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規范的前提下，創造盡可能多的利潤。國有企業本應超越“第一責任”。但是，在經濟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下，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國有企業被納入統一的會計與績效核算體系。在改制的旗幟下，國有企業盈利性成為最重要標準，國有企業也由社會人變為經濟人，盈動機利的強大牽引，使國有企業各類經濟指標近年來不斷邁上新臺階。

　　盡管創造財富是企業最重要的職能，但是相對其他職能這也是一個最容易實現、最簡單的職能。很多國有企業很容易就實現了經濟指標的改善。1978年到2007年，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增長了25.5倍，資產總額增長了48倍，主營業務收入增長了28.5倍。中央企業是國有企業的主干，2002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7.1萬億元，營業收入3.4萬億元，上繳稅金2914.8億元，實現利潤2405.5億元；到2008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17.7萬億元，營業收入11.9萬億元，上繳稅金9914億元，實現利潤6652.9億元。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中，中央企業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一批中央企業不僅是國內行業排頭兵，而且在國際市場上也有很強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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