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鳳凰網轉錄一篇問答錄，這篇文章原載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作者是楊奎松。令人奇怪的是，鳳凰網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重新拋出這樣一篇文章。眾所周知，中國社會存在的貧富懸殊、分配嚴重不公問題，已經引起人民群眾極大的不滿。精英們為了消除人民群眾的這種不滿，已經連篇累牘地發表言論和文章，為改革開放造成的巨大社會分配不公開脫責任。在鐵證如山的事實面前，不承認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恐怕無法搪塞過去，所以就采取偷換概念、轉移視線、嫁禍于人的拙劣手段，將臟水潑向毛澤東時代。

楊文的主旨就是將人民群眾對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矛頭引向毛澤東時代，他刻意回避社會財富這個主要概念，刻意回避現實社會財富流向這個大問題，避重就輕，偷梁換柱，將中國現實社會存在的大量社會財富集中少數人的原則性問題淡化為工資差別問題，進而引出毛澤東時代的工資差別加以議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毛澤東時代是工資差別最大的時代，甚至大于國民黨統治時期。

這種偷換概念的伎倆是資改派們一貫的做法，早在2007年就有人對此進行了批駁。不過由于只是順著楊奎松的概念加以批駁，就顯得乏力。楊奎松謬論的關鍵在于偷換概念，只字不提社會財富問題，抓住工資差別不放，將人們的視線引入歧途，好讓人們按照他的思路走，進而相信他的謬論是如何正確。這種偷換概念的做法，危害在于避重就輕，回避重大關切，把社會財富占有與工資等同起來，把工資差別與分配不公等同起來，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掩飾罪惡。

楊文一開始就單刀直入，把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導致貧富懸殊的不滿歸結為“誤認為”，這種先入為主的引導方式，正是利用人們的好奇心，有意引導人們順著楊奎松的思路走，一步一步把人們引向歧途。

楊奎松對人民群眾要求解決分配公平和公眾福利問題不以為然，他所希望的是引導人們重視社會制度本身的改造和完善，然而楊奎松所說的社會制度改造和完善，與人民群眾希望的社會改造和完善根本不是一碼事；楊奎松們希望改造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改造是地動山搖天翻地覆式的，說穿了就是徹底取消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楊文振振有詞，以自己“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親身經歷證明毛澤東時代存在等級制，這種證明倒是提醒人們，毛澤東為了遏制這種等級制，不惜犧牲身后名聲，也要防止資產階級特權的產生，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一個明證。毛澤東在世時，廢除軍銜制，干部實行三同等等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避免產生特權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毛澤東極力提倡合作化道路，堅決抵制分田單干，就是為了產生防止新興的資產階級。至于為什么要進行三反五反，說明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還會繼續與無產階級較量，他們不會放棄任何機會，腐蝕我們的干部和群眾；毛主席在進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并且一再警告黨內同志，不要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擊倒。三反五反的開展正好說明這種斗爭的艱苦性和長期性，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思想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包括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走后門問題，只能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和正確。

貧富懸殊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財富分配問題，毛澤東時代采取的措施恰恰制約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可能，竭盡全力防止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不可避免地要出現等級差別，只要這種差別不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不形成新興的資產階級，就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對立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楊文刻意回避了毛澤東時代在防止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成果這一關鍵問題。對于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社會財富想少數人手中集中的根源，楊文歸結為權力和制度，其實經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歷史的人們十分清楚，正是改革開放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導致權力徹底脫離人民群眾的監督，從而導致腐敗前赴后繼泛濫成災；正是資本主義私有化進程，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形成貧富懸殊分配嚴重不公的結果。妄圖撇清改革開放的責任，恐怕是怎么也無法說得清楚的。

中國當今社會貧富懸殊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財富被少數人所攫取，多數人占有的社會財富嚴重失衡，從而引發人民群眾極大不滿，這種不滿已經到了火山爆發的程度。究其根源，一是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將全部剩余價值攫取，構成新興的資產階級；二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巧取豪奪，將國企私有化廉價賣掉，大肆掠奪國家財產，中飽私囊，構成新興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三是貪官污吏依仗職權，與不法資本家勾結在一起，肆意侵吞社會財富，化公為私，構成社會新富；四是黑社會明火執仗，大肆搶掠人民財產，收刮不義之財，攫為己有，構成新興的社會惡霸。這些富人，奢侈過度，荒淫無度，無惡不作，人民群眾恨之入骨；他們依仗金錢，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相信錢能通天，為所欲為，飛揚跋扈，把整個社會搞得烏煙瘴氣，不堪入目。人民群眾深受其害，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面對這一切，人民強烈希望執政黨能夠恢復毛澤東時代良好的社會風氣，恢復毛澤東時代公平正義；面對這一切，人民群眾通過比較鑒別，無限懷念毛澤東時代是理所當然的。

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大部分成果被少數人所享受，這種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一點公平也沒有；這種社會現象的存在，無疑是改革開放的一大失敗。這一點還需要加以佐證嗎？事實勝于雄辯。說穿了，把這種社會財富被少數人占有現象歸結于改革開放過程中推行私有化制度，一點也不冤枉。如果說取消這樣的社會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公平正義，人民群眾是舉雙手贊成的。

在玩弄概念游戲方面，楊奎松不愧為一把好手。社會財富分配是為多數人占有還是為少數人所攫取，這些是研究社會財富分配公與不公根本性問題，毛澤東時代盡管存在工資差別，但是社會財富并沒有被少數人所占有，在經濟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國家財富主要用于人民群眾的福利身上，雖然工農剪刀差較大，但是當時國家也是根據經濟承受能力逐步努力縮小這種剪刀差。農村集體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縮小這種剪刀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然而分田單干卻讓農民階級大部分徹底與富裕絕緣，好在土地繼續保持著集體所有的模式，限制了土地買賣的可能性，尚不至于造成更多的雇農出現。

無論楊文如何指責毛澤東時代的工資差別，毛澤東時代被國際社會稱為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1978年基尼系數在0.2左右，社會財富的分配是相對平均的。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財富通過三十年的運作，一切私有化市場化，中國搞了比美國更加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制度。結果10%的人口占有社會財富的50%左右，2007年基尼系數高達0.47之多，遠遠高于美國的0.407。已經超過國際社會公認的危險系數0.4。可見，所有的純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是兩極分化的，因為中國搞了更加徹底的資本主義即新自由主義，兩極分化程度比美國還高。因此無論楊文如何稱頌改革開放以來的工資改革，然而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事實，比楊奎松本人聲嘶力竭的辯護更有說服力。美國社會也是兩極分化的，其程度比毛時代、比蘇聯要高很多，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是楊奎松的死穴。在鐵證如山的事實面前，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是造成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貧富懸殊的總根源，是資改派們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化制度的必然結果的結論是人民群眾普遍認可的。說明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已經到了非盡快解決不可的地步，說明社會容忍度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

面對這樣一個危險系數，中國共產黨必須盡快加以解決，只有消除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消除貧富懸殊，才能消除社會動亂因素，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而要解決好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僅靠小恩小惠無濟于事，國家補貼可以緩解一時之恨，無法緩解長期發展不暢之痛。

因此在農村要盡快縮小城鄉差距，關鍵是必須恢復農村集體合作化道路，依靠農業產業化規模化，克服靠天吃飯的弊端，發揮集體經濟可以辦大事的優勢。此外，國家必須加快反哺農業的步伐，加大國家投資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發展多種生產經營，拓寬農民就地就業渠道，穩定增加農民收入，確保農業經濟健康發展，確保農村穩定。在城市必須由國家和企業承擔起公共責任，投資建設廉租房，并為廣大居民提供可以承受的租借房，消除蟻族和蝸居現象，解決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基本生存條件。國家應該考慮城鄉統籌發展，尤其是教育醫療等等事業必須由國家承擔起公共事業責任，減少行政開支，壓縮行政人員編制，減少公共事業費支出，增收節支，把國家財力物力用于社會福利建設上來，真正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全民福利享受方面。

消除貧富懸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關鍵是遏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這是根本。消除貧富懸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必須遏制壟斷行業工資分配機制，杜絕灰色收入來源；消除貧富懸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必須加大懲治腐敗分子的力度，加強人民群眾的社會監督作用，把干部的一言一行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消除貧富懸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強化對社會丑惡現象的打擊力度，消滅社會毒瘤。沒有以上措施，如果繼續推行私有化，那么無論采取何種收入分配調節機制，都無非根絕社會財富分配方面嚴重不公貧富懸殊的問題。這一點美國已經給出證明了，中國無非歩其后塵而已。寫于2010年4月17日

附文：

毛澤東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大嗎？　　

馬根草　　

為什么同一問題，左右會看法相左呢？為什么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左右截然不同呢？因為屁股決定腦袋，立場決定思想。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豬只會吃睡，不會懂得艱苦創業的道理。勸老虎不要吃羊，那也是白費口舌，對牛彈琴也是白費功夫。然而右右的鼓躁對于不懂歷史的年輕人來講還是有迷惑作用的，所以又不得不多說幾句，以正視聽。　　

天涯獨狼說“毛時代真的沒有“貧/富分/化巧/取/豪/奪”嗎？獨狼曾聽說55年國/家公/務/人員實行工資制時，毛月收入649.6元，而30級人員20.88，（注：干部的最高是610和最低的是45元，你把高端工資夸大了。低端又說低了。）差距超過30倍（由于高與低不對，差距就必然錯了），比國/民/黨政/權的差距還大……”真相真如他說的嗎？　1933年9月 23　日蔣政府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而當時一個巡警工薪10—13元，見習醫生每月8元。一個苦力工人一個月只有1—2元艱難維持生活也不少見。一個電力小工工資只有6個左右銀元，艱苦可想而知，那么一個部長工薪是一個巡警多少倍呢？將近80倍，這還沒有說總統與一個巡警的倍數，總比80倍要多吧！更不說與貧困的苦力相比了。那會達到100多倍了。　　

而解放后共產黨的官員工資是多少呢？解放初期到55年除解放前未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包括技術人員外都實行供給制，沒有工資，吃飯衣服等生活供應都是發實物，只發很少的津貼費幾元錢，許多人都感到手頭很緊。吃飯分三個等級，即大。中、小灶。大首長吃小灶，中級干部吃中灶，下級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員吃大灶。差別很小。　　

大灶：油3錢、鹽5錢、肉4錢、粗菜1斤，原煤1斤4兩或木柴2斤(以16兩為1斤計算，下同)。　　

　　中灶(輕病傷員同)：菜金按大灶2.5倍計算，原煤1斤14兩或木柴斤。　　

小灶(重病傷員同)：菜金按大灶3.7倍計算，原煤2.5斤或木柴4斤　　

小灶只是大灶的3.7倍的差距。高嗎？　　

55年全國實行行政級別工資制，行政級從1級到24級，月工資從610元到45元不等，（黨外高級知識分子工薪大多比國家領導人高）中央一級領導工資：最高是宋慶齡每月579．50元，因為另外還有300元活動費。文化大革命時，她將活動費退還國家。  毛主席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后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難，他帶頭把自己的工資降到了404．80元。毛主席這么一以身做則，天下仿效。所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人大委員長朱德都和毛主席一碗水端平，工資統統是404．80元。最低的干部是45元。因而高級和低級干部相距是8.99倍。而工人6-70年代學徒定級后是32元，（20元是學徒工）404.8除32為12.65倍，30年代國民黨是80倍以上差距，而共產黨70年代只相差12.65倍。到底那里的差距大？為了吹捧國民黨，抹黑共產黨毛澤東，右右竟到了不顧事實的程度。　　

右右開口閉口以美國為師。那就看看美國總統與美國工人的差距吧！　　

 美國總統的工資是多少呢？美國總統的現在工資為約40萬美元/年，月薪3.35萬美元，相當人民幣22.87萬元，（2009.10.17匯率計算）還有5萬美元報銷；10萬美元旅行費用（免稅）；1.9萬美元官方娛樂費用；免費住宅。　　

1969年時總統工資是20萬美元，每月1.66萬美元。1969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2.46 元人民幣兌換 1美元，當時候美國人總統工資相當人民幣4.38萬，1969年規定工人每小時最低工資不到1.75美元，按69年算，每天八小時，26個工作日，月工資是364美元，美國總統純工資，（不算工資外的補貼，行政費用外）是工人的16600除364=45.6倍，近幾十年來的最低工資每小時是在3—6美元之間，如果以近20年平均工人每小時按4.5美元算。而總統工資從20萬提高到40萬，平均為30萬算。月工資為2.5萬美元，那差距就要達到26.7倍了。按2008年算工人每小時最低規定5.15美元，一月1071美元，差距33300除1071=31倍。　　

由此可見，以1969年為例，美國是45.6倍，中國是12.65倍，誰的差距大？　　

至于你說什么毛澤東時代腐敗嚴重和毛澤東有巨額稿費之說（毛主席的稿費是由黨保管，就是有你說的那么多，又不屬個人財產，這算什么腐敗？至于說官員有特殊待遇，即有一定的特權。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看到這些等級制存在，有特權存在就是官員變質的溫床，所以才告誡各級官員，要保持勞動人民本色，不搞特殊化，要與人民同甘共苦，不要脫離群眾。一些干部不以為然，所以才有后來的斗私批修的運動。），右右對毛澤東時代不是蓄意歪曲就是夸大問題嚴重程度。當時制度雖然不是完美無缺，順便提醒一下，60年代那時美國黑人還不能和白人在車上同坐一起，奧巴馬的父輩可沒有他那么運氣，只是美國黑人在中國6—70年代人民大眾民主運動影響下，通過大規模街頭群眾運動斗爭才取得了如今和白人的同等地位。那時中國存在的問題比起你心目的美國，也只是小兒科。說到稿費也告訴你08年奧巴馬撰寫的兩本傳記一年賺了將近250萬美元，這可是個人所有啊！怎么不見小右說是腐敗呢？對于右右這些潑向毛澤東的污水，網絡上有許多批駁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搜索到。我也不必要在此花更多的筆墨。　　

質疑子虛老人：毛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時期大嗎？
作者：展如畫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4148    更新時間：2010-1-26    文章屬性：   熱 薦   

讀了子虛老人《等級工資制——修正主義的溫床》（以下稱《等》文）一文，感到問題嚴重：第一，文中有嚴重失實之處，會產生丑化毛澤東時代的效果；第二，把等級工資制看作修正主義的溫床，這無異于反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因此本人于1月17日轉載了馬根草的文章《毛澤東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大嗎》，并加了一段按語，指出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溫床主要不是什么過大的工資差距，而是別有奧妙。　　　

子虛老人于1月22日在“網友之聲”欄目發表《就等級工資與網友商榷》（以下稱《商》文），一未對《等》文的失實之處及必然帶來的消極影響表示出任何認識，二未提出新的論據證明“56年共產黨制定和實施的標準其級差為囯民黨的2.2涪（原文如此）。也大大超過了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在《商》文中提出一些新的謬論，因此有必要對《等》文和《商》文的一些問題進行質疑，子虛老人如果愿意澄清事實，把問題搞明白，請不要回避直接回答以下問題。　　

1. 《就等級工資與網友商榷》，主要是與哪位或哪些網友商榷，為何不直接列出他或他們的網名？為何不援引被商榷者的原文？　　

2. “認為等級工資是天然合理，特權特供是合法，并不斷擴大差別發展到髙菥（原文如此）養廉作為理論依據這是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路線。”在你要與之商榷的網友中，誰是支持“特權特供”的？誰要“不斷擴大差別發展到髙菥（原文如此）養廉”？這些做法，拙文不僅從未提及，更不會支持，查遍烏有之鄉網友對于《等》文的評論，也沒有一個網友支持這些做法。那你這種商榷不是無的放矢么？它究竟有何意義？難道就是要把不存在的錯誤強加給對方而反襯出自己的正確么？ 　　

3. 有的網友認為等級工資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它的合理性，誰說它是“天然合理”的了？你把“合理”加強到“天然合理”有何用意？就是為了證明你是馬克思主義，別人是“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路線”么？即便“認為等級工資是天然合理”，這帽子恐怕也不合適吧？　　

在此我要陳述一下自己對按勞分配的了解和自己的觀點。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它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首先提出的。馬克思說，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它還不具備實行“按需分配”的條件。因此，在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上，仍然實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報酬”的分配原則。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只是在所有制方面，也只有在這方面，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是，在其它方面，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取消，依然是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毛主席說：“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如何理解革命導師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呢？他們的意思有二：第一點是說，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相比，按勞分配是一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第二點是說，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社會主義必須實行按勞分配。　　

按勞分配的不合理是相對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相對于你所推崇的平均主義，按勞分配要公平得多，對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也要大得多，因此也合理得多。這正是等級工資制的合理性所在。在社會主義社會，等級工資制是按勞分配的一種形式，但是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按勞分配制度的不足，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醫療、住房、救濟、商品供應等制度的福利性質（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需分配）得到彌補和限制。革命導師和領袖并沒有對按勞分配制度給予一概否定，或者說，他們并不主張在社會主義階段取消商品生產、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和等級工資制。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將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個人消費品分配原則概括為“不勞動者不得食”、“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1959年，針對當時中國農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平二調”的錯誤傾向，毛主席在鄭州會議上嚴厲地譴責“一平二調”就是剝奪他人勞動成果,是否認人們的收入應有所差別的平均主義。毛主席還指出:“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而這是我們所不許可的。”毛主席指出：“價值法則要求我們對于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違反了這一點，終究是不行的。”1962年，毛澤東更明確地指出：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階段必須遵守的兩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的南三區會議上,他再次強調,要解決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問題。當然,毛主席也歷來不主張分配上過分懸殊。他說:“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但你把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商品制度都說成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甚至比“比國民黨還不如”， “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這就必然導致對“大鍋飯”和絕對平均主義的推崇，這樣會導致什么惡果呢？　　

第一，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社會產品尚不豐富的社會主義社會，取消按勞分配和等級工資制，是制造社會不公。這種不公，比按勞分配基礎上的工資差距過大更不道德。在工廠中，有高超技術和突出貢獻的師傅與剛工作的學員和吊兒郎當的工人拿同樣多的報酬，在科技界，讓錢學森那樣的大科學家與見習大學生和偽科學家拿同樣多的報酬，在醫療衛生界，讓名醫與見習醫生和庸醫拿同樣多的報酬，在教育界，讓良師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教師拿同樣多的報酬，在軍隊中，讓將軍與新兵領同樣多的津貼，實行無差別工資制或供應制，在你看來公平么？如果自己找不到正確答案，學完毛主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再來談體會。　　

第二，取消按勞分配，將會極大地挫傷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限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對于這一點，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做出了天才的預見：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脫胎出來的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舊社會的痕跡。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社會產品還不夠豐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等舊的分工還沒有消除，勞動還是個人謀生的手段，人們的文化科學水平和思想覺悟還沒有達到很高的境界，因此，對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是合理的選擇。在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樣的經驗和教訓也不勝枚舉。如果你要了解得詳細點，建議你讀一讀毛主席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套叢書收錄的先進農業合作社的典型中，就有吃了大鍋飯的虧，而后實行了按勞分配，使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和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集體勞動組織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的例子。如果你不愿費那個事，不妨回想一下，大躍進期間中國農業所受的重大損失，是按勞分配造成的，還是包括一平二調、共產風在內的“五風”造成的？　　

平均主義是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會財富的思想，它把任何差別都看作像階級差別一樣的“貧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對，認為毫無差別的平均分配絕對好。它否認以勞動作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認勞動者在勞動復雜程度、勞動熟練程度、勞動強度、勞動技能和勞動態度等方面的差別，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勞動成果和勞動報酬的差別。平均主義會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力求上進的精神，渙散勞動者隊伍，腐蝕勞動者的思想，助長人們的懶惰思想，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于提高社會生產力。因此，平均主義是違背社會主義歷史發展要求的。　　

在這里我要提醒你，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與現在不同，現在的“改革”舉措主要是以官僚集團、外國勢力和資產階級利益為出發點，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則主要是出于昏庸。那時的“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便是他們看到了尤其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社會主義建設和生產的消極面，而這些消極面，與平均主義有著很大的關系。因此要說“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平均主義就是一個。它給改革派留下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口實，為資本主義的復辟提供了突破口。　　

4.在《等》文中，你說新中國的等級工資制“最低工資與最髙工資（不與部隊首長工資比）級差達31.11倍。増加絕對值達416倍之多。與國民黨比，戰后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56年共產黨制定和實施的標準其級差為囯民黨的2.2涪。也大大超過了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如英、法、德，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一般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僅在20倍左右。后來毛主席評說比國民黨還不如。”　　

那時的社會主義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除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之外的全部社會主義勞動者都是按等級工資制付酬。除此以外，公職人員還享受著個人和家屬在醫療、教育、住房、勞保（只對工人）和低價商品供應方面的福利，而且企業的工人還有計件工資、獎金和各種補貼，五、六十年代一個鋼鐵廠的爐前工一個月可掙一二百元。你為國民黨評功擺好時不僅不考慮這些因素，還只算國民黨政府文官之間的薪水差，忽略了無數最低薪酬（如工人、店員），還要去掉幾個最高薪酬（總統和五院院長）。這是公平的對比么？這不是對國民黨的粉飾，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丑化是什么？　　

我所轉網友馬根草的《毛澤東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大嗎》一文載：“1933年9月23日蔣政府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而當時一個巡警工薪10—13元，見習醫生每月8元。一個苦力工人一個月只有1—2元艱難維持生活也不少見。一個電力小工工資只有6個左右銀元，艱苦可想而知，那么一個部長工薪是一個巡警多少倍呢？將近80倍，這還沒有說總統與一個巡警的倍數，總比80倍要多吧！更不說與貧困的苦力相比了。那會達到100多倍了。”　　

照馬根草的研究，以1969年為例，美國的工資差距是45.6倍，中國是12.65倍，究竟是誰的差距大？　　

對于這種嚴重失實、丑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你不僅沒有絲毫的愧疚，反而顛倒黑白，強詞奪理。　　

在《商》文中，你為自己辯解道：“揭露和批判等級工資的反動本質及其走資派的復辟陰謀詭計。怎么能和否定和攻擊毛澤東時代聯系起來”，“批判等級工資怎么和“打看紅旗反紅旗”的陰謀聯系起來”？污蔑毛澤東時代的等級工資制“連國民黨還不如”，甚至“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不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和攻擊是什么？毛主席何曾評說新中國的等級工資制“比國民黨還不如”？既然你如此肯定，希望你找出這句話的出處。　　

5.在《商》文中，你“奉勸今天的‘左派’，不要重蹈當年造反派‘唯我革命，唯我正確’之錯誤。也要警惕有人用此從中間離（原文如此），因為這是破壞革命陣線最有効（原文如此）的手段。”　　

“這依據就是楊奎松教授是一位不同政見者，說他有‘反毛’ 言論。對于楊教授我與他是九天九地之別的人。不過我提酲那些自封為左派的人，隨意給人劃線定派的作法是極其錯誤的。”　　

你以大無畏的氣概顛倒黑白，斥毛澤東時代的等級工資制“連國民黨還不如”，，“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簡直把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的革命導師和領袖統統打入了反動派的行列，卻依然要警告別人不要重蹈“唯我革命，唯我正確”之錯誤，你好大的勇氣！　　

6. 我說楊奎松的“文章和言論帶有一種不易察覺的政治偏見，他的政治立場在骨子里是反動的。”因此提醒你“在引用楊奎松這種人的資料時，一定要小心，否則導致謬種流傳，誤人不淺。”看來這也成了一種罪過。　　

為了說明楊奎松反動言論的隱蔽性，我還舉了兩個例子，論據就算不充分，還不能說隨意吧？這怎么是“隨意給人劃線定派”？讀了這兩個例子，仍然固執己見，要把楊奎松留在“革命陣線”，這能叫慎重？你不隨意，拿出證明楊奎松“革命”的理由來嘛。　　

再看看楊奎松春秋筆法的另一個“杰作”：　　

在談“國民黨的政治失敗”時，他說：“在國共兩黨較量的二十多年里，最先失敗的其實是共產黨，而且是兩次慘敗。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0年代中期。頭一次失敗固然有很多復雜的原因，看起來似乎不可避免，但它從最初幾百人的小組織，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共同反帝反軍閥，一舉發展到五萬人以上，并非沒有進一步發展成功的希望。它之所以很快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于它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追求和推動中國的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后一次失敗更是如此，1927年失敗后，它不僅錯誤地總結了教訓，轉而排斥所有中間力量，而且開始全面走上所謂蘇維埃革命的道路，把革命矛頭指向了幾乎社會上所有的有產階層。這種激進的社會革命性質的政策，結合以異常激烈的暴力手段，固然可以爭取到少部分貧苦農民，在偏遠農村創造一些根據地和紅軍，但卻因為無視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社會現實，疏離了廣大的社會中間階層，終歸要陷入到毛澤東所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這一次失敗更慘，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到1936年底，中共只剩下兩三萬黨員干部和紅軍，并且被圍困到人煙稀少的陜甘北部交界處很小的一塊地方。這也是為什么，張學良、楊虎城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毛澤東13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緊急會議上明確講：這是革命義舉，它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這足以見當時形勢之危殆。”　　

楊奎松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導致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歸結為1927年后到抗日戰爭前全部過程的失敗，掩蓋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掩蓋了王明路線猖獗到極點前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勝利。在他的歪曲下，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失敗不是由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而是由于“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追求和推動中國的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即社會主義的前途。換言之，要想避免失敗，只有追求和推動中國的資本主義前途了。其實，放棄社會主義前途正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選擇。1923年，陳獨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后再發動第二次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陳獨秀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致使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的反革命屠殺中束手無策，使大革命慘遭失敗。　　

既然我給這樣一個反共分子“劃線定派”是“隨意”的，是極其錯誤的，那你把他引為同道當然就是“慎重”的，極其“正確”的了。既然提醒你警惕楊奎松的反動本性“是破壞革命陣線最有効（原文如此）的手段”，楊奎松的研究成果還有的是，下一步，你是否打算兜售他更多的反動言論，以鞏固你們的“革命陣線”呢？　　

問題是楊奎松會認可你這位同道么？從反對社會主義社會實行按勞分配這點來看，你是極左，他恐怕會給你一個譏諷的笑，從你起勁的宣傳共產黨的等級工資制“連國民黨還不如”，“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這點來看，你又是極右，他肯定會對你報以另外一種笑。《等》文后有“非常好的文章”、“ 這篇文章使我茅塞頓開”、“ 學習了”這樣一些評論。從《等》文的某些觀點、效果和《商》文的強詞奪理來看，說你們屬于同一陣線，并不為過。你一定要把這個陣線掛上“革命”旗號，請自便。不過你要清楚，你們是聯合攻擊了三座大山，還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制度？　　

左派二字，經常意味著被視為異端和遭受攻擊，在反共分子面前，我并不憚于亮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是我從未把“左派”二字當作一種榮譽來爭取，只是對捍衛真理感興趣。既然你說我“自封”左派，那你盡管把這個漂亮帽子拿走好了。不過，有一點你要記住：做一個左派，就要把陳述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置于自己的面子之上。你做到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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