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各界始終關注的熱點話題。自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以來，尤其是在我們黨宣布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學界關于共同富裕問題的討論呈爆發式增長。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要求立即著手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更是推動了討論的深入。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中，對“共同富裕”這一經濟政治口號和政策取向的討論，顯示出如此廣泛的民意傾向是一種振奮人心的現象，但同時也表現出諸多須要進一步辨正的觀點。為此，本刊專訪了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院長程恩富學部委員。

　　一、扎實促進共同富裕是新發展階段的重要方針

　　晨刊記者：今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依靠共同奮斗，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不斷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程教授是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也出席這次會議，對此有何見解？

　　程恩富：好的。我整理多年在共同富裕上的思考、關注黨和政府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政策設計時，一直在關注學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十分支持和贊賞目前學界在這方面十分熱烈的參與熱情、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這是一種值得鼓勵的研究局面，就是要這樣，越辯真理才能越清晰。學者以各自不同的研究視角或立足點所提出的觀點，既是個體的思考取向，同時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反映出各自立場所代表的群體對共同富裕問題的認知。綜觀研究現狀，基于在新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方位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進程新要求方面的思考，我認為還是應該指出一些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思路、觀點或共識的。這不僅是一個審思研究現狀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使討論進一步深入，并有效服務于扎實促進共同富裕進程實踐的問題。

　　晨刊記者：在理論界，大家對您的學術思想和政策設計的前瞻性有著深刻的印象，從您的《改革開放以來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的十大政策創新》能夠看出濃厚的共同富裕價值取向。那您認為有哪些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思路、觀點和共識呢？

　　程恩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之后，我國進入到一個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確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并強調“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光明日報》2021年1月12日第1版。]那么，討論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就應該建立在對這一歷史方位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基礎上，而不能拋開這一歷史方位去盲目討論，甚至一提要共同富裕就用“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來回懟，這不僅是炒冷飯，對深入討論無益，更是不民主的做法。

　　在新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方位下討論共同富裕問題，就要進一步明確那些具有基點或關節點性質的問題。如新發展階段扎實促進共同富裕該從哪里起步，推進的方向、重點或關鍵、規律性等問題。比如，“先富帶后富”目前究竟到了一種怎樣的狀況，這該是在新發展階段推進共同富裕所必須搞清楚的從哪里起步的基點問題，同時也是推進的方向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形成統一認識，對于討論共同富裕問題具有前設性意義。比如，在新發展階段中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推進共同富裕進程中究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如做大蛋糕與分配蛋糕的關系問題、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問題、“兩個毫不動搖”的關系如何把握等問題，都是在新發展階段下推進共同富裕所必須面對的方向性或關鍵性問題，更是重點問題。因為這是判定新發展階段的經濟形態性質問題，而經濟形態的性質則與共同富裕密切關聯。再如，在民營經濟占比“五六七八九”的現實狀況下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等，同樣是回避不了的，因為這是新發展階段推進共同富裕所必須面對的現實性、事實性和峻切性問題。

　　二、應判明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前置性條件

　　晨刊記者：您說的這些應該是新發展階段判明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前置性條件。弄清前置性條件有什么重要性呢？

　　程恩富：前置性條件又叫前設條件、先決條件。人們擬作出一種行動，就應該有一個或一些先行條件，只有先校驗是否滿足這個條件，才談得上觸發或完成下一步的行動，否則便是在不具備或不明了前置性條件下去盲目地行動，于是行動的針對性或有效性便可想而知了。新發展階段要扎實促進共同富裕，應該明確以下幾方面前置性的事實或條件。

　　一是對“先富帶后富”這一宏觀政策的適用性和可行性的判斷問題，或說如何理解“先富帶后富”這一政策問題。眾所周知，先富帶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提出的大政策。他很明確地說：“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61頁。]顯然，不論是地區或個人，先富只是手段，而實現共同富裕才是目的。但從我國目前的形勢來看，“先富”的任務已經完成，尤其從個體層面來說更是如此，甚至應該說是超額完成，但“帶后富”呢？持續多年的富人移民潮和令人不抱多大希望的富人捐贈窮弱的話題都說明，絕大多數“先富”者是很難帶“后富”而共富的。這說明，必須對先富帶動后富這一宏觀政策的適用性和可行性進行全面評估，以為所有制結構和國民收入分配體系的調整和完善提供充分依據。目前首先要消除只把共同富裕視為最終的目標而非日趨推進的過程的錯誤觀念，這是對“先富帶后富”的誤讀，當然也是造成我們目前貧富差距懸殊的一方面“慣性”因素，所謂“一發而不可收拾”。也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暫時或一直不要考慮共同富裕的問題，等到最后再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這無異于對鄧小平理論的曲解。其他如貧富懸殊越大越是能夠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只要提低擴中而無需去調控富豪的財富和收入、政府不必調控市場競爭導致的貧富懸殊等觀念，都是對“先富帶后富”政策的曲解，都是無益于我們黨推進全體人民共富共享共福的實踐的。

　　二是明確在新發展階段這個歷史方位上，黨和政府促進共同富裕進程的決心和意志。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堅守的發展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中心，所踐行的發展理念就是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場，深諳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道理，因此，無論如何改革、無論如何開放，或無論非公有制經濟如何發展、外資引入如何龐大，我們黨都不會忘記“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都不會忘記“決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0頁。]等莊嚴的政治承諾。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和實現全面小康目標之后就立即著手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這充分表明我們黨對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始終保持著堅定的決心、堅強的意志和牢固的戰略定力。任何對此抱有懷疑或觀望的心態，都會誤判形勢，掣肘行動，延滯促進共同富裕的進程，當然也只能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被淘汰。

　　三是明確在促進共同富裕進程中，人民群眾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馬克思曾把勞動比作太陽，認為“只要社會還沒有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它就絕不可能達到均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27頁。]這實際上就是對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在社會生產從而也是在促進共同富裕進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的一種確認，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揭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根本上靠勞動、靠勞動者創造。因此，無論時代條件如何變化，我們始終都要崇尚勞動、尊重勞動者，始終重視發揮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主力軍作用。”[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4月29日第2版。] 這就是說，推進共同富裕的主力軍是勞動人民，要靠充分激發和發揮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勞動創造。如果人民群眾缺乏充分發揮這種勞動創造的機會，甚至在體制機制設計上損傷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或作用，這往往會形成推進共同富裕進程中的葉公好龍和南轅北轍。鑒此，試圖主要國家的再分配，特別是富豪群體的慈善救助來實現共同富裕的想法（教育、科技、文化、慈善等各種基金會的性質有很大的區別，只有實際捐贈錢物給窮弱群體的行為，才算有利于共富共享的慈善救助行為），是缺乏世界歷史和現實的事實支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就是領導人民構建一種讓資本等要素都“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的體制機制，從而使社會逐步“達到均衡”，使人民群眾能夠以主體資格順利地走在“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38頁。]道路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四是明確在目前就業于非公有制經濟的勞動者數量已占絕對多數的情況下，能否不斷出現人們所翹首以待的共同富裕進程的可視性前進呢？如果說上面幾個“明確”都有清晰答案的話，那么這個“明確”好似要留待未來10年乃至30年的事實來回答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出現過共同富裕的先例，曾一度被人津津樂道的北歐諸國盡管貧富差距比美國和西歐小，但始終存在階級性貧富對立。這就是以要求縮小財富和收入貧富差距為目標之一的“占領華爾街”國際抗議運動，會波及到包括北歐在內的約8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對此，北歐國家的共產黨甚至資產階級中左翼執政黨也都確認這一現象。由于西方20世紀和21世紀的各種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近兩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都導致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各國貧富階級差別的狀況跌宕起伏，始終無法根本解決。為什么會在民營經濟占比“五六七八九”[“概括起來說，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參見：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11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5頁。]的情景下，出現月入僅千元的6億多人口呢？[ 2020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答記者問時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參見《人民日報》2020年5月29日第1版。]所有制結構和就業結構往往決定財富和收入分配中勞動所得份額與資本所得份額的比重。這并不是說“五六七八九”的事實沒有增加社會財富的作用，這是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一個“明確”是歷史和現實留給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巨大的兩難考題，更是在新發展階段我們黨著手扎實促進共同富裕而需要回答的歷史性課題，而不可能留作以將來更加嚴重的貧富事實來回答的。

　　晨刊記者：程老師，您所說的這四個方面的“明確”，確實具有討論促進共同富裕進程的前提和前置條件的意味。這些前置條件，與您所說的研究中的偏頗現象是一種什么關系呢？

　　程恩富：顯然是因果關系。學界在研究中出現的偏頗現象，都是因為在不同的程度上，或自覺或不自覺地模糊了這幾方面的“明確”。而其中最為首要、最為根本的問題，依然是所有制問題。

　　三、所有制依然是討論共同富裕的首要問題

　　晨刊記者：請您詳細說說這個問題。

　　程恩富：這個問題極其重要。我說“依然”，意思是說所有制問題在新發展階段以前同樣也是首要和根本的問題，而長期以來，尤其是新的歷史方位下，有些輿論總是有意無意淡化所有制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可以說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模糊或錯誤認識，是共同富裕討論中許多偏頗觀點的根源。因此所有制問題是一個需要首先辨明的根本問題，也是導致財富和收入差距懸殊的根本因素，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以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始終像萬有引力一樣在“拴”著每一個社會人。但總是有一些輿論，總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幻想只要“從頭腦中拋掉”重力思想“就會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0頁。]的那些人一樣，宣揚“所有制中性論”和撇開所有制可以實現共同富裕。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改革開放顯著地提高了經濟效率。把社會主義經濟這塊“蛋糕”做大，這屬于“生產”的環節，是分好“蛋糕”的手段，而分好“蛋糕”屬于“分配”的環節，又會反過來影響做大“蛋糕”。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之間有著馬克思說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密切聯系。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在新發展階段這個歷史方位上，我們已經到了要加倍重視分配方式和結果對做大“蛋糕”的影響這個階段了，應該轉換到以分好“蛋糕”來促進繼續做大“蛋糕”的發展路子上來了。而如何分好“蛋糕”呢？這就不能不提到所有制問題，所有制決定分配，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根本性的原理。既然我們都認為馬克思主義“行”，那么就應該加倍重視所有制決定分配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促進共同富裕進程中的指導作用。

　　晨刊記者：那么所有制決定分配的機理是什么？其根本依據在哪里？

　　程恩富：《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派離開所有制即生產關系奢談“勞動”和“公平分配”等錯誤觀點，馬克思精辟地論述了所有制決定分配的規律。只是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總是站在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立場，自覺或不自覺地回避這一根本規律而已。

　　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頁。]馬克思還作出了很具體的說明，指出生產資料以資本、地產等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而雇傭勞動者卻只有勞動力，沒有資本、地產等生產資料。馬克思接著指出：“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這里“這樣的”分配當然指的是按資分配，即資本家得到私人剩余價值，而工人只能得到自身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即工資。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頁。]這里所說的“分配”就是與“按資分配”相對立的“按勞分配”。至此，馬克思把所有制決定分配的道理已經表達的十分全面而清晰了。歷史事實也充分說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即產權直接地決定財富的占有權即剩余價值索取權，這就是生產決定分配或所有制決定分配或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核心涵義。

　　其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表述已內含這樣的原則精神：應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而非以私有制為主體；應在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生產要素所有者都參與分配，而非以按資分配為主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和規避兩極對立和分化，真正地趨向于共同富裕的目標。舍此，不要說促進共同富裕的進程難以“扎實”，慣性地出現繼續擴大貧富差距的局面，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與促進共富共享

　　晨刊記者：為什么要強調通過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來促進共富共享呢？

　　程恩富：黨的十八大以來，公開報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企已有五次，內部講話更多。對此，我發表過多篇文章進行闡述。其中包括對現存國有企業實行以在位中高級管理者持股為主的改革舉措持謹慎態度，因為無論是歷史和現實都給我們上了令人唏噓的一課。曾幾何時，由于大批國有企業被管理層的“收購”和控股中出現了十分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導致社會財富和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引發了社會各階層公眾的不滿。電影《鋼的琴》，廣播電視總臺近日播放的《人世間》電視劇，對國有資產流失和工人下崗真相的描述，都是對歷史的真實反映。

　　晨刊記者：顯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請您詳細說說。

　　程恩富：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有著清晰的警示。他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敗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人民網：《混合所有制要義在“混”得公平透明》，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310/

　　c70846-24588976.html.2022年2月12日。]發展混合所有制，是指各類不同性質的資本互相參股或控股。既包括非公資本參股或個別控股國有資本等公有資本，也包括國有資本等公有資本參股或個別控股非公資本。但吊詭的是，現實中有些地方和部門只強調前者即非公資本的單向參控，而否定公有資本參股或個別控股非公資本，這是極其錯誤的，是違背事物發展本身的辯證法的。近年深圳市國資委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開始主動持有涉及國計民生重要領域的民營企業股份。按照黨的十五大報告的表述，社會主義國家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公有制性質只能建立在公有資本的控股基礎上。鑒此，混合的重點應該是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雙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提升國有企業的活力、競爭力、控制力和抗風險力。如此才能避免類似當年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改制過程中外資乘機參股謀取暴利的教訓。倘若只是把一大批本來正常盈利和高盈利的國有企業或國有金融企業，行政命令性地讓非公資本持股或控股，如此操作的實質，就是把本來屬于全體人民的大量盈利主動地送給了中外私人，這是偏離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性質和共同富裕本質的。所以，當國務院國資委就大型國有控股公司干部職工持股問題找我們幾位學者征求意見時，我是公開表示反對的[ 程恩富：《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明確國企改革方向》，《領導科學論壇》2018年第16期，第21-33頁。]，當然反對的不是我一人。央企一般都是好幾百億的股份，按照當時企業一把手持股不超過3%的規則，企業一把手也是億萬富翁，這顯然是偏離了黨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勢必會顯性地拉大貧富差距。

　　晨刊記者：程老師，對待混改這樣的重要問題，您能否給出一些需要把握住的細節或原則？

　　程恩富：我認為，判斷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成效的根本標尺，就是看國有資產是否流失、占比是否縮水。這就必須以專門的法律法規替代各級政府部門有時所表現出的那種唯意志論的口頭號召、拍胸脯決策或隨意批示，讓一切經濟改革決策的出臺都納入到法治的框架下運作。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做到公開透明、規則清晰，避免出現各種“渾水摸魚”現象的發生。比如，像中資金融企業的外資參股或控股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顯然不能放給各級政府來立規，而必須經全國人大來立法。

　　在這條總的判斷標尺下，還應注重以下幾方面原則性規定，比如上面所說的不允許非公資本單向參控這一條，也是很重要的原則性要求。因為非公資本單向參控是極其鮮明的反共同富裕道路而行的錯誤做法。這里要重點說說防止外國資本壟斷這一條原則，這也是多年改革開放給予我們的重要教訓。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力、高附加值和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則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這顯然是“國退民進”“國退洋進”的不良結果。因為凡是國有經濟逐漸退出的產業，私營經濟大都難以獲得控制權，而是被西方跨國公司迅速占領前幾位。因此，在美國和西方頻頻制裁我國企業和高校等的情況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以鑄造本國企業的“航空母艦”為要義，實行“國進民也進”的方針，私營經濟或說民營經濟要與國有經濟加強資本、市場和知識產權等協作和聯合，奪回國內產業控制權，并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以保護本國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

　　另外，還有防止把發展混合所有制與如何增強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主導力、調控力、競爭力等割裂開來的傾向。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精神，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要繼續加大支持力度。國有企業關乎國家經濟命脈，關鍵時刻還得靠他們，中國抗疫的成功再次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等西方國家忌憚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中國共產黨強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國有企業是支持黨的，提供著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這是我們的一個命門，不能被人家給忽悠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的人格外興奮，說共產黨這回弄對了，把國有企業搞掉了國家就有希望了。這是謬論！我們自己要把握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有針對性地指出的，國有企業經營不是完全靠市場決定的，還要靠政治決定。這就是說，在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命脈產業和戰略制高點產業（如礦產、能源、軍工、航空航天、鐵路、電信、教育、醫療等）必須由國家控制，其生產經營管理也不是完全市場化管理，而是必須接受國家調控，從而成為國家調控的主要支柱和微觀基礎。中外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國企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管理的論調，早已被國內外的實踐所否定。

　　早在2014年8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時，就發表了針對國企改革的重要講話。他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中央企業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要強化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正確對待、積極支持這項改革。”[《共同為改革想招 一起為改革發力 群策群力把各項改革工作抓到位》，《人民日報》2014年8月19日。]這是防止混合所有制發展和改革中的片面性，真正全面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方針，自然也是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則。

　　五、試行國企利潤全民分紅和民企職工持股制度

　　晨刊記者：程老師，國企和民企有沒有促進共富共享的具體舉措？其可行性如何？

　　程恩富：有的。本人曾在全國人大有關會議發言和刊發的文章中，主張實行國有企業向全民分紅的做法，即以實施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向全民分紅的全民共享實現方式為導引，落實國有資產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屬性，打造全民有效監督國有資產經營的平臺和渠道，創新符合市場化和法制化要求的全民所有、全民監督、全民共享的責權利體制，為邁向共同富裕偉大目標創設有效制度和實現形式。

　　建立國有資產收益向全民分紅的制度，是我和一些學者一直在思考和倡導的問題。具體要點是：出資企業的董事會依照企業經營狀況按年度作出既符合股東利益、又滿足企業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利潤分紅計劃，經企業股東會議批準面向股東分紅。其中國有資產出資人的利潤分紅要先行全部匯入由本級人大常委會設立并實施監管的財政專戶。人大常委會對擬進行利潤分紅部分的年度全民分紅方案進行討論和表決，并通過個人社會保障卡分層級向全民實施分紅。

　　202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14萬億元，各類國有企業的純利潤也不少，這說明我國已經有了充裕的財力辦成一些過去想辦而難以辦成的大事。實施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全民分紅，其可行性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非常出彩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舉措。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際，國企分紅是在兌現中國共產黨對全民共同富裕莊嚴承諾進程中邁出的靚麗一步，同時更能夠表明，國有企業是名副其實的全民所有企業，它在市場屬性和治理規則方面與其他市場主體是相同的，進而能夠破解西方對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等方面的話語規制，從而占據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法理制高點。如此，中國的“國企分紅”也將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國話語走出去的標識性概念之一。鑒此，建議相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力量開展理論論證、實證推演和試點總結。這方面，澳門全民分紅的經驗是可以借鑒的。

　　晨刊記者：如此，感到公有制企業采取分紅形式比那種一味地甚至是機械地允許乃至鼓勵非公資本持股或控股，要科學和合理得多，也靠譜得多。那么私有制企業的職工持股應該與國有企業有所不同吧？

　　程恩富：兩者既有聯系又有本質區別。如果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新發展理念是一束“普照的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頁。]，我國的公有制企業和私有制企業都應該也必須沐浴在這束“普照的光”之下，并按照共享發展理念來謀劃和實施企業的共享發展問題。換言之，國企分紅和私企職工持股，都是隨著時代發展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必要的和必然的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共享發展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4頁。]這一論斷突出了共享發展對于促進共同富裕進程的不可或缺性和內在必然性。公有制企業的全民分紅屬于共享發展的范疇，私有制企業的職工持股也屬于共享發展的范疇。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全民共享”這一共享主體、“全面共享”這一共享內容、“共建共享”這一共享途徑、“漸進共享”這一共享進程等方面深刻闡述了共享發展理念的內涵。根據總書記的論述，企業踐行共享發展理念應該遵守一定的原則。一般性的原則應該有普惠參與、公平與效率并重、公正公開、當期與未來相結合、盈虧共擔、以人為本等。而在具體實施上應該是：在共享主體上，要做到全體員工無股權限制地共享，并切實避免普通員工因無力購買企業股票而被排斥在共享之外，避免企業發展成果的分配向資本要素所有者和核心員工的過度傾斜；在共享內容上，應包括員工參與企業利潤共享、參與企業管理決策權共享兩個部分；在共享途徑上，要注重員工利潤共享與企業擴大再生產之間的平衡、與其它要素所有者共享比例的均衡以及員工之間的分配公平；在共享過程上，無論是共享主體、共享內容或共享途徑在程度上并非是一蹴而就或一步到位的，丟應該與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狀況相適應。

　　依據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和華為企業的某些超前做法，應積極推行鼓勵和引導私營企業開展職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動勞資兩利，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開步伐。西方不少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非公企業中積極倡導職工持股，實行“勞資兩利”的利潤分享制度，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新發展階段這個走向強起來的歷史起點上，更應該大力推行這一凸顯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這才是對唯物史觀人民歷史主體性的尊重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發展理念的充分體現，體現的當然是總書記所說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

　　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五種分配方式

　　晨刊記者：程教授能否概括說一下包含分配原則、分配途徑和分配層次在內的主要分配方式？

　　程恩富：依據上述分析和經濟現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可以通過“五種分配方式”來充分施放正效應，它們在總體分配中分別起不同的作用。其中：一是運用好起決定作用的“勞主資輔”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輔體的產權基礎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按資分配為輔體的分配原則和方式，按勞分配為主體已表明了其主方式和主渠道的地位。二是運用好起輔助作用的“國家法策”分配方式。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既會影響到作為微觀主體的企事業單位的初次分配（如國家規定每小時或每月最低工資），更會較全面影響個人、家庭、群體、階層、城鄉、地區、產業和民族等再分配。三是運用好起調節作用的“物價變動”分配方式。市場主體和政府制定或調整與生活有關的消費資料（含住房）和勞務價格，都會影響財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四是運用好起脹縮作用的“資本市場”分配方式。證券、債券等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動，會引起參與者財富和收入的膨脹或收縮變動。五是運用好起微補作用的“捐贈窮弱”分配方式。應鼓勵有條件的個人和單位捐贈財物給窮人、弱者和遭災難者等。此外，“家庭關系”等因素也會起財富和收入的各種重置、轉移等分配效應。

　　晨刊記者：那么，程教授認為上述“五種分配方式論”，與有學者提出的“三次分配論”是什么關系呢？

　　程恩富：“五種分配方式論”是包含“三次分配論”的有關內容的，而且更加準確。第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提供國民收入的單位，其分配原則和性質是由單位的所有制或產權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單位外部的市場決定的。撇開所有制和分配原則對初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和主要調節作用，而只講“市場力量”“市場機制力量的作用”，屬于背離基本事實的西方經濟學的有誤觀點。

　　第二，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最近十幾年黨中央文件的多次表述，初次分配不是“效率優先”或主要講效率，而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39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年11月8日。]“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報》2021年8月18日第1版。]

　　第三，夸大中外基金會和捐贈作用是片面的。因為公益的概念比捐贈的慈善概念要大得多，許多基金會并非主要從事捐贈財物給窮人、弱者和遭災難者的。即使一個社會有不少個人和單位進行捐贈，那對于縮小該社會各階層等貧富差別也只起揚湯止沸的極小或個別作用（國家行政性規定的單位和地區扶貧捐贈另當別論）。其道德和宣傳的正效應很大，必須鼓勵和贊揚，而對于全社會及其各階層的共同富裕效應小到難以真正成為一次分配。

　　必須披露，西方國家官商合謀而立法設立的某些基金會，是欺騙廣大人民的一種謀利制度。例如，2005年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總資產達到350億美元。而蓋茨基金會每年只要捐獻其中的5%，另外95%的資金就可以獲得減免稅收的好處，這個好處所帶來的財富數額遠超他所要捐贈的5%的數額。在美國創辦基金會的“慈善家”們并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多么“大公無私”。對大資本家來說，建立基金會不僅可以享受稅收減免與財富轉移的好處，而且通過基金會的資金運作還可以獲得巨大的資本收益。同時，通過基金會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結合，也可以擴大大資本家自身影響力，增強其盈利能力，并協助美國政治外交和文化價值觀在全球不斷擴展。[參見程恩富、蒯正明：《美國基金會“慈善”的內幕和實質》《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12期。]

　　綜上所述，我們還是應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基石上，通過上述五種分配方式扎實地整體推進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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