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楊師群實行“痛打落水狗”政策

pioneer

　　
    到現(xiàn)在，楊師群“疑案”基本水落石出，原來是楊教授大戰(zhàn)風車。也許一個人作“賊”久了，就要心虛；心一虛，就草木皆兵，——曾經(jīng)與其爭議過的學生就被疑作“告密者”。

    按說這事也該到此為止，但是不行，你不痛打“落水狗”，“落水狗”就沖上岸來反咬你一口，還濺了你一身污水。

    楊教授又發(fā)博文，非但不為自己的“草菅人命”懺悔，反而大罵反對者“勾陷誣蔑”，“無恥之徒”。可以想象，這要是“文革”時代，那兩個無辜的女學生怕早被楊教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了。可見，“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都是楊教授之類的人搞的。

    楊先生的文字號稱“筆戰(zhàn)”，然而通篇竟無一條論據(jù)，完全就是一“判決書”：反對者都是“造謠、誣蔑，甚至漫罵”，“手段之卑劣，言語之粗魯，水平之低下”；是“甚囂塵上，得寸進尺，自以為得意”，“拙劣的表演”，“陰暗的靈魂”，“有一定的權勢為背景”；“低劣的行為”“給國家與人民抹黑”；“低素質之民眾”，“無恥之徒”，“竭盡勾陷誣蔑之能事”；“可悲”、“揪心”的是“‘五毛黨’的許多言行與文化大革命時代如出一轍”，“有這幫“五毛黨”沖鋒陷陣，中國會不會又要陷入一場浩劫”。

    ——楊教授若去罵街，雖潑婦難敵也。

    楊教授給別人下完“判決”，自然也要為自己做個“鑒定”。鑒定結果：“本人是一位磊落坦蕩的學者。”

    ——“磊落坦蕩的學者”，一面呼吁學生“承擔歷史責任”，一面矢口否認自己的言行，一句“記不得”，一句“我不具備談論的資格”就賴的一干二凈。

    都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美德。然而，楊教授前天剛“悲哀”完那兩位“假想敵”“不擇手段”，構了他“莫須有”的“反革命”罪，現(xiàn)在又開始構網(wǎng)上的反對者為“五毛黨”了。而且，天天罵中國專制、鼓吹西方民主法制的新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如楊教授之流，并不需要“以事實為依據(jù)”的。而且還有臉提到魯迅，“如果魯迅能活到今天，也會大開眼界而驚詫不已：‘難道目前中國人的素質比我們那個時代都不如？’”

    ——魯迅如能活到今天，當然要驚詫不已：“當年流行構反對者為‘盧布黨’”，現(xiàn)在改構‘五毛黨’了？！”

    我原不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話，但加到楊教授父子身上，倒也恰當。二人都善于把發(fā)生在自己一家一姓上的片面小事“做大做強”：

    ——楊教授疑心有人舉報了自己，就要按“告密”論處，斥為“文革思路”，要為“所有的中國學生”、“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悲哀。

    ——楊教授發(fā)現(xiàn)網(wǎng)上有反對者，就構為“五毛黨”，“與文革一澈”，是“給國家與人民抹黑”，并擔心“中國會不會又要陷入一場浩劫。”

    ——楊教授的父親楊寬受了逆子、惡媳的虐待和搶奪財產(chǎn)，就非要說是“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的造反行動，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終極惡果。然而，楊師群教授對同一段歷史的回憶中，絕口不提自己是“打”“砸”“搶”的“紅衛(wèi)兵小將”，這自然是因為楊教授對紅衛(wèi)兵一向是深惡而痛罵的緣故。

    今天， 子女為財產(chǎn)干涉父母再婚、兄弟爭搶遺產(chǎn)的事件報道，頻見于報紙電視，難道也都是“文革”的后果？在我身周邊而言，七、八十年代的“白眼兒狼”可要比現(xiàn)在少的多。再者，楊寬自傳里也說過，當他要把小兒子楊師群調到身邊時，“有的親戚認為我自找麻煩，因為他從小受到溺愛，性格強橫，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鬧。更大的麻煩來了。”——“從小受到溺愛，性格強橫”如何能和“文革”扯上關系？

    若按楊寬后來的意見，美國的校園槍擊案都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成果；楊開慧寧選擇犧牲也不和毛澤東離婚，就得歸功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道德教化。

    楊教授的文章共分三段：中間一大段在和他老父對戰(zhàn)，首尾兩段的都是給反對者下了的結論。為不拿出點哪怕一條論據(jù)來支持一下論點呢？原來是“根本不值得一駁”。即如此，打了“落水狗”最后一棒，我也要歇了，用從楊師群之父的《自傳》資料里幾個小發(fā)現(xiàn)，作為本文結尾：

    一、楊寬家里雇著保姆，楊氏三兄弟還上門爭奪錢物。可見文革結束時經(jīng)濟并未到“崩潰邊緣”。

    二、楊師群一回到上海，其父當即為他申請一小套公家配房。當時大兒子夫婦和小兒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適的小公房居住。——改革30年后的上海年輕人沒這福氣了。

    三、從楊氏三兄弟及妻子痛毆繼母的彪悍身來看，并沒有非要等到“包產(chǎn)到戶”才能“吃飽”的跡象。

附：楊師群博文

自從我貼出《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一文后，總有一些人在我的博客上或者網(wǎng)上，對我進行一些造謠、誣蔑，甚至漫罵，其手段之卑劣，言語之粗魯，水平之低下，根本不值得一駁。開始我還有些迷惑，乃至很不舒服：中華民族中怎么會有這種人？所以一度把那篇博文刪除了。不料此輩依然甚囂塵上，得寸進尺，自以為得意。其實你們如此拙劣的表演，能損害我的名譽嗎？本人是一位磊落坦蕩的學者，不怕你們的攻擊。

有人翻出我父親的《回憶》，指責我曾與父親吵鬧以爭家產(chǎn)。這種指責太好笑了，本來不想把家丑外揚，既然有人翻出來那也就無可奈何只得說說了。你們知道當時是什么年月嗎？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本人從插隊落戶的貴州剛回到上海，二十幾歲的我可以說一無所有。而父親由于母親去世找了個后娘，在一些問題上又與兩個哥哥鬧翻，由此而不許我進門，甚至不讓報戶口。我只得在鄰居家住了一個多月，每天只有在小面館里吃一角錢一碗的光面度日。你說我不找父親找誰？而后娘當時已經(jīng)把我們家里的所有東西都搬得不知去向，并把房門封死，我根本無法進住，所以只能到后娘家找父親，但他們閉門不見。幾次下來，年青氣盛的我只得用此釘門粗魯?shù)氖侄危酝竽锍鰜斫鉀Q問題。最后是由組織出面找我父親，才同意把戶口報上，市里再分了一間房子，才單獨過日子。最后，父親與后娘只出了幾百元錢幫我買了幾件家具，其他家里的所有財產(chǎn)都由后娘一人獨吞，我此后再也沒有拿過父親的一分錢。其實，母親去世，我們兄弟三人完全有資格分一點母親的遺物，但我們沒有。父親去世，也完全可以與后娘打官司分父親遺產(chǎn)，我們也沒有。家里的孩子都與父親鬧翻，難道父親會沒有責任？其實你們只要看看他的《回憶》中，連與他生活了一輩子的我們的母親的名字都不提，就可知道這父親還是蠻絕情的。
　　
有覺悟的網(wǎng)民把你們稱作“五毛黨”，就是說只要用“五毛錢”就能收買你們陰暗的靈魂，其綽號真是起得惟妙惟肖。不知你們的動機是什么？不知你們有怎樣的背景？如果有一定的權勢為背景的話，希望這些人好好想想：這種低劣的行為，表面上好象在維護政府和黨的利益，實際上是在給國家與人民抹黑，給我們的執(zhí)政黨幫倒忙。讓港澳臺同胞和外國人笑話大陸有如此低素質之民眾……這讓我想到了魯迅，當年魯迅也經(jīng)常與不同的思想者交鋒，彼此的筆戰(zhàn)盡管也難得會出現(xiàn)一些粗俗之語，但總體上還算是較文明的。哪像如今之“五毛黨”，完全一副無恥之徒的架勢，竭盡勾陷誣蔑之能事，如果魯迅能活到今天，也會大開眼界而驚詫不已：“難道目前中國人的素質比我們那個時代都不如？”可悲啊！最讓我揪心的是：“五毛黨”的許多言行與文化大革命時代如出一轍如果再有類似的風吹草動，有這幫“五毛黨”沖鋒陷陣，中國會不會又要陷入一場浩劫。

附：《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九章 支離破碎（節(jié)選）

與奇女子陳荷靜醫(yī)師締婚

　　不久，我經(jīng)過請托，把小兒子楊師群從貴州調回上海來。當我被關在牛棚的時期，小兒子上初中二年級的時候，被分派到貴州省農村去“插隊落戶”，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報告請求把他調回上海沒有成功。他的母親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顧生活為理由，再度請求把他調回，得到了批準。有的親戚認為我自找麻煩，因為他從小受到溺愛，性格強橫，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鬧。果然，更大的麻煩來了。他回來以后，住在我的雁蕩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據(jù)他說，將要和一個同時在貴州“插隊落戶”而家在上海的女朋友結婚。我當即為他申請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為他買一組待結婚時用的新家具；我讓他自己先到商店預先選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錢，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錢給他。我沒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來。我為此專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訪她的父母，商量如何購置結婚用的家具等問題，結果他們告訴我“兩人只是朋友，目前還沒有到要結婚的程度。”一個星期日，當我在陳醫(yī)師家訪問時，她沖上三樓陳家的會客間，拍著桌子，氣洶洶吵鬧了六個小時才離開。當時，她分配在新華書店工作，我為此多次到新華書店的人事部門，請求幫助調解，但遭到拒絕。
　　……這時要照顧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煩的事。當時我既沒有戶口薄和購糧（證），也沒有小菜卡。當小兒子從貴州調回上海時，我把戶口薄交給小兒子讓他申報戶口，戶口薄就被小兒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婦手里，長期由她使用著；等到大媳婦分配到新的住處，自己另有小菜卡，但還扣留著我的使用。因此我每個季度的糧票，要親自到糧店去領取并由我出收據(jù)，因為我沒有戶口薄和購糧證，只憑我這個人是糧店職員所認識的；當然各種副食品的配給，我就無法領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級的醫(yī)院華東醫(yī)院的醫(yī)療證，自從我被關進牛棚以后，這張醫(yī)療證就作廢。我調到復旦大學工作后，只領到了一般工作人員的醫(yī)療證，如果要找比較好的醫(yī)師治療，比方身體檢查和照X光，都得請托朋友幫助，很是麻煩。
　　八十多歲的老岳父被小兒子監(jiān)禁了十二天 同時大媳婦和小兒子一起對我吵鬧得更厲害了，我找不到能夠幫助我調解的人。大媳婦和小兒子一起跑到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工宣隊”那里去告我的狀，因為我的上司是“工宣隊”。“工宣隊”的工人老師傅對他們說：“家庭糾紛我們不管。”于是他們更膽大妄為了，小兒子先后四次用大鐵釘釘住真假進出三樓的樓梯門。 第一次是在一個星期日上午十時許，小兒子突然帶了鎯頭，用十多支四寸長的大鐵釘，把陳家三樓的樓梯門牢牢釘在門框上，我們夫婦兩人、老岳父以及一個老傭人都被禁閉在三樓上。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紀最輕的，讓她翻到屋頂上，再從鄰居的家里出來求援，設法拔去鐵釘。但是大家對這樣來勢兇猛的“造反”沖擊都不敢插手；又因為是星期日，附近房屋管理處休息，沒法找到人拔釘開門。到傍晚七時許，我的妻子擔心我們在家交際等候，寫了一張安慰的紙條，跑到三樓的樓梯門口，想從門縫里塞進來。正當她把紙條塞進門縫的時候，守候在大門外的小兒子和大媳婦已沖上來了，采用了當時造反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兒子把她雙手反綁著，大媳婦一手緊抓著她的頭發(fā)，一面大聲吆喝，一面用力把她從樓梯上拖下來，拖出大門口，并撳住她的頭，猛烈地推向墻上亂撞。我急忙跑到客廳陽臺上大聲呼救，四周鄰居聽到吆喝聲、呼救聲以及雜亂的腳步聲，紛紛出來幫助。對門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開了小兒子和大媳婦的手，讓我的妻子脫逃，一位鄰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樓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擠滿了觀看的人，我站在陽臺上無法下去說明情況，眼看小兒子和大媳婦大聲向群眾講了許多造謠污蔑的話，并且抬頭指著我謾罵。特別痛心的是，大媳婦帶著她的十歲的小兒子，竟然指使小孩也仰起頭來，跳著腳，對我不斷地大喊：“等我長大了，替媽媽向你報仇！”隨后大媳婦和小兒子就趕到我妻子藏身的鄰居大門口，當眾“勒令”要鄰居交出人來，糾纏不清，一直吵鬧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鄰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到房管處請求派木工來拔去鐵釘，我們才恢復了自由。那個老傭人因為受不了這么大的驚嚇，立刻辭職回到鄉(xiāng)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們夫婦回到家門，又看到樓梯門被釘住。當時有一位朋友正拜訪我的岳父，曾請求我的小兒子不要把他釘在里面，讓他出之后再釘，但是小兒子不睬他，仍然把他釘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處請求木工來拔釘開門，開門后我向這位客人賠禮道歉。從此親戚朋友都不敢上門來了。
　　也無法挽救這個家庭的崩潰了 陳醫(yī)師在“文化大革命”中，僅僅上繳了首飾，沒有受到任何沖擊和損害。她只是為了愛護他人，犧牲自己，而被卷進這樣十分可怖的漩渦之中。她伴著我，毫無怨言地一起承受我兒子、媳婦猛烈“造反”的沖擊。當釘門事件發(fā)生時，“文革”剛結束，我曾經(jīng)到處奔走尋求調解，不少領導干部指出：這種犯法的事件無法調解，只有向法院起訴判罪才能解決。陳醫(yī)師反對這樣做，曾經(jīng)不斷懇求我好好地幫助小兒子成家立業(yè)，以慈愛之心來感化這個年輕人，力圖保住這個瀕臨崩潰的家庭。直到第四次這樣兇狠的釘門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無法挽救這個家庭的崩潰了。 婚后我住在陳家，還是過著驚濤駭浪的生活。特別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兒子，大媳婦和小兒子常來鬧事，我不得不帶著妻子離開上海，到蘇州、無錫等地去“避難”。當時大兒子夫婦和小兒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適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斷前來吵鬧。大兒子竟然前來逼迫我交出雁蕩路寓所的鑰匙，讓他使用，我沒有答應。我說：“我和你已脫離父子關系，不必再來見我。”后來承蒙小兒子的新領導出來調解，我按當日的承諾，付給小兒子一筆買一組結婚時用的新家具的錢，小兒子把扣留的戶口薄歸還給我。我因為小兒子不顧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脅生命的暴力行動，十分恐懼，不得不沉痛地當場聲明從今以后脫離父子關系。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厭其煩地寫出發(fā)生在我家的變故，因為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急風暴雨，打破“四舊”和“抄家”的運動，不但打擊到社會上每個角落，而且沖擊到許多家庭之中，原來傳統(tǒng)的溫情脈脈的倫常道德已被一掃而空，代之以殘酷無情的“階級斗爭”。當“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的猛烈沖擊中，兒子和媳婦們已經(jīng)醞釀著“造反”的打算，先和他們的母親反目，當他們的母親病故之后，就爭先恐后地對我采取“打”、“砸”、“搶”的造反行動了。他們先是找尋時機，爭相奪取我所有財物和重要圖書，接著就大吵大鬧，作進一步的要挾，使我無法安居。待我被迫躲避離去，有圖謀占住我的寓所，一步步的進逼，甚至發(fā)生了更恐怖的威脅生命的釘門監(jiān)禁時間，做出了滅絕人性的犯罪行為。這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終極惡果，也是我應該認真檢討的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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