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戰爭已經打響了

盧麒元

    鴉片戰爭是中國經歷的第一次國際貿易戰爭。那是古典自由主義爭取“自由”向中國傾銷鴉片的戰爭。從此以后，中國始終處于各種不同形式的國際貿易戰爭的壓力當中。建國六十年里，中國曾經經歷過全面的經濟封鎖。中國雖然加入了WTO，仍然受制于西方長長的“禁售商品名單”，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從來不曾擁有真正的自由。

    尤為嚴重的是，在有限的“國際貿易自由”中，中國因為不能掌握商品的定價權，在國際貿易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地位。中國為了緩解沉重的就業壓力，接受了所謂的“比較經濟學理論”，通過對環境、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透支，通過大規模國民福利的國際轉移，實現了國際貿易的空前增長。喪失主體性的“自由”，逐漸將中國導入被金融殖民的危險境地。

    經濟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通過犧牲中國國民福利，形成的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優勢，存在著極限性。這種極限性，在2008年達到歷史的頂峰。所謂極限性：一方面，是中國國民無法長期忍受國民福利的被剝奪；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國無法忍受中國就業對國際就業帶來的巨大沖擊。國內外的經濟問題，統統在強化并轉化為政治問題。中國確實到了歷史性的轉折關頭。

    中國的管理層終于意識到中國商品價格競爭優勢的局限性。中國終于開始重視產業升級問題了。但是，非常遺憾，中國的管理層受制于中國偽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萬能理論。他們愚蠢地認為，商品價格上漲會自動地觸發中國的產業升級。于是，他們接受了通過人民幣升值，以及通過提高勞動者工資，來實現產業升級的“學院邏輯”。在短短的一年當中，中國迅速出現企業倒閉潮。可怕的是，中國并沒有如“趙括們”預期的那樣，出現真正意義的產業升級。某電視臺很有趣，竟然將企業由生產塑料打火機轉變到生產金屬打火機稱為產業升級。

    事實上，國際貿易的主動權，最終決定于商品的比較價格優勢。在較長的歷史周期中，商品的比較價格優勢來源于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筆者將之概括為四大技術進步：科學技術進步；信息技術進步；管理技術進步；資本技術進步。中國的管理層曾經為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四大技術進步做過哪些基礎性工作呢？相反，倒是不斷地增加的制度成本，并將制度成本疊加到企業成本之中，成為中國制造業無法克服的成本因素。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源于三個犧牲：犧牲環境；犧牲資源；犧牲勞動力。當犧牲不可持續，技術又無法進步，企業倒閉潮能不到來嗎？請不要一味地拿國際金融風暴說事，那只是一次契機而絕非原因。

    歷史反復證明，依賴于犧牲國民福利的做法從來不是經濟發展的正路。當然也難于持久。而這個問題正是中國管理層的死穴。中國現行制度非常不利于技術進步。道理非常簡單，技術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是人才。在門閥政治盛行的中國，扼殺的恰恰就是人才。在中國，準血統決定著一個人的命運，人才的地位遠遠不如奴才。即便是普通的商人都非常明白，沒有商鞅變法式的制度變革，產業升級不過是癡人說夢。我們見識的現實是，基于權力的全面壟斷升級，而絕對不是產業升級。

    國際貿易的方式近三十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種轉變表達為三個方面：

    首先，商品交易種類出現了巨大的轉變。

    國際貿易的商品種類包羅萬象。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權益性資產的交易。特別是規模巨大的虛擬商品交易。

    其次，商品交易方式出現了巨大的轉變。

    國際貿易的交易方式不斷創新。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非實物性的期權交易。期權交易已經主導了現貨交易的價格。

    最后，商品交易價格受制于匯率的變化。

    國際貿易的商品價格受制于匯率的變動。其中，受匯率影響最為突出的是邊際利潤微薄的加工制造業。

    鑒于國際貿易方式的轉變，國際貿易戰爭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現代國際貿易戰爭不會再重復鴉片戰爭的模式。它首先爆發于虛擬商品的交易當中，通過控制商品期貨進而操縱相關商品的價格。而商品價格中最敏感的當然是貨幣的價格。于是，國際貿易戰爭的初級階段表現為一種“貨幣戰爭”。

    筆者認為，匯率爭端將是國際貿易戰爭的前哨戰。宋鴻兵先生關于貨幣戰爭的描述，敏銳地感受到了國際貿易戰爭的來臨。美國新任總統以及新任財政部長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言論絕非口誤，那不過是一種文雅的宣戰。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第一輪人民幣升值過程中，中國已經初嘗國際貿易戰爭的可怕殺傷力。換句話說，國際貿易戰爭已經打響了。非常遺憾，中國管理層對此缺乏清醒認識。或許，他們根本就不想認識。他們仍然執迷于國際金融風暴的假象和假話之中。

    筆者認為，國際貿易戰爭的中期將轉向直接的商品交易過程。在可怕的匯率危機之后，將會出現五花八門的貿易壁壘。出于環境、衛生、道德托詞的國際貿易壁壘，將迅速蠶食中國商品的國際生存空間。中國制造業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中國將因為制造業出現的大蕭條，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中國甚至可能因為嚴重的就業問題，產生嚴重的社會動蕩。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農村人口如何城市化的問題，而是城市流動人口如何返鄉的問題。

    筆者認為，國際貿易戰爭的最后階段將是直接的政治沖突。并不排除發生國際性軍事斗爭的可能性。很多人都樂觀美國的衰落。但是，很少有人仔細閱讀歷史。武裝到牙齒的人，絕無可能忍受貧窮。解決內亂最好的方式，從來都是挑起外部紛爭。對于超級強權而言，貧困幾乎就是戰爭的宣言書。冷眼觀察當今世界，戰略資源定價權的爭奪正在迅速地升溫。濃濃的火藥味，會從中東不斷地擴散開來。作為一個迅速國際化的大國，中國必須保護中國商品國際貿易的自由。為此，中國必須準備超越國境的各種軍事斗爭。

    中國管理層對于經濟危機始終缺乏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對于從天而至的大蕭條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一個窮到賣血的傻小子，還要替富豪去抗債務責任，大言不慚地舉國討論“英雄”救“美”，令人唏噓！中國財富連番遭受洗劫，不思反省和自保，阿Q式地玩“精神勝利法”，陶醉在中國式的話語幻影中不能自拔。

    隨著美國新總統奧巴馬的就職，美國經濟政策的調整已經開始。筆者在《美式社會主義貨幣政策的終結》一文中，對美國戰略調整的方向和方式進行了前瞻性分析。可惜，如同所有民間思考一樣，筆者的文字被“中國式的話語幻影”淹沒了。

    筆者再次提醒管理層：

    第一，   必須運用各種手段死守金融防線。具體方案請參閱筆者文章《人民幣的信用基礎》。

    第二，   必須審慎推行刺激經濟的方案。應堅決將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向和重點轉向農村和農業。消化農村人口的就業壓力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農村消費也是啟動國內消費的根本所在。細節可參閱筆者文章《再談五萬億經濟保全計劃》。

    第三，   必須下決心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要堅決地壓縮廣義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確保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財政向農村和農業的轉移力度。有關問題可參閱筆者文章《政府的死亡底線》。

    第四，   必須下大力氣鼓勵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足夠的國際空間。中國企業需要自覺地、主動地、積極地參與國際化進程。中國政府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配置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戰略資源。最有效地防御，只能是進攻。

    第五，   必須強化中國遠洋打擊的軍事能力。中國要保護中國企業和中國商品國際貿易的自由權。對于任何使用非市場方法阻止中國進行國際貿易的國家，必須給予嚴厲的報復和懲罰，并不排除使用各種軍事手段。

    筆者非常清楚，中國正處于集體審美錯亂的歷史時期。后現代的各種理論顛覆了中國既有的現代化邏輯。正信非但沒有建立，迷信卻大行其道。迷信盛行，怪力亂神風起云涌，奇談怪論充斥朝野視聽。“專家學者”，“擺攤算命”，“大力丸”、“狗皮膏藥”滿天飛。管理層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筆者非常希望，管理層真心實意到群眾中來。仔細傾聽人民的聲音。真正的智慧，從來都在人民大眾當中。打贏這場國際貿易戰爭，也只能依靠人民群眾。管理層一定要明白，十三億國民的經濟學含義。當十三億人形成消費共識，任何國家都絕無可能與中國進行直接的貿易戰爭。不要懼怕理性的民族主義。理性的民族主義從來都是對抗國際貿易戰爭的最有力的武器。

    文章的最后，讓我們回到哲學。

    中國建國六十年，始終沒有解決形而上學問題。我們總是脫離實事求是的精神，陷入“普世”和“普適”真理的迷信。在全世界處于后現代對現代化的反思過程當中，我們仍然在繼續使用“先進”和“科學”這樣的詞匯，頗有一些寧死“不剪辮子”的味道。任何理論都有主體性、系統性、適應性的問題。脫離這三性，“先進”和“科學”將成為粗俗的“裹腳布”。思想的源泉永遠都在民間。中國人要沖破“先進”和“科學”的束縛，自主地、系統地、實事求是地思考問題。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中國安敢輕言“先進”和“科學”，中國人需要知恥而后勇，中國仍然需要繼續變法圖強。我們應當把“先進”和“科學”這樣的詞匯留給美國和歐洲。我們不能讓“變革”一詞成為奧巴馬的專利。中國人不說“先進”和“科學”了，偉大的變革才能夠深入，先進和科學才會真正降臨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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