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構建民眾問責制？　　

田忠國　　

寫完“民眾問責機制是黨和共和國的生命”一文，我一直想這么個問題，雖然民眾問責是黨和共和國的生命，但怎么才能構建民眾問責呢？這是一。第二，民眾問責制肯定民眾所渴望的民主權利，但是，民眾是沒有制定問責制的權利的，也就是說，民眾問責制的制定權掌握在官員手里，他們會制定一個由民眾管他們的制度么？我看可能性不大。這主要靠中央的決心。據說，一位高級干部說，中國要想消滅資本階級，一晚上就可以做到。這話雖然有點絕對，但也不是沒有道理。　　

我個人認為，客觀的分析一下歷史，對于我國選擇良好的發展道路，還是很有必要的。現在我就中國歷史問題試談一下。在近百年內，中國經歷了三次重大的革命，第一次，也就是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49年，中國經歷了人民群眾革官僚精英資本的命的第一次革命，革命成功后，經過十幾年的不斷改革，到1966年文革開始，開始了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時期，是人民群眾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革國民黨的官僚精英資本階級的命，第二次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自己革自己的命，也就是革黨內官僚精英資本階層的命。經過兩年左右的時間，革黨內官僚精英資本階層的命基本成功，之后又經歷了七八年時間的不斷改革，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人民政權體制。隨著文革的結束和對文革的否定，中國進入了第三次革命時期，不過，這次革命，是黨內官僚精英資本階層革人民群眾的命。革命成功后，中國進入了真正的改革時期，也就是構建官僚精英資本階層的時期。直到胡、溫新政，構建官僚精英資本階層的速度才有所減緩，但由于官僚精英資本階層形成的機制慣性，到目前看還沒有得到全面好轉。官僚精英資本階層對人民群眾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導致官民對立，使中國民眾再次處于最危機的邊緣。　　

毛澤東時代，也就是中國的前三十年，中國共產黨人把維護黨的宗旨、維護人民利益視為黨和共和國的生命，因為在他看來，黨的宗旨、黨和共和國的生命和人民群眾的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完全一致，或者說完全一體。政治權利既包括人民群眾對政府的監督、評價，也包括民眾對官員的問責，甚至把民眾的問責權提高到至高無尚的地步，比如造反奪權權，更包括人民群眾對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的權利。民眾的這些權利，無疑在中國的發展史上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如果我們不是從維護少數人利益的角度，而是從維護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角度，中國之所以有革可改，就是因為有了前三十年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試想，如果沒有前三十年的基礎，而是在前三十年前的基礎上，改革就無從談起。因為，前三十年前工業也是私有化、土地也是私有化，政體也是官僚精英資本化，對于后三十年來說，只能說是對前三十年的革命而非改革。　　

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我們應該搞清楚改革的真正含意。所謂改革者，是對人民群眾對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的權利和人民群眾的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不完善、不健全或者不利于人民群眾行使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權利的制度改革。再看革命的含意。所謂革命，就是對原有的東西徹底否定，恢復被革命消滅的等級秩序、制度秩序、文化秩序和官僚精英資本秩序叫反革命革命，徹底否定原有的東西，重構人民群眾對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權利的價值秩序、文化秩序、制度秩序和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叫無產階級革命。　　

由此可知，官僚精英資本階層要達到自己的目標需要革命，人民大眾為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也需革命。兩者革命的對象不同，也就是說官僚精英資本階層必須革人民群眾的命，人民群眾也必須革官僚精英資本階層的命才能達到各自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完成執政黨的角色轉換之后，一直致力解決的就是在執政過程中，如何在保持革命黨本色的基礎上，在確保人民群眾對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的權利和人民群眾的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前提下，有效的保護社會各階層平等前提下的合理利益。在經過近二十年的政治、經濟、社會實踐后，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以“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為主體的社會實踐活動。　　

這個社會實踐活動，當時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當時為什么不叫“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而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搞清楚“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的基礎是什么。因為，世界上的任何機制建設，都是在某種思想文化的基礎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機制是思想文化的程序規范表達方式。　　

由此可知，“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是建構在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觀念、新的價值秩序上的，也就是說，沒有新思想、新文化、新觀念和新的價值秩序，沒有社會實踐，“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是無法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社會實踐，“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只會成為可以向往但不可及的夢中之花。梅新育先生在接受“環球財經”雜志記者采訪時說：“毛主席執政27年，改革開放到現在30周年，已經比他執政的時間還長了，超過了一代。經過這30年的發展，從實際情況發展來看，再回頭看一看當初他的一些做法，回頭看一看我們原來指責是他錯誤的一些做法，還能認為真的是他錯了嗎？有一些我們指責原來是他錯誤的東西，我想恐怕是他高瞻遠矚，我們當時不能理解，而現在30年后的現實證明了。有一些探索他是失敗了，但是我想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他是出于很好的目的。”　　

梅新育先生的話，難道不是事實么？如果是事實，怎么又會有如此高論呢？“30年前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那時，我們剛剛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處于封閉半封閉的落后狀況，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對于這個高論，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主流精英主觀概念替代客觀實際的結果。主觀概念替代客觀實際是很可怕、很危險的，因為，主觀概念替代客觀實際蒙住了中國智慧的眼睛。寫到此外，我以為有必要和主流精英重新學習一下鄧小平先生的“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主流精英全都自稱是鄧小平先生的忠實學生，如果學生革了鄧小平先生“摸著石頭過河”的命，我看就不能算鄧小平的學生。張文木先生在“大歷史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特點和精髓”一文中說，“摸著石頭過河”與中醫的號脈是一個道理，一周號一次、一月號一次，有左防左，有右防右，有陰調陰，有陽調陽，進哪個村唱哪首歌，這是“實事求是”與“格物致知”的另類表述。“實事”變了，其中的“是”就得變。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識也就不同。我對“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解是這樣的，“實事求是，靈活應對、動態糾錯”，也就是說，“摸著石頭過河”的核心是“實事求是，靈活應對、動態糾錯”，如果產生了錯誤，堅持錯誤，就是對“摸著石頭過河”的否定，是對鄧小平先生的背叛，是從相對正確走向邪惡的開始。　　

歷史事實證明，中國走官僚精英資本革人民群眾對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的權利和人民群眾的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命是革錯了，再重新由人民群眾對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的權利和人民群眾的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革官僚精英資本的命，恢復到正確的發展道路，我以為才是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實事求是，靈活應對、動態糾錯”的正確態度。　　

因為，我們總不能把人民群眾逼到暴力革命的路上，才算改革成功了吧？　　

我不相信鄧小平先生最初的改革目標就是“把人民群眾逼到暴力革命的路上”。當然，鄧小平先生跟隨毛澤東幾十年，認為毛澤東的治國之路，也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治國之路不夠好，不如走官僚精英資本的發展道路好，革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命，付出了意識形態改變顏色、為人民服務、人人平等的價值觀、民主觀、治國觀和“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全面喪失的慘痛代價，現在看得很清楚，中國再繼續堅持官僚精英資本對人民群眾的革命之路，就是亡黨亡國的革命之路。　　

既然如此，我們何必非得堅持把人民群眾逼到暴力革命的革命之路呢？為什么不堅持科學發展觀的科學發展之路，也就是“民眾問責機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之路呢？難道說把人民群眾逼到暴力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國改革唯一正確的選擇？　　

有人可能認為，“民眾問責機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在中國是無法建構的，如果按照現在的治國思路，自然無法建構，但我們如果換一個思路，比如說，讓人民群眾拿“民眾問責機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的方案，經過探討、修改、完善之后，經過全民投票表決，這個無法逾越的墻不就越過去了么？　　

全民投票表決不僅可以沖破那道由官僚精英資本階層組成、防止人民民主主權的民主墻，而且還可以構建“民眾問責機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為什么就不可以呢？　　

為政者應該明白，中國人民的智慧無窮無盡，就看為政者如何對待民智、民意、民志了。為政者也應該明白，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滿足的，只要某些官員不太過貪婪，或者為民辦事，就是拿點撈點在老百姓看來也未嘗不可，只是不要太過。太過了，只為自己辦事不為百姓辦事，百姓就無法接受了。為政者應該明白，平民百姓要這個問責權，既不是為了升官，也不是為了發財，如果想升官發財就會順著有的官員的話說了，比如說中國的精英，什么話聽就說什么，既能發財，又能得官，平民百姓不想得官，也不想發財，就只想黨興國強，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沒必要冒著各種風險批評郭京毅類的官員了。　　

為政者應該明白，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亡黨亡國了，不是老百姓批評郭京毅類官員導致的，而是郭京毅類的官員，其勢力太過強大，而正直的官員又不愿意接受批評，不愿意直面現實，閉著眼任由郭京毅類官員“改革開放”導致的惡果。為政者應該明白，中國不是該不該改革的問題，而是個怎么改革的問題，比如，把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成官僚精英資本體制也是改革，把官僚精英資本體制改革成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也是改革。當然，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也不是不要效益。沒聽說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光白玩不要效益的。有人說毛澤東光要政治效益不要經濟效益，但是，中國的前三十年GDP平均增幅達10.2％，有的說達8.6％，說8.6％沒有估算水利等投入，后三十年據說也是10％左右的水平，不講效益從哪里來呢?除非有人不講良知了才會得出那樣的結果。為政者應該明白，平民百姓講歷史得失，并非是為了爭取一官半職，因為有追求名利之心就會昧著良心跟著那些沒有良知的官員胡說八道了。為政者應該明白，客觀分析歷史得失，才能有益于中國的發展，我們總不能為了證明官僚精英資本體制好，連起碼的良知也不要了。這種為官之風不好，民眾是要問責的，當然，現在民眾沒有問責權，但是，現在沒有不等以后沒有，沒有有程序的問責不等于沒有暴力問責權，因為，暴力問責權不是誰賦與的，而是民眾強行行使的。　　

為官者認為我的話不好聽，所以要對我這樣那樣。歷史的客觀規律是不會因好話而改變的。為官者因為毛澤東不是他們的頭，是老百姓的頭，所以對毛澤東毫不客氣。據媒體報道說，某官員看了外國人的一本書才明白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其實，毛澤東早就說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世界歷史一再證明，不論如個國家，也不論什么民族，真正熱愛自己國家的不是官員，而是民眾。民眾能夠充分行使各自的民主權利，管住了官員，官員才可能真正為人民服務。不受民眾約束、自稱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往往只會為自己，也迫使民眾為自己服務。這就是毛澤東視人民群眾管理官員為他們的最高權限的根本原因。　　

我再說一遍：“民眾問責機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機制”是黨和共和國的生命！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