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營資本的前世今生

19世紀60-70年代，中國的部分地主或商人開始引入大機器生產方式，以契約工人作為勞動力，投資于近代企業。這樣的企業具有基本的資本主義生產特征，分散于上海、廣東、等沿海地區。不同于洋務派，他們與外國資本關系不大，不同于官僚資本，他們與官方沒有密切的聯系。

可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概念的內涵有兩個要點：其一雇傭勞動，追逐利潤極大化；其二不同于“外資”和“官僚資本”。當今主流經濟學家論述“民營資本”時，常用的三個形容詞是：內源性、自發性、古典式。內源性以區別于外資及其買辦；自發性以區別于官僚資本；古典式則意味著遵循西方資本主義成長的“正統”道路。

從這個內涵看，這樣的角色歷史上早已有之。如先秦的子貢、計然、陶朱公之類。可惜史書上對他們的記載比較簡略，其形象顯得比較單薄。能否找到一個形象豐滿的角色，以將他們與今天的同類相比較？有，《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三中的竇乂，就是這樣一個角色。

《太平廣記》是奉宋太宗之命編纂的類書，從大約四百多種書籍中選摘分類而成。許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說，就靠《太平廣記》而保存了下來。其中著名的有《李娃傳》、《柳氏傳》、《無雙傳》、《霍小玉傳》、《鶯鶯傳》、《古鏡記》、《李章武傳》、《離魂記》、《柳毅傳》、《任氏傳》、《南柯太守傳》等。以至于要全面了解宋代之前的中國古代小說，就必須通讀《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中的小說，多以精怪狐鬼為主角。怪異的是，它居然描述了一位“民營資本家”竇乂的成長史。可惜，這個故事遠不如前述那些精怪狐鬼的故事流傳廣泛。

7.1竇乂--唐朝的“民營資本家”

竇乂是唐朝扶風人。十三歲時，親戚從任所安州帶回來十幾車的當地絲鞋，分送孩子們。大家都爭搶挑揀，唯竇乂不動。等大家挑完，剩下一車，竇乂競拜謝全收，將其拉到集市上換回五百錢，再去鐵匠輔打制了兩把小鏟。

這兩把工具就是竇乂發財的起點。

五月初，榆錢黃熟、滿城飛落。竇乂掃聚到榆錢十余斗，然后到對伯父說想“借廟院習業。”他的伯父是“檢校工部尚書”，管的是“宮苑”、“閑廄”，“于嘉會坊有廟院”。伯父答應了他。竇乂則每天用兩把小鏟在院里挖溝、打水、澆灌，播種榆錢。等到秋天，長出小樹苗一千萬多株，高一尺多。到了第二年，榆樹苗已長到三尺多高。竇乂間伐樹苗，挑選枝條茁壯直挺的留下來。間伐下來的小榆樹，共有一百多捆，粗二尺，每捆賣錢十多枚。第三年秋后，榆樹苗有的已長成雞蛋那么粗。竇乂又間伐榆柴二百多捆，賣后獲利數倍。五年后，當年植種的小榆樹苗已經長大成材。蓋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賣得三四萬錢。而造車的木料，超過一千多根。

一個十三歲小孩，面對親戚送的禮物，竟然能在謙讓之余，為自己賺得第一批工具，此一奇也。種樹發財相當辛苦，掃聚榆錢、挖溝、打水、澆灌、間伐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顯然不輕松，此二奇也。最讓人稱奇的是，他種樹用的竟是“國有土地”，其借口竟是“到廟院讀書”。初看匪夷所思，考諸今日國有資產之流失，不禁令人莞爾：此法乃一千多年前小兒所創，發財難乎哉？易乎哉？但直到此時，竇乂的“原始資本”主要還是靠自己的勞動。

五年種樹，積累下“原始資本”，竇乂可以玩兒大的了。

他購買蜀郡青麻布，雇人縫成小布袋。又購買新麻鞋幾百雙。他每天不離宗祠，召來各條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發給這些小孩三張餅，十五文錢。再發給他們每人一只小布袋，讓他們揀拾槐樹籽。月余，收集槐樹籽兩車。又讓小孩們揀拾破舊的麻鞋。每三雙破舊麻鞋換一雙新麻鞋。前來用舊麻鞋換取新麻鞋的人不計其數。幾天后，就收換得舊麻鞋一千多雙。西市買油靛幾石，雇用廚役煮熬。又在坊門外買下幾堆遺棄的碎瓦片，雇人在流水澗將泥滓洗去。

備好上述原料，竇乂置買了石嘴碓五具，銼碓三具。再按日計酬，雇人用銼碓鋤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搗碎瓦片。再用疏布篩子篩過，和上槐子、油靛，讓仆役們日夜不停地搗爛。待到搗成乳狀，將它們做成長三尺以下，圓徑三寸的長棒萬余條，稱為“法燭”。建中初年六月，連降大雨，薪貴如桂。竇乂將生產的“法燭”拿出來賣，每條百文。用它燒飯，火力比柴薪高一倍。由此“獲利無數”。

竇乂再次讓人稱奇。首先，他從自己出力變為雇傭“小兒”“傭人”，把自己從“勞力者”變為“勞心者”，開始品嘗“勞心者治人”的滋味。第二，他的技術發明簡直就是后來“蜂窩煤”的先驅：將可燃物（槐子、舊麻鞋、油靛）與不可燃的骨料（碎瓦片）混合制成標準的“工業制品”，其熱效能居然“與薪功倍”。最讓人稱奇的還是其經濟思想，收集原料（槐樹籽、舊麻鞋、油靛、碎瓦片），購買固定資產（石嘴碓、銼碓），制作產品（法燭）都是要花錢的，要算明白造出來的東西能賣掉，還能掙錢，這對一千多年前的人，殊非易事。

我們看到，竇乂已經從“個體戶”演變成“制造業企業家”了，然而，他的路還沒走完。

長安西市秤行的南邊有“十余畝坳下潛污之地”，“為旗亭之內，眾穢所聚”，成了倒放垃圾的地方。竇乂要買這塊地方，其主人量也不量，收了三萬文錢就走人。竇乂在水洼中立一木桿，桿頂掛一面小旗。再圍繞著地沿塔起六七座臨時小房，雇人制作煎餅、團子等食品。召呼小孩投擲石塊、瓦片擊木桿上面的小旗。擊中的，獎給煎餅或團子吃。兩街的小孩爭相前來投擲。不到一個月，居然有上萬人次來投擲石頭、瓦塊，池子迅速填滿了。竇乂在填平的這塊地皮上，建造了鋪面房二十間。租出去，每天單房租就可以收取幾千錢，獲利甚多。這個地方由此得名“竇家店”，成了繁華市區。（注：至今西安仍有地名曰“竇家店”，但不知是否為《太平廣記》所載者。）

就此，竇乂又成了房地產商，而且起步就是連片開發。同一片地方，在原主人的手里是垃圾污水坑，經竇乂運作就成了繁華市區，可見眼光之重要。今天成功的房地產商往往怪招迭出，可誰想出了將填坑變成孩子們的有獎游戲？這游戲嚴肅起來，就成了后來的范仲淹的“以工代賑”。

中郎將曹遂興住崇賢里，庭院中一株大樹緊靠窗戶，枝葉遮擋住房的光線。曹想砍伐它又怕砸壞了堂屋。竇乂知道這件事后，要求將這株大樹買下來，保證將它伐倒而不損壞曹家堂屋。曹遂興大喜，只收五千文錢，將樹賣給竇乂。竇乂買下這株大樹后，跟伐樹的匠人商議，采取從梢到根砍伐的方法，將其伐成每段二尺多長的若干木段。結果，既避免了砸壞堂屋，又從中挑選出好材，雇匠人制成數百套賭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賣，“計利百余倍”。

至此，已經很難說竇乂從事的是制造業還是房地產業。他顯然改善了曹家的住宅，獲得的報酬卻是低價的木料，將此木料制成賭具出售，由此獲利。從一棵礙事的大樹到巨大的利潤，僅憑自己的眼力而已。由此，我們看到一個商人或企業家最根本的“核心競爭力”：發現潛在利潤的能力。也就是莊子所說的“妄臆室中之藏，圣也”。在竇乂的年代，最大的“室中之藏”在官家。靠“國有資產流失”起步，又與中郎將做過生意的他，當然很快就會留意于此。

太尉李晟住宅邊有一座“兇宅”，竇乂將它買了下來。四周筑上圍墻，拆去房屋，準備辟成耕地。李晟想買下竇乂的這塊地，建造一座球場。竇乂不賣，說：“某自有所要”。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時，竇乂帶著房契去見太尉李晟。說：“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閑，其中可以為戲馬。今獻元契，伏惟府賜照納。”要將此地獻出。李晟非常高興。私下對竇乂說：“不要某微力乎？”竇乂說：“我沒敢有這個奢望。但是日后有什么急著要辦的事情，我再來找太尉您。”

隨后，竇乂在京城長安的東西兩個集市上，選了五六個“大商產巨萬者”，問他們：“你們有沒有孩子想當官？”這些富商們聽了后非常高興，說：“老竇夠哥們！” 于是，竇乂帶著這些富商們的孩子的名氏簡歷去拜見李晟，說是自己親朋好友的孩子。李晟高興地答應下來，都給安排在各道“膏腴之地”任重職。結果，竇乂從這些富商們那里“獲錢數萬”。

這是一個“錢權交易”的典型案例，竇乂不但靠干預“公務員”人事安排賺錢，而且扮演了“地下組織部長”的角色。不知當時的紀委（御史臺：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為何沒查此事。其實在竇乂的眼里，重要的是太尉李晟背后的利潤，這利潤不但高官背后有，貧如乞丐者背后也有。

有個叫米亮的胡人，流落在街頭。竇義周濟他整整七年。一天米亮來見他。鼓動他買下一處房舍。寫房契這天，米亮對竇乂悄悄說：“我擅長鑒別玉石，這家屋內有一塊搗衣石，其實是一塊于闐玉！”竇乂召來一位玉工，讓他鑒定一下。玉工大驚：“此奇貨也”。于是，竇乂雇來玉工將這塊搗衣玉石加工成腰帶扣板，賣錢幾百貫，又加工成盒子，執帶頭尾等各種東西，賣得錢幾十萬貫。之后竇乂將這座宅院，連同房契一塊兒贈送給米亮，讓他有個居住的地方，算做對米亮的酬謝。

竇義經商，到此實際已是在經營人。發現各人背后的潛在利潤，乃至令人自動為你尋找利潤。以人為本，此乃真商人也。竇義從種植業起步，歷經制造業、房地產業直至經營人，走完了從頑童到民營資本家的歷程。

《太平廣記》中的竇乂這個角色，是實錄還是藝術創造并不重要。沒有相關的事實，如何能寫得這樣栩栩如生？可見宋以前一定存在類似的人物與案例。

竇義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我們能從他身上看到當今許多民營資本家的影子，在他身上集中了民營資本家的幾乎所有特征。

其一，起家主要不是靠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勞動（當然不排除用點機詐，蹭點便宜）

其二，有了初步的原始資本后，主要靠雇傭勞動實現“以錢生錢”。

其三，對利潤源高度敏感，不受制于地域、行業、身份。由于擺脫了這些限制，他的創造性相當強，而這創造性集中指向一個目標----以錢生錢。這導致其跨行業的跨越式發展。

這個特征非常重要，當年許多科技人員下海，目標是本領域、本學科的發展，如聯想前總工倪光南，集中精力于聯想式漢卡和聯想系列微機，而柳傳志則很快從“技工貿”轉向“貿工技”，對此，柳解釋道：

“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技術如果變不成商品、變不成錢，就一點意思沒有。科學家本身會把技術看成是最核心的東西，但商業行為和科學家的邏輯思路之間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事實上，技術在變成錢的過程中只是重要的環節之一。”（《柳傳志:聯想學院將培養創業CEO》 21世紀經濟報道 2009年05月01日10）

這個道理竇乂早就明白了，所以他種樹、賣柴、造“法燭”、建商業區、從事住房改造、直至與官僚勾兌。什么賺錢干什么，既不受行業的約束，也不受道德的約束。并非資本家骨子里就是壞蛋，竇乂也周濟窮人米亮，而其結果，米亮幫他找了一個新的利潤源。

其四，由于全社會的主要財富掌握在官僚集團手中，他們必然在發展的某個階段與官僚勾兌、合謀。

我們前已詳述，中華大地上，對市場經濟進行了數千年的實踐。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或民營資本）其實早已有之。竇乂的故事告訴我們民間資本家興起的軌跡。這一過程中，官僚集團對其態度曖昧，一方面擔心市場經濟的發展危及官僚政治的基礎，一方面又離不開商人（即民營資本）。于是其政策取向一方面是“重農抑商”、 “重本抑末”，另一方面又“不抑兼并”。這樣的政治環境，使商人集團在夾縫中謀生。主流價值觀將社會成員分為士、農、工、商四民，商位于四民之末。而現實中，商聚集的財力足以超越農、工，而與士分庭抗禮。（《史記·貨殖列傳》就載：“（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所以商往往樂于標榜自己是“儒商”。

當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中華大地后，官僚集團出于其本能，逐漸向官僚資產階級演化，而商人集團則逐漸演化為民族資產階級。近代史表明，民族資產階級在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面前，始終是軟弱受氣的小媳婦兒。所以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游移與國、共之間，有的甚至偏向共產黨。但無論是維護國民黨政權，還是打到國民黨政權，他們的作用都相當有限。其發言權也相當小。

歷史上市場經濟從秦漢到清末民國的多次興衰，則提示我們這個群體對社會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及其宿命。然而這些時段畢竟距今遙遠，且論者總會將這個群體的衰落歸結為外在因素。

過去30年，民間資本家獲得了近現代史上最適意的發展環境，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地位。溫州則是其大本營和典范。著名的“溫州模式”為我們近距離觀察這個階級提供了一個窗口。

7.2“溫州模式”

過去30年，中國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這過程中涌現出不少的“模式”，如三來一補的珠三角模式、基于僑屬拓外傳統的晉江模式、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等等，但名氣最大、影響最廣的莫過于溫州模式。報道、討論溫州模式的文章多如牛毛，其中最流行的概括是“小商品、大市場”，但它只描述其外貌，未涉及其機制。倒是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秘書長王巍的描述比較深入：

“溫州模式有這樣幾個特點。首先，溫州商人始終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著政府指導、被‘計劃’引路。其次，溫州商人始終在與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經和投資經。最后，溫州商人是從實業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

“之所以有溫州模式，恰恰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溫州始終是徹底市場化的區域，是一個參照系。”（王巍《我們救溫州還是溫州救中國》中國企業家網）

可見溫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徹底市場化”、“與政府的政策博弈”。考諸溫州的實踐，王巍的描述是可信的。溫州模式的實質就是靠民間商人的逐利動機配置社會資源，以實現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浙江（尤其是浙南）、福建地區，過去30年走的就是溫州道路，其經濟發展之迅速、民間財富之巨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主流學者希望能將溫州模式改良、推廣，以解決全國的發展問題。

溫州模式起步于家庭工業。當時，溫州的特點是：

1、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畝，為浙江之最，有大量農業剩余勞力須尋找出路。這導致歷史上溫州人除務農外，兼營家庭手工業或外出經商做手藝。在這樣的條件下，集體經濟一直沒有得到鞏固，而家庭經濟和自發經濟則一直在頑強發展。

2、長期處于對臺前線、國家投入少，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國家對溫州累計投資只有5.95億元。導致非農產業吸納勞力的能力極弱。

3、交通條件差，當時沒有機場、沒有鐵路，只有一條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條路況很差的104國道與外界相接。距城市較遠，難以接收城市工業輻射。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發發展的非農產業自然選擇了家庭企業的形態，靠手工生產技術簡單的小型產品，并大力推銷。1982年，溫州當地個體工商企業就超過10萬戶，約占全國總數的1/10；30萬經銷員奔波于各地。基于低廉的成本，他們契而不舍、不擇手段的營銷讓國營企業頭疼不已，稱其為“蝗蟲大軍”。

網友“天涯零零發”尖刻而恰當地指出：“溫州經濟就是人人想發財的經濟”，“溫州人知道不自己當老板只能賺小錢，供人剝削，大鍋飯沒了，不做老板就只能過寒酸的窮日子，溫州人不大想過。”（見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6213.shtml）個人發財欲望帶動了強大的經濟潮流。基于小小的紐扣，1983年，溫州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專業市場：永嘉橋頭紐扣市場。此后一個個小商品專業市場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溫州迅速成為資金匯流的熱點。

靠個人發財欲望掀起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帶有急功近利的色彩。這與當年胡耀邦“有水快流”的指導思想一拍即合，其結果是假冒偽劣盛行。1985年，南京一位消費者投書《經濟日報》，控訴他買的溫州鞋穿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謂真皮也不過是劣質的合成革。有人稱溫州鞋為“一日鞋”、“禮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廣場一把大火把數千雙溫州鞋付之一炬，繼而這把火燒到南京、長沙、株洲。“溫州貨”成了假貨的代名詞。北京、上海、天津、哈爾濱、沈陽等一些城市的商家紛紛貼出“本店無溫州貨”的安民告示。

溫州整體形象的倒塌迫使溫州市委、市政府于1993年10月，在全市實施以“質量立市”和促進民營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為重點的“第二次創業”發展戰略。1994年10月，頒布《溫州質量立市實施辦法》。

急功近利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外部性”。溫州的低成本一部分建立在肆意污染環境的基礎上。其后果經30年的積累令人觸摸驚心。

據2001年豐、枯水期2次水質監測結果表明，溫州全市內河河網沒有發現優于Ⅲ類水的河段，其中劣V類水河段占80%以上。主要污染特征因子為溶解氧、氨氮、高錳酸鹽指數、亞硝酸鹽氮等（見溫州市水文站劉捷等《溫州市河道水環境污染狀況與防治對策》浙江水利科技第4期總第152期 2OO7年7月）。論文從三個方面描述了溫州河道污染情況：其一廢污水直排入河；其二垃圾入河；其三河道管理范圍內，違章搭建工棚、畜禽欄舍、茅坑。這些都表現出為了掙錢而不惜破壞環境的特征。

牛彧文等人分析浙江11個地級城市的灰霾記錄，臨海的溫州，年均灰霾天數為24天，僅比內陸的杭州少1天，與之對比，相鄰的臺州為6天，麗水為2天。（見牛或文等《浙江城市區域灰霾天氣的長期變化》熱帶氣象學報第26卷第6期 2010年12月）

2010-12-20日，浙江日報《溫州整治污染物排放吹響“水陸空”集結號》這樣開篇：“溫州的雨怎么會是酸的、溫州的水不再清了、溫州的藍天變少了……”。文中報道，溫州早在 2003年就著手創建生態市。然而，由于溫州市生態環境基礎薄弱，許多關鍵性指標和國家環保模范城市仍有著很大差距。生態建設工作任務書考核在全省已經連續兩年排在末位。文中稱：

“從今年開始，溫州將力爭通過三年努力，2011年創成浙江省環保模范城市，2012年達到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創建的各項指標，2014年創成國家環保模范城市。”

30年的污染指望用三、四年治好，談何容易？

盡管存在這些問題，全心全意謀發展的溫州財大氣粗，為主流學界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2010年溫州市長趙一德稱：“據不完全統計，流動的民間資本已經達到6000億，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長。”（見《2010年中國•溫州民間資本發展高峰會實錄》東方財富網http://topic.eastmoney.com/wzmjzbfzfh/）

6000億是什么概念？這是當年全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總額的1.9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16%、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82%、全年財政收入的6.97%。而溫州人口不過占全國的0.605%。就是溫州模式的底氣所在，有了錢，什么問題擺不平？

7.3 資本積累的來源

那這6000億流動的民間資本是怎樣積累起來的？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張仁壽，于1990年出版《溫州模式研究》一書。他這樣描述溫州的道路：

“溫州是走的是一條內源性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先在國內發展區際貿易，再開拓國際市場；先開拓產品市場，再發展要素市場，然后到全國各地和境外投資。”

這是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典型道路。“小商品、大市場”使溫州資本家（其起步階段只不過是個體戶、小業主）可以從全省、全國范圍內汲取利潤，隨著資本的積累，其牟利的視野擴大到全球。溫州的實踐證明，走完這個全過程用了大約30年，其速度遠高于早期的熱那亞、荷蘭、英格蘭。

溫州經驗與熱那亞、荷蘭、英格蘭經驗一致，都建立在外部利潤源的基礎上，四川是溫州外部利潤源的一個明顯例子：

“在四川，幾乎沒有溫州人沒有涉獵的行業，也沒有溫州人沒有踏過的縣城。”

“目前，在四川的溫州人有12萬之多（其中，6萬多人在成都），他們經商的足跡踏遍成都、綿陽、德陽、自貢、廣元、樂山、涼山等地。大到水電站的項目投資、房地產開發，中到服裝、鞋類、家用電器、小五金等產品的生產和印刷包裝業的經營，小到紐扣、拉鏈、眼鏡、打火機、剃須刀的銷售等，溫州人的生意幾乎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在。”

“四川省溫州商會1997年11月11日成立時，會員企業僅有700多家。如今，這個還不滿10歲的民間商會組織已發展成為擁有14家地市級溫州商會、12個直屬行業分會、1萬家會員企業的特大型商會組織。在成都，他們的直屬行業分會已細分至印刷、機電、鞋革等12個行業。在四川，除廣安、甘孜、阿壩等幾個市州外，全省大部分市州均建立了溫州商會組織。這種縱橫發展之勢，在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放眼巴山蜀水，四川省溫州商會的會員之多、網絡覆蓋面之廣、影響之大，均為四川之最，是外地人在四川形成的最大的“商業部落”。而在溫州當地媒體看來，四川省溫州商會又是溫州人‘在外成立的規模最大、區域最廣、會員最多的溫州商會。’”（王雪娟等《溫州商幫：12萬大軍“西征”四川》成都日報 2007-4-17）

所以張仁壽稱其為“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這也是主流經濟學家偏愛溫州模式的根源。這樣的模式，建立在擴張機制上，而擴張機制帶來兩個特征：

其一，在其擴張所及的范圍內，表現為利潤的凈流出；

其二，一旦擴張因故停止，整個系統就無以為繼。

利潤凈流出的地區必不甘于“奉獻”。勢必效仿溫州商人，以截留本地利潤，甚至與之爭奪其他利潤源。在對利潤源的爭奪戰中，誕生了“敢為人先”、“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之類商場格言。資本積累就在這一過程中高效率展開。

就其后者，資本高效積累的對應物就是消費能力的相對下降。而資本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消費資金。于是這一過程表現為對利潤的渴求呈指數增長，而社會祭獻利潤的能力卻相對下降，“古典式市場經濟”中不存在遏制這一失衡的機制，于是“古典式市場經濟”每天都在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有打火機“教父”之稱的周大虎就證實，溫州產業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近年來生存環境越來越差，基本年利潤約在3%至5%之間（見沈錫權《債務危機暴露溫州模式過度投機等三大軟肋》經濟參考報2011年10月13日）。

溫州的民間資本以實業起家，周大虎證實基本年利潤已降到3%至5%之間，表明實業空間已被膨脹的資本填滿，資本不得不尋找其他出路。實業起家的溫州商人對股市有天然的警覺，極不情愿進入股市。然而日益擴張的逐利資金終究需要找到出路，于是溫州資本家走上了“炒”的道路，炒綠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銀、炒工業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樓----。其間眾生相足可寫一部傳世小說。溫州天浩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鴻認為，在溫州游資中，70%--80%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高利貸成慢性毒藥七成溫州游資涌向房地產》中國證券報 2011年09月28日）

炒綠豆、炒蒜、炒姜、炒糖促發通脹，引起公憤，況且這些物資炒到天價上無法持續；炒工業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樓危及國家核心利益，結果招致政策打壓。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資金的再分配，無法提供真實的利潤。炒出來的泡沫終將破滅，隨著一個個泡沫破滅，溫州資本家的資金鏈越來越緊，只能求助于高利貸。結果在“人人想發財”的溫州，激起了高利貸的狂潮。

7.4 擴張的極限

2010年6月，溫州人貸款余額5050.21億元，比年初新增656.48億元，余額同比增長25.8%。一位溫州銀行業管理人士納悶，按理說，如此信貸規模足以滿足需求，但企業把錢貸過去之后，并未見到生產規模擴大、生產設施更新等（見陳周錫《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2010年12月18日）。

有媒體披露，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已有3萬億銀行資金并未實際流向用款企業，而是轉入了高利貸市場。央行隨即辟謠，稱“該報道失實”，同時又“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要高度警惕近期網絡借貸、民間借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領域風險。”（高晨《銀監會否認3萬億貸款流入高利貸市場》京華時報2011-8-11）

上述溫州銀行業管理人士的困惑證實，高速擴張的信貸規模并未流入實業生產，在資本過剩、產能過剩的大環境下，制約實業生產的不是信貸規模，而是有效需求。在 “炒”風熾盛大環境中，資本家對信貸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擴大生產，而是用于挽救越來越緊的資金鏈了。對此，媒體報道了大量的證據，限于篇幅，僅舉兩例：

“溫州的服裝企業中，絕大部分都在做多元化投資。有實力的自己開發房地產，小的企業就炒樓。”浙江闊帥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政杰說。業界曾統計“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中，除2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業企業，無一不涉足了房地產開發，包括康奈、奧康、報喜鳥等知名制造業企業。

浙江東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前認為，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與溫州商人將大量流動資金投入房地產行業不無關系。“溫州老板中的絕大部分都在利用流動資金投資房產，以期回報最大化，卻忽略了投資風險。因為房產的投資回利需要一個過程，恰恰又碰上政府出臺限購政策，房屋無法出手，導致實業資金鏈斷裂，無奈只能轉向高利貸。”（以上見沈錫權《債務危機暴露溫州模式過度投機等三大軟肋》 經濟參考報2011年10月13日）。

高利貸本質上就是炒錢。它能將更多的人卷入其中。

溫州市人行一次民間借貸問卷調查顯示，溫州民間借貸中企業民間借款160億元、個人民間借款470億元、融資中介借貸170億元。從事借貸的融資中介，主要為從事高利貸的擔保、典當公司等。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而中小企業的參與比例更高達80%，整個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見《炒完樓再“炒錢”？報告稱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達1100億》羊城晚報2011年09月24日）而《每日經濟新聞》援引里昂證券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稱，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已經高達8,000億元到10,000億元。（《溫州已有萬億欠脹 民間借貸臨爆》 中評社香港2011-09-09）

2010年底，溫州一家擔保公司的負責人王志估計，當時溫州有1000多家擔保公司，運作資金高達200多億元，這還不包括在外溫商群體，據說永強僅在上海一地放貸資金就高達50億元。“目前溫州幾乎全城都在借貸，我們每天都能在報紙上看到擔保公司的廣告，擔保公司儼然成為溫州的第一大民間銀行。”（陳周錫 《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2010年12月18日）

溫州一位銀行負責人說，他周邊1/3以上的朋友都在放高利貸，尤其是在一些溫州工業經濟強鎮，比如柳市、永強、甌北等，參與高利貸的人數更多、金額更大。一位溫州市公務員說，他周邊也有一些朋友在放高利貸，大的和別人合伙開擔保公司放高利貸，小的拿出幾萬元放貸賺點家庭生活費。（陳周錫 《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2010年12月18日）

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監測數據顯示，2010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加權平均利率已連續5個月上升，其中11月為23.08%，比上個月上升了0.25個百分點。（陳周錫《溫州滿城皆放高利貸買房造房瘋狂》 經濟觀察報2010年12月18日）

到2011年，一名長期參與民間借貸的王姓企業主透露，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則高達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達180%。（《溫家寶調研開“藥方”治溫州借貸危機》  21世紀經濟報道(廣州) 2011-10-09）

基本年利潤僅在3%至5%之間的實體經濟，如何能支撐如此之高的貸款利息？2011年4月份開始，溫州部分企業的資金鏈斷裂，有多達90個企業老板因欠下巨債而外逃，初步估計相關的信貸規模達到了200億元。從網上查到的不完全信息看：

4月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波特曼咖啡老板嚴勤為、三旗集團老板陳福財外逃；

6月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股東之一范某、浙江天石電子公司老板葉建樂出外逃；

7月恒茂鞋業老板虞正林、巨邦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和霞外逃；

8月錦潮電器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列竣、耐當勞鞋材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志雄、部落之神鞋業公司董事長吳偉華、唐鷹服飾董事長胡緒兒外逃；

9月蝶夢兒鞋廠老板黃杰、百樂家電董事長鄭珠菊、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負責人、新耐寶鞋業董事長、唐風制鞋董事長黃伯鶴、星際鞋業董事長、歐霸標準件有限公司董事長、寶康不銹鋼制品有限公司吳保忠、福燕兄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龍灣藍天大藥房董事長、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龍灣泰爾銅業老板、五洲軋鋼廠老板、綜藝鞋業老板外逃。

愈演愈烈的老板“跑路”風潮震動了溫州政壇，也震動了國家經濟管理當局。

一份2011年的政府機構的報告顯示：溫州目前民間高利貸中介已經出現系統性風險，全市公安系統受理的有關民間借貸的案件共7400多戶，涉案金額50億元，8月份以后趨勢更加突出，當月立案超11億元。截至9月20日，今年當地銀行上報倒閉企業32家，其中7月份以來發生23家，溫州市委、市政府不排除年底前出現更多的倒閉事件。

拾貝資本俱樂部一位負責人稱，老板出走事實上并沒有特定的行業特征。因為這些老板出逃的直接原因都不是由于主業的問題，而是由于參與賭博、借高利貸投資或者自身參與高利貸等高風險項目，資金鏈一旦斷裂就必須跑路。如果是企業虧損或者利潤太低，最多只是關門，不會出逃。（見蔣卓穎《4月至今溫州29家企業老板欠高利貸逃跑1人跳樓》21世紀經濟報道2011-09-29）

為了處理借貸危機，2012年政府金融協調小組入駐溫州各家銀行，媒體報道稱，2012年政府通過轉貸基金，累計為企業銀行續貸等墊資已達到10億元。然而到2013年溫州民企借貸危機仍在發酵。到2013年8月，溫州房價腰斬，導致房子現在能賣出的市場價低于一些房主所欠銀行的購房貸款，成了負資產。于是房主把房子扔給銀行，不再償還銀行的貸款。這些斷供房批量上市，將銀行諱莫如深的借貸危機暴露出來。（見《2013年溫州民企借貸危機仍在發酵》2013-03-07經濟參考報；《溫州樓市斷供頻現或形成局部金融危機》2013-08-29 新華網）

當王巍描述：“溫州商人是從實業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時，不知是否注意到，所謂金融其實就是高利貸，而高利貸之所以產生，正源于逐利資金的胃口之大，已遠非消費資金提供的利潤可以填滿。

高利貸的“爆煲”證實，“古典式市場經濟”在溫州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在熱那亞、荷蘭、英格蘭用上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完全可作為“效率優先”的典范。熱那亞、荷蘭、英格蘭，“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最終靠殖民主義，靠外來的利潤輸入維持，在爭奪外部利潤源的斗爭中，世界霸權迭次轉移，最后轉移到美國手中，而今時髦的“全球化”不過是美國主導下的新殖民主義而已。“溫州模式”若要繼續走下去，其利潤源何在？

7.5 理論與現實

說溫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個過渡簡化的抽象。溫州畢竟不是熱那亞、荷蘭、英格蘭，它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有自己的社會背景，有自己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客觀地位，這些無一不在溫州走過的道路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主流理論講到“市場經濟”的組織資源時，總是從獨立平等個體間的契約出發。而這一點卻套不到溫州的實踐中去。楊海鵬調查了浙南社會，發現：

“在臺州和溫州，最有組織力的民間力量是宗族。圍棋國手俞斌長大的天臺縣水南村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建國50周年前，幾乎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該村距離縣政府只4里路，但對這個人口高達萬人，以許姓為主體的血緣村落，政府一直苦無辦法滲透。”

“她有隱形的‘議會’，叫‘三防會’；宗祠下有自己的‘政府機構’；還有‘馬刀隊’、‘刺刀隊’，分屬‘內務部隊’和‘國防軍’”系統。代表政府的執法機構，一直無法進入該村落。在建國后，其與鄰村的武裝械斗發生多起。90年代初的一次械斗，居然變成相鄰四縣10多萬人的宗族混戰，以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李澤民親自從其他地區調集武警方得彈壓。”

“相對政府力量，在如今溫州鄉村，家族力量異常之強大。”

“家族，也因為政府缺少破壞她根植的社會關系的利器——國有企業得以保留。在艱難時世中，她的對成員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現。相對于國內大多數地方，溫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沒有被計劃過’。”

“一個蒼南龍港的商人這樣論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業管理職位只用親人，只會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選。用外人會跳巢，帶走我的商業機密和技術機密，還有訂單，那我就什么都沒有了。如果親人這樣做，他會面對整個家族的拋棄。做生意難免會要融資，家族成員的借款比錢莊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徹底敗了，我有經營經驗，也會被親戚的企業雇傭。”

“當時視之為‘怪胎’的溫州，實際上是延續的只是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

（楊海鵬《為溫州模式卸妝》中歐商業評論 2008年9月號）

之所以大段引述楊海鵬的文章，是因為他的調查揭開了觀察溫州道路的一個另類視角，使我們看到宗族社會遺產對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回顧第二章對宗族的觀察，這個特征并不出人意外，令人意外的倒是，主流學界總用舶來的理論硬套中國的現實，而不知從本土的現實出發，提出更有解釋力的理論。

在組織資源上高度依賴宗族社會遺產，并不意味著溫州模式與官場無關，更不意味著在溫州，政府與企業各司其職，互不相擾。胡星斗以溫州為“心中的希望之地”，他也坦承“溫州如全國其他地方，權錢交換的腐敗也依然猖獗。前市長腐敗案、前女副市長腐敗案、瑞安政壇掮客阿太案等都說明了問題的嚴峻。”（胡星斗《希望與期盼——為‹助動溫州›作序》）。腐敗案遍及全國，溫州也有，不足為奇，不過證明了當地政商關系之密切。但這里提到的“阿太案”卻令人錯愕。“阿太”在當地話中就是跳大神的。一個裝神弄鬼的懶漢，居然成了溫州的“地下組織部長”。而他的另一身份無疑是“民營企業家”：

“他壟斷了莘塍片區的中小學校服供應，參與大的市政工程發標，還插手娛樂業、屠宰業。甚至莘塍鎮和另一大鎮，以及市里6個局機關的桶裝礦泉水，瓶水，俱由‘阿太’介紹的‘萬利’供應。有人計算，幾百號機關干部，每天消耗瓶水在400至500瓶上下，每瓶水‘阿太’抽成1元，一天少說坐收400至500元。”

“而‘校服’更是一樁大買賣，莘塍有3萬中小學生，其服裝俱由‘阿太’”指定的服裝商供應，每件套抽成10元左右。”

有五六位局長。“阿太”一個電話，躺在被窩里也要爬起來。“阿太”稱公安局長“是我的一條狗。”（見楊海鵬《誰是“地下組織部長”的后臺》 南方周末2000年7月7日）

還記得前述唐朝的竇乂嗎？他通過太尉在“公務員”隊伍中安插私人。“阿太”的影響力與之相類。在許多地方的政商關系中，官僚占主導地位，商人處于仰人鼻息的地位。而“阿太”案表明，在溫州商人正力圖掌控主導地位。這形象地詮釋了哈耶克的理想境界：“財富控制權力”。無怪乎楊海鵬憂慮，溫州“很快就會‘西西里化’”。

這一切顯然與主流學者所謂的“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對不上茬。溫州模式聚斂資本的“效率”遠超過熱那亞、荷蘭、英格蘭。究其原因，溫州商人的宗族勢力與權力對利潤極大化機制的“保駕護航”，功不可沒。楊海鵬將溫州模式歸結為：“實際上是延續的只是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楊海鵬《為溫州模式卸妝》 中歐商業評論 2008年9月號）而這條路子導致了何種結局，眾所周知。

在“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上，商人間激烈的競爭被稱為“商戰”。茅盾的《子夜》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其間的眾生相，處于弱勢的“民族資本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直至把自己的女兒當肉彈打出去，卻被買辦資本家照單全收，當做蔣干利用。

在過去30年的歷程中，隨著利潤源的相對萎縮，商業競爭日趨激烈。商戰日益白熱化。由于涉及商業機密，世人無由得知而已。2007年，一場新時代的“上黨戰役”卻意外地掀開了帷幕的一角，讓我們可以領略現代商戰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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