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老話：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毛澤東就是一個靠講道理行走天下的人，不然，一枝筆桿子，怎么能夠打得過中外的反動派呢?而且，毛澤東是一個講大道理的人，大道之行，當然暢通無阻了。

　　對于大道理與小道理，毛澤東自有一番理論。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并全中國的緊要關頭寫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說：“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

　　一切聽從大道理的安排，從大道理著眼，這便是毛澤東的道理。

　　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初期，不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有一味主張跟國民黨合作的，叫“右傾”;也有僅僅依靠城市無產階級的，叫“左傾”。毛澤東通過深入的調查，在1925年12月1日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認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最后他分析認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澤東找到了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那就是農民，而在過去，這個同盟軍是被忽視了的，毛澤東找到了過去一切革命成效甚少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發現了中國革命的這個大道理，他便行動起來了。他到廣州辦起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宣傳農民運動，總結農民運動，指導農民運動。1926年9月1日，他在主辦的《農民問題叢刊》序《國民革命與農民動動》中寫道：“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國主義內而統治階級，對于其地壓迫榨取的對象主要是農民，求所以實現其壓迫與榨取，則全靠那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以死力的擁護，否則無法行其壓榨。所以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筑物。中國的軍閥只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豈非不知道輕重本末?……我們的同志于組織工人組織學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風起云涌的農民運動把中國的反動勢力嚇壞了，同時嚇壞了的還有共產黨的那些右傾主義者。農民運動被扣上了“痞子運動”的黑帽子，用毛澤東的話講是“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927年3月，毛澤東回到湖南，花了32天的時間，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的農民運動情況，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倒看到了另一番道理，他在報告里寫道：“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的政變，標志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指出：“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大道理，引導著中國共產黨人走上了武裝革命的征程。

　　中共有了自己的軍隊，但這支軍隊來源于舊式武裝，受舊式軍隊的影響非常明顯，各種各樣的舊作派舊思想非常普遍。1929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第一部分便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賦與了中國紅軍以嶄新的政治使命，把一支思想并不純正的軍隊變成了真正的為人民打仗的人民軍隊。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紅軍長征這一戰略轉移寫道：“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中，著重批評了關門主義傾向，他說：“同志們，統一戰線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哪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關頭的時刻，民族矛盾上升成為主要矛盾，毛澤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疑是壓倒一切的大道理，在以后的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這個大道理成為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主旋律。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北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這個消息震驚了世界，蔣介石對中共血債累累，很多人認為這正是個可以報仇雪恨的好時候，國民黨事變部隊也有置蔣于死地的呼聲。在中共內部，主張殺蔣和“打出潼關去”的聲音一度非常強烈。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決的辦法，蔣介石用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換取了返回南京的自由之身。對西安事變，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所報告的總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說：“西安事變后和平實現是事實，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基本方針，蘇聯和英美法的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停止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同多方面勢力作戰，并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靠攏，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還在企圖使中國繼續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為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去，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為什么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并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斗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并沒有徹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徹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和‘打出潼關去’，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用驚詫的口氣發問道：‘為什么蔣介石又這樣干?’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于一個黨派、一個階級里頭的分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的十年污濁洗掉得干凈。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夠把內戰、獨裁和不抵抗的舊毒掃除干凈。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說：“以西安事變和國民黨三中全會為起點的國民黨政策上的開始轉變，以及蔣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廬山關于抗日的談話，和他在國防上的許多措施，是值得贊許的。所有前線的軍隊，不論陸軍、空軍和地方部隊，都進行了英勇的抗戰，表示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中國共產黨謹以無上的熱忱，向所有全國的愛國軍隊愛國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禮。”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說：“直至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并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但是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所作的演講《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說：“老實說，過去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今天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真心實意地出來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會弄得一團糟。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和四十個日本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為什么要取消他們呢?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中說：“二曰加緊團結。今之論者不言團結而言統一，其意蓋謂惟有取消共產黨，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取消陜甘寧邊區，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謂之統一。不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乃全國主張統一之最力者。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建立統一民主共和國而身體力行之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立于國防之最前線抗御敵軍十七個師團，屏障中原、西北，保衛華北、江南，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為了全國的抗戰這篇大道理，中國共產黨人放下了仇恨，他們換下了代表著榮光的紅軍帽，加入了國民黨的軍事編制，開始了國共并肩作戰的驅逐外侮的光輝歷程。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求比任何時候都迫切，和平是頭一等的大道理。蔣介石一面積極準備著內戰，一面連連發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去還是不去呢?毛澤東毅然選擇了大道理，這一去前途未卜，能不能回來都是個問題。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1990年9月12日回憶，“毛主席離開延安的時候，干部中很多人提心吊膽，老百姓也是這樣。當時的氣氛很緊張。在飛往重慶的途中，我問毛主席，我們能不能回來。他說，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1945年8月26日，在去重慶的前兩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同時我黨力量強大，有來犯者，只要好打，我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不要輕易打，打則必勝)，絕對不要被反動派的其勢洶洶所嚇倒。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毛澤東在重慶經過43天的艱難談判，國共兩黨發表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為了中華民族的和平，毛澤東作了一次大無畏的努力。雖然毛澤東的努力沒有能夠挽救和平，但他為中國人民贏得了未來。1945年10月17日，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在干部會上作了《關于重慶談判》報告，他說：“這次談判是有收獲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現在全國所有的宣傳機關，除了新華社，都控制在國民黨手里。它們都是謠言制造廠。這一次談判，它們造謠說：共產黨就是要地盤，不肯讓步。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這一年，毛澤東在《七律 憶重慶談判》一詩中寫道：

　　有田有地吾為主，無法無天是爾民。

　　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

　　炸橋挖路為團結，奪地爭城是斗爭。

　　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毛澤東重慶談判這篇大道理，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贏得了道義，當毛澤東登上去重慶的飛機的那一刻，那揮手之間，歷史的結局就已經落定了。

　　新中國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朝鮮半島燃起了熊熊戰火。1950年6月27日，戰爭爆發后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出兵朝鮮，并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美國軍隊以極快的速度逼近中朝邊境，他們的炸彈落在了中國東北的土地上，他們的大兵狂妄地朝著鴨綠江撒尿。中國怎么辦?經歷了百年戰亂的中國，那時依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國力軍力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更不能相提并論。在是否出兵朝鮮的問題上，只有毛澤東傾向于出兵，其他的人都認為“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在毛澤東的說服下，中共中央最終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策。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為了這一決策三天三夜無眠。楊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主席決定志愿軍入朝之舉，實在是英明萬分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于‘茍安’!”舉世矚目的抗美援朝戰爭自1950年10月25日開始，至1953年7月27日結束，歷時二年零九個月，將美國軍隊從中朝邊境一直打過了“三八”線。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中，對抗美援朝與施仁政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爭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干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這種思想共產黨里邊也有，在延安就碰到過。一九四一年，陜甘寧邊區征了二十萬石公糧，一些人就哇哇叫，說共產黨不體貼農民。共產黨的個別領導干部也提出所謂施仁政問題。那時我就批評了這種思想。當時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如果少征公糧，就要縮小八路軍、新四軍，那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的。所以，這種意見，實際上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幫日本帝國主義忙的。現在，抗美援朝已經告一段落，如果美國還要打，我們還是打。要打就要征糧，就要在農民中做工作，說服農民出點東西。這才是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哇哇叫，實際上是代表美帝國主義。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應當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過多，抗美援朝戰爭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樣認真地打。我們是徹底地認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們有，朝鮮前線要什么就給什么。”

　　抗美援朝這個大道理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概括：“抗美援朝運動成功地喚起了人們的愛國主義感情，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軍隊獲得的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勝利。在一個多世紀里，中國多次受到西方列強的凌辱，但是現在，中國軍隊第一次打敗了西方軍隊，而且，這場戰爭是中國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力量之間進行的一場 大規模的常規戰爭。這場戰爭也許比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還有許多反對共產黨的中國人也懷有這種感情。長期以來受到恥笑和嘲諷的中國士兵在戰斗中證明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給美軍的這一教訓也發生了世界性的影響。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戰勝了俄國從而標志著日本作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并刺激了整個亞洲的民族主義感情)一樣，中國的軍事勝利也震驚了西方的軍事首腦，并莊嚴地宣告了新中國將是國際舞臺上不可忽視的一個國家。”

　　建設一個工業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目標，由于受工業技術基礎薄弱以及國際封鎖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在建國初期的工業化過程中，采取了照搬蘇聯模式的方法，在取得了工業快速發展的同時，照搬的弊端也令毛澤東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弊端主要表現在它促成了國家和社會的官僚化，造成了社會差距的裂痕，形成了對蘇聯政治及技術等的依賴。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他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他開始思考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要在中國這張白紙上畫最好最美的圖畫。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學習應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他還說：“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工作幾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因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從。”毛澤東采取的措施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毛澤東擺脫蘇聯模式的努力當然不會一帆風順，不僅自身面臨著探索新事物的艱難，也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不滿，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就喋喋不休地指責中共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在泛濫”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 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產主義或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人所幻想的產物。中蘇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走向了決裂。1960年夏天，蘇聯在中國正遭受自然災害及嚴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撤走了在中國約200個企業工作的14500名科學家和專家，正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說：“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有菩薩天要下雨，沒得菩薩天也要下雨。……我們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蘇聯人民過去10年給我們的援助，不要忘記。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總結10年來工作經驗時說：“前8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中國在適合自己的道路上艱難前行，自力更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項方針和實踐的基石。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寫道：“盡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存在著多方面的弊端，但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記錄仍然是為中國的現代工業奠定了基礎的時代記錄。……在毛澤東主義時期的中國，從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像許多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蝸牛速度’向前發展。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獨立取得的，因而這種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里，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

　　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始終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或明或暗，或急或緩，或大或小，或輕或重，雖然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各異，領域不同，但其實質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而社會主義的載體是集體化，是毛澤東堅守的底線。1961年，陶鑄到杭州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說：“不搞集體化怎么行啊，不搞集體化，就沒得辦法搞大生產，也沒得辦法實現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管理，一家一戶也抵御不了大的自然災害。”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沸沸揚揚的“包產到戶”問題進行了嚴厲地批評，他說：“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會分化。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貪污盜竊、投機倒反、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軍、烈、工、干四屬和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搞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生產。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問題。……我們有些同志，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跟湖南第一書記張平化說：“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在下山的路上，毛澤東再次強調：“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毛澤東的道理顯然是深遠的，這源于他對信仰的堅守，源于他對革命的忠誠，源于他對人民的摯愛，源于他對世界的洞察。為了消除資本主義思想及政治基礎，毛澤東擎起了繼續革命的理論旗幟，將革命之火引到了那些曾經的革命者自己的頭上，這種一種曠古未有的革命，這是一篇驚世駭俗的大道理。

　　毛澤東花畢生的精力在講述著關于人的道理，關于國家的道理，關于天下的道理，他講的都是大道理，大道理開始的時候往往并不被人理解，而事后才會被人普遍接受。毛澤東從眾多革命者里脫穎而出是因為他的大道理，中國共產黨人從弱小走上強大是因為大道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窮而白走上世界舞臺是因為大道理，沒有毛澤東的大道理，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或者至少要“在黑暗里摸索更長的時間”，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大道理的勝利， 中國的成功是大道理的成功。

　　翻開歷史的篇章，毛澤東的大道理力透紙背，而那些曾經紛繁喧囂的小道理呢?無不黯然失色。歷史可以鏡鑒，中國需要大道理，大道理才會有大氣魄，大道理才會有大發展，大道理才會有大前途，而如果沒有大道理呢?那必然會出大問題。毛澤東的大道理，應是我們今天最好的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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