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右而左

（此文是我《國企改革：從現象到本質》貼的下篇，發于此供有興趣者參考）

孤立的看國企改革，眼見海量的國有資產，一夜之間進入個人腰包，批評者必然把板子打在那些實際占有了國企的經理人的屁股上，清算他們的“原罪”；也打在那些炮制了各種低級“改制”理論的主流學者的屁股上，剝奪他們的學術桂冠。這當然沒有錯。然而，國企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個改革國企本身的簡單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經濟問題，它關涉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早在1954年，毛澤東促成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確立了兩條最高原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從1955年開始，全國開始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經過三年的努力，目標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大業初定。之后，經過1962的反復，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兩條原則，從語言文字成為社會現實。

毛澤東是共和國的締造者，是現在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所以，無論后人如何否定毛澤東的晚年成就，大談他的晚年錯誤，修改憲法，但1954年確立的以上兩條最高原則，無法直接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拿掉。“曲線道路”被迫成為選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動搖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必須從經濟入手，也就是從所有制入手。就這個意義而言，整個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一個對所有制的消解過程，劍鋒所指，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改革從農村開始，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經典道路。早在1962年，“包產到戶”的思潮就在當時的中央高層領導之間涌動。毛澤東及時發現并把它上升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加以批駁，嚴厲制止：“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是1962年思潮的復活。現在許多人糾纏小崗村的18個手印是真是假，其實這已經無關緊要。緊要的是，那18個手印，無論真假，都事實上“代表”全體農民和改革者簽訂了“改革契約”。那時候，包產到戶，家庭聯產責任制，糧食豐收，脫貧致富，萬元戶，小康，諸如此類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的新聞或者故事，從電臺，從報紙，從改革者和理論家的文稿中，源源不斷的灌輸給城里的工人兄弟們，撥動他們的心弦，激起他們莫名的憧憬。似乎，沿著改革者設計的路途走下去，財富唾手可得，小康就在眼前。在大家將信將疑的時候，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勒令解散，農村集體所有制終結了，農民復歸為一盤散沙，“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可以剪除貪官污吏命根子的剪刀，被卸下了半邊。

然而，讓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是，一種完全在設計之外的力量橫空出世。這就是鄉鎮企業。“農村改革中，我們沒有料到的最大收獲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是我個人沒有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見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何謂“鄉鎮企業”？真如霹靂之后的地衣那樣突然從地里冒出來的？非也！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之后，農村集體所有制建設基本到位，農村生產力得以歷史性大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農村工業轉移，于是誕生了公社企業。1961年，進入經濟調整時期，在公社之下設大隊，大隊之下設生產隊，此后的農村工業改為社隊企業。這些企業，經過文化大革命后，都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和壯大。1984年，中央命令撤銷公社和大隊建制，設立鄉和村，社隊企業改名，叫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就是這么“突然冒出”的。鄉鎮企業出乎改革者意料之外“突然冒出”，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那些“身在桃花源，不知有魏晉”的改革家們，對于1958年到1976年的中國農村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否確實了解。

鄉鎮企業成為農村和城市之間重要的橋梁和市場管道，也使城鄉差距有越來越小的趨勢。但是，當它野火春風般發展壯大到足以威脅到改革者蓄意培養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生存時，他們就對其痛下殺手。理論家聞風而動，論證其如何擾亂了市場，如何成為腐敗之源，如何浪費了寶貴的原材料。然后就說，鄉鎮企業理論上屬于其所在鄉或者鎮的全體人民，由于沒有人享受真正的產權，實際上沒有人為鄉鎮企業負責。這套大家早已收悉的，由城里腳不沾泥的老爺們，販賣到農村去的說辭，雖然大范圍的遭到鄉鎮領導和鄉鎮企業經理人的抵制，但是政府出面裁判，采取一刀切，使鄉鎮企業在2000年前后，如同恐龍一般突然絕跡。它們當然沒有鉆到地底下，而是和以10萬計的國有企業同時成為了眾多近水樓臺者的囊中之物，讓他們一夜之間富甲天下。

鄉鎮企業到它死的時候，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已經占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其他“二分”為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改革者在當時已經全力培養了20多年的非公有制經濟（詳見北大潘偉的《農民與市場》）。這個輝煌業績，得益于它的集體所有制。諷刺的是，它惹來殺生之禍的根本原因恰恰是這個集體所有制！因為這個體制和理論家設定的“公有制必然導致效益低下”的改革前提完全相反，所以必須肉體鏟除它，不然無法證明“非公有制”的制度優越性和良好的經濟效益。

公社作為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標志，1984年拔掉了，死地逃生的鄉鎮企業，也因為其集體所有制，并作為農村和城市的橋梁，作為新時代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之一，被紅牌罰出場外。現在，對改革者來說，留下的就是那個尾大不掉的城市國有企業。這是體現公有制經濟的最后堡壘，若不革除，改革必將前功盡棄，工農聯盟就有可能死灰復燃。所以這才有“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理論指導下的“抓大放小”政策的出臺；高效的、優質的、超大型的國有企業暫時收編為政府的自留地，其它中小國企統統“戰略退卻”給“非公有制”經濟。于是，“三國(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非公有制’)歸晉”，可以剪除貪官污吏命根子的工農聯盟之剪子的另一半，就這么行將拆除。

我也許不應該懷疑改革者和食洋不化的秀才們“富國強民”的改革動機，但不得不懷疑他們頭腦中是否有一個“私有制崇拜”情節。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他們對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有著刻骨的仇恨。

人民民主專政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人人平等，工農由歷來的被壓迫被剝削者，成為可以與一切王公貴族（姑且稱為第一等級）和依附在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姑且稱為第二等級）平起平坐的公民，如泥腿子陳永貴可以官拜副總理，與胡耀邦真刀真槍理論治國之道。這顯然有違第一第二等級的綱常。第一等級王公貴族不樂意，第二等級知識分子沒有了依附的靠山，也不樂意。

毛澤東說“私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管理問題。對領導人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待人”，“對企業的管理來說，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下）

國家要交給工農大眾管理，干部們和秀才們要下農村，到工廠，參加生產勞動，與工農大眾相結合。這意味著，唯我獨尊的傲慢，被汗水蕩滌，人上人的優越感，讓雨打風吹去。這一切的確發生過，要使其不再發生，重新找回傲慢的唯我獨尊，脆弱虛偽的斯文，就必須鏟除其得以發生的制度基礎，把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一紙空文，讓整個工農階級重新成為分散的小生產者，城市游民，只會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機器。不這樣，便不能駕馭工農大眾。工人比農民更有組織性，集中性，更富有斗爭經驗，國企改革也比農村改革更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農村改革先行，直到改革家和秀才們說的攻堅階段的到來，國企改革才動起真格的來，哪怕惹得天怒人怨。

帖子寫道這里，意猶未盡，有兩個問題本來是要談一下的，怕帖子拖得太長，影響網友的閱讀興趣，決定還是另辟文字，專門討論。這兩個問題是：一，國企改革，或者更廣泛的說，消解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運動，塵埃落定了嗎?二，面對現實，面對工農這樣那樣的權利被侵犯，淪為所謂的弱勢群體，維權至關重要，然而，最大的維權，到底是什么？不是維護個別的具體的權益，而是維護制度。易言之，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大的維權，最根本的維權。

結束語

本文的上篇從一個案例入手，考察1990年代中晚期關乎工人階級最終命運，不同于以往歷次的國企改革-“轉制”，在“靚女先嫁”，“冰棍理論”等理論的指導下，在許多人并不很知情的情況下，早就進入實質性操作，但隨著其深化，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最終引來社會廣泛的質疑甚至批判；中篇著重說明，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迅速流失的不是“產權明晰化”，“現代企業制度”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本身，而是它們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政策支持。理論是彈性的，政策是剛性的。社會批判可以對理論和理論的炮制者大加撻伐，但一碰到政策，就必須靜音。下篇也就是本篇試圖說明，國企改革無論是改出的種種亂象，還是改革的理論或者政策，都還只是表象，本質則在于以曲線的方式、暗地里肢解“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把可以剪除貪官污吏的命根子、確保工農根本利益的制度的剪子。農村分田單干肢解了這剪子的一半，國企改革則是肢解它的另一半。但這一切尚未塵埃落定，工農大眾必須起來維護社會主義的制度.。這是最大的維權。

右而左 2010-04-22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