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1年01月31日 10時57分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國光

　　這次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耀眼的亮點之一，是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問題。我粗粗查了一下，只有4800字的全會公報，竟有四處提到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建議”中，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地方就更多了，我查了出現民生字樣大的有七處之多。而講調整收入分配的地方也有四處。可見五中全會公報和建議對民生和分配問題的重視。重視民生和分配問題，由溫總理在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建議的說明中，再次表達出來，就是：“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都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在這里，我也想就“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這個好像是ABC的話題，談談我自己的認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次會議公報沒有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概是因為社會建設的分量是加重了，但并沒有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有的問題也不好分，例如民生分配問題，既是社會建設，也是經濟建設。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簡單地說就是做兩件事情，一件是要把蛋糕做大，把我們的經濟實力做大，國家富強。另外一件是同時要把蛋糕分好，做好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讓大家共同享受發展成果。我們過去30多年，大部分時間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沒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這是一個缺陷，當然這也有道理，因為我們國家窮。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這也說得過去。人們說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責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良心。那么在蛋糕沒有分好的情況下，政府就沒有良知、良心嗎？不能這樣說。應該說這都是我們政府的責任，不僅僅是良知良心的問題。但是政府在前一階段不可能把這個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階段我們要努力把這個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兩者并重，同時既要做大更要分好。

　　社會主義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注重的地位，因為我們社會主義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數人侵吞發展的果實。同時不這樣做也不行，不這樣做怎么能進一步做大蛋糕。不這樣做，老百姓的不滿意程度多起來，大家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蛋糕就沒辦法繼續做大。而且現在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擴大內需；要擴大內需，也必須解決分好蛋糕的問題。不然多數人收入很少，手頭沒有購買力，何從擴大內需，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所以，現在已經到了“做大”與“分好”兩者并重，應當更加注重分好蛋糕的時候了。

　　應該強調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按照鄧小平同志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的精神，在上個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上個世紀末他是講基本上達到小康水平，不是全部達到小康水平，那時就要突出地提出解決貧富差距。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就是分好蛋糕的問題嗎？那么就是說從20世紀、21世紀之交開始我們就應該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從2000年左右就應該開始注意分好蛋糕，并且把后者放在經濟工作的突出地位，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不是我講的?，F在兩極分化的趨勢，比2000年的時候嚴重得多。我前幾年寫文章一直在講現在還不好說兩極分化，由于種種原因我就不去講了。但是現在比那個時候嚴重得多，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到0.5左右了，所以更應該把分好蛋糕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

　　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把蛋糕做大，一個是把蛋糕分好。不是說現在不要再做大蛋糕了，還是要做大蛋糕，現在我國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還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還要繼續做大蛋糕。但應該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重點放在扭轉解決兩極分化趨勢問題方面，即放在分好蛋糕上面。所以中心的重點應該是這個問題。不能說重要的只是做大蛋糕，這跟社會主義性質不符。資本主義也做大蛋糕，人家的蛋糕做得還比我們的大。我們社會主義分好蛋糕是更重要的。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既是全體人民切身關心的問題，也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宗旨，也是我們政權合法性的根據。

　　鄧小平說分配問題大得很，比生產問題更大，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更困難，分配問題比發展問題更困難，這就是說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難，這就是鄧小平同志講話的意思。不曉得我們注意到這句話沒有。這個事情不是小事情，大家研究得還是不夠。所以需要我們全黨高度重視，因為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的問題更難。我們要細心研究這個中心之中的重點大難題,解決這個大難題。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很大的責任。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配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所有制決定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時，人們舉了很多緣由，諸如城鄉差距擴大、地區不平衡加劇、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也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這就涉及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了。財產占有上的差別往往是收入差別最重大的影響要素。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上舉一系列的原因外，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跟“公”降“私”升、化“公”為“私”過程有緊密的聯系。

　　在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著手，完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包括這次五中全會建議規定的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的措施。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還要加大力度。但是，僅僅就分配談分配，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基本生產關系，從基本經濟制度來接觸這個問題；需要從強化公有制為主體地位來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最終地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他又說，“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堅持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這是非常深刻的論斷。這指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展，容許非勞動要素（主要是資本）參加分配，但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為前提，不能讓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為主體，也應該扭轉按資分配代替按勞分配為主的趨勢。那種讓私人資本向高利行業滲透（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節制資本的口號也反對這樣做），那種盲目地、有違社情地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之類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都應該調整。只要保持這兩個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轉貧富差距擴大趨勢，要放在堅持共和國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慮，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證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的“兩個為主”的憲法原則的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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