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市場經濟與本末之爭（上）

　　王中宇《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 第六章 市場經濟與本末之爭（下）

　　6.3 兩宋—市場經濟的一個高峰

　　“效率”與“公平”之辯，是當今主流學界長期關注的話題。雖然他們對何為“效率”?是誰的“效率”?是什么“效率”故意含糊其辭，語焉不詳。筆者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一書第二編第六章中，考察統計數據，發現在效率優先的30年中，最高的效率其實是資本擁有者積累資本的效率。

　　對“效率”與“公平”話題的關注，甚至延伸到史學界，有人認為宋代就是一個效率優先的社會：

　　“唐宋之際及進入宋代之后，對經濟領域效率的注重逐漸取代了平等。宋代經濟效率的提高，包括土地產權逐步由國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向土地私有轉換，出現了產權的明晰化趨勢，國家權力對某些新興經濟領域控制相對薄弱。此外，制度和組織建立、變遷和運行所產生的社會交易成本也逐步降低，表現在社會商業信用的新體系逐漸形成與逐步完善化。例如在金融貨幣業方面，唐代后期，長安、揚州等商業發達城市中，豪商巨賈為便利貨幣的存取，已出現了許多專營錢幣存取與貸出的金融機構柜坊，官吏豪商在柜坊中存錢，少則數萬貫，多則至數百萬貫。除了上述唐宋之際出現的錢幣匯兌外，北宋時紙幣交子的產生，正是社會商業信用建立的集中體現。紙幣的出現，是社會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例證。其次是宋王朝對于新興產業部門的國家控制力逐步松弛。在工商業等流動性大，難以控制的領域開始出現經濟效率方面的突破。”(謝元魯：《唐宋制度變遷：平等與效率的歷史轉換》，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謝元魯告訴我們，宋代的效率優先得益于土地私有化、私有產權的確立、行政控制放松、信用體系建立、金融業發展等。其受益者則是“商業發達城市”中的“豪商巨賈”、“官吏豪商”。這實際上描述了一個教科書上的標準市場經濟的發展。

　　謝元魯的描述可信嗎?

　　兩宋最鮮明的特征就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所以有“千年田換八百主”(辛棄疾《最高樓》)之說。如此頻換的“換主”一則說明土地的私有產權事實上已經確立，二則說明土地產權流轉之頻繁。其結果就是土地兼并激烈。所以產生了1.2節所引蘇洵觀察到的現象：“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窮餓而無告。”(蘇洵：《嘉祜集》卷5《田制》。)

　　對這樣的政策傾向，民間的感受是“輕農重商”：

　　“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盡力泥水間，膚甲皆疥瘡。未知秋成期，尚足輸太倉。不如逐商賈，游閑事車航。”(劉攽《江南田家》)

　　土地兼并使“田主”迅速積累財富。史學界有一說法，稱“唐宋社會乃至其后的明清社會”“為一個‘富民社會’”，以別于此前的“豪民社會”(見林文勛：《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中國古代“富民”階層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林文勛、谷更有：《唐宋鄉村社會力量與基層控制•前言》，云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刁培俊：《宋代的富民與鄉村治理》，《河北學刊》2005年第 2期。高楠、宋燕鵬：《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會的途徑》，《史學月刊》2008 年第1期。)

　　正是“富民社會”的消費能力，拉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唐宋以來，地主階級的消費之所以能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關鍵就在于“富民社會”的這種社會結構。當時，隨著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市場在社會中發揮了更加廣泛和深刻的歷史作用。”(林文勛《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方行也認為：唐宋商品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地主階級消費的拉動(參見方行《中國封建經濟論稿》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富民”及其消費主要集中在工商業城市，尤其是京師，聚集著一個極為富有的階級，“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靖康紀聞》)。《續資治通鑒長編》則記得比較具體：“國家承平歲久，兼并之家，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

　　同時，因土地兼并而失去生計的“脫序人”也大量流入城市，導致了城市化的迅猛發展。歷史教課書稱，北宋首都東京居民有20萬戶。程民生在《宋代家庭人口數量初探》中考證，那時平均每戶7人，可見東京人口高達140萬人。無怪乎《東京夢華錄》描繪它“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增減十幾萬人，居然感覺不到。

　　另外三京也都是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10萬戶(70萬人)以上的城市則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46個。與之對比，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萬人口。有人估計宋朝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22%，甚至有人估計高達30%。與之對比，我們現代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84年才超過 22%，1996年才超過30%。

　　“富民”的消費集中在餐飲、服務、娛樂業，拉動了這些行業的大發展。以至于“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東京夢華錄》形象地描寫出當年的首都東京的盛況：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

　　在這首善之都，“富民”的消費極盡奢豪：

　　“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續資治通鑒長編》)

　　兩人對飲就要花近百兩銀子，讓人想起今天的“順峰”、“天上人間”之類處所。支撐這樣的盛世，需要分工高度發達的復雜經濟結構。

　　成蔭在《北宋開封飲食服務業述論》中指出：“北宋開封飲食服務業已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程度較深地介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為活躍開封的城市經濟發揮了重大作用”。王俊奇在《宋代操辦酒席的“四司六局”》中描述了專門為官府和富貴之家操辦宴會的“四司六局”。王曾瑜在《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一書第5章中論及開封的租賃業，當時人們出行，可租車乃至“賃驢”。林正秋在《南宋都城臨安》一書第8章中論及臨安的“小經紀”，他們上門服務，服務的項目包括“供香餅”、“提茶瓶”、“打炭塹”、“補鍋子”、“泥灶”、“整漏”等。李鵬濤在《略論宋代非紙質廣告媒介》中認為：宋代“對廣告媒介的利用由單一形式趨向多樣化，出現將‘告示’、‘樣品’與聲勢浩大的游行宣傳、文娛活動、免費品評相結合的綜合動態廣告。”《清明上河圖》被視為當時首都的實錄，它描繪了七百七十多個人物，其中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業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算命先生、攤販、車夫、轎夫、乞丐。這些職業為流入城市的破產農民提供了生計。

　　支撐如此龐大的工商業城市，必須有外來資源源源不斷的流入。以糧食為例，龍登高指出：北宋時，兩浙、江東、江西糧食大量由汴河北上運抵汴京。南宋時，東南商品糧輸出地主要是江西和浙西，并多在東南內部流通，輸入則遠大于輸出。浙東與福建食米輸入來自浙西和廣南，長江中游的荊湖與江西的糧食供給建康、徽州、池州等江東州府，也有一部分輸入臨安府及浙西。(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第115頁，云南大學出版社，昆明，1994)可見已經出現了一個相當規模的商品糧生產銷售體系。

　　全漢升研究南宋時期稻米生產與貿易的狀況，他從糧食貿易的發達推斷當時交換經濟的勢力已經非常雄厚。(全漢升:《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冊)，商務印書館，1948)

　　工商業的發達，影響到政府財政收入的結構。研究稅賦結構演變的顧鑾齋指出：

　　“北宋時，兩稅(注：即人頭稅和田賦)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與此同時，商稅急遽增長，構成了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而包括商稅在內的非農業稅，也就占據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佑治平年間，商稅比重不過40%左右，及南宋紹興、干道之交，僅茶鹽榷貨一項即占49%，連同經制錢、總制錢，非農業稅達79％強。而至淳熙、紹熙年間，茶、鹽酒等坑冶榷貨已達56%強，加上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非農業稅更達84.7％”

　　他進一步指出，非農業稅比重上升，不是因為農業稅征收量下降：

　　“賦稅結構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中國南宋竟是舍棄了農業稅而以商稅作為政府財政的倚重對象嗎?這里首先需要說明，所謂農業稅的削減是相對商稅的劇增而言的，但就農業稅本身來說，即使是正稅的征收，終兩宋300余年，也基本維持一個大致統一的水平而未下降。如將與二稅具有相同性質的附加稅如和買、和糴、支移等考慮在內，則農業稅不但沒有下降，而且還有較大增長。漆俠先生估算了兩宋的農業稅額，認為，至南宋末年，包括附加稅在內的農業稅的征收較北宋增加了三四倍。”(顧鑾齋《中西中古社會賦稅結構演變的比較研究》《世界歷史》[J] 2003年第4期)

　　可見工商稅收何其豐厚。財政對市場經濟的依賴，勢必吸引官僚們的注意。同時商人勢力的膨脹勢必影響到官僚隊伍的來源，清人沈垚指出，宋以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兩者作用的結果，導致其亦官亦商、倚權經商。官商一體勢必將“爭利于市”之風帶入廟堂，使腐敗以不可遏制之勢膨脹。

　　太平興國年間，四川地區食鹽的官價與市價差距很大，官價“斤為錢七十”，市價“斤為錢或至數百”。于是官商勾結，通同作弊，“賤市于官，貴糶于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四月辛卯)，大賺其錢。

　　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厘，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則妄覬茍獲，不顧行義。”(李清臣：《議官》，呂祖謙：《皇朝文鑒》卷106)

　　歐陽修也指出：“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歐陽修：《文忠集》卷21《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神道碑銘》)

　　洪適則說：“豪商與猾吏通謀為奸，其弊不一。”(洪適：《盤洲文集》卷49《荊門軍奏便民五事狀》)

　　部、省、地級首長橫行不法，私造私販的案例簡直不勝枚舉，“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其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宋史》卷381，《洪擬傳》。)

　　王曾瑜指出：“從宋初到宋哲宗時，大臣等私下賣官之風還是較為收斂。”“但從宋徽宗開始，大臣等私下賣官之風就猖獗起來，而不可收拾。”(王曾瑜：《宋朝賣官述略》，《史學集刊》2006年第4期)宋理宗時，真德秀說：“干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饋遺公行，熏染成風，恬不知怪。”(《宋史》卷437《儒林七·真德秀傳》)

　　如果說熙寧年間的黨爭還兼具政見之爭與意氣之爭雙重性質，那么元佑以后只有結黨營私之爭，新法、舊法均淪為謀私刮民的工具。“熙寧之爭新法，猶出于公。元佑之自為黨，皆出于私者也。”(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20《哲宗皇帝•諸君子自分黨》)。以致時人認為：“至宣(和)、靖(康)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也。”(《宋宰輔編年錄》卷17隆興元年正月庚午“張浚樞密使”)

　　對北宋滅亡之因，南宋朱熹認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朱子語類》)

　　清人趙翼對兩宋的評價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5《宋制祿之厚》、《南宋取民無藝》，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85、492頁。)

　　6.4 明清時期—覆蓋全國的商貿網絡

　　中國和日本的明清經濟史專家早就認識到，中國的農業經濟自1500年起越來越商業化了。研究經濟史的西方學者則發現：西方在思想上信奉利伯維爾場，而中華帝國晚期則是在實踐利伯維爾場。(注：利伯維爾是加蓬的首都和第二大港口，早在15世紀末，西方殖民者相繼到這一帶沿海，從事奴隸貿易。1839年，法國船長布埃發現這里是建立商站的好地方，便用低廉的代價騙取了加蓬河口兩岸大片土地的主權。為了掠奪加蓬豐富的自然資源，1846年，一座殖民者的商業城鎮在加蓬河口北岸建立起來了。它就是利伯維爾的前身。1849年，法國人給這個城鎮起了個時髦的名字——Libreville(自由)。)

　　拉蒙•邁爾斯(Ramon Myers)描述了中華帝國晚期的“網狀”經濟，它由小規模經濟組織組成，它們在高度競爭環境中相互結成契約關系，并且幾乎完全依靠市場解決交易費用問題。(見John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Asia，c.1500-c.1800:Easl Asianin the Age of GlobalIntegration,”The JournalofAsianStudies,58,1(1999),p.19.)如果了解如今閩浙地區的“塊狀經濟”，這種狀態并不令人驚異。

　　彭慕蘭考察了阻礙市場發育的因素，諸如政府干預、特權壟斷、行會和習俗限制等，并特別重視土地買賣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程度，結論是，中國的江南比英格蘭略有優勢。且直到1789年，“西歐的土地、勞動力和產品市場……整體上可能比中國大多數地方離完善的競爭更遠----這就是說，它更不像是由能夠自由選擇貿易對象的眾多買賣人所組成，因此更不符合亞當•斯密所預見的增長過程”。(見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World Eeonomy”(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7)

　　與之對比，清朝廷宮所需物品，比明代自辦者減少，向市場購買的更多。康熙十四年(1657年)禁止“里攤”(官方強征強買)，康熙十五年規定官家仗勢強買，“不開實價”等“具照貪官罪例”(見朱伯康等《中國經濟史》(下)p435)。

　　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民間商業有長足的發展。北方經商者以晉商為主，“京師大賈多晉人”(徐珂：《清稗類鈔》第6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郭松義，從“乾隆朝刑科題本”、“宗人府來文”、“內務府來文”和“刑法部檔案”等，摘錄晉商個人樣本136例，時間從乾隆元年(1736)到宣統清亡為止(1911)，分析了在京晉商的面貌：

　　“這些晉商在北京從事商業的范圍相當廣泛，涉及近30個行當，計銀錢店13家(內3家稱煙錢鋪，系錢業和煙業兼行)，糧店8家，酒鋪、油鹽店、磚瓦廠各5家，煙鋪、茶館各4家，當鋪、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鋪、木廠、雜貨鋪、粥鋪、客店各2家，估衣鋪、成衣鋪、餑餑鋪、飯店、草鋪、香鋪、銅錫器店、古玩店、羽纓局各1家，還有開設爐房、銅器作坊、小煤窯、磚瓦窯，從事販羊、販騾馬買賣和在工部鑄錢局工作等。”(郭松義《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據136宗個人樣本所作的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由此可見市場經濟之繁榮。郭松義指出：“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過幾家、十幾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這些中小晉商勤奮努力，不顧本小利薄，把鋪面開到街頭巷尾，既流通了物資，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運轉，體現它的生機，從而顯示了晉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礎和無限實力”(同上)

　　晉商在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大范圍的國內外貿易，催生了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票號”等。

　　從全國范圍看，劉秀生逐一檢索清代地方志，“竟呈現一幅覆蓋清代全部版圖的一個完整的商業交通網”，他將其劃分為十條交通干線。可見清代已經存在一個全國流通的大市場。(劉秀生《清代國內商業交通考略》2005-02-24中華文史網)

　　鄧亦兵則指出了明清中國商貿網絡的特點：

　　第一，貿易路線作為商品流通的載體，十分龐大，是秦王車同軌以來整個封建時代的長期產物。經過先人兩千多年的不斷篩選和修治，到了清代，這一交通體系已經達到了封建時代可能達到的最為完美的狀態。加之，明清以來，沿海運路的開辟與發展，與內地江河、陸路相聯系，使原本的交通體系更完善，是史無前例的。

　　第二，明清商品流通的品種增多，商品量擴大，在商品結構上與前有所不同，這里從不同的牙行名稱來說明。據雍正《北新關志》中記載，長距離流通的商品，明代主要有絲、棉花、棉布、苧麻、米麥、豆、鐵鍋、靛青、紙、生漆、糖等。清代前期除了仍有這些商品之外，還增加了如：網、田炭、犁頭鐵、蘆箬、三楞草、包茶箬、包茶紙、車心木、桕子車、煙葉、花餅、蒲包、石炭、桕油、棕、煤、鐵釘、豆餅等商品。(鄧亦兵《清代前期全國商貿網絡形成》 《浙江學刊》(杭州)2010.4. 15—25)

　　李伯重在《十九世紀初期中國全國市場：規模與空間結構》《浙江學刊》(杭州)2010.4. 5—14)中提供了一幅地圖，展示“明清時期全國與蘇南地區重要的商路”(見圖7)：

　　圖7：明清時期全國與蘇南地區的重要商路

　　李伯重認為，在這個商貿網絡中，江南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區，蘇州是全國市場的中心，漢口、佛山、北京是全國市場的次級中心。它們都是巨大的跨地區市場的中心。在這些次級中心之下，還有一些各省省會城市和其他一些重要城鎮如臨清、重慶、營口、景德鎮、樟樹鎮等，可以視為全國市場的第三級中心。再往下，則是地方市場的中心，主要包括府縣治所在城市等。因此，中國的全國市場在結構上分為多層次，具有高度的等級性，而蘇州則高踞其上，成為全國市場的最高中心。

　　在這樣巨大的商貿網絡基礎上，經濟有了高速的發展。麥迪森指出：

　　“從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清朝在其自定的目標上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700年到1820年，人口從1.38億增長到3.81億，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長速度的八倍，歐洲的兩倍。人口增長并沒有導致生活水平下降。在十八世紀，盡管歐洲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擴張了四分之一，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仍然快于歐洲。”(Angus Maddison:《Chinese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p.39)

　　十八世紀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被稱為近代第一個經濟學家。在他筆下，中華帝國相當于“整個歐洲，如果后者在單一主權下統一起來的話”。稍晚的亞當·斯密(1723～1790)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鼻祖，他也認為中國“國內市場”的大小“不亞于歐洲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市場”。上引劉秀生的考證證實了他們的判斷。與之相比，亞當•斯密在1776年評論道“中國是一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遠為富裕的國家。”(見《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系的譜系》〔意〕喬萬尼·阿里吉)事實上，無論是19世紀前歐洲人對東方的看法，還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當時中國乃至亞洲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經濟總量最大的地區。

　　可見在清代，市場經濟的發達至少不亞于西歐。對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后果，美國歷史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教授黃宗智這樣描寫道：

　　“在華北，商業化給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機會，同時給許多其他人帶來了貧困，后者接受了市場風險但沒能成功。在長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樹種植為代表的內卷式商業化使在農業經濟能夠吸納更多的人口，但它沒有根本改變先前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環境。人口壓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大的貧農階級(在絕時數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無地的農業工人和佃農，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見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China?AReview of Kenneth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Asian Studies,61, (2002)，p.531)

　　顧炎武在《歙縣風土論》中曾則這樣描述當時徽州的社會：

　　“商賈既多，士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愛有屬，產自無恒。……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

　　黃宗智和顧炎武都注意到，市場經濟造成了社會分裂和社會環境惡化。

　　6.5 結論：客觀認識市場經濟的運行特征

　　筆者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透視》中，基于對30年來統計數據的分析證明：利潤極大化勢必導致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消費失衡、追逐利潤的資金與追逐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資金失衡。其中最根本的是追逐利潤的資金與追逐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資金失衡。

　　被主流經濟學視為“交易媒介”的貨幣，事實上分化為兩個部分：追逐利潤的資金與追逐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資金。前者在經濟系統中的角色，根本不是“交易媒介”，而是“以錢生錢”。而這個系統要能持續運行，這兩部分貨幣必須保持某種平衡。

　　但利潤極大化的邏輯勢必導致持續擴大的失衡：追逐利潤“以錢生錢”者無限擴張，而追逐商品并祭獻利潤者相對萎縮。這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凱恩斯之所以享有盛名，端在于他提出了應對之策：靠超發貨幣彌補不足的有效需求。而這樣的宏觀調控持續下來，勢必導致貨幣發行量與實際財富的失衡持續擴大，最終危及貨幣的社會信用。

　　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貨幣事實上成為強勢者聚斂社會財富的工具。而這種聚斂使社會日益兩極分化：一極是幾乎一無所有的廣大社會成員，一極是聚斂了幾乎全部社會財富的極少數強勢者。前者只能靠為后者打工謀生，而后者招工的需求受制于盈利的可能性，而前述三大失衡，使盈利空間日益萎縮—因為社會的貨幣發行量幾乎都集中到了強勢者手中。

　　現代以貨幣循環為核心機制的市場經濟，證實了其聚斂效率之高。而在傳統社會中，由于分工遠不如當今發達，相當多的人口，程度不等地自產自用、自給自足。因而制約了強勢者聚斂的效率。然而聚斂依然存在，它有兩個重要的動力。

　　其一是官僚，“宦游而歸，鮮不買田”(袁燮：《絮齋卷》)----當官時靠行政權力斂錢，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也。有了錢就回鄉買田，成為官僚地主，類似于今天的官僚資本家。

　　其二是商人，“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靠經商掙錢，再廣置田產，成為民間地主，恰如今天的私人資本家。

　　在這兩方面，貨幣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主流學界將“市場經濟”當做濟世圣藥，置于不可置疑的神龕上。而本章詳細的歷史考察卻證實，市場經濟在催生出巨大財富的同時，也使社會迅速分化，社會認同瓦解，道德崩潰;使國家成為一頭肥碩而缺乏自衛能力的羔羊。清末民初，正是這種狀態，使中國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

　　主流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必須配之以憲政民主。而民初我們就有過類似的政治構架，結果卻是各地軍閥在不同列強的操控下割據一方，成為其“勢力范圍”的代理人，國家則陷入百年戰亂之中。

　　主流學者將市場經濟描繪為通向繁榮、文明的康莊大道;主流官僚們將市場經濟奉為改革的圭臬。中華大地上市場經濟實踐了三千年以上，史實證明它一次次積累起無法化解的社會矛盾，一次次將社會引入大動亂。我們近三十年的經驗進一步證實：市場經濟的核心動力是利潤極大化，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必然導致生產資料向少數人高度集中，直至阻滯整個經濟體的運行。更嚴重的是，大資本擁有者的強勢，對官僚隊伍有強烈的示范作用，“爭利于市”之風強勁地刮入官場，使權力迅速市場化，導致愈反愈烈的腐敗，直至無法收拾。

　　緩解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向外擴張。這就是當初殖民主義和現今全球化的真正動力。對我們的先輩而言，面對的是一個無法擴張的環境，他們必須在這樣的環境下，找到讓社會生存下去的辦法。這導致中華傳統文明內斂而非向外擴張，節欲而非縱欲，重穩定而非重發展。為此就不能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當年陳云講“鳥籠經濟”，其實就在講一個度：消滅市場經濟不現實，但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勢將造成社會的崩潰。

　　當今主流經濟學界主張“市場經濟”，主要是寄望于“民營企業家”的自由經營。當年，中國共產黨曾提出過一個與之相近的概念—“民族資產階級”，指有別于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一類資產階級團體。這個社會群體的社會功能如何?對它社會能寄以什么希望?讓我們來看看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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