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個文化公園的偏僻一角，堆放著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領導人的塑像。這些塑像不僅殘破不全、傷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上了年紀的莫斯科人都知道，這些雕塑曾佇立在莫斯科各個環境優美、行人如織的地方。它們曾是眾人景仰的歷史豐碑，曾是蘇聯共產黨的無比驕傲。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蘇聯全國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蘇聯歷史的狂潮中，這些塑像連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功績與人格，遭到瘋狂的攻擊和嘲弄。

　　這是戈爾巴喬夫倡導所謂“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引發的一個嚴重惡果。

　　所謂“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久確立并推動的一項重要改革方針。1986年2月，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積極謀劃下，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謂“公開性”的問題。列寧當年使用過“公開性”一詞，其原意是把黨和政府的工作對人民群眾公開，聽取群眾意見，改進黨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列寧同時強調“公開性”不是無限的、無原則的。

　　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公開性”在“讓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口號掩護下，變成專門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和“消極現象”甚至是歪曲與偽造歷史的工具，變成從根本上動搖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突破口。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說：“‘公開性’在黨內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來‘公開性’是為了讓人民獲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眾傳媒完全放開以后，所有的報道沒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公開性’使大眾媒體成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響自蘇聯解體后一直持續至今。”

　　為加強對所謂“公開性”工作的組織領導，戈爾巴喬夫專門選調雅科夫列夫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又先后擢升他為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工作。雅科夫列夫隨即對蘇聯主要報刊和新聞媒體的領導班子進行大幅度的調整，排斥堅持原則、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的共產黨人，并把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親信安排在各個重要領導崗位上，從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輿論界的領導權。首當其沖的是蘇共中央最重要理論刊物《共產黨人》。主編馬克思主義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取代他的是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他夫人賴莎的好友、帶有自由化傾向的弗羅洛夫。1986年6月，《星火》雜志主編由雅科夫列夫挑選的政治上的兩面派—— 科羅季奇接任。此后，該刊物就成為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鋒。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組織執行主席弗·伊·古謝夫說：“科羅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他接任《星火》畫報主編后，發表了很多陰陽怪氣的政論文章。后來，大凡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人都認為，《星火》畫報是完全為西方資產階級服務的一本雜志。”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預和影響下，《真理報》、《莫斯科新聞》、《消息報》、《文學報》、《共青團真理報》等中央報刊主編遭撤換，10種主要大型文學雜志中有7種雜志的主編被更換。一大批主張西化的編輯記者被起用。這些報刊很快成為自由派的宣傳工具，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一批過去被禁止的反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和電影紛紛被解除了封印。1986年底，專門用歪曲手法描寫斯大林時期所謂“陰暗面”的小說《新任命》解禁出版。1987年，歪曲斯大林時期的黨內斗爭，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雷巴科夫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公開面世。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歐亞作家協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說：“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產黨員。推行‘公開性’后，他捕捉到時代已開始發生了變化，即決定自己也要跟著變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臺。在那個時期只要能寫幾筆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作品引起了轟動，內容既有紀實材料，更有藝術虛構，還引進了愛情故事，但本質上是給斯大林臉上抹黑。在那個時候，誰先沖上去，誰首先反對斯大林，誰就是英雄。”1986年12月，格魯吉亞影片《懺悔》公開放映。這部片子是在時任格魯吉亞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的支持下拍攝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擊斯大林時期所謂的“獨裁制度”。雅科夫列夫說，《懺悔》的公映是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

　　俄羅斯作家聯盟莫斯科市組織理事會主席、歐亞作家協會主席弗·格·博亞里諾夫說：“‘公開性’使很多人頭腦發熱，那些持不同政見者都跳了出來。他們利用這個時機，接二連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這些作品對蘇聯亡黨亡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戈爾巴喬夫后來承認，這些作品的公開出版或放映是經他本人點頭的。他還充滿感慨地說：“真可惜，在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

　　大批文學作品的解禁在當時被稱為繼赫魯曉夫的“解凍”以后的“第二次解凍”。電視的宣傳威力更為巨大。蘇聯國家電視臺開設的一些政論性專欄，不僅言辭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風點火，造謠惑眾。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電視屏幕，揭露蘇聯歷史的所謂“空白點”，為反共反社會主義大造輿論。

　　為進一步推動指導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爾巴喬夫以總統名義批準《新聞出版法》，宣布所謂的“新聞自由”。7月15日，他又發布關于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規定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于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這是戈爾巴喬夫“堅決舍棄蘇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而邁出的關鍵一步。

　　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亞·謝·卡普托說：“《新聞出版法》這個法律不是關于出版的法律，而是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法律只考慮出版界的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在此之前，國家對出版物都是有約束的，比如發表文章或播放節目都有專門的機構如黨的委員會審查。而現在這些都被取消了，對新聞媒體沒有任何的約束，只要有了錢，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

　　1990年上半年，蘇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新聞出版法》頒布后，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論據與事實》、《莫斯科新聞》等官方報刊也紛紛宣布“自主辦報”，完全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到蘇聯解體前，蘇共掌握的報刊僅占1.5％。

　　私人辦報合法化和官辦媒體私營化以后，蘇聯主要媒體很快被蘇境內外私有資本和權貴勢力掌控。國內外資本竭力丑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宣揚美化資本主義的永恒統治。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新聞自由”的本質。解禁文學作品和實行“新聞自由”只是“公開性”的開始。隨著“公開無限制”方針的推行，一股氣勢洶洶的否定蘇共和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學界、理論界、思想界。到1987年形成一場反思歷史、重評歷史的運動。1988年以后不斷升級，一浪高過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追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論調，從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入手，進而攻擊、誹謗列寧和十月革命，再進而否定整個蘇聯和蘇聯共產黨。

　　2010年4月，我們在俄羅斯采訪，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多次表示：“蘇聯的解體也與某些知識分子脫離群眾，以一己私利代替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分不開。在列寧斯大林時代，廣大知識分子能與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與人民群眾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現象加劇，部分知識分子的權力逐漸擴張。但當時蘇聯的國內環境仍在壓縮著知識分子自由化的空間，于是企圖謀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國外，通過內外勾結推動蘇聯解體，進而攫取俄羅斯更多的資源，從而成為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顛覆社會主義蘇聯的一個極為特殊的階層。”

　　為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戈爾巴喬夫還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他無視全體蘇聯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社會存在不同利益群體為由，伙同思想、理論、輿論、文藝等意識形態“精英”，竭力提倡“意見多元論”、“言論多樣化”，宣揚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并以讓各種思想“自由競賽”為借口，提出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進而攻擊堅持馬列主義為指導是“精神壟斷”，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指導地位鳴鑼開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揚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還重拾起早就被粉碎的謠言，攻擊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列寧是接受德皇資助從內部瓦解沙皇統治的德國秘密代理人。“民主聯盟”主要成員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整個蘇聯的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轉引自馬巖：《意識形態與蘇聯解體》，載《馬克思主義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頁）1987年7月，《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過去的中小學歷史教材，認為以前的歷史教科書中“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1988年6月，蘇聯教育主管部門作出決定，取消當年中小學歷史課的考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1989年12月，蘇聯國家國民教育委員會頒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馬列主義課程。

　　攻擊領袖、否定歷史的手法多種多樣。被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數，成幾何級數地翻番。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 伊·茹科夫說：“在斯大林統治的時候，有過大規模的鎮壓，這是事實。被鎮壓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個蘇聯時期共87萬多人。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后來有很多人說‘大清洗’差不多殺了1000萬或者1500萬，這是嚴重失實的。”在后來的交談中，茹科夫還告訴我們：“至于有人蓄意攻擊肅反殺了2000萬到 3000萬人則更是別有用心。肅反中確有擴大化甚至嚴重擴大化的現象，但是其中對‘第五縱隊’的無情打擊，則對于確保衛國戰爭的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茹科夫又說：“對肅反擴大化問題，斯大林當然應該負有責任，但是赫魯曉夫同樣責任難逃。當時在他負責的地區，就殺了6萬多人，有不少就是枉殺。在他就任總書記后，又利用職權，把相關檔案全部銷毀。”原《真理報》主編、前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說：“那段時間，把一切都忘記了，都失去了理智。共產黨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記了，對共產黨領導蘇聯人民在二戰時期建立的功勛、取得的偉大勝利也都被忘記了，共產黨在二戰之后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成就也被忘記了。后來在90年代最慘的就是那些老戰士。當著他們的面侮辱歷史、侮辱過去。他們覺得自己的命運遭到了嘲弄。” 

　　1988年6月，對莫斯科人的一次調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評價斯大林的歷史作用。（參見［蘇聯］《莫斯科晚報》，1988年8月17 日）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說：“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個嚴酷的人，但實際上他采取的各種措施和決定，是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的，是當時不得不采取的。在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在蘇聯的領導層里面，在中層領導干部里面，實際上已經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腐敗現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國，蘇聯在20年代就有解體的危險。”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說：“戈爾巴喬夫無數次攻擊斯大林搞迫害。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有原則。這一原則是由列寧確定的。從這一原則出發，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認為斯大林時期是迫害時期，他們沒有把斯大林與當時蘇聯取得的成就聯系在一起。”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說：“不同的史學家對斯大林、對我們的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態度。我們對有些史學家所作出的結論是決不能同意的，因為這與斯大林個人做出的偉大成就是完全不相符的。我們絕不能忘記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遭受嚴重破壞、處于戰爭廢墟的國家。而到50年代初，蘇聯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發達國家，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所謂“公開性”、輿論“多元化”，不僅把蘇共和蘇聯的光輝歷史給顛覆了，把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給美化了，而且只允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思想公開發表，而決不許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進行反駁。安德烈耶娃事件就是對所謂“公開性”、輿論“多元化”的一個絕妙的注解與諷刺。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批評蘇聯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蘇聯歷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國、地區、城市和行業報紙轉載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學院也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社會各個階層人士成千上萬的信件，其中超過80%的來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黨內高層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說：“為了這件事，政治局連續召開了兩天的會議，由戈爾巴喬夫主持。他們要找出誰是此事的主謀。大家都在質問我，只是沒有說出我的名字而已。我總體上正面評價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衛蘇聯、捍衛蘇聯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討論了兩天；而成千上萬的反蘇聯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沒有討論過。兩周后，戈爾巴喬夫對我說：‘我們搞清楚了，背后不是你，但你支持她的觀點。’在清查此事的過程中，雅科夫列夫等人更是賣勁。但也有不少人贊同安德烈耶娃的觀點。”會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組織文章公開批判安德烈耶娃的來信，認為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著，蘇聯各大報刊紛紛轉載并對來信大加討伐。對一名普通黨員反映問題的來信，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興師動眾、批判問責，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題發揮，打壓馬克思主義派，為即將召開的徹底轉向資本主義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做思想輿論和組織上的準備。

　　“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本質上就是取消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使黨失去正確而統一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從而使蘇共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使資產階級思想成為其指導思想的一元。“公開性”和指導思想“多元化”還帶來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反共分子公開焚燒列寧像，要求將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出。列寧、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的塑像嚴重被毀。黨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的地位急速滑落。廣大黨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動搖，對黨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黨員退黨，蘇共由1900萬黨員驟減為1500萬，退回到1973年的人數。

　　不僅如此，反共反蘇勢力還發動報刊把批判矛頭指向蘇共領導的軍隊。他們污蔑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而經濟衰退則是軍隊這只怪獸吸干了國家血汗的結果。曾被視作為黨和人民事業的衛士被丑化成極權制度的幫兇。詆毀軍人及其家屬、否定軍隊曾經有過的革命歷史成為時髦。 1989年第比利斯四月事件后，本來是維護國家統一的軍隊成了出師無名的不義之師，而煽動民族分裂的暴亂分子反而成了無辜的受害者。反蘇反共勢力的無端攻擊、歪曲和詆毀使蘇軍廣大官兵理想信念發生動搖，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思潮泛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官兵關系緊張。軍隊構成也日益復雜，黨在軍隊中的影響日趨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稱是“非正式組織”成員的占到13%。1988年軍人入黨人數下降21%，一年后則達到 23.3%。退黨和交黨證現象屢見不鮮。逃兵事件時有發生，僅1990年就有3萬余人。隨著蘇共喪失領導軍隊的地位和權力，這支由列寧親手締造的歷經無數戰火考驗的強大武裝，已由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堅強后盾，變成搖搖欲墜的“泥足巨人”。而主張西化的“民主派”與民族分裂勢力正是利用蘇共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主動讓權和解除武裝之機，奪取了蘇共的政權，解體了蘇聯。

　　20年過去了。當今俄羅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歲月，仍痛惜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

　　俄羅斯社會大學魯扎分校校長拉麗莎·科托娃說：“我們所有人包括老戰士，當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經歷過那個困難階段。可我們都挺了過來。后來，這段光榮歷史遭到否定，我們感到十分難過。現在，這些歷史在慢慢恢復，我們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魯扎某學校歷史課教師馬林娜·科夫希科娃說：“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的記憶，那這個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輕人里，培養這種記憶歷史的情感，是我們面臨的一項任務。”

　　二戰老兵、魯扎區老戰士委員會書記鮑里斯·科多夫說：“我認為蘇聯值得懷念，因為蘇聯戰勝了德國法西斯，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還戰勝了日本法西斯。蘇聯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品德，我們要把它們一代代地傳下去。”

　　在以“母親”命名的衛國戰爭紀念廣場，我們意外地遇上一對年輕人在舉行婚禮。新郎表示：“在這喜慶的日子，我們來到祖國母親紀念碑身邊，為她獻上一束花，為那些在1941年到1945年衛國戰爭中犧牲的戰士們獻上一束花。”為祖國母親獻花，為那些為保衛祖國母親而犧牲的英雄們獻花，是這座城市每一對年輕人舉行婚禮最莊嚴、最神圣的儀式。

　　俄羅斯著名作家《明天》報副主編弗·格·邦達連科說：“現在差不多有70%的俄羅斯老百姓很尊敬斯大林。無論是年邁的老人，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人都很尊敬他。”

　　2010年7月，俄羅斯開播了一個名為“時代法庭”的電視辯論節目，其主題主要涉及蘇聯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當辯論“布爾什維克是挽救了俄國還是葬送了俄國”這一問題時，72%的電視觀眾和88%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挽救了俄國。當辯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還是走出絕境的出路” 時，93%的電視觀眾和86%的互聯網網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因上述兩個結論完全出乎被資本操縱的主辦方的預料，這場辯論在中途便被操縱者強行終止。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衛國戰爭時期說過：“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的。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頁）事實正是這樣。今天的俄羅斯，歷史的記憶被重新喚起。那些曾被推倒的偉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來逐漸被人們重新豎立起來。許多曾被顛倒的東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來。

　　（注：此文為《居安思危之三：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電視片解說詞，發表時有刪改。此電視片顧問：陳奎元、李力安、張全景、滕文生、王偉光、鄭科揚、姜成康、［俄］根·瓦·奧希波夫 、［俄］米·列·季塔連科、［俄］瓦·伊·茹科夫、［俄］弗·伊·多博林科夫；總撰稿：李慎明；撰稿：陳之驊、吳恩遠、劉樹人、張樹華、汪亭友、劉淑春；出品人：肖建國；總策劃：潘家華；總監制：王立強、曹軒寧、劉容賓；總編導：劉樹人；總制片人：劉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