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三大主要原因

　　程恩富 丁軍

　　(一)思想原因：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而僵化的思想理論和傳統宣傳教育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所引發的思想混亂。“蘇共二十大給蘇維埃帶來不能恢復元氣的打擊。這是破壞蘇聯國家合法性的第一步。”“先前蘇聯官方千方百計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蘇共二十大以后，又盡可能地譴責、揭發斯大林。轉變太大，引起人們思想的混亂。蘇共二十大實際上引起社會思想的分裂，分成兩個陣營：斯大林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者。”其中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群體，逐漸成為以后幾十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戈爾巴喬夫也承認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對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50周年之際，戈爾巴喬夫接受《俄羅斯報》記者采訪時說，蘇共二十大決議的確對我產生很大震動，要知道當時我還是青年人。1955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我來到了塔夫羅波爾市，在塔夫羅波爾邊疆區檢察院實習7天以后，上級讓我領導共青團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員會的宣傳部工作。1956年2月便召開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員，可以說是祖傳的。我在十年級就入了黨，當時甚至寫過作文高度贊美斯大林。1956年下發赫魯曉夫報告的紅皮書下達在黨員中傳達其精神的指令以后，我們需要到每一個區委會解釋，說明那些遠遠超出我們理解范圍的驚魂動魄的事實。有俄羅斯人總結道：“赫魯曉夫破壞了國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沒有對其進行修復，僅僅是用紅色顏料封上裂痕，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廈最終坍塌。”

　　其次，西方和平演變所引發的思想混亂。冷戰時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蘇聯展開了全方位的心理戰。截至197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各種方式參與出版關于蘇聯的書籍1500多種。有不少詆毀斯大林的書籍，美國人很高興赫魯曉夫開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利用書刊宣傳反蘇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國內也積極進行過。在美國的宣傳下，有人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視它為一個龐大的集中營，在那里人們因為一點小小的問題或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就會被趕到古拉格群島上生活。電影成為美國人更鮮活的宣傳手段，催生出一個超高科技的、超級智能化的美國，同時潛在地形成了“落后的、原始的”俄羅斯形象。宣布保護人權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國卡特政府執政以后，“同共產主義斗爭”的戰略包括了支持蘇聯和東歐國家為人權而展開斗爭的思想。美國曾在蘇聯周圍建立了60多個電臺，用蘇聯各民族語言全天候對蘇廣播，歪曲和丑化蘇聯黨和國家的歷史，歪曲和丑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權、自由、民主”價值觀。蘇聯那些多年來在西方“聲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親西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道德和政治”高于蘇聯。蘇聯領導人所有的外交活動，都被解釋成“極權主義的”蘇聯同“自由的”西方的對抗。國家利益、國家的完整性、民族尊嚴、愛國責任等概念在自由主義者那里，都被當成是共產主義和大國主義思想的本質屬性。有誤宣傳的積淀發揮了作用。到80年代中期，尤其在年輕人中間，從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誠、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和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貶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的文化。那些沒有失去自我監督，依然忠誠于道德和誠信，忠誠于社會主義理想的人或者被邊緣化，或者被公開嘲笑，進而被稱為“改革的敵人”、“極權主義殘余”等等。仰慕西方逐步轉化為一種潮流，沖擊和干擾著蘇聯人的獨立思考，俄羅斯和蘇聯文化被認為是“不值一提的”、“落后的”。蘇聯歷史被稱為“極權主義的歷史”。因此，2009年12月11日，現任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就“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原因”回答網友提問時強調：“國內的‘第五縱隊’在蘇聯解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級甚至是最高領導機構中活動。”誠然，“第五縱隊”得逞、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蘇共黨內的思想混亂。

　　簡言之，在蘇聯黨內外的思想理論較為僵化、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顯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況下，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從而成為蘇聯劇變和解體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或先導性思想原因。

　　(二)組織原因：蘇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馬克思主義干部，而存在嚴重弊端的組織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蘇共領導集團成員選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列寧曾經指出，現在國家的主人是工人和農民，國家應該廣泛、有序、系統、透明地選拔最優秀的、特殊的人才作為國家或地方的管理者、組織者和經濟建設的參與者、領導者。斯大林選拔各級管理者的原則里缺乏公開化。保密性成為官階等級名錄制的鮮明特征和重要原則，特別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員名單一直處于嚴格保密。官階等級名錄使這一壟斷特權階層逐步強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它把自己同社會和人民隔離開來，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黨內民主原則，遮蓋了普通共產黨員和社會監督的視線。官階等級名錄制培養出來的這類機關干部，視黨的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工會代表大會等僅僅為大型活動，會議上的各種討論和爭論均被認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阻礙了黨的事業。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得到領導指令和對上級個人的忠誠。許多干部為了追求領導地位而不擇手段、不惜代價。

　　第二，非馬克思主義干部逐漸進入蘇共領導崗位。一些俄羅斯學者將蘇共執政時期的社會精英劃分為四代。第一代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對于他們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優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義者，是斯大林社會主義意愿的守紀律的執行者。第三代是黨內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魯曉夫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成為他們的領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蘇聯“社會精英”，完全是成分駁雜的一代。毅列日涅夫上臺以后，新推薦的領導人中大多數是從30年代中走過來的“機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能執行者，已經不習慣于承擔責任和作出獨立的決定。“環境扭曲了蘇共干部的行為準則，兩面派、言行不一、陰謀詭計似乎成為了生存條件。被推薦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功勛或具備領袖才干，而首先是遵守著干部階梯的爬行規則，精力充沛地爬到政權的頂峰。”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是蘇共官階等級名錄任命官員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但有輿論將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稱為“領導互相包庇”的時期和“特權腐敗猖獗”時期。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主席B.C.舍韋盧哈總結性地強調，蘇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錯誤削弱了黨，最終導致蘇聯毀滅。讓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爬上最高領導崗位，是蘇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錯誤。正如曼德爾所指出的那樣，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蘇共領導集團，“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的”。

　　簡言之，戈爾巴喬夫當上黨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蘇聯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傳統高度集權的組織體制的弊端，在短短幾年之內便以干部年輕化和改革為名，大規模撤換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原有黨政軍主要領導，突擊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或立場模糊的干部，從而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組織和干部這一重要基礎。

　　(三)政治原因：蘇共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一是主動背棄蘇聯社會主義。2010年5月18日俄羅斯《獨立報》刊登了一則采訪原蘇共領導人之一利加喬夫的消息。當記者問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您認為應該如何認識蘇聯的改革時，這位一直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作斗爭的利加喬夫回答說，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兩種立場和傾向。第一種是我堅決擁護的，并為之奮斗的。這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對蘇維埃制度的拆毀。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場。他們為自己背叛社會主義、黨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釋。他們說，蘇維埃制度完成了許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帶著光輝的篇章走進歷史的。但是它不能夠改革和完善。應該打碎它，用資本主義制度取代。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文獻中也有與上述相似的描述：“80年代下半葉，蘇聯社會中的列寧主義者渴望解決已經成熟表現的社會問題，抑制社會中積聚起來的負面傾向，使其邁人新的境地。但這樣的愿望被社會主義的叛徒以欺騙的手段加以利用了。另一些人假惺惺地喊著‘更多民主，更多社會主義!’的口號，但實際上卻干著消滅它們的勾當……削弱國家的作用，人為制造物資‘短缺’，引發了民眾的抗議，大眾傳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給了持資產階級觀點的代表手中。他們使用心理戰的方法，向群眾灌輸大量惡意中傷蘇聯及其歷史的信息，對反蘇維埃政權和聯盟國家統一的勢力聽之任之”。

　　白俄羅斯共產黨綱領則更是直言指出：“落入誹謗和挑撥者手中的大眾傳媒工具，對社會主義和蘇聯歷史大肆污蔑，為反對蘇維埃政權及聯盟國家的力量開辟道路，于是1991年8-12月實現了反革命的國家政變”。

　　1991年3月17日，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試圖放棄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并解體蘇聯，因而舉行是否解體蘇聯的全民公決。全蘇有權參加公決的公民為185 647 335人，參加投票的148 574 606人，占80%。其中同意保留蘇聯的113 512 812人，占76.4%，不同意的32 303 927人，占21.7%，投無效票的2 757 817人，占1.9%。此前盡管反蘇聯、反社會主義的宣傳已經甚囂塵上，但參加公決的大部分公民依然認為必須保留蘇聯。作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主要人物之一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于1991年12月8日同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領導人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即《關于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實體已經終止存在”。整整20年過去了，2011年3月2日，即戈爾巴喬夫80歲生日那天，俄羅斯新聞社有消息說，據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調查顯示，42%的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

　　二是有意背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少研究者認為，民主德國的命運及整個德國問題被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以最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的，從中可窺見戈爾巴喬夫詆毀社會主義的決心。而美國總統布什早已察覺到戈爾巴喬夫的意圖，在1988年底就對美國駐蘇聯大使沃爾特強調，決定性的時刻到來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地圖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國。美國如愿以償，統一后的德國立刻加入了北約。美國記者沃爾什就此寫道：“1990年6月，戈爾巴喬夫訪問美國。在布什總統辦公室，兩位總統的顧問和外國使館首腦出席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似乎很隨便地聲明，如果德國人民愿意的話，他同意承認統一后的德國成為北約成員國。參加會議的人們都被驚呆了”，“布什甚至請戈爾巴喬夫重復一遍他所說過的話”。最令俄羅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爾巴喬夫用簡單的點頭不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實上明確廢止了作為蘇聯衛國戰爭勝利體現的《波茨坦協定》規定的結果。

　　就戈爾巴喬夫對民主德國的命運問題的處理，蘇聯克格勃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蘇聯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證實：1989年末戈爾巴喬夫同美國新任總統布什在在馬耳他島會晤，在那里戈爾巴喬夫“抵押”了民主德國，對喬治•布什表現得十分殷勤，并且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聲明，即蘇聯準備不把美國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對手。也就是說，他在美國面前放棄了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立場，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1990年春天在高加索地區會見德國總理科爾時，戈爾巴喬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對德國統一。對于科爾來說，類似的聲明是他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以至于他請翻譯再重復一次戈爾巴喬夫所說的話。當翻譯再說了一遍之后，科爾甚至一度茫然，但很快他就對戈爾巴喬夫表示感謝，并把這個始料未及的消息帶回了波恩。

　　簡言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集團利用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機制，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蘇聯(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和解體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順便指出，以為這樣客觀揭示和總結是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指責并不成立，因為具有辯證性的歷史唯物論強調人民群眾屬于決定和推動歷史的最終力量和根本作用，絕不會否定關鍵人物、領袖及其領導集團在某一具體歷史事件和時點上的決定性作用或力量。

　　綜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權和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在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長期的思想理論混亂是基礎性原因，長期的組織政策失誤是關鍵性原因，而實行“改革新思維”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與政治、理論與實踐、領袖與群眾、個人與集團、制度與政策、統一與解體、改革與“改向”、長期與短期、內因與外因、政治與經濟等關系及其正負效應，其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是蘇聯劇變和解體。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觀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重要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2期，摘自《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原文標題為《蘇聯劇變和解體深層次主要原因的系統分析——兼評其他五個主要原因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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