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大學還像社會主義大學嗎？


——駁法大郭世佑教授及三博士的反毛演講


奚兆永

一、從劉國光同志五年前的7.15講話和最近《政治經濟學新論》一書出版說起





五年前，即2005年7月15日，劉國光同志就我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問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地位問題，發(fā)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捅了我國經濟學界的馬蜂窩，在全社會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有人拍手叫好，認為是一篇針砭時弊、振聾發(fā)聵的好文章；而有人則恨之入骨，大罵出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幸的是，此講話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重視。李長春同志批示說，“要重視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傾向性問題”；陳至立同志要求教育部門“對文中涉及問題要一一研究解決辦法，建議在重點部屬院校進行調研，并從這些院校抓起”；劉云山同志在批示中也說，“學者建議很重要，對學者提出的建議要重視，要采取措施”。五年后的今天，人們看到，實踐已經證明，劉國光同志的7.15講話和他這幾年發(fā)表的一系列論著經受了歷史的檢驗而顯示出其真理的價值，反觀那些鼓吹西方經濟學特別是鼓吹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精英們，他們的觀點卻被證明是完全經不起實踐檢驗的，是錯誤的和有害的。前不久，包括劉國光同志7.15講話及其一系列論著的新書《政治經濟學新論》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聯想到當時7.15講話在《經濟研究》發(fā)表都遭到抵制和打壓的情況，應該說，《新論》的出版發(fā)行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國的又一個勝利。當然，人們也清醒地看到，由于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大行其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年深日久，相沿成習，一些處于領導地位的同志也思想不明，措施不力，上述情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同時，還要看到，問題不僅發(fā)生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在其它學科領域，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相同的或類似的問題還大量存在，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一些大學，一些黨校，以及一些新聞出版單位，在那里，已經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在指導，而是用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指導，已經很難說這些學校和新聞出版單位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應該說，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存在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
最近在網上讀到梧桐樹寫的《法大教授主辦反毛講座，學生據理駁斥反遭攻擊》一文，后又讀到雨夾雪、般若觀、黎陽等同志寫的文章，感到提出并批判這一現象不僅很有必要，而且有著極大的緊迫性。在我看來，法大的郭世佑教授聘請三博士利用社會主義大學的講堂公開違背憲法，肆意攻擊和污蔑毛澤東，這絕不是一件小事，它關系到新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長，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理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同時還要看到，法大最近發(fā)生的事情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從最近一些右派報刊的猖狂，從這些年一些大學出現的種種怪現象看，很值得我們提高警惕，而決不能掉以輕心。記得兩年前，在上海，曾經發(fā)生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在課堂用錯誤思想誤導學生，致有學生檢舉揭發(fā)，卻被說成是學生告密，因此網上出現圍攻學生的事。現在又發(fā)生北京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連同三博士利用“中華文明通論”的講堂，打著 “歷史與現實——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三博士談”的招牌，大肆宣揚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惡毒詆毀毛澤東，詆毀中國共產黨，詆毀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無恥地吹捧蔣介石。對此，學生一劍飄紅出于義憤，提出反對意見，竟然被該校郭世佑教授認為是“辱師”，強行要求其向違背講題大發(fā)反動言論的“老師”道歉。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離題大發(fā)反動言論者不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向學生道歉，倒反而要學生向離題發(fā)表反動言論的“老師”道歉？難道新中國已經變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嗎？
毛澤東曾經教導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頁)他還說，“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頁）在這方面，許多同志都是走在前面的，還有許多網友的跟帖也是走在前面的，我的這篇文章稽延了一些時日，出得晚了一些，但是，寫出來仍有其意義。當某些人還在負隅頑抗，進行這樣的斗爭顯然還是一項長期的和艱巨的任務，不是很短時間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一定要再接再厲，把這一斗爭堅決地持續(xù)地進行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勝利。


二、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指導，還是以美國的《時代周刊》為指導？



郭世佑教授說，“我們?yōu)槭裁磁e辦這么一個談毛澤東的這么一個學術講座…第一個理由就是大學的使命所決定的。……要讓我們的學生體面的走入社會，要培養(yǎng)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還有能力，要養(yǎng)成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們培養(yǎng)成美國時代周刊中所鑒定的那種知識分子，那就是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是這樣知識分子。”
原來，法大所要培養(yǎng)的政治法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人才，并不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指導思想進行培養(yǎng)的，而是根據“美國《時代周刊》所鑒定（？）的那種知識分子，那就是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這不奇怪嗎？
真是無獨有偶，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教授，在他的《古代漢語》課件上也引用了一句極其相似的話：“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批評他所在的社會而且反對現有的價值，乃是蘇格拉底式的任務。”楊說此話引自臺灣學者殷海光《怎樣才算是知識分子》一文。
兩位教授的思想相同，而說法不一：一個說是美國《時代周刊》“鑒定”的，另一個說是已故臺灣學者殷海光《怎樣才算是知識分子》一文所言。為了弄清究竟，我找來了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并在該書的第十五章（“知識分子的責任”）第一節(jié)見到了“怎樣才是知識分子”的標題，并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照《時代周刊》（Time）的時代論文所說，得到博士學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識分子。即令是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至于科學家，只在有限制的條件之下才算是知識分子。該刊在兩個假定條件下來替知識分子下定義：
“第一，一個知識分子不只是一個讀書多的人。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chuàng)能力。他必須追求為觀念而觀念。……
“第二，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批評他所在的社會而且反對現有的價值，乃是蘇格拉底式的任務。”（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版，第543-544頁）
看得出，兩位教授所引都與殷海光此書有關，但是，他們都沒有正確引用：郭教授把《時代周刊》一篇文章的兩個假定之一，說成是《時代周刊》對知識分子的“鑒定”，還在“批評”前加了原文所沒有的“善意的”限制詞作定語；而楊教授則把殷海光所引述的文字當成了殷自己的觀點，給人的感覺是，好像他們連前后文都沒有認真看，這樣做學問是不是也太不地道了？
其實，殷海光并不同意《時代周刊》那篇文章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他寫道：
“如果依照上列《時代周刊》所舉兩個條件來界定知識分子，那么不僅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數。在現代西方，羅素是十足合于這兩個條件的。史迪文森（Adie Stevenson）顯然是一個知識分子。在中國，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強可作代表。自清末嚴又陵以降的讀書人堪稱知識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冊。而且，即令有少數讀書人在他們少壯時代合于這兩個條件，到了晚年又回頭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識分子。”（同上，第544頁）
因此，他又引述新自由主義的“大師級人物”海耶克的話說，“知識分子既不是一個有原創(chuàng)動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別部門的專家。典型的知識分子不一定必須必須有專門的知識，也不一定必須特別有聰明才智來傳播觀念。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有資格叫做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博學多聞，能說能寫，而且他對新觀念的接受比一般人來得快。”
顯然，殷海光是想將二者調和起來：“《時代周刊》的時代論文所界定的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說的知識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個社會文化創(chuàng)建的前鋒；后者是一個社會文化創(chuàng)建的主力。”（同上，第544-545頁）
問題在于，為什么郭、楊兩教授不以現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明確規(guī)定的指導思想去教育學生，卻偏要要如此轉彎轉彎抹角地通過殷海光的文字尋找45年前美國《時代周刊》那篇文章（該文原題《蓬勃發(fā)展的知識分子》，載1965年5月21日《時代周刊》）里的那段話作為指導思想呢？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思考的。
看來，他們心目中的偶像就是美國，他們的是非是以美國人的是非為是非的。他們所特別看中的是“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批評他所在的社會而且反對現有的價值”這句話，其原因顯然是因為他們對于現在生活于其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極為反感，對于這個社會的“現有價值”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極為痛恨，他們要對這個社會制度和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進行公開的反對，不僅自己要站在對立面進行“批評”，而且要讓學生們也接受他們的這種反對態(tài)度，也站在對立面進行“批評”；不過，他們也害怕，如此公開地露骨地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它的價值觀念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于是那位郭教授又偽善地在所謂的“批評”之前加上了“善意的”三個字，似乎這樣一來就可以瞞天過海了。但是，這只能是欲蓋彌彰。他們的言行已經把這所謂“善意的”三個字否定得干干凈凈。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郭教授和三博士在那堂課講的全部內容，實際上已經把他們的偽裝剝得精光。這個問題，我還要在本文第二部分詳述，這里只是順便提到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歷史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292頁）在中國，哪個階級是統治階級？這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說得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走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是領導的階級，也就是統治的階級。與之相適應，統治的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里也有明確的規(guī)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x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一切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違背憲法的，都是應當堅決反對的。
而郭、楊兩教授所鼓吹的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思想又是哪個階級的思想呢？毫無疑問，那不是無產階級的思想，而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對于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經給予過非常積極的評價，但是，這種評價只限于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至于到了它的沒落階段，評價就完全不同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后部分（第7篇）曾說，“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頁）而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版跋里還說，“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他敲響了資產階級經濟科學的喪鐘。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yǎng)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同上，第17頁）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對于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一些思想家如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等曾經給以了很高的評價，當然也指出了他們在理論上的錯誤，但是，對于資本主義后期的一些思想家則明顯地采取了嚴厲的批判的態(tài)度。
前不久讀到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寫的一篇文章，說在1985年夏季的某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其中說“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還在走上坡路”，胡耀邦讀后如獲至寶，曾反復讀之再三，最后還說了一句話：“看看，還在走上坡路噢！”（胡德平《保持歷史的記憶力》，載2010年3月22日《經濟觀察報》）胡德平現在撰文重提此事，顯然是十分贊賞乃父之觀點并進行宣傳的。看來，胡氏父子讀書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歡斷章取義，也就是喜歡孤立地抓一句話，既不注意這句話的前前言后語，更不注意作者在其它著作里對同一個問題的論述。事實是，就在胡氏父子頗為欣賞的那句話之前，馬克思曾說：“不能否認，資產階級社會已經第二次經歷了它的十六世紀，我希望這個十六世紀把它送進墳墓，正像第一個十六世紀給它帶來了生命一樣。”這句話被胡氏父子當做一句無關緊要的話而未予引用，而此話正是馬克思立論的基礎和前提，顯然是不應該棄置不顧的。馬克思原話里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也被胡德平用省略號刪去了，這句話說，“對我們來說，困難的問題是：大陸上革命已經迫于眉睫，并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頁）這些都說明，當時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已經在走資本主義的下坡路了。由于這些話對胡氏父子不利，所以就故意不引或用省略號刪去，難道這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著作嗎？當然，馬克思也曾說，“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還在走上坡路。”這又是什么意思呢？馬克思講“地球是圓的”，其實就是講世界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當發(fā)達國家已經快被“送進墳墓”，他們那里的革命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之時，像美洲的加利福尼亞和整個澳洲，還有中國和日本，還只是剛剛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他們的資本主義還在“走上坡路”。這種情況當然會對發(fā)達國家的革命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馬克思擔心“革命在這個小小的角落必然被鎮(zhèn)壓嗎？”（同上）由于這些重要內容在胡德平的文章里都未被引用或用省略號刪除，而只是孤立地引用了“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還在走上坡路”這一句話，馬克思所要表達的意思就被完全歪曲了。如果我們再把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的信與我們在前面引述的馬克思后來在1867年寫的《資本論》第一卷里的論述以及他在1873年寫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的論述加以對照，那就更加清楚：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更不用說，后寫的東西可以改正以前做出的論斷，而1958年10月8日寫的信怎么能夠改正1867和1873年所作的論斷呢？胡氏父子謬引馬克思的話除了進一步暴露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所采取的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之外是什么也不能說明的。
聯系到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產生于資本主義走下坡路的時期，特別是，由于它產生于十月革命之后，可以說，它一出現就帶有強烈的反無產階級、反社會主義的色彩。這種思想，只能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思想，而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統治的思想，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的思想。這種思想只能是我們的批判的對象，怎么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大學培養(yǎng)知識分子的指導思想呢？如果我們的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師，連這樣一個大是大非都弄不清楚，他還能在社會主義大學的講臺上談論政治問題嗎？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大學被這樣一些反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堅持以新自由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教師占據著課堂和講壇，這樣的大學還是社會主義的大學嗎？


三、是宣傳毛澤東的歷史功績，還是反毛、反共、反新中國？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由勝利走向勝利的指路明燈。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理應懂得遵守憲法乃是每個公民的義務，而作為高等學校教師，不僅自己應該模范地遵守憲法的各項規(guī)定，更應該引導學生嚴格地遵守憲法的各相關規(guī)定。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卻總有一些人將這個起碼的公民常識“忘記”得干干凈凈。他們甚至以反對馬列、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為己任，利用某些無良報刊和書籍，甚至利用社會主義大學的神圣課堂，作為其進行反動宣傳的陣地。這次中國政法大學郭世佑教授所主持的所謂《中華文明通論》的課程以及為該課舉辦的《歷史與現實——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三博士談》講座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從名稱來看，無論是《中華文明通論》，還是《歷史與現實——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三博士談》，都冠冕堂皇得很，但是，若要論實際，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們完全是一幫兩面派：他們公開打的旗號是講“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但是四個人沒有一個人講到“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也沒有一個人講到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們所講的內容完全是對毛澤東的攻擊和污蔑，他們所用的方法，除了無中生有還是無中生有，除了謾罵還是謾罵，毫無學術性可言。不信，請看事實：
我們先看舉辦這個《歷史與現實——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三博士談》的主持人、法大歷史學教授郭世佑的觀點。
這位郭教授在舉辦這個講座之前在他自己的博客上講到了這樣一件事：今年3月份，郭在清華大學宣傳他的反毛觀點，當時有一位工科出身、曾在美國留學并曾在美國高校擔任過教職的女教師對他的反毛言論提出了嚴肅的批評，這使他大為“震驚與憂慮”。在他看來，凡是留美的，似乎都是反毛的。他寫道，“盡管我敢斷定，像她這樣的留美歸來者不可能有什么代表性，只具有個案與典型的價值。在此之前，我也見過不少留學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還有留美之后改學商務、電子、機械等專業(yè)與行業(yè)的，我在國外也接觸過不少各科留學生乃至終身教職的定居者，卻沒有見過像她這樣依舊留戀毛澤東時代的激情澎湃者。”可見其思想偏狹到何種程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跟你接近的差不多也是跟你思想差不多的人，但是，你郭教授沒有見到過的人還多著呢！你沒有見過難道就等于他們并不存在嗎？郭是學文科的，應該知道，著名作家斯諾、著名女作家艾格里斯·史沫特萊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還有曾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工作并且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參贊的謝偉思等，他們雖然都是美國人，但是，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都有很深厚的感情。甚至美國統治階級的一些重要人物人物，像尼克松、基辛格等見到了毛澤東也是畢恭畢敬的，他們對毛澤東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毛澤東逝世時，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但是時任美國總統的福特卻對毛澤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在唁電中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人民日報》1976年9月11日第7版）連美國人包括一些美國政要都承認毛澤東的偉大，為什么中國的留學生去了一下美國就一定會反毛呢？這說不通嘛！當然，美國的統治階級作為整體來說，出于其政治的和經濟的考慮是不喜歡毛澤東的，他們長期實行反華反共的政策，要對中國搞“和平演變”，而中國的一些留美學生也是他們爭取的對象，其中有一些人已經被他們爭取過去也是事實，特別是一些流亡美國的民運分子已完全成為美國的走狗和工具，但是，熱愛祖國的，崇拜毛澤東的，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留學生卻是大有人在的，絕不是郭說的什么“只有個案和典型的價值”。解放后有那么多留美科學家沖破重重阻撓回來報效祖國就是最好的證明。不能因為你自己反毛、不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以為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樣，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事？
那位女教師對郭說，“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爭得中國的國際地位，就是了不起。”郭的回答是：“就國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為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戰(zhàn)勝國之一，我們就成為聯合國的發(fā)起國與常住理事國之一，中國的國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決國內兩黨誰來主持國家建設的問題。”郭的這些話表明，他之所以要反毛的原因，就是因為毛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而在他的心目中，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的國際地位比新中國還高。其實，中國在 1945年成為戰(zhàn)勝國，成為聯合國的發(fā)起國和常任理事國，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地位，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實際上只不過是美國的一個附庸而已。這里，我們且不說以前的事，就從抗日戰(zhàn)爭說起。我們知道，1936年的西安事變雖然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國共合作一致對外的主張，而七七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也發(fā)表了由陳布雷起草的那個堅決抗日的講話，這之后，雖然由于全國軍民抗日愛國熱情的高漲，進行了淞滬之戰(zhàn)、平型關之戰(zhàn)、臺兒莊之戰(zhàn)、百團大戰(zhàn)等，但是，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不僅一直沒有對日宣戰(zhàn)，而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沒有間斷謀求與日本媾和的努力。蔣百里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書的最后說，“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載戴季陶《日本論》之“附錄”，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其實就是勸告蔣介石的。可是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一直希望通過美國的斡旋以實現與日本媾和太平洋戰(zhàn)。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發(fā)生，美國才宣布對日作戰(zhàn)，蔣介石也才最后死了這條心，跟在美國之后向日本正式宣戰(zhàn)。這以后，由于蔣介石抗戰(zhàn)不力，與美國總統派往中國戰(zhàn)區(qū)的指揮官史迪威將軍之間摩擦不斷，特別是“拒絕支援任何殺日本人者”，即排除共軍的行為，致使羅斯福對蔣介石大為失望，不得不和丘吉爾一道于1945年2月在雅爾塔會議上以高昂的犧牲中國的代價請求斯大林于打敗德國后三個月內出兵遠東，以結束對日戰(zhàn)爭。二戰(zhàn)后，中國雖然也列為“四強”，但是何“強”之有？中國還是被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在中國的領土上，美國大兵橫沖直闖，胡作非為。雖然在1943年1月11日中美之間曾經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與換文》，但是還不到十個月，蔣介石又在同年10月1日簽字并且公布了《關于處理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條例》，實際上
又恢復了美國人在華的治外法權。1946年12月24日，北京發(fā)生了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伍長皮爾遜強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全國人民憤怒聲討，但是由于蔣介石又恢復了美軍的治外法權，中國的法律對于美國軍人竟然無能為力，該案居然由美國駐平海軍陸戰(zhàn)隊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當時法庭雖然認為“強奸罪成立”，并且判了該案案犯皮爾遜監(jiān)禁15年，同案犯普里查德監(jiān)禁10個月，但是當案犯回到美國后，美國海軍部竟然否認皮爾遜有強奸罪，宣布將其無罪釋放。當時的蔣介石政府竟然也無計可施，可見當時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之低下！1949年毛澤東在批艾奇遜的白皮書時曾挖苦說，“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6頁）可是半個多世紀后竟有一個無良學者謝泳于2004年6月25日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作了一個《解密沈崇案證據：一場毫無暴力痕跡的“強奸”》的所謂演講，認為皮爾遜的罪名是“莫須有”，說什么沈崇是中共地下黨員，是延安派來的，沈崇案是共產黨制造的一個陰謀；甚至說什么沈崇是奉命色誘美軍。這些其實都是當時國民黨的《情報網》所制造的謠言，其目的是為了轉移人們的視線，早就被人們戳穿。沈出身于名門，其曾祖父沈葆禎曾任兩江總督，她剛從上海住處來京不久，是北大的先修生，怎么是延安派來的地下黨呢？如果沈不進行反抗和喊叫，那路過的證人劉玉豐怎么會去報警呢？如果“毫無暴力痕跡”，美國的軍事法庭怎么會判皮爾遜15年監(jiān)禁？而且在審判時控告和被告雙方都有律師參加，并且進行了辯論，包括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在內的許多人都到場旁聽，對于這樣一個由美國軍事法庭作出的判決，美國海軍部怎么可以否定審判的結果？這也恰恰說明了美國的所謂民主和法治的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現在竟然還有中國的所謂教授跟在美國人后面，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這種人身上哪里還有一點中國人的氣味？這種人哪里還有資格繼續(xù)在大學當教授？真是民族敗類，無恥之尤！難怪此演講者謝泳前不久會成為美國人所冊封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實際上，他“榮獲”這一“桂冠”也就被永遠地被釘在恥辱柱上了！回到主題上來，我之所以講沈崇事件，就是為了說明，1945年的中國還有治外法權，還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還受著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的欺侮，哪里談得上有什么國際地位？而1949年，就完全不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絕不如郭教授所說只是一個政黨的輪替，它是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變革，它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使在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勞動群眾翻了身，中國人民才真正地站了起來，中國才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哪里是1945年的舊中國所能夠比擬的？！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是最講求實際的，沒有這樣一些事實的對比，他們會那樣擁護毛澤東，那樣擁護共產黨嗎？郭教授要人們拿出論據，試問郭教授，這是不是論據？這究竟是價值判斷，還是事實判斷？！


郭教授還無中生有地借題發(fā)揮，說什么，“胡尚元老師他主持的一門課叫做‘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的……’很長，我背不下來（笑）。他簡稱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話，你叫它‘毛特’他要槍斃你（笑）。因為這個叫進步呢，把這樣嚴肅的課叫它‘毛特’，‘特務’的‘特’（笑）。”
郭教授是一位會不失時機地吹噓自己的人。為了表現他的能耐，他曾在《震驚與憂慮》一文的開頭說他在清華大學一天之內講了近9個小時，而20多年前為家鄉(xiāng)益陽的電視大學授課時連講授提綱都忘了帶卻能在同一天上午講4小時、下午講4小時、晚上再講3小時都能堅持。他的記憶力之好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了，怎么連一個課程的名稱還要“背”并且還“背不下來”呢？這明顯是假話，難怪會場上有人會笑，這笑就是笑他假。郭教授為什么要假稱自己“背不下來”呢？一是因為他在感情上不愿提到那個被他省去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二是因為他可以很方便地用下面講的“毛特”這個簡稱來借題發(fā)揮，而他所真正要講的話是：“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話，你叫它‘毛特’他要槍斃你（笑）。”這顯然是對毛澤東的惡意攻擊。人們要問：毛澤東真的如郭教授所說的那樣動不動就要槍斃人嗎？這里我要引用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講的一段話：“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他還說了“一個不殺”的幾條理由：“不殺他們，不殺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第三條，消滅證據。鎮(zhèn)壓反革命要有證據。這個反革命常常就是那個反革命的活證據，有官司就可以請教他。……”（《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282頁）這里說得很清楚，早在延安時期就定下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規(guī)矩，而在1956年 毛澤東還一條一條細說這樣做的理由，可見他對這樣做的執(zhí)著的堅持。事實上，從延安的整風、解放后的歷次運動，包括肅反、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都堅持了這個原則。有一個上過電視的許多人都知道的故事：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曾有一位農村婦女因干部拿走她家的活命糧而罵了毛澤東：“怎么毛澤東沒有被雷打死？”當地干部曾將這位婦女抓了起來，而毛澤東知道后此事后，向當事人了解到邊區(qū)農民負擔過重，不僅把那位婦女送回家，而且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還提出了“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方針。這就是毛澤東對“殺人”和對普通老百姓的態(tài)度！其實，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根本不在乎有人罵他，更不會為此大開殺戒。在他看來，祝壽不會使人增壽，被罵也不會使人折壽，對于這一類事情，毛澤東看得其實很淡。郭教授說什么“講毛特就會槍斃你”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其目的是為了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顯然是他妖魔化毛澤東的一種手段。郭教授喜歡要人拿出論據來，那你郭教授講這樣的話能不能拿出論據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三博士中第一個演講的胡博士——中央黨校的副教授胡尚元的觀點。
胡博士主要是講民主問題，他說毛澤東“把民主看成是更好達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來就用想不起來就不用，想用的時候就用不想用的時候就不用。所以從毛澤東的一生，他也始終沒有想過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胡博士是中央黨校的副教授，中央黨校曾名馬列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對其高級干部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主要陣地，作為中央黨校的教師理應知道屬于馬列主義的一些最基礎的理論知識。但是從胡的言論來看，他其實根本不懂。
民主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民主究竟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顯然，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和法律制度，它屬于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又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它當然是手段。對這個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里說得非常清楚，他說，“人們在自己的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讀一讀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對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作了更為具體的闡述。他說，“上層建筑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絕不是說，上層建筑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筑一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地促進自己基層的形成和鞏固，采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頁）他還說，“基礎創(chuàng)立上層建筑，就是要上層建筑為它服務，要上層建筑積極幫助它形成和鞏固，要上層建筑為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筑而積極斗爭。只要上層建筑拒絕起這種服務作用，只要上層建筑從積極地保衛(wèi)自己基礎的立場轉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轉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不再成為上層建筑了。”（同上，第502-503頁）
毛澤東則進而由上層建筑更加具體地論述了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問題。他說，“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又是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蔕，他說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賣者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fā)生發(fā)展的。在人民內部，名字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頁）
事實也完全證明，民主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我們知道，博愛、民主、自由曾經是資產階級啟蒙啟想家提出來用以喚起第三等級起來反對封建主階級特權而進行斗爭的一個戰(zhàn)斗口號，它是服務于推翻封建所有制、建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這個目的的。它本身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民主只存在于社會發(fā)展的一定階段，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而不是一個永恒的范疇，就此而言，它也不可能成為目的。恩格斯在談到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不科學時曾說，社會民主黨“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于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頁）在這里，恩格斯明確地指出了，民主也和國家一樣不是一個永恒的范疇，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恩格斯的話清楚地表明，把民主說成是目的是不正確的。
在這里，胡博士顯然有一個誤解，就是認為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而手段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無的。在他看來，把民主說成是目的就是重視民主，而如果把民主看作是手段就是可有可無的，就是不重視民主的表現。事實當然并非如此。目的固然重要，而手段也絕非可有可無。比如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qū)別，當然有目的的不同，但是毋庸諱言，在手段上也是極不相同的。又比如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區(qū)別，也是既有目的的不同，也有手段的不同：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暴力革命，而機會主義者則僅主張社會改良而反對暴力革命。再比如無產階級專政是區(qū)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當然很重要，但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是一個消滅階級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事實上，只講目的而不講手段，許多事情就根本不能成功。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曾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貨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可見，手段對于目的來說絕不像胡博士說的那樣，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至關重要的。
在民主問題上，胡博士還大談毛澤東“運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把全體民眾分成兩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敵人”的“錯誤”。他說，“這種認識是存在問題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人民只是全體民眾當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絕大多數部分，那么誰是敵人呢？劃分人民與敵人的標準是什么呢？由誰來劃分呢？劃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其邏輯的結果必然是：誰都有可能成為敵人，誰的政治權利都有可能被剝奪。其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其實，在階級社會，在經濟上掌握了生產資料的階級，在政治上也就是享有民主權利的階級，而在經濟上受剝削的階級，同時在政治上也必然是不享有民主權利的階級。因此，民主從來都是有階級性的，所謂全體民眾都有的民主，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試問：在奴隸社會，奴隸們只是被當做奴隸主的“會說話的工具”，他們被作為奴隸主可以屠殺和買賣的對象，他們當然談不上有民主權利。在封建社會，農奴主不完全地占有農奴，農奴依附于農奴主，是農奴主雖然已經不能屠殺但還可以加以買賣的對象，他們當然也談不上什么民主權利。到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成了自由的勞動者，他可以向任何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是作為無產者，他們也談不上有什么民主權利。我們知道，就在一百多年前，工人階級的民族權利害要受到種族、財產和受教育程度等條件的限制，后來雖然取消了這些限制，但是，在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和擁有一切得子初江津之間能夠有平等的權利嗎？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里規(guī)定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是，要實現這些自由需要有相應的物質條件，這些物質條件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所以他們能夠享受這些自由，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物質條件，他們能夠享受這些自由嗎？再以選舉來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選的競選費用大得驚人，資產階級有大財團在背后撐腰，無產階級能夠與之競爭嗎？實際上，對于無產階級來說，他們只能在資產階級所確定的兩個候選人中選擇一個。這樣的選舉，對無產階級又有什么意義？很清楚，在階級社會，一切民主都是有階級性的。抽象的民主，純粹的民主，超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來騙人的把戲而已。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時說，“剝削者不可能同被剝削者平等。這個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歡，卻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內容。”（《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頁）
胡博士提出“劃分敵人的標準”、“由誰來劃分”以及“劃分和判定的程序”的問題，更讓人感到他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無知。在階級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不是誰要把誰劃為敵人，而是階級利益本來就是敵對的，階級斗爭本來就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那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至于在中國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誰是敵人和人民界限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目的的問題》里都有非常明確而詳盡的論述，而且后來還曾以法律的形式寫進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一點，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怎么自稱是“有多年黨齡的中共黨員”，而且是中央黨校的副教授的胡博士倒反而不知道呢？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在民主問題上，胡博士還提出 “由民作主”和“為民作主”的問題。他雖然承認毛澤東也有“由民作主”的思想，但是卻強調，“翻閱毛澤東的文獻不難發(fā)現，在建國以后這種‘讓人民監(jiān)督’、‘讓人民講話’的說法講的就更多了。這兩段話很受學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讀博士的時候，我的博士生導師郭德鴻先生早就指出，說：這兩句話中的真正含義大家都沒有領會，其中體現的恰恰是毛澤東‘為民做主’的思想。一個‘讓’字，準確無誤地說出了他‘為民做主’的本質，他不是代表著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讓人民監(jiān)督’、‘讓人民講話’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讓’當然也可以隨時‘不讓’嘍，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在這里，無論是胡博士還是他的老師郭德鴻，竟想通過一個“讓”字來界定毛澤東關于民主的思想，很讓人有點哭笑不得。這哪里是在做學問？這分明是在搞文字游戲！必須指出，毛澤東在建國后之所以一再提出“讓人民講話”，“讓人民監(jiān)督”，是因為他看到在干部中存在“不讓人民講話”、“不讓人民監(jiān)督”的現象，他講要“讓人民講話”和“讓人民監(jiān)督”正是對于那種“不讓”現象的批評和反對，怎么可以由這個“讓”字引申出“既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來呢？這樣的推論符合毛澤東的原意嗎？符合邏輯的常識嗎？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郭博導自以為高人一等，說出了違反常識的“大家都沒有領會”到的“驚人之語”，而胡博士則緊隨其后把這個既不符合事實又不符合邏輯的“驚人之語”吹捧為“準確無誤地說出了毛澤東‘為民做主’的本質”而到處宣揚，學問被他們師徒倆做到這個份上，斯文已經掃地以盡，人們還能說什么呢？
現在再來看看三博士中第二個演講的解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的哲學副教授解啟揚的觀點。
解博士著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否定毛澤東。他說，“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呢，不是我們中國自古誕生的，大約在十幾個世紀在德國和法國就誕生了。”“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它實際上是指能夠獨立的生存，具有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文化人。如果我們按照剛才的概念來定義知識分子的話，那么我們會發(fā)現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比較難以找到知識分子。”
在這里，解博士為了表現自己的博學，給我們講了知識分子一詞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涵。不過他的這一闡述并不能令人信服。人們要問：中國歷史上的士是不是知識分子？按照殷海光所引哈耶克的說法，“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有資格叫做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博學多聞，能說能寫，而且他對新觀念的接受比一般人來得快。”那么就應該說，中國歷史上的士當然有資格列為知識分子。至于解博士說知識分子“能夠獨立的生存”也很難成立。實際上，知識分子是依附于統治階級的，其獨立性很小。應該說，知識分子只是一個階層，它隸屬于一定的階級而本身并不構成一個階級。毛澤東說知識分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是說它是依附于一定的階級而并不具有作為階級的獨立性。在中國歷史上有士農工商四民之說，士列四民之首，地位似乎很高，而實際上，由于其處于依附的地位，其地位當然也不可能真的很高，而作為一個階層，其位次也排得很后。據百度的“臭老九”詞條介紹說，“臭老九”之說，在元代就有，也就是說，將儒即知識分子排到第九位，其具體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y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鄭思肖《心史》）元朝統治者看不起讀書人，把讀書人的地位壓得極為卑賤，連娼妓都不如，僅高于乞丐。實際上知識分子又有“文丐”之稱，也可以看出它其實也是一種丐。不過在歐洲，知識分子的地位似乎要高些。《共產黨宣言》里曾經說到醫(yī)生、律師、牧師、詩人、學者這些職業(yè)是受人尊敬的職業(yè)，但是，即使如此，這些職業(yè)也還是依附于統治階級的，一旦社會變革，他們的景況就會發(fā)生變化。《宣言》說，“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yè)的神圣光環(huán)，它把醫(y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聘的雇傭勞動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5頁）也正因為知識分子是依附于統治階級的，因此每當社會變革之時，知識分子就有一個從附著于舊的統治階級轉變?yōu)楦街谛碌慕y治階級的問題，就有一個改造自己以適應于新的統治階級的問題。盡管這話聽起來使人不舒服，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客觀事實。有些知識分子由于不能理解這一點，而總是與新的社會制度格格不入。這只能說他們不懂得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不能適應新的社會制度，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逆時代的潮流而動，那就只能走向反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和共產黨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主張進行思想改造，是順應歷史發(fā)展的一個舉措，當然有其必要，而且對知識分子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解博士用一種頗有一些優(yōu)越感的口氣說，“毛澤東本人也可以算做一個知識分子，不過這個知識分子，帶有比較強烈的農民意識。（學生中有笑聲）呃，我本人也是帶有強烈的農民意識。他是出身于農村的，受的教育也是中國比較傳統的，不過在他高校的時候略微開始接觸過一點點西方的意識。他是從《新民叢報》上接觸到的。”
解博士說毛澤東“也可以算做一個知識分子”，其意是說，毛作為知識分子是不夠格的，與他解博士比，毛既不是學士，更不是博士，只能“也可以算做一個知識分子”。其實，要是論知識，毛澤東比許多高學位的知識分子可以說要高得多。事實上，一個人的知識，得之于學校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毛澤東通過自學，特別是通過實踐所獲得的知識是許多自以為了不起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比的，不知要強多少！解博士說毛只是到高校的時候才略微接觸到一點西方的意識，其實，他弄錯了。毛澤東不是五四以后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才“略微接觸到西方的意識”。實際上，早在10年前，當他在湘鄉(xiāng)東山讀高小時就從他表哥那里得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刊》這份雜志，他如獲至寶，讀了又讀，直到能夠背出來。受其表兄影響，他對康有為和梁啟超很崇拜。后來到長沙，他又從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知道了黃興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同時還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但是，壓并未懂得孫中山與康梁的分歧，依然保持對康梁的崇拜。他曾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墻上，鼓吹將孫中山從日本召回，人新政府的總統，而由康有為任內閣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由此可見，他對康梁和孫中山都是很崇拜的。（見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13-115頁）辛亥革命后，毛澤東曾經從軍，他每月7元的薪餉，除2元用于過室外幾乎都用于訂報紙。他從鼓吹革命的《湘江日報》上看到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其實那只是社會改良主義。毛澤東對水資源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不僅與學生和士兵展開了討論，還中毒了中國社會黨書記江亢虎的小冊子后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社會主義問題。毛當了半年兵，因為看到孫中山與袁世凱議和，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軍隊，準備重新回到書本子上去。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一中，但因為不滿于該校的課程和校規(guī)，上了半年就決定退學。他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圖書館去看書。他持之以恒，在半年時間里讀了大量西方社會科學的經典，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及約翰·穆勒、盧梭、斯賓塞和孟德斯鳩等的一些名著，還認真研讀了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和地理，以及一些詩歌、小說以及古希臘的故事等。（同上，第117-120頁）他后來回憶說，“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心道理，什么書也看。……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毛澤東選集》低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頁）解博士說毛澤東只是到五四以后“才略微接觸到一點西方的意識”未免太小看毛澤東了。解博士還說毛澤東崇拜顧炎武和曾國藩，我們從《西行漫記》和毛澤東其它自述類文字里都沒有看到；這些說法很可能是近年來某些人為了特定的目的——找到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共同點”而強加給毛澤東的，是完全不可信的。試想，毛澤東對于太平天國是給予肯定評價的，他怎么會崇拜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劊子手曾國藩呢？至于說毛澤東讀過曾國藩和顧炎武的書，那當然是可能的，但是，這就是崇拜的證據嗎？還有人說，毛曾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但是卻沒有提供出處，極可能是造謠，豈可為訓？！
解博士還大講毛澤東有農民意識，這樣說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貶低毛澤東，也是為了貶低共產黨。但是，聽眾的笑聲就說明他們并不認同。在這種情況下，解博士不得不補充一句自嘲的話：“呃，我本人也是帶有強烈的農民意識的”，以緩和一下與臺下聽眾不和諧的氣氛。什么是“農民意識”？解博士沒有做說明，其實不過是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民問題。試問，在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革命怎么能夠不重視農民問題呢？沒有農民的參加，革命能夠成功嗎？但是，重視農民問題，重視引導農民參加革命，并不等于農民意識。所謂的農民意識，是指農民基于小生產這一生產方式的自私、保守的落后意識。但是重視農民問題并且積極引導農民參加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既不是農民意識，也不表明這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農民在歷史上有過無數次的革命，雖然在歷史上也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最后都以失敗而告終，或者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為什么呢？因為農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小農經濟不是先進的生產方式，它沒有也不可能產生先進的思想作為指導。解博士把毛澤東說成具有農民意識，并且把延安說成是“農民革命的大本營”，這顯然是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的污蔑。不錯，毛澤東出身于農民家庭，但是，難道出身于農民家庭其思想就一定是農民意識嗎？須知，毛澤東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經花過大力氣閱讀西方的社會科學，而在五四運動后又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乃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樣艱苦卓絕的行軍途中，還在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著作，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他的世界觀早已轉變了，怎么可以僅僅根據他的出身就認定他的思想作風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呢？這不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是什么？
解博士還說毛澤東在知識分子面前自卑，那也不符合事實。正相反，正由于毛澤東也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對于知識分子的弱點和缺點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曾在延安整風時指出某些自以為有知識的知識分子的知識是不完全的。他說，“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同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系到學校里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么樣呢？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的大學，畢業(yè)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里去。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的知識還不完全。”他還進一步講了“什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分子”問題，他說，“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fā)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于他們來說還是片面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是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把自己的態(tài)度放謙虛一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頁）在這里，毛澤東作為一個既有書本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比較完全的知識分子，在那些只有書本知識而沒有實際經驗的不完全的知識分子面前又有什么可自卑的？！
解博士的演講刻意貶低毛澤東而抬高知識分子，在毛澤東和知識分子之間制造矛盾，把延安整風和解放后的歷次運動都說成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其目的就是要離間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的關系，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其實，毛澤東并不否定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相反，他對知識分子一直是高度重視的。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文件《大力量吸收知識分子》中就說，“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于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tài)度，今后絕不應重復；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油知識分子的幫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建國以后，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有專門一節(jié)是談“知識分子問題”的。在那里，他說，“我國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fā)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tài)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物。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4頁）這些都反映了共產黨要團結利用知識分子的誠意。當然，對知識分子也有一個教育和改造的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時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xù)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同上，第384-385頁）毛澤東的話可謂語重心長，句句在理。可惜的是，人們往往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世界觀的改造看得過于容易和簡單，他們不愿意在這方面下功夫，卻想要很快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變成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后，情況更是這樣。馬列主義學習不再提了，世界觀的改造也不再說了，知識分子在一夜之間都成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從上到下，人人都很輕松，都很舒服，就這樣輕輕松松、舒舒服服地倒退下去，在他們看來，這件是出路。于是，新的資產階級出世了，一個新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也堂而皇之地也出現了。這是一個多么深刻的教訓啊！
最后，我們再看看三個博士里最后一個演講的鄧準博士——剛剛由浙大調到法大的歷史學副教授鄧文初的觀點。
我稱“鄧準博士”，是因為他雖然攻讀博士學位已經八年，但是還未畢業(yè)。而能否獲得博士學位據他說就決定于這次的演講。這本身就很讓人很費解：一個普及性的演講怎么能夠成為決定博士資格的根據呢？鄧準博士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用蔣介石和毛澤東家鄉(xiāng)的“風水”說明他們兩人性格的不同，揚蔣抑毛，并且通過反AB團和“富田事件”進一步批毛；第二個問題是所謂“吃飯問題”，實際上是講三年困難時期的餓死人問題；第三個問題是所謂“發(fā)財問題”，實際上是講剪刀差。其矛頭都直指毛澤東、共產黨和新中國。他講的三個問題都是是為了反對毛澤東的，但是，在我看來，他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并沒有下過什么功夫，僅僅靠這樣一個東拼西湊的演講就想拿到博士學位，法大的博士是不是太容易了呢？
鄧準博士在講第一個問題時說到蔣介石家鄉(xiāng)奉化和毛澤東家鄉(xiāng)韶山的的“人文地理”和“風水”。他說，“毛澤東和蔣介石相比的話，我們從人文地理、從風水學角度來說，奉化，蔣介石所在的山，有一個雪柱山,雪柱山是四鄰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鄰第一山，這座山應該說是懸崖千丈，壁立千仞，雖然蔣介石并沒有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一點，但是我至少認為蔣介石的性格有一種矩，有一種規(guī)，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跟這個山是有關系的，壁立千仞的一種山，當然還有一點就是雪柱山山間有一條小河，這條河是入海的，那么我們可以說蔣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種大海般的情懷。毛澤東，生活在韶山，韶山是衡山72個亙的一峰，應該說是余波了，假如說把韶山與四鄰山，與雪柱山相比的話，應該說韶山是一個小土包，所以從剛性來說，毛澤東這點性格是比不得蔣介石的，但是韶山有一個特點，雖然它很小，一個小土包，但是這里面卻有一個深深的山洞，毛澤東在自己的詩里曾經寫過，就是寫這座山洞，這座山洞我也去過，曲徑通幽深不可測。中間一個環(huán)一個環(huán)你也許走不到盡頭，當我走進這個山洞我感覺毛澤東這個人看起來表面挺平和、挺親和的、挺平易的，但內心世界太應該說是深不可測，就像這個山洞一樣的。所以走到這個山洞里面的話我有一種感覺，我能理解毛澤東嗎，我除了恐懼和害怕之外，大概我無法理解毛澤東。從人文地理這個角度我認為從這兩個人物比較我們大概可以去研究蔣介石而不敢去研究毛澤東，因為這個人太深了、太深了，不是我們能夠把握的。”
鄧準博士是學歷史的，他研究歷史人物竟然不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而是求助于所謂“人文地理”和“風水”！實際上，用所謂的“人文地理”和“風水”來解釋歷史和歷史人物，不過是一種環(huán)境決定論。試問：相對不變的環(huán)境怎么能夠說明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歷史和歷史人物呢？僅就這一點來說，他的所謂歷史研究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了。具體來說，蔣介石出生于奉化，而與蔣介石有相同生活環(huán)境的人多得很，為什么蔣介石成了在歷史上起這樣作用的人而其他人卻不是這樣的人呢？說什么“雪柱山是四鄰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鄰第一山，這座山應該說是懸崖千丈，壁立千仞”，但是連鄧準博士自己也承認“蔣介石并沒有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一點”，這豈不是自相矛盾么？說“蔣介石的性格有一種矩，有一種規(guī)，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這樣說有什么根據？蔣介石在訪問蘇聯時大唱革命高調，贏得俄國人對他的好感，但回國后卻不積極向孫中山復命；他稱孫中山是“國父”，但是孫去世不久，他就違背孫中山制定的“聯餓、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大搞“黨務整理案”和“中山艦事件”，并且發(fā)動了4.12反革命政變，哪里是一個有什么“規(guī)矩”的人？！而說“蔣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種大海般的情懷”更是一種無恥的吹捧。蔣介石私心極重，獨斷獨行，排除異己，是出了名的。馮玉祥和蔣介石曾是結拜兄弟，對蔣介石深有了解，他寫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有許多深刻的揭露；曾經與蔣介石共過事的許多人如李濟深、程潛、李宗仁等都深知他的為人，最后也都離他而去；一些忠于孫中山的革命前輩如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特別是，曾經兩次跟他合作過的共產黨，對他的心狠手毒更有深切的體會，把這樣的人說成是“有一種大海般的情懷”，有誰會相信呢？至于把毛澤東說成是“看起來表面挺平和、挺親和的、挺平易的，但內心世界太應該說是深不可測”，這恰恰反映了鄧準博士所代表的那些人的陰暗心理。毛澤東為革命獻出了他一家6個人的性命，他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不僅贏得了全中國人民的衷心愛戴，而且也贏得了全世界人民對他的無比崇敬，甚至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對他表示佩服，他的偉大人格和歷史功績又豈是蔣介石能夠與之相比的？！
鄧準博士為了反毛，提出了“肅AB團”和“富田事件”問題。我們要問：歷史上有沒有“AB團”，該不該肅？應該說，AB團的存在是一個歷史事實。它由蔣介石與陳果夫于1926年底在北伐軍總部南昌策劃成立，在蔣介石與段錫朋的操縱下，篡奪了江西的黨政大權，其目的是排擠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1927年4月2日雖然被一舉搗毀，段錫朋等逃至南京，其成員也作鳥獸散。但是，這并不能使革命的共產黨高枕無憂，放松警惕，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fā)出指示信，提出要進行清黨和肅反。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很自然的。1930年5月，江西省委開始進行部署，指出“AB團在吉安各中心縣活動，并且特別提出“西河的赤衛(wèi)軍過去在AB團的領導之下走到腐化危險的境地”。1930年10月4日，紅軍攻克吉安，發(fā)現李文林（江西行動委員會書記）之父寫給當地富豪的收條，又發(fā)現李在會上大批井岡山的老干部劉士奇，還反對“誘敵深入”的方針，當然引起了人們對他的懷疑。我認為，這在當時也是很自然的。不過，由于當時蔣介石正以10萬大軍準備發(fā)動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朱德正全力投入迎戰(zhàn)準備，無暇顧及肅反，他們將權力下放，抓人團可以做主，殺人師可做主，因而出現了逼供信和擴大化的傾向。對此，毛澤東作為蘇區(qū)最高領導人當然負有責任。事實上，毛澤東后來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如他在1956年9月10日舉行的八大預備會議上就曾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毛澤東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延安整風時之所以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顯然也與此有關。但是，若把所有這些問題都歸之于毛澤東一人也是很不公平的。實際上，早在1929年11月13日的指示信里，中共中央就明確地提出了要對AB團進行“整肅”的意見，而江西省委又在1930年5月做出了具體的部署，這些當然是不能由毛澤東來負責的。至于肅AB團時搞逼供信，那也不能怪罪于毛澤東。事實上，早在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時，毛澤東就提出了“廢止肉刑”問題，并且對使用肉刑的狀況、產生肉刑的根源和廢止的理由以及糾正的辦法都提作了具體的說明。（《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10頁）在這種情況下，毛怎么會提倡搞“逼供信”呢？當然，作為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他對逼供信也是要負領導責任的。
至于“富田事件”，它指的是發(fā)生在1930年12月12日的一起反革命叛亂。對于富田事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里曾作了這樣的記述：“第20軍在劉鐵超領導下公開叛變，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指揮員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線的基礎上對我們進行了政治攻擊。這件事發(fā)生在富田，因此稱為‘富田事件’，富田在蘇維埃的心臟吉安附近，因此這個事件引起了一時的震動，有許多人想必認為革命的前途取決于這個斗爭的結局。幸而這次叛亂很快就被鎮(zhèn)壓下去，這是英語三軍團的忠誠、黨和紅軍部隊的總的團結，以及農民的支持。劉鐵超被逮捕，其它叛亂分子被解除武裝和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義’確定地被鎮(zhèn)壓下去了。”（《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53頁）斯諾是根據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的，具有很高的權威性，不過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卻是不準確的。根據后來的材料，“富田事件”的領導人并不是20軍軍長劉鐵超，而是該軍第174團政委兼獨立營營長劉敵。12月7日，一方面軍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來到到富田，指導地方和20軍的肅反工作，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等人，經過逼供，他們又供出金萬邦、叢允中、劉敵、劉經化、周冕、馬銘、段起鳳等一大批"AB團"分子。由于李韶九與劉敵是同鄉(xiāng)，因此對他進行誘供。劉回到營地，即與營長周興、梁學貼秘密開會，采取對策，決定逮捕李韶九和劉鐵超等人，迅速救出被關押的同志。12日，劉敵等帶著獨立營全體官兵，來到二十軍軍部，質問李韶九和劉鐵超，不見效果，立即包圍軍部，捆綁了劉鐵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謝漢昌等人，率營直奔富田。天黑時部隊趕到富田，包圍了了省蘇駐干，繳了省蘇警衛(wèi)排的槍械，抓了幾個人，釋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一個團政委兼營長竟然帶領一營人包圍軍部，繳了警衛(wèi)排的槍械，并且捆綁了軍長和上級機關的領導人，放走被關押的疑犯！這當然不是什么革命行動，將其定性為叛亂或反革命事件是完全正確的。更有甚者，他們竟然還偽造毛澤東的信件，離間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關系，甚至公開貼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標語，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而一旦黨和紅軍失去毛澤東的領導，中國革命的前途將會怎樣，其后果的嚴重將達到何種程度，這些都是可想而知的。這樣的行為能夠不加以鎮(zhèn)壓嗎？當然，這個鎮(zhèn)壓也主要是指那些為首者和骨干，如果打擊面過寬，就會犯擴大化的錯誤。事實上，毛澤東在這個事件的處理上也是有分寸的。比如20軍的軍長劉鐵超，作為一軍之長雖然也有責任，但是，他不是叛亂的參加者，而且被叛軍捆綁了起來，因此對他只是調動了一下工作，而并未采取什么極端的行動。幾個月后，即1931年春天,，毛澤東在江西工農兵蘇維埃大會曾說，“,劉鐵超是紅二十軍的第一任軍長，他的避大路擇小徑堵截敵軍的作戰(zhàn)方略，是紅軍作戰(zhàn)的精華，值得推廣。”當時，擔任江西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執(zhí)行委員和因‘富田事件’調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任作戰(zhàn)科科長的劉鐵超，聽到毛澤東的贊揚不禁熱淚盈眶。幾十年后，1994年秋天，肖克將軍在接受劉鐵超故鄉(xiāng)——湖南耒陽市志編寫組的同志訪問時，還念念不忘劉鐵超淚水漣漣的場景。（《熱血灑蘇區(qū)——記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見《黨史縱橫》1998年12期）當然，毛在此次AB團肅反中也是有錯誤的，這從前引之毛在延安整風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以及他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和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至于鄧準博士所提供的數字之離譜，許多同志都已指出，這里就不贅述了。
改革開放后，有人想為“富田事件”翻案，他們雖然做了種種努力，甚至得到了中央某些領導人（主要是胡耀邦）的支持，但是，最后還是未能成功。應該說，這是一個鐵案，是永遠也翻不了的。試想，一個團營級干部竟然帶著一個營的兵力包圍軍部，把軍長捆綁起來，釋放40多個正在受審查的對象，并且偽造毛澤東的信件，蓄意制造黨和軍隊的分裂，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不是叛亂是什么？如果不是彭德懷及時看出了偽信的破綻，如果不是朱彭黃三人表現出對毛的無限忠誠，及時發(fā)表擁毛宣言，并及時鎮(zhèn)壓這一叛變行為，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今天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意見對這一事件進行平反，則黨將不再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軍隊將不再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部隊，國家也不再是一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中國將回到一盤散沙的舊社會，人民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成果將付之東流。這是完全可以預料的。這恐怕也正是一些人對“富田事件”那么感興趣，并且抓住不放的一個原因。除了弱智者，有誰會上這個當呢？
鄧準博士為了反毛而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他說，“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其實，這話并不是鄧準博士說的，而是他從楊繼繩的《墓碑》一書中搬來的。
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1958年是我國糧食大獲豐收的一年，當時人民公社大辦食堂，農民因為實行“供給制”而“放開肚皮吃”，并不存在吃不飽的問題，更不存在餓死人的問題。問題出在從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而最困難的是1960年。這是每一個經過那個時期的人都清楚的。鄧準博士因為年輕而不了解固然有可以原諒之處，但是作為一個副教授和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人，講話卻不能沒有根據。
至于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特別是1960年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那要根據有關的統計數字，而要獲得這方面的數字，既不能根據“資深記者”楊繼繩的所謂“十年調查”，也不能根據某外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所謂分析，這里真正需要的只是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和公安部門有關年份出生和死亡的統計數字。而楊繼繩所“確認”的數字恰恰不是從這兩個方面獲得的，它的準確性和權威性就很值得懷疑了，
對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究竟餓死多少人這個問題，我在批判王康的一篇文章里曾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做過一些分析。現在，我們用同樣的方法來分析楊繼繩所“確認”的所謂“中國餓死3600萬人”和所謂“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的“結論”：
要計算1959-1961年餓死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該首先計算這三年的總死亡人數，然后再從這個總死亡人數里區(qū)分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兩個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所提供的統計數字，我國從1959到1961這三年的總死亡人數分別是：1959年是970萬人，1960是1693萬人，1961年是839萬人。三年合計的死亡人數是3502萬人。僅僅這個三年總死亡人數就足以推翻楊繼繩和鄧準博士的“中國餓死3600萬人”的結論。試問，在這三年中中國的總死亡人數也只有3502萬人，怎么其中餓死的竟有3600萬人之多？難道這三年竟然沒有一個是正常死亡的？這說得通嗎？至于出生人口的減少，那和“非正常死亡”或“餓死”更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回事。人死亡的前提是生命本身的存在，如果連生命都還沒有誕生，那又何來死亡？不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由于食物供應不充分，一些未婚青年推遲了婚期，一些已婚者實行節(jié)育，因而導致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的減少，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何況政府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已經公開提出了實行有計劃地生育，許多人特別是城市居民因為已經有了這方面的認識和知識，當然也就可能自覺地推遲生育的時間。應該說，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怎么能夠把出生人口的減少和“非正常死亡”或“餓死”混為一談呢？我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少生的人口數達幾億，是不是也要和餓死的人加在一起計算呢？需要指出的是，楊繼繩和鄧準博士所“確認”的“少出生4000萬”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三年人口出生數字，1959年是 1647萬，1960年是1389萬，1961年是1186萬，三年共出生4222萬人。以之與此前之1956-1958三年出生人口（1956年為1976萬，1957年為2167萬，1958年為1905萬，三年合計共出生6048萬人）相比，減少出生的人口應是1826萬人，而絕不是楊繼繩和鄧準博士所夸大的4000萬人。還應該指出的是，這三年減少出生的人口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減少，而只不過是出生時間的某種推遲。我們看到，在1962年以后，出生人口即迅速增加：1962年出生數為2460萬，1963年出生數為2954萬，1964年出生數為2729萬，三年合計的出生數達到8143萬。由于在這期間人口死亡率也相應有所下降，故這三年的人口凈增長率都處于建國以后的最高的水平。（以上有關人口死亡和出生的數字均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2》，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頁；其中1960年的出生數原為4389萬，1964年的出生數原為5729萬，存在明顯錯誤，已加以訂正）
以上我們是根據國家統計局所提供的相關年份人口出生和死亡數字所做的分析。正像有的同志所已經指出的，國家統計局在提供有關數字時有人為的修改的痕跡。其最明顯的莫過于1960年的人口數是66207萬人，而1959年是67207萬人，正好減少了1000萬人。（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3》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頁）這是非常令人懷疑的。因為統計數字是無數數字相加減的結果，不可能出現這樣一個1000萬的整數。而從1960年出生1389萬，死亡1693萬計算出的人口凈減少的數字應該是304萬，也不應該是1000萬。顯然，國家統計局的有關人員為了夸大1960年的人口減少是做了手腳的。我們知道，國家公布的統計數字具有法律的嚴肅性，人為地篡改、偽造統計數字是對社會公眾的一種欺騙，它在政治上和道義上都是墮落的表現，而在法律上則是一種違法的行為。對此，人們有理由要求，國家統計局應該對上述數字作出公開的說明，同時，應該追究國家統計局及其相關人員的道義的和法律的責任，以保證類似的事情今后不再發(fā)生。
鄧準博士為了反毛、反共和反新中國的需要，還講了如下一段話：
“饑荒并不是說中國老百姓手里沒有糧食，國庫沒有糧食，而是有很多糧食。在我們對財政部當時統計數據進行統計之后，這幾年我們國庫有多少糧食呢？根據楊繼繩先生的說法，1959年我們的國家?guī)齑婕Z食可以讓1.4億人口吃上整整一年。那么我們國家糧食到底有多少，下面我給大家讀一下：1959年4月——1960年4月這之間，也就是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這里的國庫存糧是883.03億斤，那么在1960年4月的時候，春旱最嚴重的時候，國庫存糧是403.5億斤，這是國家糧食部計劃司1968年的統計數據，這些糧食折合成原糧的話，就是482億斤，按照當時的口糧供應計算的話，當時可以供應1.4億人口整整吃上一年，當時軍糧是118億斤。同時在災害面前，在我們所說的饑荒面前，我們國家出口糧食保持了36億斤的巨額。當然這是我們官方的統計數據。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森研究中，當時我們在這么嚴重的災害面前，我們國家出口糧食是怎么樣的呢。1957年我國出口糧食190萬噸；1958年我們出口270萬噸；1959年我們出口420萬噸，1959年是我們國家饑荒最嚴重的壹年，而我們出口了420萬噸；1961年人口已經死了幾千萬的時候我們出口了2.7萬噸。所以這次饑荒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糧食，而是我們有大量糧食，但是糧食一個方面壓在國庫里面，一個方面放出去、在掙外匯，讓3600萬老百姓活活餓死。這件事毛主席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在河南信陽地區(qū)，‘信陽事件’發(fā)生后中央組織部就已經知道這個事情，并將文件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給了批文，與劉少奇、周恩來一起商討，也就是‘信陽事件’發(fā)生后中央是已經知道的，毛澤東是知道的。但是毛澤東批示是什么呢？‘信陽事件’是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共產黨進行的侮辱。所以事件發(fā)生后不是拯救老百姓，而是對當地的政府機關、當地的老百姓進行一次（？）。結果是信陽地區(qū)活活餓死100萬。這就是我所說的吃飯的問題。”
在這里，鄧準博士再一次成了楊繼繩的傳聲筒，把楊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墓碑》大大地宣揚了一番。在這里，我想先對楊繼繩的《墓碑》談點看法。該書頗受一些人的吹捧，說什么“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而言”甚至可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美。不過楊繼繩與索爾仁尼琴是沒法相比的。索爾仁尼琴因批評斯大林而坐牢，他曾通過小說反對斯大林，但他是個熱愛祖國、追求真理的人，在經歷了東西方兩個不同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之后，最終還是認識到了斯大林的偉大，他還拒絕了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為他頒獎，他在國外和晚年的一些言行令世人敬佩；而楊繼繩則完全不同，他是一個共產黨有，但卻鐵了心反毛、反共、反新中國，壓以美國統治者的是非為是非，跟在美國后面污蔑自己的國家，以博得其主子的歡心。這不，就是因為寫了這么一本極其反動的《墓碑》，他成了美國媒體所獎賞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這對一個愛國者來說是一個恥辱，而對楊繼繩這樣的人來說卻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呢。
該書講述了他父親是在1959年4月底餓死的，只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聽了湖北省長張體學說“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才知道他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這本身就讓人懷疑，因為1959年并不是最困難的時期，最困難的時期是在1960年。照他自己說，僅僅在兩個月前，他家還分得1斤牛肉，怎么一下子就因為沒有飯吃而餓死呢？當時的農村是集體經濟，各家分得的糧食都差不多，為什么偏偏就餓死了他的父親而沒有餓死其他人？他說進行了十年調查，但是他的調查涉及的只是一些“點”（奇怪的是這個點在他的家鄉(xiāng)只是指他父親一人卻不包括他父親所在的村），對于說明全國餓死多少人這樣一個“面”的問題來說是無濟于事的。一定要由“點”來推出“面”的結論，那就是“以偏概全”，從個別性的前提得出全局性的結論，顯然是不合邏輯的。至于說當時的糧食庫存很足，這并不符合事實。國家的糧食庫存要滿足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和工業(yè)地區(qū)人民吃糧的需要，由于工業(yè)的發(fā)展，城市人口增加，增大了對于糧食的需求，同時為了發(fā)展工業(yè)還要有一定數量的糧食出口以換取工業(yè)設備，應該說，883.03億斤的儲備并不是很充裕的。特別是1959年由于自然災害糧食減產，糧食其實是很緊張的。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開會，決定當年征購糧食1150億斤。各省市自治區(qū)都把這當成一項重大任務，紛紛組織工作組下去督促收購工作。由于自然災害，1960年糧食產量由由1957年的3700億斤大幅下降為2870億斤，人均產量由603斤降為435斤。按照楊繼繩提供的數字，1960年4月的糧食庫存（403.5億斤）只及1959年的庫存的一半還不到，為了將此數字擴大，竟然將成品糧換算成原糧，使其變成482億斤，似乎人們吃糧食不是吃面粉和大米，而是吃小麥和稻子，豈不可笑！
鄧準博士的許多說法（實際上是楊繼繩《墓碑》一書的說法），都是是為了說明毛澤東和共產黨對人民的生命是漠不關心的。而事實正好相反，當出現糧食緊缺問題特別是發(fā)生了信陽事件之后，中央即派人進行調查，負責財經工作的陳云也用三個月的時間親自到黃淮海地區(qū)和浙江、上海進行調查，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并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當時提出的辦法主要有三條：一是低標準，瓜菜代；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進口糧食。（《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的講話記錄》1960年12月30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4頁）特別是進口糧食一事進行得非常迅速，從決定進口糧食到第一船進口糧食運進天津港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從1961年到1965年，每年進口的糧食均在500萬噸左右。（同上，第1226、1231頁）至于1961年出口2.7萬噸糧食，不僅數量很少（只相當于當年進口糧食的1/185），而且是一種有益的調劑，當時我們出口一噸大米到古巴可以換回一噸古巴糖，這樣做不僅很合算，而且對于緩解困難時期人們熱量不足也是有益的，又有什么理由反對呢？至于說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的批示，看來鄧準博士并沒有弄清楚。我在網上所見到的批示是說，“這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復”。意思是說這些不知民眾疾苦的干部名為共產黨，實際上卻國民黨一樣，干的是國民黨才干得出的事。這是對當地干部的一種極為嚴厲的批評，這有什么不對？把這句話篡改為“是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共產黨進行的侮辱”不僅不符合事實，也讓人不知所云。這除了說明鄧準博士說話做事不地道外還能說明什么？
鄧準博士為了反毛、反共、反新中國還提出了剪刀差問題。他說，“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城市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在1978年改革之前吧，剪刀導致農村財產的流失是六千個億，這六千個億是什么概念呢？我們知道，在1978年以前，一般在城市的工資是100塊錢左右，那么農村的話是一般一年的收入是10塊錢左右。那么六千個億，相當于我們六億農民的話，每一個農民的話，我們每一個老百姓口袋里一千塊錢被掏空了，而一千塊錢相當于我們老百姓一百年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就被我們國家以這種剪刀差的形式收走了。”
看來，鄧準博士并不懂得他所說的剪刀差的含義。剪刀差，如果說完整，應該是工農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其含義是，以一定時期工農產品的比價為準，由于工業(yè)品的價格快于農產品價格的增長，因此二者的比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拉大，就像剪刀一樣拉大了彼此的差距。有人把這種現象看成是在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過程中出現的，是從蘇聯學來的。其實不然。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就存在這一現象。資本主義工業(yè)憑借自己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的優(yōu)勢，提高工業(yè)品的價格，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導致工農產品比價剪刀差的擴大。這是資本主義工業(yè)剝削農業(yè)、發(fā)達國家剝削發(fā)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手段。在舊中國，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一直是擴大的，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到1949年這一段，其擴大還呈加速度的趨勢。解放以后，政府采取了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措施，并使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快于工業(yè)品價格的提高，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實際上是縮小的。鄧準博士硬說1978年以前剪刀差是擴大的，這并不符合事實，所說國家從剪刀差里收走6000億顯然也是經不起推敲的。當然，對于剪刀差還有另一種理解，就是將其理解為工業(yè)品價格高于價值，農產品的價格低于價值所形成的工農產品比值剪刀差。雖然工農產品的比價剪刀差呈縮小的趨勢，但是，由于工農業(yè)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是按照不同速度變化的，盡管工業(yè)品的價格比農產品的價格的提高更小，但是由于工業(yè)品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快，其價值的降低也更快，而農產品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較慢，其價值下降也較慢因此工業(yè)品的價格還是高于價值，農產品的價格還是低于價值，工農產品的比值剪刀差仍然會加大。要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要大大加快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鄧準博士的論述看，他所說的剪刀差并不是上述兩種意義的剪刀差，而只是工農業(yè)勞動者在收入上的差距，并不是什么剪刀差。應該說，這兩者間雖然有聯系，但卻絕不是一個問題，是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的。
鄧準博士說農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10元，而城市的工資是平均每人每月100元，這個說法顯然也是不符合事實的。1978年以前，農民每人每年所分得的現金收入雖然不高，但也絕不至于只有10元，即使有，那也只能看作是特殊的例外。問題還在于，他們有許多非現金的收入，包括分得的糧食，自己生產的蔬菜和其他農副產品，這些都應該構成他們收入的一部分。如果把這些非現金收入也折合成現金，其收入就會大大增加。我在網上隨便搜索了一下：河南安陽農民1978年人均純收入是77元，湖北襄陽黃集農民1978年的人均純收入是104元，相信江浙等地的農民人均收入還會更高，而絕不會像鄧準博士所說的那么低。至于城市人的工資，那時，一般人的工資只有30-40元，大學畢業(yè)生也只有50元多一點，平均工資絕不會達到100元。顯然，鄧準博士把當時的城鄉(xiāng)差別人為地擴大了。
實際上，與鄧準博士所說的相反，不是1978年之前城鄉(xiāng)的差別太大，倒是最近這31年，不同階級和階層之間、城鄉(xiāng)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大地拉大了。這正是我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基尼系數過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看不到這一點，恰好說明了鄧準博士們的偏見之深和離真理之遠，也說明他們并不真正關心平常百姓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只不過是一味頑固地堅持某種特定的社會政治觀點而已。
總之，一個博導和三個博士組成的這個演講會，不僅沒有給參加演講會的青年學生提供任何可以稱得上是精神食糧的東西，而是向他們散布種種錯誤信息和思想毒素，堂堂社會主義大學的神圣講堂，竟變成了宣傳反毛、反共、反新中國思想的場所，我們能夠容忍這樣的現象存在下去嗎？學生一劍飄紅忍無可忍，站出來抵制這種現象，這是他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表現，但卻被說成是“辱師”強迫其道歉。其實，真正辱沒師道尊嚴的不是別人，正是四個演講者自己。本來，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你們卻違背師德，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拼湊一些連你們自己都沒有弄清楚的思想垃圾企業(yè)毒害青年，你們還夠資格稱為人民教師嗎？如果說你們受了辱，那也是自取其辱，怪不得別人的。



四、救救教育，救救青年！

法大的問題并不始于今日，而是由來已久。人們知道，法大在1989年那次政治風波中表現就不佳，之后又問題迭出。要論原因，學校領導顯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我知道，江平曾經是這個學校的校長，我對他并不了解，不過通過讀他的文章，知道他雖然曾經留學蘇聯，而且學的是法律這個階級性很強的學科，但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實在不敢恭維。前不久，他被美國的新聞媒體冊封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僅僅這一點，人們也不難看出他的政治面貌。盡管他早已下臺，但是他的影響還在。不是有人說什么“永遠的江校長”么？在我看來，一個社會主義大學的校長，不僅應該是他所學的那個行當的專家，還應該是一個通曉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教育家。只有這樣，他才能引導全校師生把學校真正辦成的社會主義的大學。否則，這個學校就只會走上邪路。教師中的問題，說到底是和校領導的問題連在一起的，一個缺乏無產階級政治頭腦的大校領導是帶不出一支好隊伍來的。劉國光同志在五年前提出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里的問題是很有遠見的。李長春等同志的批示也是很有遠見的。現在的問題是要落實。一些不稱職的，不適合作大學領導工作的人，應該及時調整他們的工作。同樣，一些思想極端反動，不適合做教育工作的教師也應該及時調整他們的工作，而不能讓他們利用社會主義的講堂繼續(xù)毒害年輕的一代。這件事早就該做了，由于未能及時做這件事已經造成了巨大損失。不過“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現在來做不僅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由于一些人的面貌已經充分暴露，做的時機也更加成熟，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關鍵只在于，有關的領導人是不是有這個決心？
有人或許會說，“科學無禁區(qū)”。不錯，科學就是探索人類的未知領域，不應該設定禁區(qū)。但是，這里討論的是教育而不是科學。應該說，無論是郭世佑教授還是三位博士，他們演講的內容都說不上是什么科學探索，他們實際上都是在進行某種違背憲法精神、否定現行社會制度的反宣傳或反教育。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允許的。有一句人們都很熟悉的話，叫做“科學無禁區(qū)，宣傳有紀律”。你要進行科學研究，當然可以不受限制，但是，若要進行某種反對國家法律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反宣傳或反教育，那就不能不受到紀律乃至法律的限制。我們的大學是培養(yǎng)社會主義新人的神圣場所，不是某些人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清談館，更不是某些人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反動宣傳的地方。幾年前，南大曾有一位教授在《南京大學報》上借紀念孫中山之機發(fā)表文章大肆攻擊毛澤東，我曾在《南京大學報》上寫了一篇針鋒相對的批駁的文章。后來有人告訴我，這位教授在課上凡是講到毛澤東時都必定要罵一句“流氓”，以發(fā)泄他對毛澤東的仇恨。無獨有偶，最近在網上又看到袁騰飛罵毛澤東是“人渣”。我們怎么能夠容忍這些為人師者如此胡說八道、胡作非為？我還曾在網上看到前面曾提及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的《古代漢語》課件，他的《古代漢語》里幾乎什么都有，什么“西方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什么“知道普世價值嗎？”，什么“五種生產方式的更替是普遍的歷史規(guī)律嗎？”等等，可說是應有盡有，上面還有許多西方學者的語錄，甚至還有“忠字舞”，但是，就是看不到一點有關古代漢語的基本知識。很難想象學生們在上了他的《古代漢語》課以后閱讀古代漢語的能力會有什么提高。有人反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但是，我們從這些教師的言論和行動里卻看到了真正的階級意圖，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圖，而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的意圖。在他們那里，社會主義的學校教育已經蛻變?yōu)橘Y本主義的學校教育。列寧在講到這種學校時說， “舊學校資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學人才訓練場迎合資本家口味來說話和寫作的人。”他還說，“這種學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捏造出來的。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教育工農的青年一代，倒不如說對他們進行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隊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資產階級創(chuàng)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3頁）
應該說，問題不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學校領導和教師，事實上，我國的一些大學、黨校也正在向這個方向蛻變。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學校還像是社會主義的大學嗎？它還能培養(yǎng)出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嗎？去年過世的我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和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生前曾多次提出要培養(yǎng)杰出的人才，他如果了解到我們學校今天的這種現狀，還能在九泉之下安息嗎？
這些年來，我們的大學大搞硬件建設，物質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領導權不掌握在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手里，由于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在精神上卻是滑坡的。各種各樣的丑聞一再被曝光，教師剽竊，學生作弊，已經成為頑癥；雖然經費投入在不斷增加，表面上看起來也是一片繁榮景象，但是，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卻沒有真正的提高，實際上是在下降。我們的大學正在變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繡花枕頭”！
在此，我向社會和有關領導呼吁：救救教育，救救青年！采取切實而有力的行動，讓大學成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堅強陣地，讓青年成為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可靠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