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三一重工的總裁向文波發表文章，堅決反對美國凱雷投資集團“購買”徐工機械85%股權的徐工機械改制方案，從而在社會上引發了贊成還是反對外資購并中國國有大企業的大論戰。

　　我從來就反對縱容大批外商投資企業進入中國，更反對將國有企業賣給外資。關于美國私人資本意圖吞并徐工的消息，過去也曾聽說過，并且想將它用作說明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害處的一個例證。向文波的文章發表后，我也曾在媒體上看到過相關的報道。但是在最近兩個月中，我將能擠出來的時間都用于修改《混亂的經濟學》一書，特別是用于補寫其中有關市場經濟在房地產、醫療和教育等行業中的缺陷和失靈的部分，因而一直沒能專門抽時間研究一下徐工的改制問題，也一直沒有參加這場我們最應當積極參與的有關外資并購的大論戰。

　　直到前幾天，我的一位老朋友提醒我注意，有關凱雷并購徐工的論戰已經成了互聯網上的第一熱門話題，某些非常夠水準的經濟學家也已經發表了擊中要害的意見，我才認識到，前一段沒參與有關外資并購徐工的爭論是一個重大的疏忽，它妨礙了我們向全國人民講清楚西方資本巨頭進入給中國帶來的害處。

　　大略地瀏覽一下有關外資購買型的徐工改制的資料就可以看到，凱雷對徐工的購并完全證明了非主流經濟學家們早已做出的對外資進入中國的分析。有關徐工的情況和凱雷購并徐工方案的細節，互聯網上有大量的資料和爭論;余永定對于凱雷購并徐工所發表的意見，是中國經濟學家能夠對這個購并作出的最好的評論。對于這些已經作過詳細論述的東西，本文將盡可能少作重復。本文論述的是幾個原則性的觀點，這就是：

　　徐工機械的“改制”要把國有大企業變為私有企業，這個改制的方向本身就是錯誤的;目前的這個徐工改制方案要將徐工變為外資絕對控股，這樣的改制方向就更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企業改制的鼓吹者們一直宣傳，企業改制的最主要好處就是讓企業變成其經營者自己的，而人們對自己的東西總是比對別人的東西更精心。而現在的將徐工賣給外資的改制方案根本不可能實現改制的這些所謂的“好處”。凱雷“購買”徐工的改制方案既沒有使徐工變為其全體員工自己的，也沒有使徐工變為其經營管理團隊自己的，透露出來的最有利于徐工經營者們的改制方案是，凱雷購買徐工后經營者們可以得到總共占企業總股權5%的企業所有權。這樣一點企業所有權絕不可能使徐工變為其經營者們自己的，這怎么能使徐工的改制發揮經營者們“給自己干”的“優勢”呢?

　　這種不倫不類的局面證明了我早就作出的判斷：在現代的金融結構下，不可能把大多數大企業變為其經營者自己的。在凱雷購買徐工的徐工改制之后，徐工的經營者們仍然是企業出資者的代理人，只不過他們從中國國有資產的代理人變成了私人資本的代理人，而且是變成了美國私人資本的代理人。

　　況且這樣一種變化，是使徐工的經營者變成為美國私人資本賺取利潤的執行人，把歸中國人民所有的中國國有企業變成為美國私人資本發財服務的工具。作為被賣掉的原中國國有企業的主人，我們當然有權利質問，這樣作對中國、對中國人民有什么好處，我們為什么要同意將徐工這樣一個國有大企業賣給美國私人資本?

　　徐工方面為它的這一改制方案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它需要資金來解決股權危機。按它的說法，2002年中國的華融、信達、東方、長城4大資產管理公司合計持有了徐工機械48.68%的股權，為防止這部分股權被徐工同行業的競爭對手、全球最大的工程機械企業卡特彼勒收購，持有徐工機械51%股權的徐工集團自2004年起以6.8億元人民幣溢價、全額回購了這部分股權。徐工集團付出的這筆錢大部分來于銀行貸款，要最終化解資金方面問題造成的股權危機，就必須為徐工機械引進戰略投資者。

　　這個說法可以解釋徐工集團為什么要出售其持有的徐工機械股份，但是不能說明它為什么要將徐工機械的控股權甚至高達85%的股份出售給美國資本。徐工集團回購4大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權只用了不到7億元，2004年借入的7億元銀行貸款加上利息今天也不會超過10億元。根據徐工方面宣稱的數字，它“賣”出徐工機械80%多的股權所得的收入最少也有20億元人民幣，照此推算，只要出讓40%的徐工機械股權就可籌措到10億元人民幣。為了籌措化解股權危機所需資金，根本就不必將徐工機械的控股權出讓給美國的凱雷。

　　而對我們這些關心整個國有財產運營的人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從中國目前宏觀經濟結構的角度看，我們究竟是否需要將徐工這樣的國有企業出售給外國資本。中國的外匯儲備、貨幣供應和銀行系統所面臨的嚴峻形勢表明，我們目前不僅不應當再向外國資本出售國有企業，而且應當立即停止外資對國有企業的任何購并。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大幅度減少國內的外資數額，需要以公平的價格將中國國內已有的外資企業再買回來。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方面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外匯儲備過多。中國的外匯儲備很快就會突破一萬億美元大關，為收購這些外匯儲備，中國的中央銀行已經發行了8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這樣多的基礎貨幣通過銀行體系內存貸相互作用并造成貨幣乘數的機制運轉，會造成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即可流通的貨幣量過多，帶來通貨膨脹的危險。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中國的中央銀行大量發行“中央銀行票據”，以便在過多的外匯儲備下減少基礎貨幣，而這種舉世罕見的“銀行業務”已經完全扭曲了中國的貨幣銀行體系。

　　目前中國貨幣銀行體系中還存在著一大扭曲，這就是銀行可以貸出的資金過剩，找不到足夠多的有償還保證的貸款項目。這種資金過剩首先表現為銀行存款大于貸款的所謂“存差”。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1994年的存款余額為40472.5億元，貸款余額為40810.1億元，存款大于貸款的“存差”還是個微小的負數，2005年的存款余額為300200億元，貸款余額僅為206800億元，“存差”已達10萬億元。存差的資金主要用于向中央銀行繳納準備金、購買各種國債和中央銀行票據，也用于持有某些企業的債券，剩下的就用于持有超額準備金。而資金過剩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表現，就是銀行的主管們都愁于如何為自己吸收的存款找到有償還保證的貸款出路。

　　這兩大扭曲都表明中國存在著嚴重的資金過剩，都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和銀行金融系統的安全。而它們形成的原因，都與過多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有關。

　　造成中國外匯儲備過多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中國已經吸收了過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國際金融的常識表明，一國外匯儲備的增加額必等于其經常帳戶與資本帳戶的順差之和。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外匯儲備大致等于中國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與1994年以來中國的外貿順差之和，而中國累計的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已經超過6千億美元，占不到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一多半。

　　而對中國來說，所有這些外商直接投資都是多余的過剩資本。國際金融的常識表明，一國有經常帳戶順差就意味著該國在流出資金。中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有顯著的經營帳戶順差，表明中國自那時起就資金過剩并流出資金。在這種情況下，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本身就是多余的資金，它擠垮了中國的民族產業，加劇了中國的資金過剩和流出——它只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不過是通過官方渠道的資本流出而已。

　　現在的向外資“出售”中國國有企業，已經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1年中國外資并購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不到5%，而2004年僅1到6月就達到了63.6%。這樣的購并沒有增加中國的任何生產能力，卻以流入的貨幣資金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中國的宏觀經濟壓力。

　　僅僅是為了糾正中國貨幣銀行系統的扭曲，減輕宏觀經濟壓力，我們也必須立即禁止外商對中國國有企業的任何購并，制止任何國外資金的流入，抑制外商直接投資。非如此不足以抑制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為了減少目前已經過高的外匯儲備量，我們還必須立即考慮回購某些外商投資企業，特別是其產品銷售市場在中國國內的外商投資企業。

　　主張向外資出售中國企業的人總是強調“被出售企業需要資金”，但是現在這根本不構成向外資出售中國國有企業的理由。外資購買國有企業的任何資金都肯定能收回并且還賺到顯著的利潤。在中國目前資金過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籌措這些資金易如反掌。

　　這樣作的一個最簡單的方法，是中國政府向中央銀行和各商業銀行發行專門的經濟建設債券，借入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資金和商業銀行的人民幣資金，再將這樣借入的資金作為國有資本注入國有企業，以充實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如果企業需要的是外幣資金，還可以專門注入以外匯儲備購買政府債券所籌措的外幣資金。這樣用等額的資金替換外資用于購買中國國有企業的全部資金，再建立適當的制度以收取國有企業的利潤為政府的借債還本付息，就可以在禁止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的同時，解決本來要用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解決的企業所需資金問題。

　　與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對中國的外匯儲備和貨幣銀行系統造成的問題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徐工的國有資產是否被“賤賣”了。圍繞著向文波文章的爭論，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而在實際上，凱雷“購買”徐工股權到底出資相當于20億還是30億元人民幣、誰收買徐工股權的出價高，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是卻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在今日之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應不應當向外資出售中國的國有企業。

　　在今日之中國，只要向外資出售了中國的國有企業，那就不管國有資產是否被“賤賣”了，都會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向外資“賤賣”中國的國有企業減少了中國人民整體上擁有的財富，當然會傷害中國人民的利益;但是如果向外資出售中國的國有企業時沒有“賤賣”，那就會增加出售國有企業換得的外匯，由于中國今日外匯儲備已經多得成災，不“賤賣”國有企業所增加的外匯只會使宏觀經濟和貨幣銀行業中的災難性局面變得更糟。這也就是說，“賤賣”了也好，沒“賤賣”也好，只要向外資出售了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國人民的利益都會受到傷害。

　　為把徐工賣給凱雷的改制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這種改制有利于徐工“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任何懂得一點技術和企業經營的人都會看出，這種說法是最不可置信的胡說八道。正如許多評論指出的，徐工是工程機械行業的大企業，美國的凱雷投資集團只是一個私人股權投資公司、專門的財務投資者，這樣的所謂“企業”不僅沒有什么工程機械方面的“先進技術”可向徐工傳授，連經營管理企業的“技術”也不可能幫徐工獲得多少，因為這兩個不同行當的“企業”在經營管理上是極其不同的。如果徐工的頭頭們想搞個MBO或“杠桿收購”之類，他們倒可能從凱雷那里學到不少這方面的“技術”。但這也正是我們堅決不允許凱雷收購徐工的原因。

　　主張把徐工賣給凱雷的人竟然還敢列舉出凱雷幫徐工“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種種“承諾”，以證明徐工賣給凱雷后可以提高技術水平。一個行業中的專業企業竟然要靠純粹的財務投資者引進“先進技術”，本身就可笑之極。如果象徐工這樣“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老大企業”竟然不知道應當從哪里以什么方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那徐工的管理層本身就根本不配再領導這個企業。如果他們知道應當從哪里以什么方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那凱雷購入徐工股權又怎么能提高徐工的技術水平?

　　也許，徐工的經營者們知道應當從哪里以什么方式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卻非要把這筆引進技術的業務讓給凱雷作。如果真是這樣，這只能使人理解為他們要特意給凱雷又一個賺錢的機會。徐工經營者的水平大概不會低到以為凱雷聘請了那些“前總統”們就能幫徐工在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上占多少便宜吧?其實它讓凱雷來作引進技術的業務倒會使人懷疑徐工是否想以此討好凱雷聘請的那些“前總統”們。

　　現在說得最多的把中國國有企業賣給外資的理由，是這樣可以“引進一個好機制，改善企業的治理”。但是仔細審查凱雷并購徐工的協議，我們找不到徐工的經營管理能夠改善的任何理由。

　　據透露的消息，維持徐工管理層不變是此次凱雷并購徐工的內容之一，有消息說徐工的經營管理層至少保持3年不變。這樣一來，凱雷并購徐工就不會帶來徐工經營管理的重大變化，我們前邊還說過，凱雷這種財務投資者也不可能傳授什么真正適用于徐工的“先進經營管理方式”。這樣，我們沒有理由期望凱雷并購徐工會使徐工的經營管理水平有什么重大的提升。

　　另一方面，并購的協議又顯示徐工的經營管理者們絕不可能成為企業的所有者，而仍然是企業之外的所有者和投資者們的代理人。按照標準的微觀經濟理論，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凱雷并購徐工之后徐工的經營管理者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搞好企業。

　　這樣，凱雷并購徐工之后，徐工既不可能有經營管理水平的顯著提高，其經營管理者們也沒有獲得明顯地更多的物質激勵來增加其努力工作的程度，在這樣的改制以后徐工的利潤如果真能夠大幅度提高，那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奇跡。

　　如果這個奇跡的發生不是由于純粹的企業經營上的“運氣”，而是真的由于徐工的經營管理者們在改制以后更加努力、更加精心，那我們只能說徐工現在的經營管理者們是一群特殊的人：他們在國有企業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工作時不努力、不精心，而一旦為美國私人資本工作，即使自己沒有多得到什么好處，他們也會更努力、更精心地工作。先不說世界上是不是真有這樣的人，也不說這種人是否是純種的外國資本家的奴才，光是他們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工作時不努力、不精心這一點，就滿足了以瀆職罪和對國家不忠懲辦他們的條件。對這樣的“特殊的人”，應當作的不是允許他們通過將企業賣給外國私人資本而投靠外國主子，而是撤銷他們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職務并懲辦他們。

　　有傳聞說，凱雷在并購徐工的協議中規定了經營管理團隊必須達到的利潤指標，這也許會被人當作徐工被凱雷并購后利潤顯著增加的理由。但是這不可能成為將徐工賣給凱雷的理由，因為以協議規定企業經營者必須達到的利潤指標是一個完全可以由國有企業管理機構完成的工作，不需要美國的私人資本來履行這種職能。如果僅僅靠協議規定利潤指標就可以顯著改善企業的經營業績，中國的國有企業早就搞好了。

　　唯有一個因素可能成為徐工被凱雷并購后利潤顯著增加的真正理由：有消息說，凱雷并購徐工的改制方案規定，王民等徐工的管理層和骨干將獲得徐工機械5%的股權，根據凱雷報價，這筆財富價值1.5億元。不過，徐工的管理層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公開承認有這樣的協議。他們甚至宣稱，他們個人從凱雷的并購中沒有得到什么好處。其實，如果凱雷并購徐工真能給徐工的管理層帶來這樣的好處，我們倒可以相信徐工這樣改制后利潤會有顯著增加。當然，正如前邊已經指出的，給徐工管理層的這點好處絕不可能使他們成為企業的所有者，而且這筆財富也只能折算為每年1千多萬元的收入，但是這樣的物質激勵倒真可能誘使徐工的管理層更加努力的工作。

　　盡管如此，這樣一個外資并購者許諾給徐工管理層的5%股權，倒會成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凱雷并購徐工的原因。首先的原因是，最近這些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允許國有企業的領導獲得在中國已經是非常高的工資和獎金，連給企業領導以股權期權的方案也在考慮之中。凱雷即使真許諾給徐工管理層5%股權的好處，這個好處相對于留在國有企業中的好處也不是多得不可比。為了多得這樣一點好處就要把那樣大的一個國有企業賣給外國私人資本，這只能被視為見利忘義背叛國家。這樣的人本來就不應當擔任國有企業的領導或中國政府的官員。

　　社會上一直有猜疑，懷疑徐工管理層同意被凱雷并購是為了搞曲線MBO。“外資并購者許諾給徐工管理層5%股權”的傳言，加重了人們的這一懷疑。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徐工的管理層才堅決否認他們個人會從凱雷的并購中得到什么好處。

　　上邊的詳細分析已經說明，將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綜合進來考慮，凱雷并購徐工在任何方面都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

　　而在另一方面，凱雷并購徐工的這種徐工改制卻會給全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的損害。

　　最直接的損害就是顯著減少了中國人民的收入，其主要原因就是顯著減少了中國人民可以獲得的利潤收入。

　　徐工董事長王民透露，徐工與凱雷的并購協議中規定了徐工機械2006年的EBIDA(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達到10.8億元時的增資措施。財務分析人員認為，徐工機械的EBIDA如果達到10.8億元，其凈利潤就可達到5億元左右，持有其85%股權的凱雷可得到4億多元的投資收益。向文波估計，徐工機械一年的利潤為2到3億元人民幣。

　　徐工機械這樣的年利潤水平，說明了唯利是圖的私人投資者凱雷為什么要下如此之大的功夫并購徐工。我們早就聽說，美國的私營大企業在全世界都遵循一個規則：一個項目的年利潤如果低于10%，就絕不向這個項目投資。據公開披露的信息，凱雷“購買”徐工股權的出資相當于20億到30億元人民幣，而它并購徐工后每年獲得的利潤則在2億到4億元人民幣之間，年利潤率高于10%的最低標準。

　　而凱雷收購徐工所付出的這相當于20億到3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不管直接獲得者是誰，最終都只能化為中國外匯儲備中相應增加的外幣。這些外匯儲備中回報最高的用途，是購買和持有美國政府的債券，一年獲得5%的利息收入。這樣算來，通過凱雷并購徐工，中國人獲得了每年會有5%回報的一筆資金，卻因此而喪失了這筆資金每年至少10%的利潤收入。因此而造成的中國人收入的減少每年至少在一億元人民幣以上。

　　不過，這并不是凱雷并購徐工對中國造成的最大傷害。凱雷并購徐工對中國人民的最大傷害，是它嚴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工程機械產業，損害了中國的民族產業。

　　業內的人都公認，徐工是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企業，這樣一個龍頭企業變成外資企業會給中國工程機械行業中的民族產業多大打擊，不問可知。

　　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內的權威人士已經在近日的論戰中說明了，徐工由外資控股會給中國工程機械行業中的民族產業造成多大的打擊，我們不必在這里再論及這個問題。與此相關的是，徐工是否涉及了軍工產品的生產、凱雷并購徐工是否危及中國的經濟安全，成了近日論戰中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在實際上，徐工是否生產軍工產品、凱雷并購徐工是否危及中國的經濟安全，這并不是外資并購徐工上的重要問題。外資并購徐工上的最重要問題是，這種并購是否傷害了中國工程機械行業中的民族產業。只要這種并購傷害了中國工程機械行業中的民族產業，它就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就必須反對這一并購。

　　誰都知道，中國目前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量，在可以預計的未來，我們肯定還會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量。為中國的建筑工程提供工程機械，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的技術含量。因而，發展民族的工程機械產業，在本國、由本國的企業自己生產工程機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無論蓋多少大樓也不會變成發達國家，但是中國如果能包下全世界的工程機械生產，中國就肯定是一個發達國家。

　　外資控股徐工可能造成骨牌效應，擠垮中國的全部民族工程機械企業。連在中國本土上的工程機械企業都被外國人控制了，中國還會有什么民族工程機械產業，還談什么發展民族產業?那時候中國人為蓋大樓而買工程機械的支出就只能變成外國資本家所賺取的超額利潤。如果再像某些報道所說的那樣，凱雷并購徐工實際上是卡特彼勒控制和摧毀中國工程機械產業的一個步驟，那這個并購最終毀滅的將是中國的經濟發展。

　　在作完全部的分析之后，我的結論是：在中國今日的貨幣金融形勢下，我們需要的是大力整頓國有企業，在經營管理層中大力肅貪反腐，并在此基礎上補充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而不是急著去賣掉國有企業，更不是把它們賣給外國資本。從整個中國的利益的角度考慮，凱雷并購徐工沒有任何好處，只有嚴重的壞處。凱雷并購徐工的案例是一個典型，它表明了“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國有企業改制方案的危害，表明了這樣的改制是完全的方向錯誤。對于這樣的一個并購，批評甚至謾罵都已經多如牛毛，我不應當在此重復。在這里，我只是要重復我在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我認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問題：

　　對徐工這樣的至少還能夠生存的國有大企業，為什么要搞這樣的改制，為什么要搞這種實質上是私有化的改制?是誰非要搞這種改制不可，以致鬧出這么多不必要的糾紛，引起全中國公眾的憤怒?為什么就不能不搞這種私有化的改制?如果國有企業經營者的行為不令人滿意，如果他們有嚴重的腐敗行為，為什么就不能清查和懲治他們的腐敗，為什么就不能撤換那些不令人滿意的經營者?

　　是誰非要中國的國有企業“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為什么非要把國有企業賣給外國私人資本?為什么非要進行這樣的“國有企業改制”?主張這樣改制的人到底出于什么樣的動機?

　　我再重復一遍：徐工改制的方向本身就是錯誤的;讓外資控制徐工的改制，方向更是完全錯了。

　　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26期，200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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