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解體與美國政府的秘密戰略　　 　　

     “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　　

    　　近來美國出版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透露了美國政府曾采取攻心為上的軟戰爭策略，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誘導了前蘇聯的制度解體。鑒于這一新披露的歷史教訓，我們應對前蘇聯劇變的原因重新進行反思。許多人將前蘇聯垮臺的原因歸于計劃經濟的僵化，這種觀點有道理但卻是不夠全面的。盡管前蘇聯、東歐的工業化起步較晚，發展水平的確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發展速度卻遠遠高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俄國曾是歐洲非常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日俄戰爭中無論海戰、陸戰均被日本打得一敗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蘇聯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戰時期，前蘇聯的坦克、飛機在數量和質量上均領先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東北的戰爭中日本已顯得不堪一擊。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專家保羅·肯尼迪，曾撰寫《大國的興衰——沒有永恒的霸權》一書，提到以１９１３年的工業生產為基數，到第二次大戰前的１９３８年，前蘇聯的工業增長速度比較美國快數倍，確保了擁有強大工業實力對抗德國侵略。盡管前蘇聯曾在二戰中蒙受了巨大損失，美國因本土未受到戰火的波及，工業科技實力進而大大增強，但是，前蘇聯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并縮小了同美國的差距，８０年代許多工業品生產甚至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成為能夠同美國抗衡的惟一超級大國，特別是軍事力量無論在常規軍備和核導彈方面，強大到足以對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國。實際上，二戰后美國的國際戰略家早已深知，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優越性，單純依靠美國的力量難以遏制其擴張趨勢。正因如此，美國才改變了將德國、日本變成農業國的初衷，通過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西歐、日本和臺灣、南韓。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愛德華曾指出，美國的對外援助總額的８０％，提供給了社會主義世界的周圍國家和地區。　　

    　　同西歐、北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前蘇聯、東歐的經濟仍然相對落后，無論在工業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是，二戰以來前蘇聯、東歐仍實現了較快的經濟發展，如５０年代前蘇聯的國民收入和許多主要工業品產量僅為美國的１／３，到了８０年代，前蘇聯的國民收入上升到美國的６７％，工業生產上升到美國的８０％，鋼鐵、石油、化肥、水泥的產量甚至超過了美國。在就業水平和社會分配方面，前蘇聯、東歐經濟顯示出相當的優越性，長期以來基本上不存在失業現象，相當多的部門還面臨著勞動力的短缺，社會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　　

    　　美國的國際戰略專家布熱金斯基認為，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洲際導彈和核潛艇，但是，無法生產出充足的“黃油面包”，從而導致了失敗的結局。實際上，布熱金斯基曾經擔任政府的國家安全秘書，深知這正是美國瓦解前蘇聯制度的秘密戰略。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劃瓦解前蘇聯制度的內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歷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重點放在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國政府一直大力推進核軍備競賽，蓄意利用前蘇聯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發展軍事工業以消耗經濟實力。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設法壓低石油價格以耗盡前蘇聯的外匯來源，迫使其陷入經濟困境進而瓦解對自身制度的信心。盡管美國憑借其經濟軍事實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夠從世界各地廉價獲得大量的資源，但是，美國仍然為其秘密戰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８０年代國債從７０００億猛增至３萬億美元。令人遺憾的是，前蘇聯政府沒有識破美國的秘密戰略，否則，經濟陷入破產的可能不是前蘇聯而是美國。　　

    　　前蘇聯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失誤，就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此消耗了過多的寶貴資源和科技力量，６０年代曾一度有所調整，但是，未能根本改變農業、輕工業落后的局面，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僅僅以此解釋前蘇聯失敗的原因，則過于簡單化了，因為，前蘇聯在鋼鐵、航天和軍工方面的成就，畢竟反映了相當的經濟實力，沒有理由認為一個國家能夠發射數千個衛星，但卻無法生產相對簡單的輕工消費品。事實上，前蘇聯的農業、輕工業雖然比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費品還是有充分的供應，小轎車等耐用品以及郊區別墅的擁有率也很高，匈牙利６０年代實行改革并改變發展戰略后，出現了消費品市場的繁榮，農業生產率接近西歐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雖然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業和較完善的社會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數的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許多貧富懸殊的拉丁美洲國家。盡管許多拉美國家的眾多人民處于極度貧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數十萬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社會動亂和武裝斗爭此起彼伏，但是，美國從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需要出發，強迫這些國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顧由此引起廣大人民貧困狀況惡化，從來沒有認為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國的許多學者認為，前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的原因在于沒有進行體制改革。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的確，前蘇聯在發展重工業和備戰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但是，隨著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體制僵化越來越限制了生產率進步，大大限制了社會主義發揮的應有經濟潛力。但是，這種說法仍然是不夠全面的，事實上，前蘇聯、東歐國家早在６０年代就開始試嘗經濟改革，如前蘇聯實行了更加重視利潤指標和物質獎勵的作法，匈牙利從１９６８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計劃，采取重視農業、輕工業的發展戰略，這些改革曾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緩解了體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們對歷史事實不采取簡單的態度，而是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就會發現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前蘇聯、東歐的“劇變”不是發生在體制僵化或謹慎改革時期，而恰恰是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大膽推行政治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年代。由于前蘇聯長期片面強調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消耗了過多的資源。８０年代以來，其經濟發展速度漸趨緩慢，里根政府推行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進行核恫嚇，逼迫前蘇聯進行軍備競爭，壓低油價，枯竭外匯來源，造成很大困難。戈爾巴喬夫沒有察覺到美國的險惡用心，也沒有深入分析導致經濟困難的原因，將經濟增速趨緩全部歸罪于自身的經濟制度，恰好誤入了西方動搖其制度信心的戰略陷阱。其實，當時前蘇聯面臨的美國制造的核恫嚇和經濟困難，遠遠不及二戰后初期遍地戰爭創傷的時期，戈爾巴喬夫善良有余而未經風浪，老練不足，誤入美國攻心戰陷阱導致了前蘇聯崩潰。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詳細記載了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為了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巧妙發動的政治、經濟、心理、外交、軍事等方面攻勢。　　

    　　美國策劃的“軟戰爭”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開始發動了“攻心戰”的第二階段，通過新聞媒介大肆贊揚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８０年代后期資助了一大批前蘇聯知識分子，前來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和理論。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關鍵時期，美國秘密戰略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都通過各種形式，積極介入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如培養蓋達爾、丘拜斯等年輕經濟學家，指使索羅斯贊助和參與制訂“五百天計劃”，推薦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壞性的改革藥方，國際貨幣基金通過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規定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薩克斯前往指導俄羅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億美元洗錢案的主角之一，俄羅斯駐國際貨幣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蘇聯時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會精心培訓，同西方上層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聯系，后來同蓋達爾等人一樣被安插擔任了要職。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推行改革時期，美國曾用所謂規范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藥方，蓄意誤導俄羅斯走上自殺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羅斯遭遇的巨大社會災難。　　

    　　其實，戈爾巴喬夫曾經面臨著許多的改革選擇，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蘇聯，但是，卻被美國精心誘導走上了毀滅之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嘗試類似中國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如加強激勵機制、企業擴權和租賃制等等，但是，隨著西方精心灌輸的規范化改革藥方流傳，人們心氣浮躁地很快被誤入了改革歧途。前蘇聯經濟學家缺乏對市場經濟的了解，于是輕信了來自西方權威專家的改革建議，否則他們不會發明出成套的規范理論和改革藥方，輕率地放棄許多符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措施。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時期，幾乎所有導致災難性后果的改革政策，雖然都曾經由本土的經濟學家所積極倡導，但實際上都來自美國精心配制的害人藥方。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著說“前蘇聯垮臺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書中透露，關于前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還毫不掩飾地寫到，“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癥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彼得·施瓦茨的話如此露骨，倘若我們仍然麻木不仁、無動于衷，就難免哪一天也吃錯藥重蹈前蘇聯覆轍。　　

    　　經歷了多年的曲折轉軌過程，一些東歐經濟學家前不久指出，獨聯體、東歐國家實行“休克療法”遭受失敗帶來的重要啟示是，應努力避免受到代表西方政治經濟利益的某些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特別是應防止陷入了五個經濟理論的誤區。　　

    　　第一個經濟理論陷阱，是過渡越徹底，社會代價就越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經許諾，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越徹底，持續的時間越短，所付出的社會代價就越小，東歐國家會在數月或一年內跨入市場經濟，數年內趕上西方發達國家。不幸的是，一些獨聯體、東歐國家已經“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仍深陷經濟蕭條，保加利亞五年來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４０％～５０％，失業率保持在１６％～２０％，貧困率仍高達８５％～９０％，經受了保歷史上的最大災難。一位保加利亞前民主積極分子痛心地說，“在共產黨垮臺以前，我和許多人一樣，認為共產黨政府有關美國的一切說法和警告，純屬欺騙和宣傳。從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我是一個支持民主的積極分子。我們的陷落，是因為我們受到了民主和開放的引誘。那些老人、婦女搜尋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見了心痛欲碎１０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當初這一切都沒有發生”。１９９９年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市，數千名工人舉行了抗議示威游行，打出了這樣的口號：“回來吧，齊奧塞斯庫同志，我們愿意與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戲劇性的是當年也在這座城市，爆發了誘發社會劇變的動蕩，后來有報道說是西方特工機構操縱的。　　

    　　第二個經濟理論陷阱，是付出代價后，很快會得到補償。經濟理論家向人民宣揚這樣的觀點，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會保障的消失，就會迎來經濟繁榮和現代化。但事實上，許多國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陣痛，而是長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價，而是經濟的長期發展方向。的確，國民經濟遲早會從衰退轉入復蘇，一些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和愛沙尼亞，經歷了三四年的嚴重衰退后，逐漸開始了經濟復蘇，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緒變得比衰退時期還要強烈，因為他們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增長中，幾乎得不到多少好處，許多人的實際收入仍在下降。據《華爾街日報》刊登《中東歐經濟評論》１９９７年５月號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告，１９９６年匈牙利僅有６％的人口收入增長，７２％的人口收入下降，２１％的人口收入保持不變；波蘭僅有２０％的人口收入增長，３７％的人口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收入大體沒有變化。盡管西方報刊將波蘭視為“改革楷模”，宣揚靠引進外國投資培育了新中產階級，但是，占７０％多的大多數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屬于類似拉丁美洲的兩極分化型經濟增長。　　

    　　第三個經濟理論陷阱，是所有社會成員同樣承擔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痛苦。東歐人民認為那些付出艱苦努力創造財富的人應該致富，但實際上，在大多數人陷入貧困的同時，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間成了百萬富翁，改革的成果“僅僅是將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這種情形同許多拉美國家實行自由化改革的惡果如出一轍。原來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為西方國家采取了“對上鉤的魚不必多給食餌”的態度，以前給予大量援助的許諾并未兌現。　　

    　　第四個經濟理論陷阱，是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社會就可以實現均富。許多國家推行大規模私有化的結果，并沒有像理論家宣傳的那樣產生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而是導致大多數居民的實際收入銳減，失業人數猛增，老弱病殘陷入赤貧的地獄。理論家認為私有化企業提高了效率，通過增加稅收可以實現再分配，達到比原來更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但事實上，私有化企業并沒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計逃避稅收，如葉利欽政府面對巨額財政赤字，根本無力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甚至無法給現有職工和軍隊發工資，為了贏得１９９６年總統選舉，強迫中央銀行動用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拉攏人心，卻加速了１９９８年爆發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　　

    　　第五個經濟理論陷阱，是產權一變更，就會提高經營效率。臺灣、南朝鮮二戰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近年來東歐國家的土地改革，則是剝奪農民的土地，將其歸還給地主。例如，保加利亞曾有很高的農業生產率，農產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產下降了一半，變成了農產品進口國。西方國家一般是將效益不佳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東歐國家私有化的對象是任何國有企業，包括大批盈利的國有企業，許多國有企業在劇烈的產權變更中，反而陷入了嚴重的虧損，私有化從一種經濟手段變成了經濟目的，甚至不惜破壞生產力發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僅僅是西方跨國公司和本國的新生貴族階層。　　

    　　法國《費加羅雜志》于１９９９年７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蘇聯的不同政見者的談話。２０年前這位前蘇聯作家季諾維也夫，曾因反對當局而被驅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諾維也夫感到悲傷的是，盡管他反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實現了，但是他看到俄羅斯也隨之被毀滅了。季諾維也夫回答法國記者說，“我過去離開的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強大的大國，現在重新見到的卻是一個被打敗了的、破敗的國家。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崩潰并不是由于國內的原因，這乃是西方歷史上取得的最大的勝利”。他還說，“俄羅斯的災難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劃的。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由于我知道內情。我看過一些文件和材料，參與過一些準備引導俄羅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動。我對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無法生活在那個要消滅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的陣營里了”。　　

    　　（摘自《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美國隱蔽經濟戰與改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