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們”如何看待“私有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　　

                 鐘    聲　　

今年第16期《求是》雜志署名“秋石”的《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問題》謬文，讀后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試問“秋石們”：既然你們聲稱“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那么如果還長眼睛，你們該如何看待“私有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現實？　　

不妨先拜讀一下“秋石”文：“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大二公’、近乎單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脫離了生產力發展狀況，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深化對所有制問題的認識。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正是基于三個認識：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誠然，所謂的“一大二公”、“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難”，是你們強加給毛澤東時代的莫須有之罪，加之有話語權和“不爭論”的大棒護駕，只好隨你們去了。可既然自詡為“實事求是”，面對公有經濟被蠶食殆盡、私有經濟早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基礎行將垮塌的“實事”，你們又是怎么“求是”的？　　

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的無數國營、集體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破產的破產、倒閉的倒閉，作為公有制經濟支柱的僅剩125家的大型央企，禍國殃民的國資委還要再賣掉25家，使之只剩100家甚至越少越好，結果大都流入貪官污吏和先富們私囊，搖身變成行將到來的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為私有制做了嫁衣，這到底是“確立公有制為主體”還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意在把公有制逐步演變為私有制？若果真“求是”，不理該想千方設百計，努力把國營、集體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做大做強而非一再削弱和減少？！而此消彼長，發展下去不意味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然被私有制取而代之的罪惡結果？　　

“秋石們”口口聲聲地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可作為當今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理論刊物，你們能不知道“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核心和靈魂？須知，就像你們諱言“確立”私有制“為主體”一樣，極力削弱、蠶食公有制圖的是什么，還須細說！這到底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還是違背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一旦讓位于私有制，中共能不像蘇共一樣被趕下臺及至被宣布為“非法”？　　

好好想想吧，“秋石們”！你們所謂的“確立公有制為主體”，早已成為令人不齒的笑料，并且早已被“私有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無情的現實而擊得粉碎！因此，日后千萬不要再拿此類屁話自欺欺人了，以免更加遭人不齒和丟人現眼。當然，如果你們和你們的主子繼續執迷不悟，一意孤行，恐怕真正的共產黨人、正義之士和廣大工農兵學群眾起來之日，就是你們的滅亡之時。　　

附文1：

私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李成瑞

在權威機構2009年5月25日發布的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的文件中，著重指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加快研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石油、鐵路、電力、電信、市政公用設施等重要領域的相關政策，帶動社會投資。”十分明顯，這就是要讓私營經濟進入國有經濟壟斷的重要的關鍵經濟領域，甚至進入公益性的市政公用設施領域。這個文件提出所謂優化所有制結構，其內容就是“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最近國家采取刺激經濟的臨時措施中，有人抓住個別現象，公開指責政府不該搞“國進民退”。而有關方面竟然不敢根據憲法的規定理直氣壯地加以駁斥，反而在公開的談話中引用統計數字，說明從整體看仍然是“國退民進”，而不是“國進民退”（準確地說，這里的“民”字應改為“私”字）。從有關文件和這個事例中，對于改良主義者在我國經濟發展道路問題上的根本主張，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主流媒體的言論中，對私有制經濟大發展的事實，過去因怕被指違反憲法而完全回避，最近轉為有時公開承認，并作為成績加以報導：“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非公經濟快速發展，到2006年，民營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已占我國GDP的60%左右；民營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已超過50%，在40個工業部門中，有27個部門比重超過50%，部分行業超過70%；民營企業提供了城鎮75%以上的就業崗位”。這些數字，無可爭辯地說明：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私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從而背離了我國憲法中關于當前時期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但主流媒體文章不僅完全肯定這種現狀，而且要求進一步發展私有制經濟。文章明確地指出：“沒有非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我國經濟克服經濟危機的影響，重回上升通道是不可想象的。在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初顯效果的情況下，促進民間投資增長，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具有更加突出的意義。”“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就成為新階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戰略舉措。”（《人民日報》2009年12月3日：《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鞏固企穩回升勢頭》）在此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后，資本主義制度備受批判的情況下，我國主流媒體宣稱發展私有制經濟在應對危機、發展經濟中“具有突出意義”，是“重要戰略措施”，可以讓人們有更深入的了解。

有關方面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是這樣做的。在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的名義下，各有關部門一齊動員扶持私營企業。經濟管理部門發布文件，要求打破國有企業對某些關鍵部門的壟斷，擴大私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國有銀行擴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人力資源部門努力為中小企業招收工人；工業和信息部門努力為私營企業優先提供技術援助和信息服務；如此等等。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要為私營企業的發展提供種種法律保障和宏觀環境，但是，由國家主管部門直接為私營企業籌措資金、招收工人乃至提供技術和信息服務，則是十分罕見的。這也可說是中國的一種“特色”吧。

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在發展勞動密集性產業、擴大就業和解決“三農”問題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現在它已經被邊緣化了。在城市，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可以向國家銀行貸款，但合作社、集體企業則不能貸款。因為至今沒有制定合作社法，城市合作社無法取得法人地位，也就沒有貸款的資格。在農村，雖然有的文件提到發展專業合作社，但沒有提到發展其他形式的合作社，而更多地是提倡通過“土地流轉”和“公司加農戶”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最近，作為全國各級干部特別是農村基層干部學習榜樣的小崗村黨委書記沈浩同志，在各種媒體廣泛而熱烈的宣傳中，對于他生前參觀河南南街村時留下的“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親筆題詞，卻只字不提，諱莫如深；因在農村中長期堅持集體經濟取得良好成績而聞名遐邇的王宏斌（南街村黨委書記）、吳仁寶（華西村黨委書記）等同志在主流媒體上聯名發出的向沈浩同志學習的公開信中，竟然也只字未提發展集體經濟。所有這些現象，難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義者對集體經濟的態度嗎？

私有制經濟成為主體，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本來，國民經濟的發展要靠“三架馬車”來拉動，即投資、凈出口、最終消費。其中，最終消費（主要是居民消費）應當占最大比重。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在1978年，最終消費占GDP支出的62.1%，到2008年下降到48.4%，30年下降了13.7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費），1978年占GDP支出的48.7%，到2008年下降到35.3%，30年下降了13.4個百分點。這說明，推行私有化的結果，國民收入這塊大蛋糕，最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所占的份額大大降低了。與外國情況相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最終消費占GDP支出的72.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世界銀行2005年資料）。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應當是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文化需要，但居民消費比重卻顯著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我國居民貧富懸殊，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2000年已超過0.4的警戒線，2004年上升到0.469，目前再上升到0.48，已經明顯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一些很不正常的情況，只能用以下兩點來解釋：一是我國勞動人民受國內資產階級的剝削比其他國家更殘酷；二是我國勞動人民受帝國主義的剝削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殘酷。

最近，擴大內需、改善民生、公平分配之類的口號喊得很響。但是，如果繼續維持甚至擴大私有制經濟，不重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所謂公平分配，基本上只能在約占我國GDP的20%的二次分配（財政收入）中作文章。至于約占我國GDP80%的初次分配，在私營企業中只能由資本家來決定，而資本家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就連官方媒體最近也承認：“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是一個普遍現象，企業財富明顯向資本傾斜。”“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所占比重偏低，并呈逐年下降趨勢，而資本回報比重卻節節上升。”（《人民日報》2009年12月3日）盡管國家已規定了私營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制度。但事實證明，這種規定往往被資本家用作降低大部分工人工資的借口，即把大部分工人的工資降低到或接近于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從而使許多工人不僅不能增收，反而可能減收。這說明，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觸動所有制結構，公平分配是無法實現的。

有人說，公有制經濟沒有效率。這種說法早已被大量事實所駁倒。新中國的前30年，在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十分落后而又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廢墟上，在帝國主義長期封鎖禁運的條件下，國民生產總值（GDP）以平均每年增長7.4%的速度發展，超過資本主義國家GDP平均年增長3%左右的一倍多，建立了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速度較之后30年GDP平均年增長9.7%的速度，雖然少了2.3個百分點，但后者包括了相當部分的外資（外國和港澳臺資本），整個國民經濟日趨附庸化，而且在環境污染、資源耗減以至損害職工和居民健康等方面，付出了過高的代價，實際是一種畸形的、病態的發展。這樣發展的成果，在階級分化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由廣大人民共享的。最近媒體上報導的福布斯富豪榜顯示：2009年中國前40位富豪的總資產，從2008年的520億美元翻番到了1060億美元，即每位富豪的總資產從130億美元增加到260多億美元。另一方面，則是大批工人特別是農民工失業，一些人在嚴寒的冬夜流落街頭，有的甚至凍餓而死，而他們正是富豪們居住的豪華的高樓大廈的建造者。

我國經濟私有化的不斷發展，每一個重大步驟都是在權威機構的容許、支持、保護下進行的。有關方面在關于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文件中，明確規定要讓“新社會階層”有“適當數量”的代表，這就是要讓一些資本家戴上“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代表人物的面具出席隆重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在這個口號的掩護下，為了保證資產階級隊伍的健康和發展，有的城市中共市委規定了一種新的制度，要定期從公共財政資金中撥出專款并組織優秀醫師為資本家保健（不知他們對勞動人民的保健是否如此周到關切？）；有的省中共省委組織部專門組織力量對資本家的“富二代”進行培訓（不知他們對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工的“窮二代”是否組織了培訓？），這樣一些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或罕見的奇事，卻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

附文2：

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

李成瑞

　　
　　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
　　
　　國家統計部門對當前我國公私經濟比重沒有提供全面數字。根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測算：各種所有制企業法人（二、三產業）實收資本中公私經濟的比重，2001年為66∶34，2005年為53∶47。平均每年公退私進3.25個百分點。這一趨勢仍在持續發展中。（李成瑞：《關于我國目前公私經濟比重的初步測算》，載《中華魂》2006年第8期）。有的專家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測算，2004年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謀戎匚?7.6%，比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997年的25.5%和建國之初1949年的26.2%還要低得多（劉日新：《國有工業企業還有多少》）。
　　
　　據全國工商聯公布的調查資料，在我國全部GDP中，民營經濟所占比重由2000年為55.4%（其中內資為42.8%，港澳臺及外資為12.6%）；2005年約為65%左右（內資為49.7%，港澳臺及外資為15%-16%）。平均每年“國退民進”2個百分點（《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5-2006）》）。這一趨勢仍在持續發展中。
　　
　　由此可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私有制經濟正在或者已經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和貧富懸殊的形成
　　
　　私營企業戶數從2000年的176萬戶增加到2005年的430萬戶；同期，私營企業投資者人數從395萬人增加到1109萬人；雇工從2011萬人增加到4714萬人；注冊資本從1.33萬元增加到6.13萬億元。這就是說，這5年中，私營企業的戶數、人數、雇工、資本分別增長了1.4倍、1.8倍、1.3倍、3.6倍，其增長之迅猛為世所罕見。
　　
　　拿2005年的私營企業與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工商業者即民族資產階級相比，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人數16萬人的69.3倍；雇工人數為當時人數250萬人的18.8倍；資本額為當時的24億元的639倍（按可比價格計算，2005年4元相當1956年1元）。
　　
　　西方的資產階級用了100多年至200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原始積累。中國的新資產階級用20年時間完成了原始積累，而這一過程是在我國公有制經濟已占絕對優勢的特殊條件下完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靠合法經營和先進科技進行積累的；也有相當部分是通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或其他途徑，以種種手段侵占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進行積累的。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是公認的客觀事實。
　　
　　工人階級的情況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全國經濟普查資料測算，在二、三產業中，公有制企業（國有、集體）的工人與私有制企業（內資、港澳臺和外資）的工人占工人總數的比重，1996年為84∶16；2005年為39∶61。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調查研究的結果認為：目前我國已形成十個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鎮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這十個階層按其擁有“資源”的多少，可劃分為金字塔形的五大社會等級：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底層（等級與階層構成人員之間有交錯）。（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由于全國各族人民主要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辛勤勞動，使我國的產值和財富總量有了較快的增長。但由于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一方面出現了極少數擁有億元、十億元、百億元甚至更多財產的富豪；一方面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的多數人相對貧困化，少數人絕對貧困化。
　　
　　這種貧富分化的現象明顯地表現為基尼系數的增大。我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到2004年，據有關專家測算已達0.47，明顯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并超過了德國、英國、美國和印度、印尼、韓國等國家。在20年間，基尼系數增加一倍，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見的（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2006年8月29日該報記者文）。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供的資料，目前中國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有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費的50%。又據權威部門2005年6月調查，占中國人口10%的最貧困人口擁有的財富僅占1.4%；而占人口10%的最富有人口擁有的財富占45%（見《中國信息報》2006年8月29日該報記者的文章、8月10日的署名文章）。
　　
　　上列數字未必很準確，但貧富懸殊則是不爭的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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