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博士論民主

    在法大演講的三小博士連同主持一老博士，足可稱四大天王，四人幫。老博士郭世佑先給小的們造聲勢：“我還有一種我作為他們的老教師，我們還有扶植親人、培養新教師或者鍛煉他們和擴大他們知名度的一種義務，這是我非常的一個愿望。因為我們同學經常喜歡搞一些活動給我們的老師投票，我希望如果你們下一次評我為優秀教師或者最受歡迎老師的票先投給他們，他們也是很優秀的”。
    看完他們的演講紀錄以及法大校網給他們極高評語，初步的的感覺是也是“很優秀”和“精彩絕倫的學術盛宴”。引起了極大的興趣，禁不住欲與之討論之。
     在討論之前，歌劇《劉三姐》中的那三位秀才總出現在眼前。我并不認為這是對博士們的諷刺，請他們捫心自問，資產階級權貴們是不是站在他們身邊？而勞苦大眾是不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
    在“老地主莫懷仁”的開場白與介紹完畢后，頭一個出場的“對歌”當然是“陶先生”胡尚元，他唱的是民主調。接下來的兩秀才與他“稍有不同”，圍著他這個調子各自發揮。在這里，他們將目前西方世界不停地用來捧打中國當權者的民主武器表述得淋漓盡致，銳不可當，而且是無懈可擊。筆者欣賞胡博士的民主的精神，并且希望他所論述的民主能付實施，而不是只為了說教和搬倒毛澤東。
    胡秀才出言就以為揪住了毛澤東的尾巴，他說：“在39年8月23號至24號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周恩來首先提出，在文藝民族化、大眾化之外還特別提出民主化。他這個觀點很快就被張聞天肯定了，大家要注意一個基本的史實，當時我們黨內主要領導者還是張聞天不是毛澤東，張聞天在好幾個會議上肯定了周恩來的這種提法，用‘新民主主義文化應該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毛澤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提出新文化還是用‘四大口號’為好，哪‘四大口號’呢？‘民族化、民主化、科學化、大眾化’。但是讓我們很驚異的是就在1940年1月他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他把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只概括為三個方面，‘民主的’這個字樣不見了。為什么呢？”在這里，胡秀才既表達了對毛澤東民主思想的否定，又表示了對黨的歷史悲劇的肯定，他為什么要特別強調說“大家要注意一個基本的史實，當時我們黨內主要領導者還是張聞天不是毛澤東”，這就是要說，本來在張聞天等人的領導下，我們黨是能健康地走民主道路的。
    胡尚元說,“就一般政治學的常識來講，作為民主主體的公民，理所當然應當是一國之內的全體公民，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怎么樣，不管他的民族歸屬也不管他的政治態度，都應該同樣享有人權。”這句話如果拋開一切現有理論的制約，它有問題嗎？沒有，本來我也認為是沒有的，可是正是胡博視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挑毛病的方法啟發了我，他說，毛澤東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他把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只概括為三個方面，“民主的”這個字樣不見了。”而胡博視將公民也只只概括為三個方面，全民的，宗教的，信仰的“階級的”或者說“等級的”這個字樣不見了。他在非議毛澤東時犯的卻是與毛澤東同樣的毛病。毛澤東說“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就是民主的”因而省去了“民主的”這個副詞，其目的正是胡博士所要揭露和批判的，是要抹去資產階級的民主。胡博士省略民主階級性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手法相似，目的相反，毛澤東胸情坦蕩，胡秀才行為詭秘。胡心里明白，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有少少不同的，而這些少少的不同卻能引起中下層人民的反對，為了保護這種少數人的民主，唯一的辦法還是不爭論，用模糊理論將它們模糊掉，而最簡單的辦法就剛才胡博士等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家，在提到民主時盡量地將階級字眼剔除。看起來他比毛澤東高明多了，毛澤東加不加上“民主的”關糸不大，而要博士先生加上“階級的”可要命了。因為胡秀才所說的民主是沒有階級性的，是絕對的，是所有人共有的。人們不禁要問，這種民主存在嗎？在哪？
   “美國。”博士們斬釘截鐵地問答。
    美國有這種民主嗎？如果美國有這種民主，就不會有剝削與兩極分化，就不會有一小撮人成為大資本家，大部分人成為雇傭奴隸，就不會在風調雨順的年歲里，人為地造成經濟危機！不是嗎？有民主就不會將人民全家活生生地趕出自己住房子而淪落街頭，有民主就不會讓人們眼睜睜地扔去自己工作而等待救濟。假如有人出提案付諸全民公決，要求改變社會制度，實現公有制，平等人們的工作權力及機會，平等人們的物質分配，取消資產階級的特權，讓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與自由，如果這樣做，這種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豈不可隨手解決？但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家們卻會立即撕破民主偽裝，必然動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他們會罵道，這種全民公決實際上是全民搶劫，是十惡不赦的共匪行為，因為它取消了資產階級剝削的自由與民主。他們這種包括著資產階級民主在內所謂全體人的民主，顯而易見的目的就是要保證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奴役，他們所說的那種平等共同的民主只是騙術而已，在這場“精彩絕倫的學術盛宴”里擔任莫懷仁角色的郭世佑有言在先，“大學的使命，在我看來……就是要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還有能力，要養成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們培養成美國時代周刊中所鑒定的那種知識分子，那就是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還有對這種民主騙術的熟練的使用者。
    毛主席早就揭穿了他們這種騙術。毛主席說，“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毛主席真的不重視民主嗎？
    還在小學時，我就記住了在當時人人必誦的毛主席的“老三篇”中的一句話，“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
    我和我的紅衛兵同學們是背誦著這句話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
    修正主義上臺后，我們又常背誦著這句話鼓起斗爭勇氣！！
    共產黨在資產階級右派描繪得人民紛紛餓死的暗無天日的三年艱難時期靠的是什么？讓我來告訴反毛博士們吧，靠的就是他們掛在嘴巴的民主。在困難時期的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工作會上毛澤東說：“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部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就沒有上下清廉，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如果沒有民主，必有搜刮民脂民膏的貪官，必有屯集投機的奸商，必有人民起來造反，必定有人迎接當時那不失時機地反攻大陸的國民黨。

    現在人人不是說，只有充分實行民主才能反腐敗嗎，那時沒有腐敗不正說明民主的魅力？

    博士批駁：不！那時靠的是強權專制。

    請問，封建社會的強權專制如何，說一句皇帝就得砍腦袋，它的強權專制何止強十倍，怎么就治不了腐敗？
    毛主席曾反復諄諄教導全黨及全體干部：“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預感到的情況，已經是被鄧小平一伙用行動作了證明。
    昨天我在“深圳紅歌論壇”網站上看了一部社會主義時期的喜劇片《今天我休息》，影片中有個情節，羅愛蘭非要請馬天民吃飯，而被職業道德和終身大事任務重壓下的馬天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羅愛蘭請客。結果卻讓羅愛蘭一句話將死了，有網友說，這句話著實利害，別說是小小的民警馬天民，就是毛主席都怕！這句話是什么？“群眾意見。”因為旅館有群眾支持羅愛蘭的感恩行為，而組成了群眾意見。這真的引起了我強烈的共嗚，這是那個時候人們所熟知的現象，哪怕你是再橫的領導或是個人，只要搬出了群眾意見，那幾乎就見到了“上方寶劍”，不管他再有理再有氣，沒有不先讓三分的。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群眾意見”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沒有大事不須經過群眾討而定的，當官的必須對群眾恭恭敬敬接受群眾評議，壞官則更是點頭哈腰乞求過關，普通的人們重來沒感受的腰直氣壯，重來沒有享受過的尊嚴。直到毛澤東千古，鄧小平才松了一口氣，向同僚們歡呼，“那種須看群眾臉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這就是毛澤東追求的民主，這就是現在已經被資產階級拿掉了的民主。也就是博士們企圖用他們的“民主”取代的民主。
　　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席卷全國的大民主，是他長期以來追求無產階級民主的升級，早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毛澤東就說過：
　“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沒有理由批評毛澤東不重視民主，與博士們的分歧，只是：要無產階級的民主還是要資產階級的民主。
    胡尚元還有雄辯，他說這種分階級的民主最黑暗最恐怖的后果就是“誰都有可能成為敵人，誰的政治權利都有可能被剝奪。……當判斷權最終落到毛澤東一個人手里的時候，就連劉少奇最終也擺脫不了“被敵人”的命運。（笑，掌聲）”
    這種笑聲與掌聲，只說明臺上臺下人們的成見，并不是說明胡秀才說得漂亮。如果在三十年前胡秀才這么說，我也會覺得有道理，可是，當劉少奇的同伙們在改革開放中坦白交待完畢后還要這么說，實在是過于牽強了。現在還有誰不相信劉少奇是毛澤東當之無愧的敵人，他的同黨們不但奪走毛澤東的政權，關押毛澤東的戰友，還將他的遺孀判了死刑……
    胡秀才給無產階級民主強加如下罪過“……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都被踢出了‘人民’這個范疇。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階級，接著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富農，然后是右派分子，搞到后面是‘黨內的走資派’以及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所謂‘壞分子’。在此起彼伏發的政治運動當中，很多人今天還是人民在義憤填膺的批判、批斗‘敵人’，第二天就自己莫名其妙的成為了‘敵人’，自己的政治權利就被剝奪了。”胡尚元所述的情況不是沒有，但并不足以說明無產階級大民主，也就是階級斗爭的荒唐性，而是說明它的復雜性。比如說，當年劉少奇對彭德懷的批斗，林彪對劉少奇的批斗，以及鄧小平對前三個所進行的揭發批判。無產階級革命正如馬克思所說，擔負著兩個決裂的歷史使命，在與傳統的所有制關系決裂的同時，還要與傳統觀念決裂，誰不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于是變成了自己斗爭自己，以至于出現胡秀才所述的情況，并沒有什么大驚小怪。革命者將在斗爭中得到鍛煉，提高覺悟程度同時提高政策水平，以求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孤立極少數的逆革命潮流而動的死硬派。當今世界主要對立的只有旗幟鮮明的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胡尚元的卻說“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都被踢出了‘人民’這個范疇”，他從哪里找來的這么多的階級？真沒想到，作為博士而且在嚴肅的大學講堂里卻講出這種童戲之言。
    胡尚元要反駁我斷章取義了，我刪改他前面說那段話中開頭的最重的一句“當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時候”。他怎能不明白呢，我刪節這句主要是顧及胡先生的面子，他不是說他是老黨員嗎，他這一拳頭正打他現在所在的執政黨身上，只有現在才是“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時候”，勞動人民才統統被踢出享用民主的“人民”的范疇。剛愎自用的胡秀才批錯了，不是批判毛澤東而是批判自己人了。
    讓人費解的是，當胡尚元在演講中亮出自己的身份“我是具有多年黨齡的中共黨員”時會引起哄笑，難道學子們也把胡博士看成了當年與劉三姐對歌的陶先生了嗎？不過胡尚元的黨性還是很強的，整個演講過程遵循“和諧方針”，對“階級”一字末提，更何談階級斗爭，他怎能放棄對毛澤東擴大階級斗爭錯誤的批判？這不是毛澤東只要斗爭壓制民主最有說服力的事實嗎？以往的反毛者絕對不可放棄這一利器。所以博士究竟是博視，他對階級斗爭避而不談，絕非“黨性高”的表現，表現的正是他那“精彩絕倫的學術”。
    毛澤東畢生倡導的階級斗爭，實質上函蓋了最大的民主。階級斗爭不能靠資產階級，不能靠官僚政客，只能是無產階級及其他廣大勞動群眾階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最成功的階級斗爭，同時是最成功的民主，試問，天下有哪一個國家，有哪一個時代，政府官吏全部靠邊站，切切實實全由人民大眾當家作主。這種真正的人民大民主的大熔爐把中國人民澆成為鐵板一塊，這烈焰危及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后方，以至西方列強們不得一個個放下架子，低聲下氣跑到中國來請求幫助救火。
    令他們喜出望外的是中國出了個“改革總設計師”，幫資本主義撲滅了無產階級的燎原大火，可謂資本主義世界的活菩薩，當之無愧兩次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不管他如何劣跡斑斑，都不影響他功高蓋世。在這里，胡秀才也沒忘記鄧小平，他說：“法律把民主固定下來人民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否則只是空談而已。所以后來鄧小平講要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因為鄧小平“懂得民主制度化法治化”，所以鄧小平要取消毛澤東的政治民主“四大自由”，實行法西斯的血腥暴行，，將工農大眾貶為人奴，將古樸民風的社會變成一個私欲橫流的社會等等一切倒行逆施都不足一提，都比毛澤東好。這是目前西方民主世界的共識，也是幾位博士秀才的共識。由此可見博士們的心理上有陰霪。
    祖國60大慶，毛澤東思想方隊的突然出現，人們呼喚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民主，讓那些高調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們慌了手腳，同仇敵愾地加以反擊，抨擊“倒退”，痛斥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時代是最黑暗，最不民主的時代，最不能發揮自我，最沒有前途的時代。他們所謂的前途無非就是“十年寒窗苦，方為人上人。”他們所揮不能發揮自我，就是斷了他成為“人上之人”。因此，總設計師人品再壞，他也感到他是共產黨里面最好的一個人，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找回了自我，找回了前途。他們從個人主義出發，所以毛澤東再偉大，對重振中華民族作出了再怎么輝煌的歷史貢獻，都是不值一談的事。這就是他們所倡導的“普世價值觀”的核心、靈魂。
    我們從民主的角度看階級斗爭，就不難理解，修正主義者為什么取消階級斗爭以后，接踵而來就是取消民主。取消階級斗爭的目的，正是為了取消無產階級的民主地位，為資產階級打開方便之門，讓資產階級重新獲得主宰地位。如果資產階級還不滿足共同享有無產階級的服務時，修正主義者還有絕招，就是打著在無產階級的旗號重操階級斗爭，那就是毛澤東所指出的險惡現象：“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就是讓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會感到恐怖。因此，當無產階級大民主無望時，人們不會反對真正的資本主義民主。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斗士們能讓人們欣賞的時候。這就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初衷。
    那么，毛澤東為什么不能接受一個人人都享的民主社會呢？毛澤東完全接受，并且畢生為這個美好的愿望而奮斗，當他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步步接近這個理想境界的時候，天生自私軟弱的資產階級卻退出了革命，重新回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上來，讓人人平等的民主社會又一次成為夢想。

    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這是胡尚元力求辯明的第二個問題。
    民主對于資產階級來說，是團結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治理資產階級國家的有效手段，是對付無產階級及一切為資產階級提供服務的階級的有效手段，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這種民主手段必須堅持一天，說以說，資產階級民主是推動資本主義制度完善的終極手段，也可以這樣說，民主是資本主義的目的。但是實際上還是手段，這種民主只能有限使用。如果我們去美國推動一個全民公投，要多余房子的人讓出來給窮人住，這種民主顯然是違法的，違犯保護私有的，也是違背“普世價值觀”的，因為換成你是房主，再多的房子也不可能無償貢獻出來。這種民主的基調是保護所有人的利益，資產階級有著最大利益，必須得到最大的保護。
    資產階級民主的有限使用，還在于特殊時刻，比如說，當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讓人民生活不下時候，當資本主義的戰爭危及到人民生存的時候，當種族歧視讓人們忍無可忍的時候，人民起來向資本主義制度挑戰的時候，他們必定換下民主的面罩，戴上鋼盔鎮壓。
     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民主也是手段。而且僅僅是手段，只是為了幫助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不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只是為了團結全體勞動人民健康地進行社會主義生產勞動，只是為了消滅一切剝削權貴而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當這種民主用完了的時候，就是共產主義實現了的時候，人人平等無特權了還提民主，這不等于現在號召人們不要光屁股上街一樣荒唐可笑嗎？
    博士批駁民主是手段最有力的說法是：“道理很簡單，既然民主只是一種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來就用想不起來就不用，想用的時候就用不想用的時候就不用。（笑、掌聲）”沒想到這種無聊的話也能引起弱智兒們的掌聲。道理更簡單，凡是作為手段的東西都可以可用可不用的嗎？我們說進食是生存的手段，照博士先生定下來的邏輯，進食也是可用可不用的嘍？博士如果說進食也是生存的目的，干脆住進豬圈里得了，那時有他們更多的知音。別人把妻子叫妻子，可是他把妻子叫皇后，于是證明他對妻子最尊重，對婦女最尊重？顯然，除了證明他是皇帝外，除了增強他的等級觀念外，并無新意。除去民主的本來意義只是在名譽去提高，就說明他們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民主先鋒。他們把民主當成是目的與把資本主義當作目的是一致的，所謂資本主義永恒那么資本主義的民主工具自然也就永恒了。

    民主的確是手段，其實資產階級理論家和政治家們心里也清楚，但是為了與共產主義斗爭的需要，他們必須堅持民主是目的的最佳廣告，這與資產階級經濟家的做法一致，凡是有利于商品賣出去的廣告，都是有活力的好廣告。
     上面胡尚元已經將毛澤東反民主的真面目批得體無完膚了，可是他仍覺得不夠癮，又扯出了“第三個問題，毛澤東對民主基本路徑的認識。”反民主的元兇還有“民主路徑”？真的有點讓人感到他是在嘩眾取寵了，純粹是顯示他的知識深奧淵博。他煞有介事地說：“民主的路徑問題其實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就基本問題來說，要首先做一個區分：是為民做主還是由民做主。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過一部豫劇電影叫《七品芝麻官》……”這點不必多言，資產階級民主是從封建制度進化而來的。但是胡秀才仍舊滔滔不絕地批了一通“為民作主的思想”。他這一套在今天聽慣了資產階級說教的大學生面前好象新鮮，還有掌聲。如果讓他在三十年以前的社會主義時期上臺講，無非是怪物一個。那時的官就是民，民就是官，而且沒有稱官的，只有干部和領導。什么是領導，就是領著人民一起干，沒有領導不下基層勞動的，勞動中沒有不流汗的，沒有不向人民群眾作調查爭求意見，何須什么“為民作主”，誰聽說過了“為民作主”類的陳詞濫調。所謂的“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還有什么“父母官”，都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才興起來的說法。
    胡尚元也姓胡，不過他是個胡說八道的“胡”，他把毛澤東說過的“讓人民監督”、“讓人民講話”硬說成“真正含義大家都沒有領會，其中體現的恰恰是毛澤東‘為民做主’的思想。”為什么罵他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博古通今，明知毛澤東并不只是光有這兩句話，還提出了大量的指導實施的辦法措施，絕非“為民作主”，而真正是他所說的“由民作主”。讓我們來年看看毛澤東是怎樣讓人民監督，讓人民說話的。
    他在一九五七年的《作革命的促進派》等文章中反復說道：
   “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
    “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
　“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靠廣大的同盟軍，單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不行。中國無產階級數量少，只有一千多萬人，它要靠幾億人口的貧農、下中農、城市貧民、貧苦的手工業者和革命知識分子，才能實行專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發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無產階級專政就鞏固起來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民主思想不是可有可無的權宜之計，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大計，關糸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生死存亡，關糸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絕對不是胡尚元等無恥之輩輕描淡寫就能蒙騙過去的。
    胡秀才說，“一個‘讓’字，準確無誤地說出了他‘為民做主’的本質，他不是代表著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讓人民監督’、‘讓人民講話’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讓’當然也可以隨時‘不讓’嘍，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毛澤東說的一個“讓”字，果真招致如此大錯嗎？“民主”是從天下掉下來的嗎？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和革命群眾打倒了蔣介石，奪取了政權，就有一個政權移交的過程，把它讓給人民就錯了？假如把它讓給資產階級呢？不“讓”怎么“由”？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所標榜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是怎么個“由”法？有沒有“讓”？“由”普通公民投出自己那無關痛癢的那一票以后，這就完成了幾秒鐘事的的唯一的偉大民主，接著下來只有等著（政治的和經濟的）統治者“讓”了，“由”的作用只有那幾秒鐘。于是有資產階級理論家大大方方地向人民分發廉價的“由”，而把奢侈的“讓”收起來。胡秀才的雕蟲小技有抄襲的嫌疑。
    看到他這段高論的題目“毛澤東的民主路徑”，本想見識他的有什么新內容，沒想竟就是一個“讓”字了事。
    當然，毛澤東的民主不是沒有問題，而是有大問題，甚至是致命的問題。這就是當毛澤東拿掉了資產階級民主，而在實行無產階級民主時出現斷層怎么辦？這就是資產階級帷一能拿起來進行攻擊的武器，也就是毛澤東一生致力于解決的問題——反修正主義，反官僚主義。大權在握的毛澤東不知疲倦地開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鍥而不舍地一次又一次地追求的理想目標，正是為了保衛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實現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不用資產階級來指手劃腳，毛澤東主動承認自己內部有黑暗面，這種黑暗面就是不民主，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過渡到無產階級時出現的斷層。且不說修正主義者的蓄意破壞，共產黨培養起來的干部也會模妨著資產階級的方式進行管理工作，傳統觀念在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部分人民甚至會接受官僚主義的管理，而對自己的民主權力麻木不仁，所以即使在正常情況下也極容易出現斷層，資產階級自然就覺得不公平，自然就要站出來與官僚階級分享權力，修正主義者自然就要興風作浪，逼迫毛澤東搞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無產階級大民主的辦法“四大自由”最大的發揮，讓官僚們個個下臺接受群眾的考核，觸及他們的靈魂。大亂實現大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讓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出現了空前的團結，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收獲是證明只有大民主才有大統一，只有民主得到了保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才能得到保證。
    所謂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只是清談，并無實現的可能性，這是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觀點。目前并無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仍屬空談，這種部分左派的觀點。大千世界，變化莫測，怎能只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可能性，而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性？在自然科學領域里，各種科學幻想無奇不有，無所不談。而社會科學領域里卻對科學幻想望而生畏，擯棄清談，這難道一點也不使人感到奇怪嗎？這能夠說服人們不要懷疑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嗎？
     毛澤東是偉大的，歌頌毛澤東偉大的人自然占多數。但是具體如何偉大，真正理解的人卻占少數。毛澤東將自己的功績歸于兩件事，一是推翻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二是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左派一致認同的就是這兩件偉大創舉，其一是證明了經濟發展極度落后的國家也能建立社會主義，其二是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資產階級政治家則認為這種觀點是極端的片面的，是經不住科學考究的，我也認為有待深入分析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必須以資產階級理論為出發點。資產階級理論家們已經推斷出來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是不現實的空想，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在人類社會中嘗試了在現實的國家機器中，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可行性，難道這不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嗎？這還不足讓那些帷抱資產階級民主觀的民主理論家們自覺形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