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之三》

                     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課題組

       總撰稿：李慎明； 撰稿：陳之驊、吳恩遠、劉樹人、張樹華、汪亭友、劉淑春

編者按 2011年是蘇聯亡黨亡國20周年。20年前，蘇聯放棄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改行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20年后，俄羅斯收獲了什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專家組赴俄羅斯，通過采訪社會各界人士，錄制并完成了系列電視教育片《居安思危》之三——《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四集和六集版。本專題研究報告是這部電視片六集版的解說詞。俄羅斯人的訴說為我們進一步客觀認識并正確評價蘇聯解體事件提供了生動的教材，并對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將可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2011年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20周年。20年過去了，但.克里姆林宮上空紅色的帶有鐮刀錘子的蘇聯國旗悄然落下的那一幕卻仿佛仍然飄在眼前。

在蘇聯亡黨亡國20周年的前夕，我們踏上俄羅斯的土地，傾聽并紀錄了20年前那場劇變的親歷者、當事人和普通民眾對那場劇變及其后果的訴說，特別是對戈爾巴喬夫時期6年多改革所做出的反思。

這里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改革”，在俄文中的原意為“改造”、“重建”等。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所竭力推行的改革與我國新時期所進行的改革有著本質和方向上的不同。為與我國現行的譯法相銜接，本片仍延用此譯法，只是提請觀眾注意其特指性。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關注蘇共的蛻化變質，并高瞻遠矚地預言到其可能亡黨亡國的悲慘結果。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蘇聯亡黨亡國原因與教訓的研究，并有著不少相關精辟論述。

2011年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認真研究、正確認識蘇聯亡黨亡國這一重大事件，對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大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序 世紀大悲劇

莫斯科，紅場。這里，曾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象征，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面鮮紅的旗幟，曾是一個偉大國家和偉大人民的驕傲。

紅墻和廣場，像位歷史老人，見證了列寧和斯大林等蘇聯共產黨人親手締造的紅色政權和艱辛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壯大，見證了那個時代的輝煌和那個輝煌的時代。

然而，它也見證了蘇共和蘇聯一步步走向衰敗，見證了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70多年的紅色旗幟，在億萬人民的嘆息聲中降落……

如今，克里姆林宮的圍墻依然泛著紅色，列寧墓依然莊嚴肅穆，無名烈士墓依然圣火長明，但物是人非，留給人們的是無盡的感慨與深深的思索。

1991年8月19日，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代表的蘇聯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為挽回蘇聯被瓦解的命運，阻止所謂“民主派”上臺，經戈爾巴喬夫批準，事先成立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即宣布在一些地區實行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8.19”事件。

“8.19"事件后，葉利欽即簽署《關于中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活動》的總統令，查封了蘇共中央辦公大樓。

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聲明辭去總統職務。

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聯就此從世界地圖上消失。

西方世界為此歡呼雀躍，認為社會主義的歷史從此終結，而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價值觀念一勞永逸地取得了勝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前一天正是西方人的圣誕節。

美國總統克林頓1995年10月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說：“最近10年來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們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以及最強大軍事聯盟的路線是多么正確。我們獲得了杜魯門總統想要通過原子彈從蘇聯獲取的東西。”(1)

蘇聯亡黨亡國，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大逆流、大災難，人類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事業遭遇重大的挫折。

蘇聯亡黨亡國，首先給前蘇聯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1999年12月31日，剛剛代理俄羅斯總統職務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的演說中指出：“俄羅斯正處于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2)

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時又十分痛心地說：“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講，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3)

20年過去了，許多俄羅斯人談到蘇聯解體時無不痛心疾首。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蘇聯的解體是一個巨大歷史悲劇，是20世紀乃至影響到21世紀的巨大政治災難。”

某養魚場總經理瓦西里·伊萬諾維奇：“當聽到蘇聯解體消息的時候，我們心里感到非常痛苦。一夜醒來，我們的國家已經是另外一個國家了。”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咧·季塔連科：“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悲劇之一。這可以從很多角度看。從文明角度看，這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整個世界的倒退。這給居住在蘇聯境內的各民族帶來巨大的苦難，使這些民族的發展進程倒退了幾十年。”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蘇聯的解體給世界造成了很嚴重的災難，讓全世界失衡了，蘇聯解體使我們在1945年5月取得的勝利所建立的平衡又失去了。對于蘇聯人民來說，這是嚴重的災難。這場使蘇聯人民經歷的嚴重內傷，直到現在還沒有痊愈。”

據統計，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6000多倍。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公開宣稱：“俄羅斯人必須拋棄過去的帝國思維，俄羅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國，而只是非洲的上沃爾特”(4)。上沃爾特即布基納法索，面積27.4萬平方公里，是位于非洲西部的內陸國，2009年的GDP僅有81.05億美元。這一判定當然言過其實，但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的衰落和西方對俄羅斯的輕慢。

此時的布熱津斯基幾乎是用命令、輕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訓俄國人說：“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5)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原持不同政見者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記者談到：“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奸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6)

蘇聯亡黨亡國，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挫折。

蘇東劇變，致使原有的15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多數國家改變社會主義性質。原蘇聯分裂出15個獨立國家，由鐵托元帥親手建立起來的“南斯拉夫聯邦，，如今一分為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一分為二。世界土除中國共產黨等幾個執政的共產黨夕卜，各國共產黨員的總人數由原來的4400多萬銳減為1000多萬，且絕大多數黨在本國影響不大。伴隨著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喪失，東歐各國普遍政治上實行以多黨制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經濟上大肆推行私有化。與此相伴的是，社會生產大幅度下滑，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廣大人民為之付出的沉重代價遠遠超出事先的想象。

2011年10月，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院士在俄會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家赴俄考察團時說：“蘇聯解體后至今，除哈薩克斯坦僅僅恢復到解體前的1989年生活水平外，前蘇聯所有加盟共和國都沒有達到蘇聯時期的生活水平。俄羅斯迄今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1年12月27日，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紀念蘇聯解體20周年的社論指出：當年“戈爾巴喬夫總統在辭職時說：‘各民族將繁榮昌盛……’然而20年后的今天，獨立出來的諸國中幾乎沒有國家實現這個預言。”(7)原來憑借與經互會的關系發展勢頭較好的古巴、朝鮮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古巴1993年人均GDP僅為1989年的66%”，(8)2008年，時任古巴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說：時至今日，古巴仍未從蘇聯解體這一打擊中走出來。而蘇東劇變后朝鮮經濟則是連續9年出現年均約2%的負增長。(9)

蘇聯亡黨亡國，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民同樣也造成嚴重災難。

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憑借其在各方面的優勢，鼓吹社會主義歷史就此終結，并竭力販賣新自由主義，主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對內放任資本對勞動的盤剝，對外拼命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導致全球范圍內極少數富人越來越富，包括中等收入階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人越來越窮，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保羅·艾倫三人總資產比世界上最不發達的43個國家GDP的總量還多。同時也導致幾乎所有國家主權債務都在急遽增多。全球范圍內的生產社會化甚至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生產無限擴張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根本矛盾進一步加劇。從一定意義上講，2008年9月爆發至今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一巨大災難也完全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蘇聯亡黨亡國。

蘇聯亡黨亡國，嚴重地威脅著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局面。

冷戰結束了，但世界沒有進入一些人臆想的和平盛世，相反卻步入了動蕩的周期。短短二十年間，戰亂和民族沖突不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幾乎沒有停息地發動了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這五場較大規模的局部戰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還策動一場場所謂的“顏色革命”，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和中亞一些國家接二連三地上演，使得這些國家陷入或長期陷入動亂之中。

基辛格明確指出：“他(赫魯曉夫)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于赫魯曉夫。(10)

傾聽俄羅斯人的訴說，使我們更加感到：蘇聯亡黨亡國這場世紀大悲劇的序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但其直接進程則是始于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執政之時。

第一集 政治改革與多黨制

從1982年11月起在兩年零四個月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這三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相繼病逝。

1985年3月11日，蘇共中央召開非常全會，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蘇共新一屆最高領導人。

他一上臺即宣稱要進行經濟改革，實行“加速”戰略。但由于缺乏正確的方向和有力的舉措，不到兩年時間，蘇聯的經濟便陷入困境，人民生活開始惡化。

1987年1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把蘇聯社會的“民主化”提到首位。1988年6月，蘇共中央決定“根本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重心由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

1994年，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亞·尼·雅科夫列夫在回憶錄中說：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給戈爾巴喬夫寫信，明確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過“公開性”等手段，結束蘇共的“一黨專制”，在蘇聯實現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我“所講的很多東西逐漸被采納”(11)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在1988年就能明顯地看出，在蘇共中央內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員是反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戈爾巴喬夫以年齡過高等為借口，開列了150人的所謂反對派名單，在一次中央全會上把他們清除了出去。黨章是不允許這么做的，因為這些蘇共中央的委員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當時150人清單中就有蘇聯外長葛羅米柯。”

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戈爾巴喬夫迅速剝奪了黨內堅持黨的原則的“元老派”的權力，把親西方的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等人拉進蘇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對各級干部包括軍隊領導人進行了大幅度撤換或調整。到1986年2月，15個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最高蘇維埃、部長會議的主要領導人更換了19人，(12)40%以上的中央委員是新人(13)。到1988年初，所有部長、中央機關的部門領導、各委員會負責人遭替換、開除或數次調換崗位，干部變動率超過100%。(14)

為了向國內外塑造自己所謂“公開”、“民主”的形象，戈爾巴喬夫甚至不加區別地要求電視直播黨和國家的高層各種會議，這致使蘇共高層之間的矛盾公開化，加劇了蘇共內部的分歧。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在黨的隊伍中很快分成了兩派，一部分是所謂傳統‘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是所謂改革‘民主派’。其實這是一種很狡猾、很圓滑的說法。對戈爾巴喬夫有異議、持批判態度的，報刊等媒體就把他們打到‘保守派’，當中去;只要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做法，哪怕他的觀點全是錯誤的，馬上就被封為改革的‘民主派’。黨的隊伍中的兩派開始對立起來。這一矛盾逐漸在全國蔓延開來。”

1986年底，在高爾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回到了莫斯科。

現場記錄：

記者：“是誰給你打的電話，是不是戈爾巴喬夫？”

薩哈洛夫：“是，他突然打來電話，說作了一個決議，你可以回到莫斯科。”

這是戈爾巴喬夫為給自己的改革營造社會政治基礎，同時打壓黨內健康力量，向蘇聯境內公開崇尚西方民主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伸出的橄欖枝。

薩哈羅夫：“我希望我會獲得全部的人身自由，我以后盡我的力量做一些事，這是我的使命。”

重返政治舞臺的薩哈羅夫積極從事反共反蘇的種種活動，并迅速成為所謂“民主派”的領頭羊。

在“民主化”、“公開性”的浪潮中，1986年蘇聯開始出現各種“非正式組織”。這些組織是以各種“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小組”和“青年小組”等面目出現，時而隱蔽，時而公開。1987年蔓延到全蘇很多大中城市，當年底就發展到3萬余個，1989年增至9萬多個。

這些“非正式組織”中的絕大多數是有政治目標的組織。有的打著維護所謂本民族利益旗號謀求脫離蘇聯而獨立，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張全盤西化，有的還要求復辟沙皇專制統治，等等。而打著資產階級“民主”和“人道主義”旗號的組織尤為活躍。

“非正式組織”活動猖獗，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以至民族沖突此伏彼起，連綿不絕。

面對嚴重威脅黨和社會主義政權以及社會穩定的“非正式組織”及其活動，戈爾巴喬夫聽之任之，不久便大加贊賞。

1988年6月28日，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改革的大幕。

此次會議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確立為改革的“最終目標和理想”。戈爾巴喬夫還以區分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的職能為名，強調蘇共只通過自己的黨員貫徹執行自己的政治方針”(15)，試圖放棄蘇共對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領導權。

戈爾巴喬夫后來坦言：進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權力從共產黨的手中轉到人民代表蘇維埃的手中，就是把蘇聯人代會改造成為允許反對派進入并自由發表意見的西方式的議會。(16)

政治嗅覺靈敏的美國前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是這樣回憶他當時翻閱代表會議文件時的感受：“新內容比比皆是，我興奮不已”;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外，與《共產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系，而更接近于歐洲民主。如果文件所言能夠實現，共產黨“一黨專政”將很快壽終正寢。(17)

1989年春，全蘇人民代表選舉開始。這是戈爾巴喬夫效仿西方議會制，在蘇聯舉行的第一次全民選舉。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到召開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時候，無論是在首都還是在外地，共產黨在選舉中都失敗了。后來參加選舉包括選舉取勝的那些人，都是放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人。”

選舉過程一片混亂。許多不稱職的人，甚至連殺人坐牢的惡性罪犯也出現在人民代表的候選人中。而那些反蘇反共的空談家和蠱惑人心者，更是數不勝數。

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紛紛組織起來，頻頻發表競選演說，組織各種群眾集會，聲援自己的候選人。

而戈爾巴喬夫卻要求蘇共在選舉中與選舉保持距離，命令黨組織不得干預其候選人的活動。

波羅的海三國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和積極分子紛紛當選。蘇共內部著名的反對派人物葉利欽也在莫斯科高票當選。起初在蘇聯科學院落選的薩哈羅夫，在戈爾巴喬夫特別關照下入選。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60名黨委第一書記中有32名落選。在列寧格勒，市、州兩級黨和蘇維埃領導人以及州黨委委員沒有一名當選。全蘇16個軍區有14個軍區司令員鎩羽而歸。

戈爾巴喬夫卻吹噓公開性取得了選舉的勝利。他后來坦言：為達到把權力從共產黨手中轉交到人民代表蘇維埃手中，就必須允許和鼓勵反對派進入權力體系參與“改革”， 同時藉此孤立和打壓蘇共內部“最保守的部分”(18)。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當時黨的領導人沒有及時利用良好的機會，讓贊成共產主義理想并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當選。普通的黨員無可奈何，他們的聲音很微弱，人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1989年5月25日，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電視和廣播現場直播，辯論的場面一浪高過一浪。

大會選舉了最高蘇維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蘇維埃成員等。當時持自由派觀點的代表波奇諾克是這樣描述那場選舉的。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在選舉中要戰勝蘇共，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蘇聯共產黨籌備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包括最高蘇維埃選舉時采取的措施顯得那么笨拙、粗糙。”

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進入最高蘇維埃。葉利欽僥幸靠遞補當選。戈爾巴喬夫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

會上，薩哈羅夫率先提議取消明文規定“蘇共領導地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葉利欽當即附議贊成，但因大多數代表堅決反對而作罷。

人民代表大會后不久，1989年7月，全蘇第一次跨地區議員團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的電影之家召開，與會者包括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代表在內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

葉利欽、波波夫、薩哈羅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一些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當選輪值主席。在蘇聯最高權力機構第一次出現了正式的反對派組織。他們首要推動的是要取消憲法第六條。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就是讓國家的局勢變壞，給中央政權臉上抹黑，以此來證明，他們代表的才是新的、進步的思想。”

“跨地區議員團”還接過戈爾巴喬夫“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要求蘇共交權。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記得很清楚，有薩哈羅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網上找到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著一個硬紙板，上面寫著：‘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薩哈羅夫代表跨地區議員團再次提議取消憲法第六條。

薩哈羅夫發言同期聲：“根據權力分立的原則，人民代表大會應作出以下決議：一、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二、改變蘇聯法律制度。蘇聯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國境內生效，就必須經加盟共和國最高立法機構批準。”

戈爾巴喬夫：“我提議對憲法第六條的動議進行表決，請各位代表進行表決。是贊成，是反對，是棄權。”

投票的結果是這項提議仍沒有被列入大會議程，但得到超過1/3的支持票。

兩天后，薩哈羅夫突發心臟病去世。所謂“民主派”知識分子借機將葬禮演變成一場政治示威。

面對“民主派”掀起的修憲狂潮，戈爾巴喬夫最終決定迎合。

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撰文贊賞西方議會民主，宣揚效仿西方式的三權分立。文章還提出，改革“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19)這是蘇聯領導人向社會乃至世界釋放蘇聯準備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確信號。

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修改了該共和國憲法第六條，取消了其中有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表述。一個月后，戈爾巴喬夫在立陶宛發表講話：“我認為實行多黨制并不是悲劇”，“我們不應該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

1990年2月4日，蘇共中央召開全會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動員了20萬人集會游行，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制”等反動口號。

2月5日，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全會上對上述公然的猖獗行為不僅在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3月11日，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修改憲法第六條等建議。

三天后，第三次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修改憲法的法律。將其中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20)，改為“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21)。法律同時還規定，蘇聯公民有權結成政黨。

早在1936年，斯大林領導修訂的蘇聯憲法首次明文規定，黨是“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22)

這是蘇聯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取消憲法第六條，對于蘇共和蘇聯意味著什么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這是個大錯誤，這是毀滅性的開始。取消憲法第六條就是否定、取消黨的領導。1991年蘇維埃表決取消蘇聯。這是兩個嚴重的錯誤。兩次我都投了反對票。在1991年的會上，有200多人投了反對票。”

原《真理報》主編、前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憲法第六條取消了，這就像一座大廈的頂梁柱被抽掉了一樣，(國家這座)大廈也就倒塌了。”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執政70多年的蘇共自動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權力，這就為徹底背叛黨的宗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行多黨制搬掉了根本障礙。

黨禁放開僅一年，聯盟一級的政黨就有約20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竟多達5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成為最終促使蘇聯亡黨亡國的政治力量。

在1990年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還以多黨制條件下國家不能出現權力真空為名建議設立總統職位，要求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力， 以此確保他繼續掌控蘇聯的最高領導權。

不久，在戈爾巴喬夫的指使下，最高蘇維埃通過實行總統制的決定。蘇共中央三月全會決定推選戈爾巴喬夫為蘇聯總統候選人。從決定實行總統制到正式選出總統，前后不足40天。

1990年3月15日，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當選總統。這離他走上蘇共最高領導職位整整五年，蘇聯的改革也走過五個春秋。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我鄭重宣誓：誠心為我國人民服務，嚴格遵守憲法，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衷心希望我能完成賦予我的蘇聯總統的崇高職責。”

憲法同時也規定了總統對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神圣職責。在蘇聯亡黨亡國二十周年的今天，不少俄羅斯人在反思時追問，當年的戈爾巴喬夫履行了他的“鄭重宣誓”了嗎？!

在這次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哈薩克共和國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要求總統制同樣適用于各加盟共和國并得到批準。不久，烏茲別克、哈薩克等共和國就選出了自己的總統。1991年7月10日，葉利欽宣誓就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從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到總統制，這完全實現了戈爾巴喬夫多年的夙愿和政治理想。

而此時的戈爾巴喬夫總統將會把國家帶向哪里呢？

街頭議論的婦女：“戈爾巴喬夫當土總統后，國家就逐步走向分裂，他把國家徹底毀掉了。”

俄羅斯社會大學克林分校納·費，格里岑科教授：……當時由于實行總統制，蘇聯作為一個聯盟制的國家，在很多(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州都出現了以總統命名的職位，在蘇聯(中央)政權和(地方)總統政權之間產生了矛盾。”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冽·季塔連科：“沒有了國家的統一管理，紛紛說我是獨立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總統。于是蘇聯成為世界土總統最多的國家。每個州、每個自治區共和國、每個加盟共和國甚至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總統。”

就在“民主派”通過選舉蘇聯人民代表和最高蘇維埃向蘇共中央奪權的同時，他們還利用1990年初各地舉行蘇維埃選舉之機奪取蘇共各級地方政權，并且與民族分裂勢力同流合污，瘋狂進行分裂國家的活動。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脫離蘇聯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緊隨其后，拉開了解體蘇聯的序幕。

1990年5月29日，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6月12日，葉利欽集團主導的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主權宣言。7月10日，葉利欽宣誓就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這給予風雨飄搖中的聯盟國家一記重擊。此后其他共和國更是紛紛效仿。

1990年7月，蘇共舉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這是蘇共歷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會。此時蘇共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渙散、黨派林立的狀況已十分明顯。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弗·布茲加林：“參加二十八大的有各式各樣的代表，出現了一些觀點不同的派別。”

會上，各主要政治派別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蘇共綱領派”成為會議的主流派別，決定著整個會議的精神和方向。以利加喬夫為代表的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一些蘇共高級干部被稱為“傳統派”，他們出于維護黨內團結的良好愿望，在思想上做了“妥協”并支持戈爾巴喬夫繼續擔任黨的總書記，但仍被戈氏集團排擠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而此時自覺翼羽豐滿的“民主派”則決定與蘇共徹底決裂。就在大會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葉利欽突然宣布退出蘇共。

葉利欽同期聲：“經過深思熟慮，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后退出蘇共，但鑒于會上我被提名為中央委員，我不得不現在做出如下聲明：我正式聲明退出蘇共，誠愿與各黨派、社會團體進行協作。”

隨后，莫斯科市蘇維埃王席波波夫和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索布恰克等“民主派”人士也紛紛退出蘇共。

大會通過的決議表明，此時的蘇共已經發生了完全的質變，蛻化為組織上“聯邦化、松散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俱樂部”。這是戈爾巴喬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造蘇共的必然結果。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千萬不能讓野心家在黨內建立宗派組織。然而，1990年黨的代表大會報告講：允許黨內出現不同的派別。對于蘇共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隊伍的團結、統一。列寧在世時通過了關于加強黨內團結的決議，規定黨內不允許出現派別。出現宗派分子則立即開除出黨。”

隨著多黨制和總統制在蘇聯的確立，蘇共領導蘇聯軍隊的地位開始發生根本的動搖。全蘇第三次人代會通過的《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規定，蘇聯總統是蘇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有權任命和撤銷軍隊高級指揮員。這就從法律上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蘇聯軍隊的最高權力。

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輿論四起。滲透到軍隊的反蘇反共勢力配合社會上的“民主派”，利用蘇聯召開人代會之機不斷攻擊軍隊。社會上反軍浪潮也十分狂烈，蘇軍被斥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保守勢力的最后堡壘”。軍內外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相互勾結，要求改變蘇軍的性質和建軍方向。而蘇共的裂變，民族的分裂，進一步加劇了軍隊內部的混亂。軍心渙散，軍紀松弛，派系林立。到1991年8月，蘇聯軍隊形成五大派系，彼此爭權奪利。

人民對黨、國家及軍隊的狀況深深憂慮。

1991年8月19日，震驚世界的“8.19”事件爆發。這是蘇共內部一些力圖挽救社會主義蘇聯的領導人為避免國家走向分裂所做的最后嘗試。

然而，在國外敵對勢力的強力支持下，8月21日，葉利欽等所謂自由派勢力控制了局勢。

蘇聯國防部決定撤回部署在實施緊急狀態地區的部隊。

蘇聯軍官國際聯盟執委會主席葉·伊·科佩舍夫：“我走訪過那些部隊，當時只有少數的軍隊站在‘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一邊，更多的人則無所謂。

列寧曾說，黨領導的紅軍比什么都重要。而此時被解除思想武裝和黨的堅強領導的蘇聯軍隊，面對站在坦克炮塔上的葉利欽阻止軍隊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面對反動勢力瘋狂摧毀蘇共的組織、大肆迫害蘇共黨員時，除了束手看著自己長期捍衛的黨和人民事業被葬送，還能做什么呢·

曾任美軍中將和美國國家安全局長的威廉·奧多姆指出：蘇聯“共產黨同它們的將軍們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滅亡”。(23)

“8·19”事件后，戈爾巴喬夫利用總統職權并伙同葉利欽等所謂“民主派”瘋狂迫害“8·19”事件的領導者、組織者和支持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八名主要成員除內務部長普戈被捕前自殺外，其他成員都相繼被捕或遭監禁。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舉行大規模集會，慶祝葉利欽在“8.19” 事件中取得勝利。

葉利欽同期聲：“今天俄羅斯聯邦決定，將三色旗作為國旗。”

1991年8月23日，葉利欽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判了蘇聯共產黨的命運。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我剛拿到事件當天的內閣會議記錄，但我還沒有看。

葉利欽：就在這里讀嘛。

葉利欽：此時此刻我將簽署總統令，停止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

就這樣，葉利欽以俄羅斯總統的名義，命令停止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禁止俄境內蘇軍黨組織的活動，禁止蘇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黨組織的活動，下令查封蘇共中央總部。

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沒有召開任何中央會議，就自行決定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蘇軍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因悲憤絕望而自殺。

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庫普佐夫目睹了蘇聯共產黨的最后時刻。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23日白天，蘇共中央書記處有五位書記被搜家。他們以此來嚇唬我們，看我們能不能給他們什么證據。中午兩點，我簽署了一個決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們從中午就開始往外轟人，到25號蘇共中央就不存在了，我們只能通過電話互相聯絡。那時我在老廣場辦公大樓的三層，我的辦公樓土面還有一個小陽臺。我看到那些大學生還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員。有一些外國使館的車給他們送來吃的喝的。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些完全發瘋的事情。”

更讓庫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趕出蘇共中央辦公大樓的那一刻。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過了欄桿，進入一個100多米長的通道。兩邊擠滿了人，有150多臺攝像機在拍攝。我們路過的時候，他們紛紛向我們吐痰，侮辱我們。這是我人生經歷的最屈辱的一刻。”

擁有93年歷史的蘇聯共產黨就這樣走完了它最后的時刻。

蘇聯解體后，許多共產黨人遭到追捕。這位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問題的書記，現為共產黨聯盟一蘇共理事會副主席的葉爾馬拉維丘斯，就是被投進監獄的共產黨人之一。

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書記尤.尤·葉爾馬拉維丘斯：“蘇聯解體以后，我們一直處于非法的狀態，只能在一些比較隱蔽的地方躲避。1994年1月15日那天，我們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美國總統來訪時非法綁架了，他們把我們帶到了維爾紐斯——立陶宛首都。很明顯，這些做法都不符合國際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我因為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在維爾紐斯的監獄里還關押有不少教授。”

與此同時，大批蘇共黨員和干部遭迫害。數以萬計的蘇共黨員首先是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失業。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蘇軍領導人和高級軍官被撤換。其中有不少人的生活從此沒有著落，流落街頭，靠變賣家當甚至出售過去用鮮血換來的軍功章維持起碼的生計。

亡黨的結果就是亡國。“8·19”事件后，除此前已宣布獨立的立陶宛、俄羅斯和格魯吉亞外，原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正式獨立。12月16日，哈薩克斯坦最后宣布獨立。至此，蘇聯，這個存在了69年的強大的聯盟國家實質上已經消亡。

第二集 經濟改革與私有化

這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成立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莫斯科銀行間外匯交易所。

交易所的史料信息中心實際上就是俄羅斯的一座金融博物館。這里濃縮著從沙皇帝國、蘇聯時期一直到今天的俄羅斯在經濟領域歷經的風風雨雨，陳列著一件件活生生的歷史印證。

這張面值為1萬盧布的證券，不是一張普通的有價證券，它承載著一段特殊的歷史，見證著一場舉世罕見的鯨吞公有資產的私有化浪潮，同時也讓俄羅斯墜入了那個充滿苦難的“瘋狂的90年代”。

那么，這場鬧劇的帷幕是從何時拉開的呢？

1985年的春天，對于當時的蘇聯人來說是一個蕭瑟料峭的春天。

剛剛當上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躊躇滿志。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確立加速發展戰略后，急于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爾巴喬夫接連到各地的工廠和農村視察。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當時社會上對戈爾巴喬夫實行的這種改革有較強烈的抵觸情緒，他就慢慢造輿論，讓社會接受他的改革。”

進入20世紀80年代，蘇聯仍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社會經濟發展能夠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但在當時，背離、背叛人民群眾的官僚特權集團的存在和發展，嚴重挫傷了廣大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官僚特權集團控制著國家，國家對所有權進行壟斷，包括集體農莊、合作社，結果帶來生產的倒退和停滯不前。當時國家科技人才的發明占世界發明的三分之一，但這些發明得不到有效推廣。”

俄聯邦原政府總理米·米·卡西亞諾夫：“我們能讓宇宙飛船升空，能把人帶土太空，可不能制造一個彳良盱的收音機。人民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當時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也意識到這一點。不進行改革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

1986年初，蘇共召開了二十七大。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加速發展戰略的方針、目標、規劃和途徑等。此后蘇共中央又陸續推出一些經濟改革措施。如給予企業一定自主權、減少指令性計劃、整頓工作紀律與社會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爾巴喬夫并不熟悉經濟工作，他熱衷于空談，并常常忽東忽西、舍本求末，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1985年5月，蘇聯當局決定嚴格制止酗酒現象。

酗酒現象是蘇聯社會較長期存在的痼疾。但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進一步導致人們精神生活極度苦悶，不少群眾感到無能為力，只好憑借酒精消愁。

反酗酒很快發展成嚴厲禁酒，許多地方一天之內就關掉2/3賣酒的商店，酒和酒精類飲料在市面上很快都消失了。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人們從此把我這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稱為‘礦泉水書記’”。

反酗酒導致國家稅收大量減少，卻使投機者大發橫財。這些投機者在后來的私有化時期就是用這第一桶金來非法攫取國有資產的。

反酗酒運動很快以失敗而告終。這僅僅是戈爾巴喬夫初期經濟改革毫無章法的一個小插曲。

對這種朝令夕改的改革，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對此也深感無所適從。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說道：“在一個月前講妥要優先發展機械制造業，現在又突然冒出了一連串兒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短短的幾個月，國民經濟優先發展方向的清單不知填寫過了多少次”。(24)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當時我已經提出了改革不能從各行各業同時開始，總得有個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驗對我們有啟示意義。首先應該把市場機制引進到農村和城市關系中，把農村和城市的經驗結合起來。”

戈爾巴喬夫聽不進也不愿聽不同的意見。唯意志論的決策和急躁冒進的思想，很快在蘇共領導層占據了上風。

從1987年開始，國家制定的計劃與指標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費和積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5%—4.0%，而1986—1988年僅增長2.8%，還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為嚴重的是，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把經濟改革的窘境歸因于蘇聯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經濟改革的窘境又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著土壤。

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了從根本上進行經濟改革的任務，戈爾巴喬夫嘗試著為私有化打開大門。

此后蘇聯社會圍繞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先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進行改革的觀：念受到猛烈的抨擊;不久，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間竟成為輿論的主流。

利用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們推波助瀾，日夜期盼著手中的非法財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國有資產的特權官僚集團和蛻化變質的企業管理者則更是蠢蠢欲動，欲乘私有化之機“近水樓臺先得月”。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當時黨的高層精英群體最渴望的就是把國家的財富化為已有。在權力和財富之間總是存在矛盾，有一個不能逾越的界線。比如有人當上了州委書記，他就有各種各樣的特權，他就能控制那個州里幾乎所有的財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會失去這些權力和所掌控的財富。所以他們就極力渴望把這些財富變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財產。”

面對洶涌而來的私有化思潮，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先是反對，接著觀望，然后是調和、妥協，直至轉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爾巴喬夫說：“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所有制，主張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發揮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潛力。”他還說：“關心社會主義，相信社會主義，忠于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壓迫人的制度，因為所有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與整整幾代蘇聯人血肉相連。”(25)

然而到了1990年8月，還是同一個戈爾巴喬夫， 以公有制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為由，攻擊公有制為主體是“經濟壟斷”，認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取消公有制的“壟斷”地位，推行公有企業非國有化、私有化。他還以計劃經濟沒有效率為借口，主張完全放棄國家的宏觀調控。

為與其政治改革即確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相適應，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即大力推行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快速實現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各項方針政策。

1989年下半年，蘇聯經濟繼續惡化，高通脹，高物價，失業嚴重，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蘇聯政府)一直在研究怎么制定經濟改革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起初出現了另一種方案——沙塔林方案，后經補充、修改形成‘500天計劃’。兩個方案各有特點。政府方案以雷日科夫為首，以阿巴爾金提供的材料為基礎，主張改革在各行各業同時鋪開，逐步用市場機制代替計劃管理機制。”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們建議漸進地推行市場經濟。我們研究過中國的改革，希望我們也能逐步地推進。我計算后認為，這至少需要8年時間。”

“500天計劃”是沙塔林等人經戈爾巴喬夫授權，根據亞夫林斯基、葉利欽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補充而成，目的是與政府方案抗衡。該計劃主張在大規模私有化的基礎上，從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從計劃經濟迅速過渡到市場經濟。經濟學家借用醫學上的術語，稱這一激進方案為“休克療法”。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有些人可能是從政治角度提出在500天之內，也就是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改革。我認為這是極為冒險的。給我們國家帶來的可能是災難。所以，我個人堅決反對。這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我個人認為‘500天計劃’是一個冒險的計劃。在500天里，一年半多一點的時間內，要對經濟進行大幅度的改革，是不現實的事情。”

面對兩種對立的計劃，戈爾巴喬夫先是騎墻，后是妥協折中。1990年10月19日，蘇最高蘇維埃通過由他主持起草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結束了長達半年的經濟改革綱領之爭。

戈爾巴喬夫的綱領表面上看介于前兩個方案之間，但實質上是全盤接受了亞夫林斯基一沙塔林計劃中全面私有化的內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國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他提出“必須向經濟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進”。

就是這樣一個方案，也遭到葉利欽的強烈反對，并預言“它將以失敗而告終”。

經濟改革方案之爭很快轉化為尖銳的政治斗爭。經濟私有化也進入快車道。

1990年12月25日，深感無奈的雷日科夫托病辭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原蘇聯財政部長帕夫洛夫繼任。

1991年4月，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蘇聯政府提出反危機綱領，決定進一步加快非國有化和財產私有化。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弗·布茲加林：“完全的市場經濟就像一只老虎，這只老虎管得不好就會從籠子里跑出來把人吃掉，這就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1991年7月1日，蘇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于企業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原則法》。根據這項法律，到1992年底，蘇聯有近一半的工業企業將脫離國家的控制，到1995年這一比例將達到60%—70%。

自1988年夏天，蘇聯經濟形勢開始嚴重惡化。1989年，經濟增長逐月下降，1990年開始出現二戰后第一次負增長。據統計，1990—1991年蘇聯經濟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達到-15%。(26)

經濟狀況空前惡化，使絕大多數群眾的生活變得十分艱難。1991年， 日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比1990年增長了1.4倍，集貿市場價格增長兩倍，而黑市和議價貿易的價格則超過零售價格9倍。

普希金語言學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開始發行各式各樣票證，有藍色的、粉色的。當時我還小，記得排了大半天的長隊。結果輪到我的時候，前邊的婦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腸買走了，到我這兒什么也沒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發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場前買東西的老太太：“清早起來排隊，(我)排了第一個，想買點茶喝。結果走到(柜臺)前，什么也沒有了。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盧布。但我已經工作了55年。”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我們將要出版一本蘇共被瓦解的大事記，其中有民主綱領派會議的速記稿，例如其代表人波波夫就講：‘我們不考慮人民，我們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緊缺的狀態。’這是原話。”

當時報刊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時代留給人們的印象，首先是稱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分崩離析，其次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再就是80%的人進入貧困狀態，成百萬的貧困者流落街頭。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為了說明戈爾巴喬夫開啟的私有化改革的惡果，在俄羅斯采訪的過程中，我們也特地向完成私有化改革的葉利欽時期做了必要的延伸。

蘇聯解體以后，新獨立的國家無一例外地急速推進本國的私有化。葉利欽則比戈爾巴喬夫更為激進。

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戈爾巴喬夫時期，只是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起始階段，也可以說是孕育階段。當時采取的形式是建立一些合作社，采用租賃制。比方說，有一些集體可以租賃企業來經營。(俄羅斯)真正大規模的非國有化和私有化，是在蘇聯解體之后蓋達爾推行的經濟改革。那時，大規模私有化變得失控。這是葉利欽和丘拜斯錯誤政策的結果。”

1992年，葉利欽選擇36歲的蓋達爾主管經濟改革工作，推行“休克療法”，希望少則幾個月多則一年，快速實現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為什么選擇蓋達爾的經濟改革方案· (因為)蓋達爾吹噓，兩年以后國家各個方面都會變好。根本不懂經濟、心里也毫無把握的葉利欽問他：你能不能向我保證·他說：我不光(向你)承諾，我(還)向土天發誓，我以我先輩的名義發誓。后來開始的所謂經濟改革，實際上是野蠻的資本主義。”

1991年12月19日，葉利欽發布總統令，批準《1992年國有及市有企業私有化綱要基本原則》。一場“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在俄羅斯聯邦全面鋪開。

首先放開的是物價。物價很快像斷了線的氣球扶搖直上。到了4月份，消費品價格就比放開前上漲65倍。

企業生產成本因燃料、原料價格放開而驟增。到6月份，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14倍，企業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惡性循環。

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松銀根。1992年增發的貨幣量是上一年發行量的20倍，通貨膨脹率在印鈔機的轟鳴中高達2509%，到1996年，物價上漲了6000多倍。

“休克療法”的核心內容就是私有化。蓋達爾認為，俄羅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場化這一條道路，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須徹底實行私有化。

被稱為俄羅斯“私有化之父”、擔任過俄副總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的丘拜斯則說：“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27)

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是從無償發放私有化證券開始的。當時，俄羅斯固定資產總量估算為4.3萬億盧布，政府決定先將其中的35%即1.5萬億盧布，無償分發給近1.5億的俄羅斯居民。每個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羅斯人，都可以領到本集開頭出現的一張面值1萬盧布——當時相當子25美元的私有化證券，使人人真正成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銀行間外匯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羅維奇：“政府發行私有化證券，老百姓把他們獲得的證券投到企業里，這樣就可以獲得企業的股份。通過這種途徑把原來的國有企業轉化成股份制企業。但后來局勢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私有化券被一些人收購，這些人變成企業的大股東。”

隨著物價飛漲，盧布大幅度貶值，不少民眾紛紛低價出售甚至無償轉讓私有化券，而一些企業的管理者和握有資金的投機者乘機低價收購。

俄聯邦政府原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謝·維·卡拉什尼科夫：“當時，有的人站在企業的門口，給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換張券。當時發的(私有化)券，對很多人來說，實際上毫無用處。”

莫斯科外匯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羅維奇：“收購之后，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業，(這樣)他就成了這家企業的控股人，原來的國有企業就成為一家私人企業，也就出現了私營企業主和寡頭。”

俄聯邦政府原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謝·維·卡拉什尼科夫：可以說大部分的企業都被私有化了。除了國家訂貨的國防企業，別的都賣了。也不是賣了，實際是拱手讓給私人了。國家沒得到什么東西。”

那些收買了國有企業的人，關心的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而是盡快轉手盈利。職工既領不到股息，又無權參與決策，生產經營無人過問，企業效益每況愈下。

從1994年7月開始，俄羅斯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有償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結束。

不少國有企業的領導者乘企業改制分配股權之機，利用行政或管理權力掌握股票控制權。昔日的“紅色”經理或廠長，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企業管理者、各級官員以及暴發戶們串通一氣，大搞錢權交易，按照遠低于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政府拍賣的企業。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在私有化之前沒有對企業做過資產評估，企業賣得基本土一文不值，實際土是象征性地賣出去了。由于盧布貶值很厲害，企業的賬目贏虧與實際情況不符，很難對企業資產準確評估。究竟企業值多少錢，賬戶還有多少錢，都沒有算清就賣了。”

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亞·弗·布茲加林：“國營企業廠長低價把產品賣給私營企業，他的老婆或者女兒在那工作，結果私營企業變富了，國營企業卻變窮了、破產了。廠長經理辭職不干了，就變成私營企業的老板，自己就發了大財了。”

烏拉爾機械制造廠是一家擁有3.4萬名職工的大型國有機器制造企業，當時僅賣了372萬美元。低價賤賣的企業遠不止這一家。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l萬億美元，卻只賣了72億美元。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過程中，有數千億美元的資金外逃，俄羅斯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門類被俄國寡頭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軍工機密和國防工業的專家流失西方。

這是一次“世紀大拍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迅速、最瘋狂的私有化，這是少數當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瘋狂瓜分和掠奪全體人民財產的強盜行為。他們乘私有化改革之機，損公肥私，化公為私，把蘇聯幾代人艱苦奮斗積累的成果，瞬間化為自己口袋里的財富。其結果是，造就了占總人口5%—7%的俄羅斯新貴，而使1億多人口陷入赤貧，與之相隨的還有社會的分裂和動蕩。

許多俄羅斯人稱20世紀90年代為充滿苦難的“瘋狂年代”。

在那個年代里，全面私有化使“犯罪經濟”、“強盜經濟”和“寡頭經濟”盛行，生產急遽下降，盧布貶值，物價飛漲，貧富兩極迅速分化。

莫斯科市民亞歷山大·貢恰羅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況都很差，我都丟掉工作了。在八個月里我一直在找工作，處于收入為零的狀態。”

就連著名的自由市場經濟代表人物俄聯邦原政府總理米·米·卡西亞諾夫也不得不承認：“90年代確實是一個很艱難的時期，俄羅斯民眾承受了這場苦難。這場苦難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質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90年代俄羅斯局勢發展到什么境地呢？當時的煙都不夠抽。如果生產出什么煙，商店寸巴整包煙打開，論支賣。酒類產品也很緊張。即便售貨亭安著鐵柵欄，人們為了買酒就把鐵柵欄扒開。”

私有化改革使得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嚴重缺失，倫理道德觀念極度混亂，社會精神全面倒退。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葉利欽和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所造成的破壞和損失，從物質層面或者從精神層面來講，可以說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休克療法”的始作俑者之一蓋達爾后來坦言，俄羅斯私有化是“權貴階層將國家財產私有化”，是將“權力轉化為資本”。而丘拜斯則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緣由：私有化與其說是解決經濟問題，倒不如說是解決政治問題，是“5%的經濟加95%的政治”。對于俄羅斯來說，要創造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更重要的是要摧毀共產主義政權遺留的經濟基礎。(28)

《世紀大拍賣》的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克里斯蒂婭·弗里蘭稱，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通向的是“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資本主義”、“強盜資本主義”和“裙帶的、腐敗的資本主義”。

在莫斯科街頭采訪的日子里，我們在一個地鐵通道的墻上，看到這樣一條顯赫的標語“資本主義就是死亡!”

第三集“公開性”與指導思想“多元化”

這是莫斯科市中心一個文化公園的偏僻一角，這里堆放著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領導人的塑像。這些塑像不僅殘破不全、傷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

上了年紀的莫斯科人都知道，這些雕塑曾佇立在莫斯科各個環境優美、行人如織的地方。它們曾是眾人景仰的歷史豐碑，曾是蘇聯共產黨的無比驕傲。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蘇聯全國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蘇聯歷史的狂潮中，這些塑像連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功績與人格，遭到瘋狂的攻擊和嘲弄。

這是戈爾巴喬夫倡導所謂“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引發的一個嚴重惡果。

所謂“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久確立并推動的一項重要改革方針。

1986年2月，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積極謀劃下，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謂“公開性”的問題。

列寧當年使用過“公開性”一詞，其原意是把黨和政府的工作對人民群眾公開，聽取群眾意見，改進黨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列寧同時強調“公開性”不是無限的、無原則的。

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公開性”在“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口號掩護下，變成專門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和“消極現象”甚至是歪曲與偽造歷史的工具，變成從根本上動搖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王義改革的突破口。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公開性’在黨內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來‘公開性’是為了讓人民獲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眾傳媒完全放開以后，所有的報道沒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公開性’使大眾媒體成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響自蘇聯解體后一直持續至今。”

為加強對所謂“公開性”工作的組織領導，戈爾巴喬夫專門選調雅科夫列夫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又先后擢升他為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工作。

雅科夫列夫隨即對蘇聯主要報刊和新聞媒體的領導班子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排斥堅持原則、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的共產黨人，并把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親信安排在各個重要領導崗位上，從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輿論界的領導權。

首當其沖的是蘇共中央最重要理論刊物《共產黨人》。主編馬克思主義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取代他的是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他夫人賴莎的好友、帶有自由化傾向的弗羅洛夫。

1986年6月，《星火》雜志主編由雅科夫列夫挑選的政治上的兩面派——科羅季奇接任。此后，該刊物就成為反共反社會王義思想的先鋒。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組織執行主席弗·伊·古謝夫：“科羅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他接任《星火》畫報主編后，發表了很多陰陽怪氣的政論文章。后來，大凡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人都認為，《星火》畫報是完全為西方資產階級服務的一本雜志。”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預和影響下，《真理報》、《莫斯科新聞》、《消息報》、《文學報》、《共青團真理報》等中央報刊主編遭撤換，10種主要大型文學雜志中有7種雜志的主編被更換。一大批主張西化的編輯記者被起用。這些報刊很快成為自由派的宣傳工具，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

一批過去被禁止的反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和電影紛紛被解除了封印。

1986年底，專門用歪曲手法描寫斯大林時期所謂“陰暗面”的別克的小說《新任命》解禁出版。

1987年，歪曲斯大林時期的黨內斗爭，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雷巴科夫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公開面世。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歐亞作家協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產黨員。推行‘公開性’后，他捕捉到時代已開始發生了變化，即決定自己也要跟著變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臺。在那個時期只要能寫幾筆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作品引起了轟動，內容既有紀實材料，更有藝術虛構，還引進了愛情故事，但本質上是給斯大林臉上抹黑。在那個時候，誰先沖上去，誰首先反對斯大林，誰就是英雄。”

1986年12月，格魯吉亞影片《懺悔》公開放映。這部片子是在時任格魯吉亞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的支持下拍攝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擊斯大林時期所謂的“獨裁制度”。雅科夫列夫說：《懺悔》的公映是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歐亞作家協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公開性’，使很多人頭腦發熱，那些持不同政見者都跳了出來。他們利用這個時機，接二連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這些作品對蘇聯亡黨亡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戈爾巴喬夫后來承認，這些作品的公開出版或放映是經他本人點頭的。(29)他還充滿感慨地說：“真可惜，在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切!”(30)

大批文學作品的解禁在當時被稱為繼赫魯曉夫的“解凍”以后的“第二次解凍”。

電視的宣傳威力更為巨大。蘇聯國家電視臺開設的一些政論性專欄，不僅言辭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風點火，造謠惑眾。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電視屏幕，揭露蘇聯歷史的所謂“空白點”，為反共反社會主義大造輿論。

為進一步推動指導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爾巴喬夫以總統名義批準《新聞出版法》，宣布所謂的“新聞自由”。7月15日，他又發布關于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規定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于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這是戈爾巴喬夫“堅決舍棄蘇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而邁出的關鍵一步。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新聞出版法》這個法律不是關于出版的法律，而是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法律只考慮出版界的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在此之前，國家對出版物都是有約束的，比如發表文章或播放節目都有專門的機構如黨的委員會審查。而現在這些都被取消了，對新聞媒體沒有任何的約束，只要有了錢，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1990年上半年，蘇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新聞出版法》頒布后，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論據與事實》、《莫斯科新聞》等官方報刊也紛紛宣布“自主辦報”，完全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到蘇聯解體前，蘇共掌握的報刊僅占1.5%。

私人辦報合法化和官辦媒體私營化以后，蘇聯主要媒體很快被蘇境內外私有資本和權貴勢力掌控。國內外資本竭力丑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宣揚美化資本主義的永恒統治。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新聞自由”的本質。

解禁文學作品和實行“新聞自由”只是“公開性”的開始。隨著“公開無限制，，方針的推行，一股氣勢洶洶的否定蘇共和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學界、理論界、思想界。

到1987年形成一場反思歷史、重評歷史的運動。1988年以后不斷升級，一浪高過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追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論調，從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入手，進而攻擊、誹謗列寧和十月革命，再進而否定整個蘇聯和蘇聯共產黨。

2010年4月，我們在俄羅斯采訪，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多次給我們談道：“蘇聯的解體也與某些知識分子脫離群眾，以一己私利代替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分不開。在列寧斯大林時代，廣大知識分子能與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與人民群眾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現象加劇，部分知識分子的權力逐漸擴張。但當時蘇聯的國內環境仍在壓縮著知識分子自由化的空間，于是企圖謀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國外，通過內外勾結推動蘇聯解體，進而攫取俄羅斯更多的資源，從而成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巔覆社會主義蘇聯的一個極為特殊的階層。”

為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戈爾巴喬夫還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他無視全體蘇聯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社會存在不同利益群體為由，伙同思想、理論、輿論、文藝等意識形態精英，竭力提倡“意見多元論”、“言論多樣化”，宣揚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并以讓各種思想“自由競賽”為借口，提出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進而攻擊堅持馬列主義為指導是“精神壟斷”，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確立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指導地位鳴鑼開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揚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還重拾起早就被粉碎的謠言，攻擊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列寧是接受德皇資助從內部瓦解沙皇統治的德國秘密代理人。

“民主聯盟”主要成員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整個蘇聯的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31)

1987年7月，《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過去的中小學歷史教材，認為以前的歷史教科書中“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

1988年6月，蘇聯教育主管部門做出決定，取消當年中小學歷史課的考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

1989年12月，蘇聯國家國民教育委員會頒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馬列主義課程。

攻擊領袖、否定歷史的手法多種多樣。被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數，成幾何級數地翻番。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在斯大林統治的時候，有過大規模的鎮壓，這是事實。被鎮壓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個蘇聯時期共87萬多人。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后來有很多人說‘大清洗’差不多殺了1000萬或者1500萬，這是嚴重失實的。”

在后來的交談中，茹科夫還告訴我們：“至于有人蓄意攻擊肅反殺了2000萬到3000萬人則更是別有用心。肅反中確有擴大化甚至嚴重擴大化的現象，但是其中對‘第五縱隊’的無情打擊，則對于確保衛國戰爭的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茹科夫又說：“對肅反擴大化問題，斯大林當然應該負有責任，但是赫魯曉夫同樣責任難逃。當時在他負責的地區，就殺了6萬多人，有不少就是枉殺。在他就任總書記后，又利用職權，把相關檔案全部銷毀。”

原《真理報》主編、前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那段時間，把一切都忘記了，都失去了理智。共產黨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記了，對共產黨領導蘇聯人民在二戰時期建立的功勛、取得的偉大勝利也都被忘記了，共產黨在二戰之后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成就也被忘記了。后來在90年代最慘的就是那些老戰士。當著他們的面侮辱歷史、侮辱過去。他們覺得自己的命運遭到了嘲弄。”

1988年6月，對莫斯科人的一次調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評價斯大林的歷史作用。(32)

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個嚴酷的人，但實際上他采取的各種措施和決定，是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的，是當時不得不采取的。在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在蘇聯的領導層里面，在中層領導干部里面，實際上已經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腐敗現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國，蘇聯在20年代就有解體的危險。”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無數次攻擊斯大林搞迫害。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有原則。這一原則是由列寧確定的。從這一原則出發，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認為斯大林時期是迫害時期，他們沒有把斯大林與當時蘇聯取得的成就聯系在一起。”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不 同的史學家對斯大林、對我們的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態度。我們對有些史學家所作出的結論是決不能同意的，因為這與斯大林個人做出的偉大成就是完全不相符的。我們絕不能忘記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遭受嚴重破壞、處于戰爭廢墟的國家。而到50年代初，蘇聯已經變成——個龐大的發達國家，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所謂“公開性”、輿論“多元化”，不僅把蘇共和蘇聯的光輝歷史給顛覆了，把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給美化了，而且只允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思想公開發表，而決不許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進行反駁。安德烈耶娃事件就是對所謂“公開性”、輿論“多元化”的一個絕妙的注解與諷刺。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批評蘇聯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蘇聯歷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國、地區、城市和行業報紙轉載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學院也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社會各個階層人士成千上萬的信件，其中超過80%的來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

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黨內高層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為了這件事，政治局連續召開了兩天的會議，由戈爾巴喬夫主持。他們要找出誰是此事的主謀。大家都在質問我，只是沒有說出我的名字而已。我總體上正面評價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衛蘇聯、捍衛蘇聯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討論了兩天;而成千上萬的反蘇聯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沒有討論過。兩周后，戈爾巴喬夫對我說：‘我們搞清楚了，背后不是你，但你支持她的觀點。’在清查此事的過程中，雅科夫列夫等人更是賣勁。但也有不少人贊同安德烈耶娃的觀點。”

會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組織文章公開批判安德烈耶娃的來信，認為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著，蘇聯各大報刊紛紛轉載并對來信大加討伐。

對一名普通黨員反映問題的來信，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興師動眾、批判問責，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題發揮，打壓馬克思主義派，為即將召開的徹底轉向資本主義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做思想輿論和組織上的準備。

“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本質上就是取消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使黨失去正確而統一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從而使蘇共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使資產階級思想成為其指導思想的一元。

“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還帶來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后果。

反共分子公開焚燒列寧像，要求將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出。列寧、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的塑像嚴重被毀。黨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的地位急速滑落。

廣大黨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動搖，對黨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黨員退黨，蘇共由1900萬黨員驟減為1500萬;退回到1973年的人數。

不僅如此，反共反蘇勢力還發動報刊把批判矛頭指向蘇共領導的軍隊。他們污蔑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而經濟衰退則是軍隊這只怪獸吸干了國家血汗的結果。

曾被視作為黨和人民事業的衛士被丑化成極權制度的幫兇。詆毀軍人及其家屬、否定軍隊曾經有過的革命歷史成為時髦。1989年第比利斯四月事件后，本來是維護國家統一的軍隊成了出師無名的不義之師，而煽動民族分裂的暴亂分子反而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反蘇反共勢力的無端攻擊、歪曲和詆毀使蘇軍廣大官兵理想信念發生動搖，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思潮泛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官兵關系緊張。

軍隊構成也日益復雜，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也日趨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稱是“非正式組織”成員的占到13%。1988年軍人入黨人數下降21%，一年后則達到23.3%。退黨和交黨證現象屢見不鮮。逃兵事件時有發生，僅1990年就有3萬余人。

隨著蘇共喪失領導軍隊的地位和權力，這支由列寧親手締造的歷經無數戰火考驗的強大武裝，已由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堅強后盾，變成搖搖欲墜的“泥足巨人”。

而主張西化的“民主派”與民族分裂勢力正是利用蘇共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主動讓權和解除武裝之機，奪取了蘇共的政權，解體了蘇聯。

20年過去了。當今俄羅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歲月，仍痛惜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

俄羅斯社會大學魯扎分校校長拉麗莎·科托娃：“我們所有人包括老戰士，當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經歷過那個困難階段。可我們都挺了過來。后來，這段光榮歷史遭到否定，我們感到十分難過。現在，這些歷史在慢慢恢復，我們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魯扎某學校歷史課教師馬林娜·科夫希科娃：“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的記憶，那這個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輕人里，培養這種記憶歷史的情感，是我們面臨的一項任務。”

二戰老兵、魯扎區老戰士委員會書記鮑里斯·科多夫：“我認為蘇聯值得懷念，因為蘇聯戰勝了德國法西斯，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還戰勝了日本法西斯。蘇聯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品德，我們要把它們一代代地傳下去。”

這是一座以“母親”命名的衛國戰爭紀念廣場。在俄羅斯人民的心中，母親就是祖國，祖國就是母親。

在這里，我們意外地遇上一對年輕人在舉行婚禮。

新郎：“在這喜慶的日子，我們來到祖國母親紀念碑身邊，為她獻上一束花，為那些在1941年到1945年衛國戰爭中犧牲的戰士們獻土一束花。”

為祖國母親獻花，為那些為保衛祖國母親而犧牲的英雄們獻花，是這座城市每一對年輕人舉行婚禮最莊嚴、最神圣的儀式。

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現在差不多有70%的俄羅斯老百姓很尊敬斯大林。無論是年邁的老人，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人都很尊敬他。”

2010年7月，俄羅斯第五頻道開播了一個名為“時代法庭”電視辯論節目，其主題主要涉及蘇聯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當辯論“布爾什維克是挽救了俄國還是葬送了俄國”這一問題時，72%的電視觀眾和88%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挽救了俄國。當辯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還是走出絕境的出路”時，93%的電視觀眾和86%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

因上述兩個結論完全出乎被資本操縱的主辦方的預料，這場辯論在中途便被操縱者強行終止。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衛國戰爭時期說過：“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33)

事實正是這樣。今天的俄羅斯，歷史的記憶被重新喚起。那些曾被推倒的偉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來逐漸被人們重新豎立起來。許多曾被顛倒的東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來。

不，在人民的心中，真正的歷史從來就沒有被顛倒過。

第四集 外交“新思維”與和平演變

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在當今俄羅斯是一所很有影響的高等院校。2010年9月21日，這里舉辦了一場以“信息戰”為主題的研討會。

蘇聯時期的外交家，曾任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現為“全俄阿塞拜疆人大會”執行主席的埃利達爾·古拉莫維奇·庫利耶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西方對蘇聯及俄羅斯進行的一場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從20世紀7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要是北約國家，它們花費了很多的資金和人力，抑制蘇聯的發展，最終目的是讓蘇聯不要存在。因為在他們眼里，蘇聯對美國是最大的威脅。”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在一本著作中寫道：“談論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一樣”。(34)

自世界上誕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就把運用各種手段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其對外戰略的一項根本任務。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在1945年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之后，西方世界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想再用戰爭方法、用軍事行動戰勝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已經不可能了。杜勒斯馬土制訂了一個新戰略。”

曾被譽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父的艾倫·杜勒斯一方面鼓吹“冷戰”，對蘇聯推行“戰爭邊緣”政策，威脅要實行“大規模核報復”;另一方面說：“我們一定要在蘇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從蘇聯內部尋找同盟軍，這就是杜勒斯為西方世界制訂的對蘇新戰略。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西方世界曾開列600多億美元宣傳費用進行和平演變。美國政府署名顧問基辛格講：‘干什么要花這么多錢進行宣傳？不如直接在蘇共黨內建立第五縱隊，培養我們的代理人’。”

“第五縱隊”稱謂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是對國家叛徒和民族內奸的總稱。

當歷史的時針指向1984年的時候，西方認為他們從蘇聯內部找到了最合適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賴和依靠的“第五縱隊”。

1984年底，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戈爾巴喬夫主動示好的坦誠以及他在議會發表“核時代必然要求人們有新的政治思維”的主旨演講，給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她的智囊團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認為：這是戈爾巴喬夫同西方合作的開始，也是西方對蘇共未來總書記的一次摸底會見。會見后撒切爾夫人拋出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后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35)

兩年后的1986年10月，美國總統里根應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舉行了兩國領導人的會見。他們進行了長時間一對一的秘密會談。

直到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揭開了這次他與里根談判的謎底。他承認此次會見“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蘇東劇變)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能再有回頭路。(36)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國原首相撒切爾夫人應邀在美國休斯敦舉辦的美國石油學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約45分鐘的演講， 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撒切爾夫人在這次演講中說，蘇聯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個威脅，但是我指的不是軍事上的威脅，因為我們在軍事上足夠強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蘇聯對于我們的威脅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展示。”

撒切爾夫人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但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導人契爾年科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隨著改革的展開，戈爾巴喬夫很快成為西方的寵兒。西方政要贊賞他的調門也越提越高。美國前總統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爾巴喬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創新精神的領導人”。

對此，戈爾巴喬夫很是得意。曾長期擔任總書記助理的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沉醉于國內外尤其是西方輿論對其‘開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經常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的評價，這種東西有時他會讀上幾個小時，而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而大量的文件他還沒有看”。(37)

西方不僅給予戈爾巴喬夫精神鼓勵，而且還進行物質引誘，讓他分泌更多的“異質”新思維。據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在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萬美元”。(39)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伊·麥德維杰夫說：“我的一本厚書，在美國出版，得了幾千美元。但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300萬美元的稿酬。”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原主席弗·亞·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披露：“我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從幾個可靠的來源獲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并在蘇聯‘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44)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手里有一份名單，是出賣國家和黨的利益的人。當他把這份名單交給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說不要玩你們那些間諜的游戲。”

戈爾巴喬夫的態度使蘇聯安全部門當時無法對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員進行立案調查。

1989年上臺的美國總統布什加緊實施針對蘇聯的和平演變攻勢。他采取一項既支持戈爾巴喬夫又扶持政治反對派的上下結合的“雙軌政策”，積極培植和壯大蘇境內反共反蘇的力量。

在蘇聯國內，從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起，就開始出現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些人組成復雜，動因各異，但其中不少的確是親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對派;西方世界不斷以民主、自由、人權等為幌子，積極扶植他們。1970年、1975年西方把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分別獎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

1985年以前，由于蘇聯黨和政府防范較嚴，持不同政見者只是時斷時續地從事地下活動，在蘇聯國內政治影響并不大。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持不同政見者)利用蘇聯國內的困難，投機取巧，擴大自身的宣傳，并當成生意來.做。西方國家很快找到這部分人，向他們提供資金，供養他們，并把極個別的現象擴大為整個社會的問題。西方就是利用幾十個持不同政見者，向全世界宣傳蘇聯沒有言論自由。”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隨著超階級“新思維”的推行， 薩哈羅夫等持不同政見者的頭面人物相繼獲得了合法身份，公開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

很快，薩哈羅夫伙同葉利欽、波波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人不負西方厚望，逼迫蘇共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非正式組織”也在西方的支持下，向蘇共展開了瘋狂的奪權活動。

支持和利用蘇共內部的反叛勢力，借助他們打壓蘇共黨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傳統派”，使親西方的改革變得不可逆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說意義更為重大。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美駐蘇代辦喬治·凱南1947年就講：哪怕稍微削弱一下蘇共，蘇聯就會從一個強國變成一個弱得可憐的國家。打擊了蘇共的團結，就是對蘇聯最大的打擊;破壞了蘇共的統一，就是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就會使經濟和社會發生混亂。現在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西方)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計地分化、瓦解蘇共，讓蘇共從內部變得難以控制。他們為什么把主要矛頭對準蘇共？因為蘇共是團結領導全體蘇聯人的磐石，不摧垮這個磐石，他們目的就達不到。”

隨著蘇共黨內分歧日益嚴重，特別是隨著葉利欽在蘇聯政壇的迅速崛起，西方決定在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同時支持葉利欽。

1989年9月，已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的葉利欽訪問美國。美國政府儼然以一個獨立國家元首的極高規格接待他，不僅安排他到紐約等11個城市發表講話，而且還安排總統布什、國務卿貝克、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以及前總統卡特等眾多政要“親切”會見葉利欽。

心知肚明的葉利欽投桃報李。他在訪美期間大肆詆毀共產主義“是一張幸福的烏托邦支票”，盛贊資本主義“繁榮向上”。后來他由衷地感言：從那時起“我已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不再是一個共產黨人了”。(45)

西方還加大對蘇聯其他反對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養力度。這些人的影響和作用甚至延續至蘇聯解體以后。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西方大量培訓原蘇聯和東歐及中亞未來一代的領導人。比如自由派人物蓋達爾也是從那里學的。所有波羅的海國家領導人都在美國接受過培訓。而有些國家的總統是直接從美國派過來的。”

西方世界利用大眾傳媒，宣傳資產階級價值觀，詆毀和丑化蘇聯社會主義，削弱和對抗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心理戰、思想戰。

西方各國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功率的廣播電臺每天用6種語言“傳播國際以及蘇聯和東歐國內發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德意志電波電臺”每天甚至用40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這些大型電臺擔負著向蘇聯東歐國家灌輸西方意識形態的重任。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從杜勒斯時代起)他們所采取的一個行動，就是讓全世界人民知道，蘇聯不是取得二戰勝利的主要指揮者。蘇聯是干了很多暴行的國家。干了暴行的國家不值得尊敬，蘇聯領導人就不值得尊敬，比如說斯大林。”

而在“新思維”的引導下，蘇共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進攻進一步敞開了大門。

從1988年12月起，蘇聯停止對西方電臺的干擾，并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蘇聯境內基本上被外國的包括美國之音、自由電臺、德國之聲、日本NHK等外國電臺電視臺覆蓋了。西方的宣傳全面影響著蘇聯的社會和蘇聯的歷史。過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婭、馬特洛索夫等等。這些衛國戰爭中的英雄們都被抹黑。這是篡改歷史、歪曲歷史的開始”;“我們的領導人完全放任了來自西方的宣傳……基本上沒。有主動防御這些精神土的入侵。所有東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的。我們沒有能夠抵抗西方的文化。雖然我們俄羅斯有很多的文藝、文化、文學作品、電影，但都被邊緣化了”。

西方世界又利用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族際關系民主化”，挑撥蘇聯各民族之間關系，激化民族矛盾，推動蘇聯的解體。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A·加諾夫：“挑起民族事端，由頭就是挑動民族情緒，讓民族情緒在蘇聯極端膨脹，然后挑唆民族之間的關系，誘使他們紛爭不斷，為顛覆國家打下基礎。”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1987年的時候，他們使用手段制造了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領土爭端。亞美尼亞民族分裂主義者占領了阿塞拜疆的部分被認為歷史土就屬于他們的領土。這是蘇聯解體的開始。因為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這個統一國家的內部，突然有一個什么加盟共和國跳出來說：歷史土這就是我的土地，你應該還給我。局勢于是就變得越來越不穩。”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美國中央情寺局尋找了幾個突破口。從哪里開始呢？他們找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那里是阿塞拜疆人、亞美尼亞人兩種文化、兩種宗教一直有沖突有摩擦的地區。突然把那個地方引爆，事件就鬧大了。”

西方的挑唆、慫恿和干涉引燃了蘇聯民族問題的火藥桶。自1986年12月哈薩克共和國爆發阿拉木圖民族騷亂事件開始，蘇境內民族沖突如同多米諾骨牌般連鎖發生。

據不完全統計，僅1988年在全蘇170多個城市和地區，發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騷亂和沖突事件就達2600多次，參加者達1600多萬人，而其中60%的事件與民族問題有關。

西方開始把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作為解體蘇聯的突破口。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背景下加入蘇聯的。西方就此問題大做文章。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美國和西方從來沒有承認過波羅的海三國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他們認為三國是被(蘇聯)強行占領的。基于這樣的認識，西方支持這些國家首先跑出來鬧事。他們在這些加盟共和國花費的精力最多。”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煽動和支持下，波羅的海三國民族分裂勢力不斷掀起脫離蘇聯的獨立浪潮。從1987年開始，每年的8月23日，三國的民族分裂勢力都要挑動一些人舉行大規模的要求“獨立”的游行示威活動。1990年春， 當三國民族分裂勢力直接掌握政權后，就率先動手拆毀支撐蘇維埃聯盟大廈的柱梁。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列加諾夫：“還有一個神話，就是讓世界人民都相信居住在蘇聯國土的130多個民族，只要每個民族回到自己的故土，過著自己的生活，生活就能富裕起來。現在的結果是，蘇聯解體、各民族四分五裂后，(這些民族)非但沒有富裕起來，反而導致經濟、政治、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聯系全部中斷。由此產生的結果就像我們在高加索、吉爾吉斯、烏克蘭看到的那樣，都被搞垮，誰也幫不了誰。”

西方國家還利用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外推行“新思維”的有利時機，大搞“經濟戰”、“金融貨幣戰”，并通過“軍備競賽”進一步摧垮蘇聯的經濟。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操縱下，國際油價從1980年11月的每桶57.17美元，降到1986年8月每桶7.90美元。(46)“按照當時蘇聯石油出口規模，僅油價下降一項，蘇聯就損失幾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1985年9月，美國還聯合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開始美元對本國貨幣大幅度的有序貶值。1988年11月，日元兌美元比1985年2月升值111%。

石油價格暴跌與美元貶值使蘇聯的外匯收入銳減。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莫斯科因此獲取硬通貨的能力下降1/3或者更多。其結果是，嚴重削弱了蘇聯從西方進口設備、農產品和工業物資等能力。

在西方的操縱下，美元對盧布的大幅升值又加劇了蘇聯國內經濟的混亂和困難。

美國從80年代初發動針對蘇聯的新一輪軍備競賽，也使蘇聯不堪重負。從1986年到1990年，蘇聯軍費開支年均增長高達8%，幾乎是國民收入增長的兩倍，軍費總額曾達到國內生產總值1/4。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美國)所展開的星球大戰計劃讓蘇聯耗費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本來蘇聯應該投入到民用設施的一些資金，都投到了國防工業。這是蘇聯負擔不起的。”

打“經濟牌”和搞軍備競賽這兩手策略的運用，取得了超出預想的效果。

據蘇聯前外長別斯梅爾特內赫回憶：“對于蘇聯來說，我們已經感受到軍備競賽所帶來的壓力了。戈爾巴喬夫想把改革繼續進行下去， 而持續不斷的軍備競賽則對這些改革的前景構成了巨大的障礙。”(47)

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并不滿足于此，他們還利用蘇聯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以經濟援助為誘餌，誘壓兼施，逼迫蘇聯做出政治讓步。

從1990年起蘇聯經濟形勢日趨嚴重。為應付國內危機，戈爾巴喬夫主動向西方求援。西方國家乘機在開出“經援支票”的同時，附加了條件苛刻的“政治條款”。

1991年7月，西方乘戈爾巴喬夫希望同西方七國首腦會晤時，急需獲得一筆巨額貸款以解燃眉的時機，提高了政治要價。

最后達成的援助協議是：戈爾巴喬夫答應聯盟中央與加盟共和國實行分權，如果加盟共和國要求退出蘇聯，聯盟中央不動用武力;經濟上全面自由市場化，加速實現全面私有化;軍事上在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方面繼續讓步， 以滿足美國的要求。

“8.19”事件后，為避免蘇聯局勢失控，西方承諾在5年內籌措1500億美元援蘇資金，構筑所謂的“現代馬歇爾計劃”，并附帶了更為系統、具體的政治條件。但到1991年底，，西方見戈爾巴喬夫的大勢已去，這項看似龐大的援助計劃也就不了了;之。

據西方自己的統計，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西方國家答應援蘇的經濟承諾高達2300億美元，而實際到位的卻只有300—400億美元。

許多俄羅斯學者和原蘇聯領導人都認為，西方在軍事上經濟上對蘇聯的施壓也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一個主要的因素。蘇聯是被里應外合摧毀的。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認為：在西方的利誘威逼下，在蘇聯內部已逐漸形成一支強大的親西方的“代言人”的隊伍。(48)

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過：美國為瓦解蘇聯花費了幾萬億美元。可我認為，不光有美國人參與其中，還有一支隱藏在蘇聯內部的“第五縱隊”。這些人依靠美國人吃飯。人數雖然不多，但也正是他們打殘了蘇聯。(49)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第五縱隊’這股勢力是客觀存在的。他們的活動是經過幕后操縱者協調的，是代表西方利益的。為了使嘩五縱隊’和西方代言人發揮作用，那就要推行‘公開性’。借助‘公開性’，就可以歪曲蘇聯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的真相。這些歪曲歷史的事件都與‘第五縱隊’和‘代言人’有關。”

對于蘇聯內部的這支親西方的“第五縱隊”和“代言人”，原蘇聯克格勃將軍維亞切斯拉夫·希羅寧這樣評價：“在改革時期，所有這些精心策劃的、瘋狂的破壞活動接踵而來，這場規模大、耗資高的顛覆國家的運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工作人員毫不懷疑，這場運動只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根據我所掌握的事實，可以肯定地說，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發生的事件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心機構制定的‘肢解蘇聯’計劃中的一個環節和步驟。”(50)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時，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就詳細勾勒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的演變：“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了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51)

46年后蘇聯的亡黨亡國，證明美國當局完全做到了這一點。

蘇聯的對外政策從謀求與西方大國合作逐步走向屈從于美國及其盟國。

戈爾巴喬夫當政6年里，同美國總統會見了11次。在軍備控制、裁軍、削減導彈及核武器等問題上，完全迎合甚至為表“誠意”而更多更主動地滿足美方的要求;武器裝備實際投入大幅度削減也導致不能及時升級換代，結果留下的是嚴重的后患。

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披露道：“當我們開始削減中程和短程導彈，甚至剛剛開始為其做準備時，美國人便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幾乎深入到每個旅。我們只在美國的兩家導彈工廠和另外兩個地點派出自己的觀察員，而美國人卻向我們的117個基地派駐了觀察員!”(52)

在處理東歐國家局勢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也完全按照西方的眼色行事。對這些國家內的政治反對派猖狂進攻袖手旁觀甚至鼓勵縱容。

1991年7月1日，華沙條約組織正式解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這一軍事組織相對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但沒有相應解散，反而在冷戰后強化其軍事職能，成為當今美國為首酌西方大國欺凌弱國小國、推行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的工具。

應西方和所在國的要求，蘇聯毫無計劃、匆匆忙忙撤回駐外國的軍隊。在醉醺醺的葉利欽指揮下奏響的軍樂聲中，蘇聯軍隊滿面蒙羞地撤出在東德的軍事基地。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找到的對象就是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這些人。他們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政治素養和道德品質都很卑劣。就像原子彈三種物質一結合就形成爆炸一樣，他們使偉大的國家垮臺，經濟成就、社會成就喪失，干部隊伍癱瘓。對于全體人民來說，誰也沒有想到掌握權力的，是這么一些隨時出賣黨、出賣國家、出賣人民、出賣同盟者的人。當蘇聯共產黨和全體人民反省過來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第五集 改革為了誰

列寧指出：“要是一下于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公眾先生們!別相信空話，最好是看看對誰有利!”(53)

如何評價蘇聯亡黨亡國這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是一場歷史的大災難還是一次歷史的大進步？列寧的“對誰有利”這一認識問題的方法，依然為我們提供著觀察、剖析的銳利武器。

那么， 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所推行的改革對誰有利？所制定的路線與政策又在維護哪些人的利益呢？

2010年10月，當攝制組走在莫斯科列寧大街上，無意中發現了這家醒目的咖啡館——蘇聯咖啡館。

走進這家咖啡館，恍如回到久違的過去。這里的每一幅照片、每一張宣傳畫、每一張報紙、每一段音樂，無不訴說著那個早已逝去的國家。

CCCP咖啡館經理：“在莫斯科一共有5家叫‘蘇聯’的咖啡館。我們這家裝修是最好的。不光裝修最好，員工還來自15個加盟共和國。每個員工一個民族，15個國家15個員工。每個人都會做自己民族的菜，這樣一共有15道比較拿手的菜，所以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人都踴躍來到這里品嘗特色的家鄉菜。”

從上午10點開門，一直到午夜打烊，生意紅火，賓客絡繹不絕。人們伴著蘇聯時期的音樂載歌載舞，找尋著久遠的生活。蘇聯成為俄羅斯人民永遠也抹不去的記憶。

蘇聯對于他們意味著什么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什么是蘇聯？第—，是一個公正的政權，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政權。蘇聯時代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占60%，現在議會中—個也沒有。第二聯意味著經濟命脈掌握在國家手中。第三，蘇聯意味著免費的住房、醫療與教育。第四，蘇聯制度意味著沒有貧賤富貴之分，大家是平等的。沒有超富，也沒有貧窮和赤貧。”

俄羅斯高校聯合會副主席弗·米可納列夫：“蘇聯從很多方面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制度，有很多好的地方。蘇聯時期社會保障比較好，貧富之間沒有太大的差距，人們都相信有著美好的未來。在年輕的時候，人們都相信年紀大了有養老金。所有的退休金都是自己工資的60%—70%。吃的用的價格特別低，讓你有足夠的錢去購買。”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戈爾巴喬夫接手時，蘇聯是一個超級大國，有軍事上、政治土的優勢，在東歐、發展中國家有很大的影響。而難以想象的是，在他的領導下，這些優勢和影響卻一夜之間就消失了。那些認為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觀點，只是在為自己的罪行進行辯護。”

蘇聯亡黨亡國后，給廣大的蘇聯人民和俄羅斯人民帶來的是什么呢?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國悲劇>)中寫道：蘇聯解體“給俄羅斯造成巨大損失”，“蘇聯統一的經濟空間、國民經濟和科學遭到破壞，產生了近千萬的失業大軍”。(54)

社會主義制度被摧毀后的十年，俄羅斯沒有新建過一個電站，沒有建設過一個稍微像樣點的大工廠，卻有成千上萬的現代企業被關閉，被偷搶一空，整個國家全靠蘇聯時期的老底子過日子。

近些年來，由于世界石油等資源價格暴漲，世界軍火市場急遽擴張，俄羅斯經濟雖有所恢復，但財富與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民族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民族分裂，種族沖突，恐怖謀殺等暴力事件接連不斷。蘇聯解體使2000多萬俄羅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幾百萬人流離失所。90年代初期，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會和民族沖突就死亡60萬人，上百萬人背井離鄉。

俄羅斯黑手黨無法無天，犯罪猖獗。蘇聯劇變后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平均每5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害，平均每10萬人口有1000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比例。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俄羅斯每年縮減人口有80萬左右，俄國一些學者甚至強烈地感受到民族消亡的危機。近些年來，全俄平均預期壽命從70歲降到64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竟降到54歲。

莫斯科大學原副校長、社會學系主任多博林科夫說：“俄羅斯近年來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無法計量。實際上，所謂的改革使俄羅斯全面倒退了幾十年，而在精神方面的損失，則更是無法估量。”

改革違背人民意愿并產生嚴重惡果，是從戈爾巴喬夫根本改變蘇共的性質、動搖蘇共的領導地位開始的。全面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的蘇共徹底背叛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書科夫：“蘇共在改革之初就不能再充當領導黨和執政黨了。支部、區級組織、州級組織等地方黨組織，實際土被剝奪了參與制定改革政策的權利。所有的決策只在極小一部分人中作出。改革的領導者一方面在口頭上說全面民主化，而另一方面他們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沒有任何改變：反而更加專制。在這期間，蘇共中央在老百姓眼中也完全失去了權威性”

蘇共越來越游離于黨員和群眾的監督之外，不符合黨員條件的各種官僚腐敗分子、投機鉆營之徒混進黨內，興風作浪。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由于對要求入黨者審批的放寬，什么人都可以入黨，其結果就是懷著各種私利的人混入黨內。魚爛是先從頭上爛起的。從赫魯曉夫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黨的領導層就開始了腐爛。這些混進黨內并企圖不斷高升的人入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黨后，就意味著可以到非洲去狩獵，把自己的兒、孫子輩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產黨的蛻化變質和最終解體，實際上是在家庭這個最基礎的層面就發生了。”

在蘇共黨內甚至在高級領導層，不僅有蛻化變質分子，而且混入反共反社會王義的階級異己分子。

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書記尤·尤·葉爾馬拉維丘斯：“黨出現了分有真正的共產黨人，也有堅決反對共產黨的異己分子。后來，一些反共產黨的人退出共產黨，組織了其他的政黨。戈爾巴喬夫和他身邊的人干的不是共產黨人該干的事。這些人雖然掛著黨員的招牌，但骨子里卻是反對共產黨的。所以，黨到最后的滅亡是必然的。”

蘇聯共產黨是蘇聯人民長期信賴并以之為依靠的主心骨和領導力量，蘇共領導地位的喪失使蘇聯人民徹底失去維護自己利益的代表者，這就給掌握特權的階層謀取私利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也由此催生了一個新資產階級，它成為最終瓦解蘇共和蘇聯的階級基礎。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我們認為導致蘇聯解體基本上是主觀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上層領導人政治上的變質。他們主要為個人發家致富，想無限制地統治人民。他們后來都成了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他們就是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為代表的人，他們的財富是靠掠奪人民財富而來的。他們強烈渴望擁有私人財富，但當時蘇聯黨和人民是不允許的。”

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調查表明，在蘇聯高層干部隊伍中，76.7%的人已經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

而這些人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已不惜用瓦解蘇聯為代價。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種資本，在此前后，不時掀起瓦解蘇聯的一個又一個狂潮。

1990年4月出蘇聯。蘇最高蘇維埃通過法律，公然允許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

至1990年底，全蘇15個加盟共和國中有5個發表了獨立宣言，10個發表了主權宣言。

1991年3月17日，蘇聯就“是否贊成保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問題進行全民公決，參加投票的人.數為1.47億， 占有投票權公民的80%，結果顯示，有高達76.4%投票者堅決主張保留蘇聯。

這表明廣大蘇聯人民熱愛自己的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蘇聯各族人民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即便在社會急劇動蕩、人民生活遭受重創的時候，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也表達了維護祖國完整統一的心愿。

但全民公決后僅僅一個多月，戈爾巴喬夫就違背人民的意愿：撇開蘇共中央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直接與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九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在新奧加廖沃別墅開會討論新聯盟條約草案，準備將國名改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拋棄了反映聯盟國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字樣，并主張各加盟共和國實行各自的稅收制度，這就從法律上破壞了聯盟國家的統一，為分裂蘇聯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8月15日，戈爾巴喬夫公布了即將簽署的新聯盟條約正式文本的草案。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澍列茲尼奧夫：“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個總統，他是軟弱無能的，沒有任何政治遠見。他當時以為通過簽訂一個新的聯盟條約就可以拯救蘇聯，但此時已晚。從1990年開始，陸陸續續鬧獨立的活動在全蘇蔓延開來，規模越來越大。格魯吉亞、阿塞拜疆、波羅的海國家也都紛紛開始鬧獨立。在這種情勢下，運用武力阻止這些活動也十分困難。”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老百姓是反對蘇聯解體、贊成保留蘇聯的，可是‘精英階層’贊成蘇聯解體。我們看一看，當時各個共和國的領導人，(波羅的海的)、烏克蘭的、中亞各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他們都希望獨立。他們寧愿做農村里的老大，而不愿意在城市里當老二。”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當時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無論從工業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從經濟、工業化水平來看，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是聯盟國家的‘龍頭老大’。俄羅斯的反對派在肢解聯盟國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反對派里，最大的陰謀家是葉利欽。他當時要做的唯一大事就是肢解蘇聯，這樣他就能成為最大國家的總統。”

新聯盟條約本應經9月份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批準才能生效。而葉利欽卻認為無需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批準，堅持要在8月20日簽署。

就在新聯盟條約簽署的前一天，試圖挽救國家分裂的 “8·19”事件爆發，但很快以失敗而告終。這主要是由于事件領導者缺乏堅定正確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同時也由于戈爾巴喬夫耍弄的兩面派陰謀。1991年3月28日，戈爾巴喬夫主持的一個會議上決定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為阻止分裂國家的新聯盟條約的簽署，“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在8月18日特乘飛機面請正在海邊休假的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聽了他們的陳述后說道：“你們采取行動吧!”(55)但一當葉利欽掌控局勢，從休養地返回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竟推說毫不知情。

“8·19”事件失敗后， 以葉利欽為首的所謂“民主派”很快掌控了莫斯科的局勢，他們開始加速分裂國家的活動。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1991年是可怕的一年。蘇聯開始解體。全民公決前有近80%的人贊成保留蘇聯。我作為蘇聯人當時就宣布，我一定要捍衛蘇聯的存在。要終結蘇聯，我什么時候都不會同意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三個陰謀家，他們偷偷鉆到別洛韋日叢林，秘密簽訂了——個協議，蘇聯不久就終結了。”

謝列茲尼奧夫所說的“三陰謀家”就是：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

1991年12月7日，他們來到位于白俄羅斯別洛韋日國家公園深處的“維斯庫利”政府別墅，討論蘇聯的未來。

經過不到兩天的密謀，他們達成了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即“別洛韋日協定”。

蓋達爾毫不掩飾地回憶說：“如果有人想查清誰對《洛韋日協定》負有責任，我不想開脫自己，這份協議從頭至尾都是我一人寫的”。

協定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們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是蘇聯的創始國，簽署了1922年的聯盟條約。現在，我們將停止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的存在。”

就這樣，三個蘇聯地方政權領導人，三個曾經的蘇共黨員，違背全民公決的意愿，炮制了肢解蘇聯這個龐大國家的決定。

舒什克維奇的現場講話錄音：“我們三人聚在這里是為了阻止聯盟繼續走向崩潰。依據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力，我們簽署了關于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宣言。”

戈爾巴喬夫對別洛韋日密謀并非一無所知。葉利欽啟程赴白俄羅斯之前，已經向戈爾巴喬夫作了暗示，但戈爾巴喬夫并沒有表示反對。

當得知別洛韋日協定簽署的消息后，戈爾巴喬夫已明白他的總統寶座已經很不安穩了。但他此時考慮的不是采取措施反擊三個“斯拉夫漢子”摧毀蘇聯的行動，而是關心自己辭去總統后每個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和別墅等待遇。

1991年12月25日前一天是這樣記錄的。是蘇聯總統的最后一天。當時電視臺對此前一天是這樣記錄的。

解說：離傳統的圣誕節還有一天。克里姆林宮土空飄揚著兩面旗幟，一面是蘇聯的國旗，一面是代表俄羅斯的雙頭鷹國旗。盡管聯盟國家已被廢除，但總統的職務還沒有解除，人們都在等他自行離職。衛兵們還在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換崗儀式。

解說：雪天的列寧像顯得更為冷峻，像是在洞察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

(當時俄羅斯相關電視臺在街頭采訪各界的反映)

記者：“你怎么看待戈爾巴喬夫執政，他干得怎么樣？”

小伙子：“他是一個子就該退下去的人。他讓國家變窮了，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建立一個民主化程度更低的官僚體制。”

姑娘：“如果他能辭職，那是正確的，因為他沒有很好地履行他的職責。”

戴眼鏡中年人：“他干了這么多年，全國人民都不滿意，現在我們寄希望于葉利欽了。”

這一天，整個蘇聯出奇地平靜。這種平靜連戈爾巴喬夫也感到吃驚。此后，他在多種場合多次竭力地洗刷、開脫自己的罪責。

戈爾巴喬夫同期聲：“我感到很震驚的是，知識分子閉著嘴什么都不說，新聞媒體閉著嘴也什么都不說，大家什么都不說，各個共和國也什么都不說，也就是說這個聯盟國家誰都不需要了。人民是需要國家的，但是總得有人站出來表達人民的心聲吧。大家都不說話、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在這個聯盟國家我也沒有任何用處了。好像是我在為保留總統職位而奮斗。所發生的這一切都讓我感到很震驚，就像死一般的沉寂。”

然而大洋彼岸卻一片沸騰。在宣布辭職之前，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布什通了電話，依依話別。布什贊揚他“使蘇聯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而里根稱贊他的功績將“永垂史冊”。

蘇聯亡黨亡國，悲憤者與歡呼者竟如此涇渭分明。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從大量的材料看出，戈爾巴喬夫采取的方針，把我們引向懸崖，他公開從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變成埋葬共產主義的死敵。”

蘇聯解體后， 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接掌了俄羅斯聯邦的政權，他們成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不僅葉利欽、克拉夫丘克當上了國家總統，舒什克維奇任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而且有一半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在國家獨立后擔任總統。

來自俄羅斯科學院的一項權威調查顯示：俄羅斯新社會精英來自原蘇共的官僚，在最高領導層占到75%，政黨首領占57.2%，議會領導60.2%，政府部們74.3%，地方領導82.3%

另據美國學者的統計，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羅斯最大私人企業的所有者中，原先的黨政精英、企業和銀行的負責人及其家屬占了62%。

而據1998年10月俄羅斯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利西奇金估計：在改革中，所有“民主派”人士70萬至90萬人得到了好處，其中得到最大甜頭的不超過一兩千人。

私有化造成了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1998年，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這其中有大部分集中在200叫00個家族手中。他們大量廉價收購國有企業和銀行股權，迅速完成了資本集中和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形成了俄羅斯首批金融和工業寡頭。

在俄羅斯普通民眾眼里，寡頭就是腐敗的代名詞。七大寡頭掌握著俄羅斯經濟近50%的命脈，控制著俄羅斯的銀行業、新聞媒體、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并同俄羅斯的政權緊密結合起來。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現在看看我們各個領域。財政、金融和能源領域的這些大亨們，這些有名有姓的寡頭們，查看他們的經歷就會發現，他們大都是共產黨中高級領導人。比方說霍多爾科夫斯基。他們基本上不需要改變他們居住的地方，連上班的辦公室都不需要變更。”

這些擁有巨額財富的寡頭們呼風喚雨，曾幾何時左右著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大局。

七大寡頭之一別列佐夫斯基：“如果沒有政治支持，我們就無法保護我們的資產。俄羅斯最富的一幫人都知道，應該采取一些措施，為俄羅斯的未來負起責任。我們明白，葉利欽周圍的改革者們無法阻礙共產主義者的腳步，因此我們需要聚集起來共同合作，希望最終獲得政權。”

就是這位號稱“克里姆林宮教父”的人，在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糾合13名財閥聯名支持葉利欽。他們利用金錢和掌控的新聞媒體，組織大規模輿論宣傳，竭力阻止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當選。

別列佐夫斯基同期聲：“俄羅斯的電視不是娛樂，毫無疑問俄羅斯的電視是政治。如果不是電視，我們肯定不會贏得選舉。”

葉利欽競選成功后，別列佐夫斯基被任命為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負責車臣地區的石油運輸等工作。

而更多的時候，這些寡頭們幕后操縱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就連曾任俄羅斯副總理的蓋達爾也無可奈何地說：“在最厲害的時候，俄羅斯政府被7—10個商人左右，他們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撤換總理。”

那些靠改革發財的新貴被統稱為“新俄羅斯人”， 他們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他們是資本王義化改革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與燈紅酒綠一擲千金相對照的是，私有化使全體人民的共財富化為烏有，人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民族紛爭與沖突四起，暴力活動與犯罪猖獗，社會急劇動蕩。

民主派掌權后，俄羅斯人民是否享有所謂的“民主”呢？
1993年5月1日，數萬名群眾在十月廣場集會。他們不要打著勉強活著，要有尊嚴的活著”、“蘇維埃社會主義俄羅斯萬歲”、”一切權利歸蘇維埃”等標語，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

當人民起來，通過憲法及相關法律要求總統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時候，遭到的卻是無情的鎮壓。

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與葉利欽的較量日趨白熱化。1993年10月，民選總統竟然用坦克和大炮攻擊了議會大廈，“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美好的詞句和良好的愿望也被這隆隆炮聲擊得粉碎。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王席尼·伊膚日科夫：“1993年的時候，當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開始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時候，(總統)卻向那些提要求的人開了炮。自己的最高蘇維埃剛表示出不同的意見，就把他們轟了。”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在炮轟白宮前，還沒有被鐵欄桿圍起來的時候，人們可以自由進入。在廣場上的那些人，后來被機關槍沖鋒槍殺死了，誰也說不清楚當時死了多少人。”

據官方宣布，這場流血沖突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傷。媒體將其稱之為“十月事件”。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格·瓦·奧希波夫：“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議會第一次遭炮轟。就連拿破侖當時也沒有用武力解散議會，最多也只是把議員們從議會趕出來。葉利欽下令炮轟議會，可謂開了人類歷史之先河。“改革本應是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社會主義。從戈爾巴喬夫上臺，我們研究所就進行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年度調查。我們的調研報告連續出了18本。通過我們的調研，我們認定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所執行的改革路線都是反人民的。”

第六集 改革的領袖們

這是一位處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著名公墓——新圣女公墓，俄羅斯不同時代的眾多名人長眠于此。

赫魯曉夫是唯一安葬在這里的原蘇共最高領導人。由黑白大理石塊左右對壘而砌成的墓碑，象征著他被毀譽參半的一生。

距赫魯曉夫墓不遠，是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的墓。白藍紅石料雕琢而成的墓碑，仿佛一幅飄動的俄羅斯國旗。

從黑白人生的赫魯曉夫，到三色旗時代的葉利欽，濃縮了蘇聯的一段風云變幻而又曲折苦難的歷史。

1985年3月，當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最高領導人時，人民曾對他寄予厚望。

普希金語言學院教授德.尼.法捷耶夫：“我現在唯一記得比較清楚的是，那段時間(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國家領導人為什么—一個跟著一個死去。突然有一天上來一個年輕人，戈爾巴喬夫土臺了：我們認為好。年輕人可以帶來一些新的活力。”

然而僅僅過了六年零九個多月，蘇聯就遭遇亡黨滅國的悲劇命運。領導和推動蘇聯改革的是一群什么樣的領袖·他們在蘇聯演變和解體的過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無疑是領導蘇聯最后六年多改革的靈魂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對整個改革以及領導改革的蘇聯共產黨有著直接和決定性的影響。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1931年出生，國立莫斯科大學畢業，長期從事黨務工作。

縱觀戈爾巴喬夫的履歷，他可謂官運亨通，仕途順達。他39歲任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49歲當選政治局委員，54歲出任總書記。然而，這位年輕的領導人卻沒有給蘇聯和蘇聯人民帶來期盼已久的幸福與安寧。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隨便把改革歷史梳理一下就會發現，戈爾巴喬夫的任何一項政策都沒有落實到底，都是半途而廢。1983年、1984年他領導的農業領域的小改革也失敗了。大家看一下，改革一開始是實施加速發展戰略，接著是科技進步，然后是更多的民主，下一步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最后就是消滅社會主義。這些改革在干部隊伍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原立陶宛共產黨中央書記尤·尤·葉爾馬拉維丘斯：“爾巴喬夫這個人軟弱無能，他沒有什么果斷的意志，在他執政后不久，破壞國家的進程就開始了。這就像核爆炸和癌擴散，一丁點兒爆炸就會波及全國，一丁點兒癌細胞擴散就會危及全身。加上西方勢力的操縱，他更加變本加厲。再后來國家糧食供應緊張，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發生，等等。這些情況表明，他既不能管理國家，更不能拯救國家。”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尋塔連科：“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名義上是改革，實際上是一項破壞蘇聯、瓦解蘇聯的計劃。”

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引向災難的深淵，決不僅僅是因為他執政能力不強或個人素養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棄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戈爾巴喬夫說他人生的奮斗目標就是為了消滅共產主義，他不久前還這么說過。”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爾巴喬夫直到現在還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失去了發展的潛力，社會主義是不能進行改革的。他自己多次講過，他在兒童時期就不同意共產主義。他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變節者。”

戈爾巴喬夫以馬列主義有局限性、列寧根本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完整綱領為由，徹底否定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蘇聯解體后他公開聲明：“共產主義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俄國的悲劇，就在于馬克思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56)。他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產主義的影響從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榮幸。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你看看列寧作為領導人時，他什么時候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俄羅斯人從來沒有想過也根本不相信作為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能夠出賣共產黨。蘇聯共產黨70多年的執政，任何時候都不會想到共產黨總書記的背叛，人民也不忍心這么想，但傷心的時候已經晚了。

不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戈爾巴喬夫又信仰什么呢？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以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就本質來說“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57)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所謂的戈爾巴喬夫式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口號，他自己都沒有一個成形的概念。當時戈爾巴喬夫還提出這么一個口號，就是‘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這種提法很愚蠢，社會主義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多一些還是少一些的提法是胡說。所以當有人提出什么是更多一些的社會主義時，戈爾巴喬夫作為這個提法的倡導者， 自己都攤開雙手，不知道怎么回答。”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攻擊社會主義對人民的人道和民主，對國內外敵人的專政。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就是打著“人道”、“民主”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旗號把蘇聯偷換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政治嗅覺靈敏的美國政治家布熱津斯基早在1989年就點明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實質。他說：“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他還指出：“在克里姆林宮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的特別嚴重的危險在于瓦解世界共產主義共同的馬列主義理論”。有朝一日，蘇共將“喪失對社會的控制”，“蘇維埃聯盟隨時可能解體”。(58)

戈爾巴喬夫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發生根本轉變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產物，其思想政治淵源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

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時，25歲的戈爾巴喬夫剛參加工作不久。赫魯曉夫提出的錯誤理論，特別是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給正處在思想成長過程中的戈爾巴喬夫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接受俄羅斯燈塔電臺采訪時就坦白承認：我們是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蘇聯60年代的歷史對我們影響很大，年輕時我們是懷著對黨的信任和忠誠入黨的，但蘇共二十大以后，我們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59)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蘇聯解體不僅是從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的，而且還是從赫魯曉夫時期執行的反俄羅斯、反蘇聯的政策開始的。我們編寫的《蘇聯改革編年史》這本書所列舉的事實，反映出蘇聯受到120次打擊，記錄了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時期一些具體的材料和數據。”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我認為赫魯曉夫脫離馬列主義正確軌道不是從口頭上背離開始的，而是從實踐中悄悄開始的。他忘記了列寧這樣的忠告：社會主義政權、社會主義原則的勝利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倒退到反面，倒退到敵人的立場。”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書科夫：“20世紀在蘇共執政(的領導人中)，戈爾巴喬夫是最沒有頭腦、缺乏智慧、愚蠢和虛偽的領導人。而戈爾巴喬夫的親信和高官都是兩面派、雙面人，比如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在他們心里，蘇聯國家的利益決不處于首位。這兩位傾向西方的人對蘇聯解體都起了關鍵作用。”

2011年8月中旬，“8·19”事件20年后的前夕，戈爾巴喬夫接受英國《衛報》記者采訪，當被問及最后悔的事情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那就是我在試圖改革共產黨的道路上走的太久了。”他認為自己應該在1991年4月就辭職，并且建立一個民主改革黨，因為共產黨人阻礙所有必要的改革。(60)歷史學家們認為，這是戈氏首次公開承認他應該在1991年8月政變的前幾個月就退出共產黨;1995年出版的回憶錄里他沒有談及這一點。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生于1923年。20世紀50年代末期， 曾被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派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60年代初進入蘇共中央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擔任過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第一副部長。

1983年，在戈巴喬夫訪問加拿大期間，時任駐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極大賞識。兩年后，在戈爾巴喬夫的授意下，雅科夫列夫迅速高井，并很快奠定了他在戈爾巴喬夫智囊團中的首要地位。

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回憶說：“在美國學習的是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同時與他一起學習的還有后來當過蘇聯克格勃將軍的奧列格·卡盧金……雅可夫列夫和卡盧金在那時被策反了的，這就是第五縱隊的思想家。后來有一段時間克格勃開始調查雅科夫列夫，戈爾巴喬夫說：‘不能動雅科夫列夫!’這我清楚記得。”(61)

雅科夫列夫混跡于蘇共長達數十年，然而他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早就失去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他全盤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惡毒攻擊蘇聯共產黨和列寧、斯大林等黨的領袖。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組織理事會主席弗·伊·古謝夫：……雅科夫列夫加上他周圍的班底，都否定蘇聯歷史，否定蘇聯國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這些巨大成就在建設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破壞國家。整個90年代國家悲慘的狀況都是他們導致的。”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在到加拿大做大使之前，他(雅科夫列夫)一直宣稱自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堅定的列寧主義者，后來他卻成為社會主義的出賣者。”

1998年雅科夫列夫曾接受45肖息報》采訪。當時記者問他：您是共產黨培養的干部，有最高的職位，您怎樣把自己的職位和反共觀點結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蘇維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徑，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但是這是沒有什么前途的。這事應當從內部來進行。我們只有一條路——借助極權主義的黨的紀律從內部破壞極權主義制度。”(62)

相機而動，欺騙輿論，愚弄民眾，善于偽裝，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這就是雅科夫列夫的政治品行和人格。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雅科夫列夫在博得戈爾巴喬夫的信任后，戈爾巴喬夫就把很多的領域交給他主管。他給戈爾巴喬夫出的主意都是如何實行民主，他所炫耀的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在抑制蘇聯的發展。可他在表面上，還裝出了一副愛國的樣子。”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雅科夫列夫是個雙面人，掛在口頭土的馬克思主義詞句比戈爾巴喬夫還多，實際土他與西方聯系密切。他完全是一個雙面人，他對戈爾巴喬夫的影響極大。后來，他公開跳出來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反對蘇共，成為蘇聯制度的敵人。”

雷日科夫是這樣評價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他們是“—對兇狠的家伙”，“整個一生都在以虛偽的面目示人”。“他們一個是改革的‘設計師’，還有一個是改革的‘施工隊長’，無論在陰險的創意’上還是在創意的實行上，都是狼狽為奸，互為補充。直到蘇聯垮臺之后，黨被禁止活動，這兩個家伙才拋去假面具。正是黨給了他們成長的道路，而他們卻毀掉了黨。”

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的另一個主要幫手是謝瓦爾德納澤。

愛德華·阿姆夫羅西耶維奇·謝瓦爾德納澤，格魯吉亞人，1928年出生。60年代起從事黨務工作，靠吹捧從區黨委領導人逐步升任為格魯吉亞共和國第一把手。

謝瓦爾德納澤與戈爾巴喬夫青年時代就相識。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他利用這層關系很快得到提升。不僅當上政治局委員，還擔任了蘇聯外交部長，而他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

謝瓦爾德納澤善于看風使舵，左右逢源，在他那一頭銀絲般的白發下蘊藏著別人猜不透的老謀深算，被人們戲稱為“高加索銀狐”。他走上政壇后，經常張口共產主義，閉口馬列主義，而當戈爾巴喬夫主政后便馬上更換了另一副政治面孔。

1991年他回答法國電視臺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在一個時期里有過共產主義理想，并為實現這一理想進行過斗爭。后來我慢慢地意識到我堅信的東西是不可能實現的，必須改變這一現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對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制度已腐爛了，必須全部加以摧毀，并自上而下地進行徹底改造。

謝瓦爾德納澤竭力推動戈爾巴喬倡導的改革，參與所謂的“新思維”的制訂和執行。謝瓦爾德納澤因其堅定的親西方立場而被視為西方利益集團在原蘇共高層內部最可信賴的領導人之一。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謝瓦爾德納澤在蘇聯解體的過程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個人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為了抑制蘇聯的發展。美國需要他做什么，他就答應做什么。他所做的所有大事的最后結果都對國家很不利，而戈爾巴喬夫又很信任他。從德國輕易撤軍，這也是謝瓦爾德納澤說不清楚的一件事。”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東西德合并的時候，西德(原先答應)支付4000億美元，而戈爾巴喬夫和當時德國總理談的時候才要40億，僅為其百分之一。連德國人都極不理解，最后給加到80億。

西部軍團撤出后流離失所帳篷中。只好棲身在風雪曠野零下二三十度的帳篷中。

1990年10月1日，兩德正式宣布統一。德國政府為酬謝謝瓦爾德納澤在德國統一中做出的“重大貢獻”，特意在德國南部療養勝地巴登為他購買了一處價值1300萬美元的豪華別墅。

在瓦解蘇共、埋葬蘇聯的“領袖”中，葉利欽無疑是一位極特殊的重要人物。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如果說戈爾巴喬夫是把整個蘇共掩埋了，葉利欽所做的是把蘇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埋葬了。”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1931年出生，俄羅斯人。1961年加入蘇共，1976年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1981年當選蘇共中央委員。

為清除元老派格里申在莫斯科的影響，1985年11月，戈爾巴喬夫調任葉利欽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不久將其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987年10月，葉利欽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點名批評利加喬夫和政治局。葉利欽的公然挑戰遭到與會者的反擊。兩個星期后，葉利欽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被解除，后改任國家建委副主任。

葉利欽后來說，“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把我推到荒無人煙的偏僻角落里，也沒有把我發配到遙遠的異域他鄉。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寬恕我，憐憫我”，“我從來沒有把同他的斗爭作為自己的目標。不但如此，在諸多方面，我是跟著他亦步亦趨，去拆掉共產主義大廈的一磚一瓦。”(64)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縱觀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無論從早期沙皇時代還是到蘇聯時期，連續有兩個國家領袖級的破壞者的現象是不曾有的。可以這樣說，戈爾巴喬夫為蘇聯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準備了土壤，最終是葉利欽實現了。蘇聯解體后，這兩個人相互詆毀，一個說你把蘇聯埋葬了，另一個說是你把蘇共埋葬了。用我的話說，雖然他們互有不同，但完全是一路貨色。”

1987年蘇共中央十月全會是葉利欽公開反共的開始。從那之后，以激進民主派自居的葉利欽，在戈爾巴喬夫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配合下東山再起，聯合境內外反共反蘇的力量，瘋狂從事瓦解蘇共、分裂國家的活動。

莫斯科市民阿列克謝·別爾曼：“人們一開始對葉利欽的期望值很高，把他當成救星，當成上帝，但是他最后做的事情比戈爾巴喬夫更壞，大家對他很失望。不少人原以為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土帝，結果卻是只毛毛蟲。”

莫斯科市民亞歷山大·貢恰羅夫：“(葉利欽)這個人更糟糕。沒有什么意志，也沒有什么責任心，在俄羅斯的歷史土，沒起什么好作用，活像一個惡魔。”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書科夫：“蘇聯共產黨起初是布爾什維克黨，到了后來，它蛻化變成另外性質的黨。蘇聯解體的主要責任應由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承擔。”

改革的領袖們導致蘇聯亡黨亡國，他們不僅給黨、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而且也把自己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2011年3月30日，西方相關部門和人士在英國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為戈爾巴喬夫這位結束冷戰的“功臣”舉辦了盛大的生日慶典。戈爾巴喬夫也陶醉于“改革家”、“自由熱愛者”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虛幻光榮之中。但在鄂木斯克州的一個公開場合，戈爾巴喬夫曾被29歲的烏柳科夫猛擊了一拳。這個小伙子說：‘‘我想打這個人一記耳光，以懲罰他對國家所做過的事。”(65)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的一次集會上發表講演時，也曾被一名男子當頭潑了一杯水。潑水者說：“前總統背叛國家、背叛黨，對蘇聯解體負有直接責任。”。(66)

2005年10月18日，雅科夫列夫在飽受病痛折磨后去世，終年81歲。西方和俄自由派人士對雅科夫列夫的一生大加贊譽，但俄羅斯多數民眾認為他是“毀滅國家和黨的可恥叛徒”。

1992年，謝瓦爾德納澤從莫斯科回到已獨立的格魯吉亞。在1995年11月和2000年4月他兩次當選總統。幾年后，美國支持受過美國和西方“良好”教育的更加親美和親西方“精英’’薩卡什維利等人發動“玫瑰革命”，推翻了謝瓦爾德納澤。謝瓦爾德納澤十分無奈地抱怨說：“我是美國政策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么事？”69

2007年4月23日，葉利欽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6歲。此時的民意調查表明，從尼古拉二世以來20世紀俄羅斯所有領導人當中，對葉利欽的評價最差，甚至排在戈爾巴喬夫之后。愿意生活在葉利欽時代的人只有1%。(68)

蘇聯亡黨亡國整整二十年來，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無時無刻不在反思。

本片對俄羅斯各階層人士的反思在其它各集中已經作了反映。但從一定意義上講，最具說服力的還是那些當年“持不同政見者”的悔恨。

本片開頭提到的以堅決反共著稱的著名作家馬克西莫夫在生前發表的最后一次談話中再次表示懺悔：“我曾以為(共產主義思想)是妨礙俄羅斯發展、妨礙她成為偉大強國的惟一重負。這是我巨大的悲劇性錯誤。我到了老年深為此感到悔恨。”(69)

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對斯大林及蘇聯進行無情批判、20世紀30年代還曾是暗殺斯大林小組成員的作家和學者季諾維耶夫，在目睹了蘇維埃制度覆滅后俄羅斯的混亂局面后，感到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蘇聯劇變六七年后即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大林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20世紀是“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考慮到具體歷史條件，考慮到人員等情況，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動的。環境本身迫使他們采取那樣的行動。”(70)

當年反共反社會主義十分堅決的《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1994年從美國回到國內后，盡管其政治態度有時有所反復，但他從西伯利亞乘火車返回莫斯科，當在沿途看到俄羅斯一片敗落的景象時，也曾十分痛苦地說：“我害了俄羅斯祖國”。1996年，他即發表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小說通過描寫斯大林去世前后的境況，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取得的巨大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說中直面高呼：俄羅斯“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么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71)

就連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2000年12月31日的電視辭職講話中也明確表示：“今天對我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我想稍微多談一點與平時不同的心里話。我想請求你們原諒，我們許多理想都沒有實現。我們曾認為容易的事，做起來卻十分艱難。請原諒我，那些認為我們會輕易地從灰色、停滯、極權的過去一下于躍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來的人的希望沒有實現”;“我也曾認為一切會一蹴而就，在這一點上我太幼稚了……許多人在這艱難的時期受到了震蕩，你們每個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痛楚，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真心希望人民能夠生活得輕松一些，好一些，我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任務。”(72)

2006年2月28日，有著慘痛亡黨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說“我深深體會到， 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73)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堅決反對那種以為時代、階級的代表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決定歷史的唯心主義觀點，但同時也承認那些時代、階級的代表人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在特定條件下和一段時日內往往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梳理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歷史，有這樣一條十分清晰的邏輯脈絡：即蘇共黨內逐漸形成了脫離、背離和最終背叛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權階層和像戈爾巴喬夫等人這樣的代表人物。這些領袖人物喪失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主張放棄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全盤照搬西方的理論和制度模式，最終導致蘇共74年執政地位的喪失，其結果只能是經濟嚴重下滑，政治動蕩不已，意識形態領域混亂不堪，精神消極頹廢，社會矛盾疊出，人民群眾遭殃。

從世界“冷戰”歷史角度看，西方世界“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亡黨亡國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蘇聯亡黨亡國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和平演變戰略這一外因，是通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些代理人的內因而起作用的。

在俄羅斯采訪的日子，我們聽到不少俄羅斯人對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無比自豪，同時也對中國寄托著殷切的期望。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我想給中國朋友說這么一句話，就是中國領導層和中國人民要思考蘇聯解體的原因和蘇共衰亡的教訓，因為只有充分總結這些教訓，中國人民才能夠穩妥地建設自己的國家。”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我想再次強調中國成功改革的經驗說明，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保持政治穩定的環境下去實現經濟方面的改革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政治體制方面的確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解決和完善，但前提是保證社會的穩定。”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希望中國避免出現俄羅斯的問題。中國只有避免出現這一問題，才能強大起來。中俄兩國應該加強合作。”

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人類進步事業在曲折中頑強前行，在低潮中艱難復興。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類的歷史發展進程不可逆轉，社會主義必將在曲折與苦難中迎來一個又一個絢麗多姿、無比輝煌的春天。

注釋：

(1)[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頁。

(2)葉利欽：新俄羅斯之父http：//viewnews.qq.coI山U20070424/000009.htn，

(3)俄羅斯總統網站2005年4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2005年國情咨文》

(4)http://baike.baidu.com/view/15238.htm。

(5)[美]茲比格紐·不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54頁。

(6)1994年3月29日《真理報》

(7 )日本《朝日新聞》2011年12月27日社論：《沒有民主就沒有穩定》

(8)參見“SIGLO XX：Breve HISTORIA SOCIOECONOMICAYPOLITICA DE UBA." 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tia_de_cuba.pdf

(9)參見孟慶義、劉蕾：《朝鮮真實的經濟狀況》，烏有之鄉網站2007年11月6日。

(10)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11)[俄羅斯] 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82頁、第183頁。

(12)參見王正泉、姚謂玉等編：<<蘇聯演變紀事(1985.3—1991.1)》，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第12頁。

(13)參見[美國]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

(14)參見[澳大利亞]科伊喬·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改革年代：蘇聯東歐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頁。

(15) 堯凌珊：《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文件和評論》，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頁。

(16)《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頁。

(17)[美國]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頁。

(18)《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全譯本)》，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頁。

(19)米·謝·戈爾巴喬夫：《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變革》，新華社《參考資料》1989年12月14日，第65頁

(20)辛華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5頁。

(21) 《蘇聯問題資料》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494頁。

(22) 《俄華對照蘇聯憲法(根本法)》，五十年代出版社1949年印行，第61頁。

(23)[美國]威廉·奧多姆：《蘇聯軍隊是怎樣崩潰的》，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24)[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動蕩的十年》，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頁。

(25)戈爾巴喬夫1989年2月15日在會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工人代表的講話，參見王正泉、姚謂玉等編：《蘇聯演變紀事(1985.3—1991.1)》，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第93頁。

(26)參見[美國]大衛·科茲等著：《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頁。

(27) 吳敏杰：《都是邱拜斯惹的禍!》，載《外灘畫報》2005年6月9日。

(28)[英國]阿爾卡季·奧斯特羅夫斯基：《歷史是否將原諒他·——餓羅斯寡頭之父阿納托利·丘拜斯》，原載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11月13日，參見《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5年第6期，第70頁。

(29)參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378頁。

(30)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

(31)轉引自馬巖：《意識形態與蘇聯解體》，載《馬克思王義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頁。

(32)參見[蘇聯]《莫斯科晚報》，1987年8月17日。

(33)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支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93頁。

(34)[美國]彼得·施瓦茨：《勝利——美國政府瓦解蘇聯的秘密戰略》，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12頁。

(35)[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10頁。

(36)[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10頁-11頁

(37)[俄羅斯]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頁。

(38)[俄羅斯]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版第1卷第317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頁。

(41)《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頁。

(42)[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43)[蘇聯]米·謝·戈爾巴喬夫：《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參見中央編譯局國際發展與合作研究所編譯：《未來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勃蘭特等著)，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

(44)原文出自1993年2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回憶錄嵌災難的使者》。轉引自張捷：《雅科夫列夫其人和他對蘇聯解體所起的作用0，載《當代思潮掙1996年第5期，第57頁。張捷在該文中還透露：1995年12月21日，一批曾在國外情報部門工作過的情報人員在發俄羅斯真理報》上發表致雅科夫列夫的公開信，宣布他們手中握有雅科夫列夫進行叛國活動的可靠證據，準備到法院去控告他。公開信說：雅科夫列夫”根據美國人的指揮棒從內部，而且不是從別的什么地方，而是從政治局內部破壞蘇維埃制度“。1996年4月，墳俄羅斯真理報為再次發表了克留奇科夫的回憶錄中有關雅科夫列夫間諜嫌疑的片段。

(45)[俄羅斯]鮑里斯·葉利欽：《總統筆記》，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頁。

(46)李長久：《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披露：美國是如何搞跨蘇聯的》，載《瞭望新聞周刊》2001年第25期，第58頁。

(47)李長久：《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披露：美國是如何搞跨蘇聯的》，載《瞭望新聞周刊》2001年第25期，第58頁。

(48)[俄羅斯]羅伊·麥德韋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頁。

(49)參見2010年4月20日俄羅斯《獨立報》，原標題為《亞佐夫：“蘇聯是從內從外有意識地被摧毀的——蘇聯元帥堅信是第五縱隊將國家引向絕路”》

(50)[俄羅斯]羅伊凌德韋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頁。

(51)[俄羅斯]尼·伊·臂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

(52)譯自2008年9月24日《俄羅斯報為，原文為記者亞薩爾金對亞佐夫的訪談。原文標題為《亞佐夫：戈爾巴喬夫在當總書記之前就背叛了蘇聯·》

(53)《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頁。

(54)[俄羅斯]尼·伊膚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374頁。

(55)《盧基揚諾夫：這曾是拯救蘇聯的絕望一博》，載俄羅斯《獨立報》2010年5月18日。

(56)[俄羅斯]戈爾巴喬夫、[日本]池田大作：《20世紀的精神教訓》(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頁。

(57)譯自2010年4月6日俄羅斯《獨立報·政治專刊》，原文標題為《戈爾巴喬夫：我不推卸責任》。

(58)[美國]茲·布熱津斯基：《大失敗一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76—77頁。

(59)參見吳恩遠：《再論俄羅斯反思歷史、重評斯大林思潮》，《世界歷史》2006年第2期

(60)原標題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我應該更早些放棄共產黨》》，原載英國《衛報》2011年8月16日。

(61)2010年4月20日俄羅斯《獨立報》，原標題為《亞佐夫：‘博聯是從內從外有意識地被摧毀的--蘇聯元帥堅信是第五縱隊將國家引向絕路”》。

(62)參見[俄羅斯]《消息報》1998年6月17日。

(63)[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動蕩的十年》，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314頁。

(64)[俄羅斯]鮑里斯·葉利欽：<總統筆記》，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頁。

(65)轉引自李光：《戈爾巴喬夫退休生活》，載《鳳凰周刊》2011年14期。

(66)《莫斯科集會時被潑水戈爾巴喬夫：這不是第一次》。

(67)《別了，謝瓦爾德納澤》

(68)《蘇聯人為何"不珍惜”蘇聯>，載<報刊文摘》2008年11月3日，第A02版，

(69)參見[俄羅斯]《真理報》1995年3月29日

(70)參見俄羅斯《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11月22日

(71)參見[俄羅斯]《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頁。

(72)葉利欽辭職講話，http：//www.people.com.cn/item/yeliq/123113

(73)“戈爾巴喬夫稱‘民主化，是慘痛失誤”，htttp：//www.gobalvie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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