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員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聽取國務院有關工業、農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 門和國家計委的工作匯報，正像他在3月2日所說的“半月來匯報”，“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后來一直到4月24日， 匯報工作才全部結束，歷時43天之久，他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這一重要活動，是他在建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最周密而又最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研究和總結。

　　隨著匯報的結束，一篇初步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的經典之作—— 《論十大關系》，已經醞釀出來了，這就是教員。

　　1.

　　1956年2月14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都派出代表團出席會議。中國共產黨也派出了由朱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駐蘇大使劉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

　　2 月14日下午，教員開始聽取國務院有關工業、農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于第2個五年計劃的匯報，一直到4月24日才結束。在那繁忙的43 個日日夜夜里，國務院34個部委的負責人和國家計委的負責人魚貫而入，到中南海頤年堂向他做了詳細報告。此一時期，教員為了聽匯報，不得不改變他長期形成的夜間工作的習慣，用他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四五個小時才結束。周恩來除了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都要參加。劉少奇、陳云、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各部都事先把匯報內容寫成書面材料送給教員。教員在聽取口頭匯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

　　教員第一個聽取的是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3辦公室的匯報。他首先說道：“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當第3辦公室的負責人匯報到設計問題時，教員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圣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是日晚，教員給遠在莫斯科大學數學系學習的劉思齊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2 月16日，教員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負責人的匯報。他在插話中再一次批評了一長制，他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復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也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只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關于好大喜功，教員說：“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歷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2 月17日，教員繼續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負責人匯報。當他聽說到1962年國防材料將全部由自己生產時，就斷然說道：“全部自給，不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

　　教員還批評了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面性，他說：“多快好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干？”他又說：“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1921年到1941年整風以前，有20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1953年各部還沒有方向。1952 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布。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1953、54、55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么管工業。去年由于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看樣子3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3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計劃，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

　　2 月17日，教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號召說：“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根據教員的提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有關部門派出醫務人員，赴疫區為廣大患者實行免費治療。后來，教員還親自到廣東、上海、安徽等地視察，接見從事防治血吸蟲病研究工作的專家教授，他號召說：“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

　　2.

　　在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即蘇共二十大結束的前夜，赫魯曉夫在沒有通知各兄弟黨代表團參加的情況下，向蘇共二十大與會代表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赫魯曉夫的這個秘密報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赫魯曉夫還說：“我們必須極其認真地考慮個人崇拜問題，請不要把這個問題泄露到黨外，尤其不要泄露給報紙。我們之所以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討論，其理由正在于此。我們應當知道限度，不要給敵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揚到敵人面前。”

　　此前，在二十大開幕式上，赫魯曉夫還建議全體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也還稱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旗手。可是在轉眼之間，還是這個赫魯曉夫，一反過去的態度，只講斯大林的錯誤，不講斯大林的功績，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完全歸咎于斯大林身上。

　　2 月25日，蘇共中央在二十大結束后，派人向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宣讀了一遍赫魯曉夫的報告，而后把原文拿走了。朱德、鄧小平等立即把這個秘密報告的大致內容發回北京。教員獲悉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氣憤地說：

　　2 月25日這一天，教員聽取重工業部負責人匯報。關于發展速度問題，他說：

　　周恩來說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教員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

　　2 月26日，教員在勤政殿聽取石油工業部部長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帶團到蘇聯考察學習的副部長康世恩的匯報。在座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剛到石油工業部任職不久，這次匯報主要由康世恩講。周恩來向教員介紹了康世恩。教員問康世恩是哪里人又問了他的經歷。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著，他開始匯報，照著提綱念了一段。教員打斷他說：

　　2 月27日，教員聽取地質部負責人的匯報。

　　2 月28日，教員聽取電力工業部負責人匯報。當他聽到1955年發電量僅有98億度時，感慨地說：“就這么一點，怎么不受人家欺負呢？”電力工業部負責人匯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50年才能趕上美國。教員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并且超過它！”

　　2 月29日，教員聽取煤炭工業部負責人匯報。1956 年3月1日，教員聽取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4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負責人匯報。關于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教員說：“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面的潛力很大。”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時，教員說：“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當匯報到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系時，教員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范圍。”他還囑咐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3 月2日，教員聽取地方工業部負責人匯報。他首先指著地方工業部的匯報材料說：

　　關于沿海地區問題，教員說：

　　3 月3日上午，教員聽取輕工業部負責人匯報。當他聽說煙葉質量下降時，便批評道：“你們心平氣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斗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斗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關于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教員說：

　　“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么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

　　“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么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

　　“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1元，回來4元、3元，為什么不搞？”

　　關于培養干部問題，教員說：“你們搞得落后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干。”

　　3.

　　3 月3日下午1時半，出席蘇共二十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鄧小平、譚震林回到北京。下午4時半，教員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聶榮臻、劉瀾濤，聽取鄧小平、譚震林關于蘇共二十大情況的匯報。

　　3 月3日晚，教員看到了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給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議說：在消滅血吸蟲病的工作中對捕獲的釘螺應當采取火焚的辦法，才能永絕后患。如果還用土埋滅螺的方法，病蟲容易復出。

　　教員立即指示說：“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他還指示衛生部要重視秉志的建議，并囑咐邀請這位專家參加本月將在上海召開的第2次防治血吸蟲病的會議。

　　3 月5日，教員在聽取手工業管理局負責人匯報時作了不少指示，摘錄部分如下：

　　3 月10日，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讓溥儀到接待室去會見他的親人，溥儀聞言，不禁心存狐疑：“誰還能來看我呢？”及至他來到接待室推開門一看，頓時楞住了，來人竟是與他闊別了10年之久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載濤告訴溥儀說：“前些日子開第二屆全國政協第2次會議，我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和我握過手，說：‘聽說溥儀學習得不錯，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你可以帶家屬去看看他嘛！’”

　　愛新覺羅·溥儀，字耀之，號浩然，筆名植蓮，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光緒帝駕崩，溥儀嗣位，翌年改元宣統。辛亥革命后，溥儀被迫退位，成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兩千余年封建歷史上最后一個皇帝。九一八事變后，他先后被日本帝國主義扶持為偽滿州國執政、傀儡皇帝，年號康德（1934年—1945年），因之又稱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儀在沈陽準備逃亡時，被蘇聯紅軍俘虜，帶到蘇聯囚禁，1950年8月由蘇聯移交中國，入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自從被關押的那天起，他就萬念俱灰，從來也沒有幻想再見到親人，如今見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驚不小，又聽說是教員讓他們來看望自己的，心頭一熱，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3 月14日，教員會見了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長征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艾地，周恩來陪同在座。

　　教員與長征、艾地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內容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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