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56年八大前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探索

　　——謹以此文紀念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誕辰121周年

　　1 堅持“兩點論”，維護斯大林的共產主義者形象

　　1956年初，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初級社大批地改造為更為有效的高級社，土地和其他重要生產資料由私有變為集體所有。城市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推動下，迅速地廣泛地開展起來了。就在這個時候，蘇共20大于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開，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時代進行了重新估價，提出了與斯大林不同的政治路線。米高揚在發言中公開批評斯大林，甚至認為斯大林主持寫出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不符合歷史，要重寫。赫魯曉夫則在閉幕會上做了一個《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它是完全反斯大林的。毛澤東對世界大事一向感覺敏銳，他在第一時間對蘇共二十大的看法是：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揭了蓋子，就是說是蘇共、蘇聯和斯大林不是一點錯都沒有。這就破除了迷信，各國共產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辦事。捅了婁子，就是說，對斯大林這么重要的國際人物，赫魯曉夫不同各國黨商量，搞突然襲擊，會搞亂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思想，可能要在世界上造成一個反蘇反共的高潮，中國共產黨對此要有所準備。為了彌補赫魯曉夫等人的機會主義(那時還沒有把赫魯曉夫當成修正主義)可能造成的國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混亂，毛澤東立即指示中央要寫出一篇文章，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的態度。

　　在斯大林時期，蘇共在其它兄弟黨面前向來是以老子黨自居，蘇共和斯大林都有一種大國沙文主義的東西，讓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小國小黨感到沒有獨立平等。斯大林自己是有主觀主義的東西，對內對外都比較地作風專斷。正是這個東西造成了他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被赫魯曉夫這些人后來批評為搞“個人崇拜”。其實，要說批判斯大林，毛澤東比赫魯曉夫更有資格，這不但是因為斯大林的錯誤其實都有他赫魯曉夫的份，而且也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出現的幾次重大的“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錯誤，都與斯大林的錯誤指導有關。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造成白區黨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聽蔣介石的，導致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皖南事變震驚世界。第三次是抗戰結束后，蔣介石要打內戰，斯大林反對我黨進行自衛反擊，他從莫斯科來電報說什么無論如何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要毀滅。第四次是毛澤東1949年12月訪問蘇聯的時候，斯大林不愿意訂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要搞中長路中蘇共管，旅順口做蘇聯的海軍基地，在靠近蘇聯的新疆搞合股公司，這些實際上就是蘇聯不想放棄對我國的新疆和東北三省的控制權，是搞大國沙文主義。但是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因為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這些錯誤，就從個人利益出發，從中國革命的局部利益出發，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里，從大方向上去否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去否定斯大林堅持的是列寧的十月革命原則，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認為斯大林盡管犯過嚴重的錯誤，但還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正確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搞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不長，從《共產黨宣言》算起也不過一百多年的時間，從十月革命算起只有幾十年的時間，這是盤古開天的偉大的事業，又沒有經驗，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斯大林還是第一人，他主持寫了《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短K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是第一部總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書。斯大林的書還是要讀的，但學習蘇聯的經驗，學習任何外國的經驗，都不要教條主義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盤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聯系本國實際，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學習時加以分析，要聯系本國當時當地的實際，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具體論點，由陳伯達執筆寫出的，堅決捍衛了共產主義的原則，捍衛了十月革命道路，捍衛了斯大林代表的社會主義方向，代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確性，對斯大林的錯誤，則是從哲學高度上加以論述，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從個人感情出發，搞情緒宣泄。所以文章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重視，蘇聯的《真理報》也轉載了。

　　2 借赫魯曉夫“揭蓋子”發起黨內的思想解放運動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是列寧十月革命的繼續，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由于這個歷史的原因，蘇聯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各個時期的方針政策，都有很大的影響。它主要是通過黨內的一個強大的莫斯科派(國際派)來實現的。國際派的教條主義很重，毛主席長期以來都是與他們進行斗爭的，民主革命就是在這種斗爭中取得的勝利，它是毛澤東第一次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延安整風曾把國際派分化了，一些人靠向了毛主席，但它的領袖王明這種人是不可都轉變過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張聞天、王稼祥這些人，要說也都是國際派的，只是回國的時間各自不同，經歷的復雜斗爭也就不同，各自根據具體的艱苦斗爭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在當時是靠近了毛澤東，卻在建國后又和毛澤東拉開了距離。

　　從民主革命時期開始，斯大林對毛澤東就是不放心的，把民主黨看作第二個鐵托，我們建國后斯大林還是這樣，直到抗美援朝戰爭中，斯大林才改變了對毛澤東的看法。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已經形成了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實際的領導者的地位，我們要向蘇聯學習怎么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以盡管斯大林態度不好，但我們在建國后還是采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毛澤東也是堅決采取了這個方針。這有很多好處，例如有蘇聯擋著，我們就不怕美國帝國主義，有蘇聯的重要援助，我們的工業化可以起步輕松一些，起點高一些，但這也給蘇共提供了繼續通過我們黨內的國際派影響我們黨的重大政方針的機會。黨內的確有一些人挾蘇聯自重，一切都要照搬蘇聯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一些人總認為蘇聯人放的屁都是香的。王明、李立三都是七大代表，進城后也是中央委員，王明很多時間都在莫斯科養病，他靠近蘇共中央，對國內的那個國際派影響力很大。王稼祥、張聞天建國后都當過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這里面是不是有國際派因素就不好說。國際派當然不是鐵板一塊，政治上他們都緊跟蘇聯，尋找馬列主義的正統性，尋找蘇聯的依靠，而經濟政策上，他們又各有各的主張，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張，有的要搞社會主義，有的則要像劉少奇那樣“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F在赫魯曉夫自己主動揭蓋子了，就說明無論在政治方針上，還是在經濟政策上，人家蘇聯人都不認為自己放的屁都是香的了。這就給毛主席又一次發起思想解放運動，肅清國際派內一些人的“左”的教條主義和另一些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激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自己的搞社會主義的主動精神，創造了一個好的外部條件。所以，從1956年2月25日蘇共20大閉幕到4月11日這差不多兩個月時間，毛主席夜以繼日，先后和35個(也有說是34個)國家部、局、委的負責人談話，做調查研究，之后經過分析、提煉、總結我們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經驗和蘇聯斯大林時期的錯誤的教訓，形成了他的《論十大關系》的主要思想。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講到“關于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搬，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是什么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毛澤東還用賈桂做例子，批評一些人的教條主義和奴隸思想：“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這些思想是他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思想的繼續和發展。當時毛澤東借赫魯曉夫揭蓋子發起黨內的思想解放，黨內有人可能已經覺察到毛澤東要另起社會主義建設的爐灶了，就制造輿論說“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這種論調不簡單是一個援助不援助的問題，而是一種反對擺脫蘇聯影響、反對我們搞獨立自主的態度，反映出的是某些國際派同志的復雜心理。畢竟歷史上從延安整風開始就已經有過先例，毛澤東一旦決定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國際派在黨內的地位就會下降，這對國際派來說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在向黨內正式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之前幾天，毛澤東在一次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彭德懷等人，聽取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的時候，就已經毫不留情批評黨內一些人就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有奴隸氣(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2，頁563)。在黨內正式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是他在更大的范圍內第二次批評一些人的奴隸氣。4個多月后，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借鑒歷史，再次提醒黨內同志，搞社會主義革命要有自己的獨立主張。他說：“過去，在民主革命中，我們受主觀主義的害時間很長，受了很大的懲罰，根據地差不多喪失干凈，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覺悟。經過延安整風，著重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我們歷來提的口號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誰要你去學習落后的經驗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連蘇聯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觀主義。蘇聯人自己都說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從這些講話里可以看到，毛澤東對照搬照抄蘇聯一切的傾向的批評是嚴厲的、堅決的。他只能這樣，不這樣就沒辦法第二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我們的具體實際結合，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解決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問題。

　　3 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十大關系是：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十大關系就是十大矛盾，如何處理這十大矛盾?毛澤東一一提出了系統的看法。這些看法是他在新形勢下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探索。我在這里不必具體重復毛澤東是怎么講的，愿意致力于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真正關心廣大民眾的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的人，或者愿意增加自己的歷史知識和理論素養的人，都不妨找來《論十大關系》好好讀一讀，那是一篇不長的文字，極為通俗，讀起來十分容易。

　　《論十大關系》在毛澤東有生之年沒有向社會公開發表，但從1956年到1976年這20年中，《論十大關系》提出的各種主張在黨的實際的工作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貫徹，只可惜因為蘇共和赫魯曉夫捅出來的大婁子自那時開始已在不斷影響國際國內的政治環境，國際國內都發生了重大的事變，使《論十大關系》的一些主張未能完全貫徹執行。鄧小平后在毛主席逝世重新上臺之后，居然好像發現新大陸似的說《論十大關系》“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二卷，頁383)。毛主席說黨內懂馬列的人不多，決不是夸大其詞。不過，《論十大關系》即使被念壞了，今后的社會主義者還是可以正本清源，回到它本來的原則和立場上，用它們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4 在八大政治報告中緩提無產階級專政以便調動黨內外一切積極因素

　　在《“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對比現實看建國初期的兩條路線斗爭》一文已經指出，早在1948年，毛澤東就已經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矛盾，看作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52年在對統戰部的一個批示中，毛澤東更具體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中間階級”。革命的進程不同，革命的任務不同，革命的對象也不同，革命的手段也不同。對于民主革命勝利后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看法，實際上反映出的是毛澤東認為，搞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但是，對于這個革命對象不能是采用暴力革命消滅的辦法，而是要采取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的“教育和改造”的辦法。

　　中國各民主黨派主要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中，民主黨派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他們在歷史上是依據革命的內容和革命的進程而采取不同的態度的，對于反帝，他們中很多人是贊成的，但他們不愿意也擔當不起反帝的領導者的擔子，對于反封建，搞耕者有其田，他們中很多人其實不贊成，反孔夫子的學說，那就更多人不贊成了，他們一些人很快就當起了觀潮派、動搖派、甚至投降派;隨著革命的進程的不斷推進，看到抗日要勝利了，他們大部分都變得堅決反帝了，到了民主革命進行到反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時候，他們似乎又開始觀潮、搖擺，一直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他們又都愿意積極參加革命，并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都是反對又不反對。對于鎮壓反革命，他們一直到現在還有意見。他們說共同綱領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是憲法起草出來了，他們又全都舉手贊成”(見《論十大關系》中“黨和非黨關系”一節)。民主黨派的這種革命的不堅定性，毛澤東是不看好的，但還是真誠希望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有民主黨派這樣的反對黨的合作，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所以在《論十大關系》的“黨和非黨關系”之中，毛澤東提出了與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與此同行，針對民主黨派有人聽說斯大林三十年代肅反時錯殺了一些人，就說我們1951年、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也是錯誤的，殺那批反革命是殺錯了，毛主席痛斥說：“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殺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如果沒有那次鎮壓，今天我們采取寬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贊成。”毛主席歷來是主張對社會上一般的反革命不殺，只對極少數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反革命處以死刑。機關肅反(包括政府機關、學校、部隊等里面清查反革命)則要堅持延安時期的政策，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不殺的，都要給飯吃，給出路，讓他們改過自新。但是，不殺不等于不要分清敵我關系。“如果讓敵人混進我們的隊伍，甚至混進我們的領導機關，那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造成多么嚴重的危險，這是大家都清楚的。”(見《論十大關系》之“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

　　1956年8月，毛主席在修改八大報告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有關內容的時候，特別指出民主革命勝利之前，我們沒有破壞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也沒有破壞農民小生產者的個體所有制，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在是工人階級領導著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和民族資產階級對舊時代的地主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這樣的專政可以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可以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到了他執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時候，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就明顯地顯露出來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它在過去為了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斗爭中，在各根據地的政權機關中早已建立起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頁608)

　　在這里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不如《論十大關系》來得斬釘截鐵，但是還是有清晰的繼承性和一致性。在《論十大關系》中，毛主席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但也說“共產黨和民主黨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派也總又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要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制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在這樣一篇劃時代的講話里，毛澤東斬釘截鐵正式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這說明毛主席當時越來越重視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越來越重視當時政權的性質必須要符合馬列主義，必須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在修改八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看來在想方設法說服共產黨內的許多人，強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還有革命歷史的實際證據作為證明的，當時是在根據地建立起了局部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那么從現在開始到將來的某個時候，必須建立起全國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因為共產黨已經取得了全國性的政權，而不再是只有根據地的局部政權。共產黨自己不要忘了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那就不符合中國革命的理想。因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最高綱領的第一步的要求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

　　在八大召開之際，蘇聯已經在接著蘇共20大的路線全面嚴厲批判斯大林、批判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和搞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出現過重大失誤，毛主席也決心要解放思想，走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在這個背景下，又有《論人民民主專政》里人民民主專政的說法在前，所以，八大政治報告還不能直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妥協，是一種多方“政治談判”的產物。對比《論十大關系》和八大政治報告不難看出，《論十大關系》反映的是毛澤東的個人思想，而八大政治報告體現的是全黨的意志。在修改八大報告時，黨內各種意見的交鋒到了毛澤東這里，毛澤東不得不加以考慮，而且，在兼顧黨內反對搞社會主義過渡，搞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見的同時，顯然還要兼顧有文化、有知識，曾對革命有所貢獻，現在主要地掌握著現代科技知識和國家管理知識的那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承受力和合作意愿。所以毛主席就在親自修改的八大報告中，沒有直接廢除人民民主專政而直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而是同意采用了“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實際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樣一種過渡性說法，其與1954年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保持了一致性，為今后完全的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做出鋪墊。但是這個說法既然是政治談判的產物，那就在理論上其實多少有點不能自圓其說，所以，八大政治報告又不得不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解釋為什么在“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實質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的時候，還要搞一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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