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理論困惑
李文斌
三十多年前,中國粉碎了XXX,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判了“兩個凡是”,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確立了XXX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地位,否定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作為毛澤東思想理論核心的階級斗爭理論也受到批判。從此,階級和階級斗爭這些詞在中國諱莫如深,避之而恐不及。
然而,客觀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轉移的。這是共產黨一貫堅持的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也是毛澤東、XXX都反復倡導的基本理論。用這個觀點看中國,應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XXX理論的。
今日中國還有沒有階級?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這句話作何理解?如果有階級那么有些什么樣的階級?中國有沒有與工人階級相對立的資產階級?中國有沒有剝削?這種剝削是否合法?中國有沒有階級斗爭?中國走的是不是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當代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這些基本矛盾對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有何影響?中國史無前例的大浮躁思想根源是什么?中國空前大腐敗的社會意識背景是什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有無片面性和負面效應,有多大?“黑貓白貓”論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發展才是硬道理”應作怎樣理解?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哪些嚴重問題?……所有這些,都是重大而又不可回避的問題。然而,由于我們只顧“摸著石頭過河”,只顧“一心一意搞建設”,卻有意回避、淡化、抹殺了它們,以至使當代中國出現了理論的大缺失、大困惑,使全民族在極端實用主義的蠱惑下稀里糊涂地“拚搏”、“奮斗”,而不知道朝那去,去干什么,結果如何。如果說中國國內的麻煩有天災和人禍之分的話,那么,人禍中的絕大多數是與理論的困乏、信仰的迷茫、價值觀的混亂有關的。
先說階級。公認的理論是:階級——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團。階級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階級才徹底消滅。反觀中國當代社會,階級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因為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遠未到達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此種判斷恐怕無人反對。中國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使得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的經濟地位出現了天壤之別,人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令全世界驚訝。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被分化,被忽視,被遺棄。一個有龐大資產的有產階級正在形成。現在,恐怕不會有人說上百億資產的老板和下崗職工、貧困農民同屬一個階級吧。但是,就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聽不到黨和國家任何理論的闡述,理性的分析,政策的折射,以及階級矛盾的處置之道。難道對如此重要的社會問題,執政黨和國家機器可以保持沉默裝聾作啞嗎?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從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存在的事實出發引出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是一種錯誤的話,那么現在的只字不提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又是為什么呢?掩耳盜鈴,不敢直面現實能解決問題嗎?
事實上,淡化了階級就淡化了共產黨本身。因為任何政黨都是階級的集中代表。黨章中規定: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如果連階級都模糊了,那么階級的先鋒戰士豈不成了虛幻和撲朔迷離?人民群眾追隨、擁護、服從的中國共產黨,所依托的是中國工人階級。而如果中國工人階級的輪廓都是模糊不清的話,共產黨的形象還能鮮明嗎?一個形象不鮮明的團隊能有嚴明的紀律、很強的凝聚力和很強的戰斗力嗎?這就是為什么老百姓說共產黨“魚龍混雜”;為什么有些共產黨員自己也說“反正也不交黨費,也不搞活動,不知自己是不是共產黨員”。這樣的黨,盡管黨員數量很大,又有多少堪稱“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呢?更有甚者,共產黨員大罵共產黨的事例還少嗎?
再說無產階級。當代黨的理論家們,誰能說清楚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指一些什么人?從字面上講,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也泛指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階級。好像無產階級不一定“無產”,即不一定是窮人。他只要付出勞動,而勞動所得多少不是決定因素。那些不占有生產資料的腦力、體力勞動者(如演員、律師、醫生、各類專家、高級白領及有一技之長的人等),盡管收入很高,依然是無產階級的成員。但是,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很多,而且愈來愈多,他們都占有生產資料,本不應成為無產階級的成員。可他們卻有大量的人被吸收入黨,不但成了無產階級一分子,而且成了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還有一些政府官員,明里不占有生產資料,未當老板,但他們暗里在企業里參股,成為實質上的老板。他不應是無產階級的一員,但他卻是一個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這些奇怪現象都向理論界提出了挑戰。事實上,階級的分化正在中國無聲息但卻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廣大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每況愈下,有產階級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直線攀升,這對中國意味著什么?黨的理論家們好像對此熟視無睹!對此,黨員能不迷茫嗎?人民能不迷茫嗎?人心能不混亂嗎?
關于階級斗爭。它是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斗爭。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的表現。既然無人否定中國存在階級,那么階級斗爭也必然是客觀存在的。這種斗爭的起因就是剝削。那么中國當前有沒有剝削呢?答案是肯定的。君不見多少黑心老板讓工人一天干十幾個小時活;多少私營企業從未有過雙休日、節假日;多少外企打罵工人,鎖死廠門,以至失火無法逃脫活活燒死;多少黑店剝奪職工人身自由,隨意克扣工資,隨意解雇,隨意體罰;有的礦山死了人一埋了之……大量觸目驚心的案例使人不能不用“無法無天”、“暗無天日”、“敲骨吸髓”、“草菅人命”等字眼來表述!有鑒于此,誰還能說中國沒有剝削?!然而,由于理論界對中國社會本質缺乏研究和把握,以至蔓延于華夏大地的一宗宗血淋淋的事件竟成了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一個個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中國的“父母官”們,要么對殘忍的剝削壓迫熟視無睹,要么拿了好處有意掩蓋欺上瞞下。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中國有剝削,中國有極其嚴重的剝削,中國對現時存在的剝削現象缺乏研究、把握和對策。在此種情況下,階級沖突呼之欲出,就順理成章了。其實道理很簡單,有剝削壓迫就有反抗。不是整天喊警力不足嗎?那是因為事情太多。那么為何事情太多呢?那是因為矛盾太多太廣。中國當前階級沖突階級對立從廣度、深度、烈度上看,都已到了岌岌可危的邊緣。不是有“仇富心理、仇官心理”之說嗎?為什么會仇呢?不正是階級對立的典型表現嗎?在這種情況下,不去從階級和階級矛盾的角度朔根求源,采取治本措施,只在那里忙于抓小偷、抓流氓、抓搶劫、抓賣淫、抓詐騙、抓販毒、抓走私、抓殺人……無異于隔靴搔癢,舍本求末。
再來談談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宣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是1、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2、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3、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根據這幾條來看中國社會的現時狀況就會發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社會主義。名義上,中國仍是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但隨著愈來愈多的私人企業主(資本家)進入參政統治集團,上述狀況正在改變。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已經變得以私有化為主。原本占主導地位的國有、集體所有制正在蛻變、縮小。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也越來越取決于對資本、資源的占有和身份地位的不同;社會財富的80%以上集中在不到人口20%的人手中。更有甚者,不合理的分配形式充斥社會,勞而無得、勞而少得、不勞也得成了普遍現象。加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等強取豪奪的不正當手段,使社會主義分配宗旨七零八落,幾乎蕩然無存。另外,社會主義主張共同富裕,社會和諧,集體福利。而今天的中國貧富懸殊,拜金盛行,道德敗壞,沉渣泛起,價值觀扭曲;人民看病難,看病貴,生存危機十分嚴重。上學、就業舉步維艱。這怎能說中國是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國家呢?不具備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質,又要說是社會主義,在思想上怎能令人接受呢?
在以上幾個基本問題出現混亂和模糊不清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信念面臨饑渴。中國人有從眾心理,迷信權威,崇拜官場,對大人物的話奉若神明,毫不懷疑。于是,對XXX一些話語的片面理解,盲目神話,噤若寒蟬,或迎合私欲,橫加闡釋,為我所用,就釀造出中國亙古罕有,史無前例的社會大浮躁、大腐敗。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看似平常的話,一旦出于偉人之口,就變成指示,變成號召,變成標準,變成激勵,變成理論。如果不是這樣就是違背指示,不聽號召,背離標準,沒有能力,甚至是沒有跟黨走,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二十多年來,這句話已經深入人心,婦孺皆知。由于它迎合了人類需求的基本層次——生存、安全、溝通、自尊、自我實現,因此調動了全國人民致富的熱情、干勁和創造力,加快了全民奔小康的進程,提高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其歷史的功績不可抹殺。但是,應該看到,時至今日,并未見理論界對XXX這句話的全面、辨證、深刻的詮釋,國家也沒有把這種詮釋付諸教化人民的行動。人們憑著自己的理解去實踐它,這就導致了千差萬別的后果。首先是怎樣理解這個“先”字。有先必有后。先富了,后來的怎么辦?有的富了,沒富的怎么辦?先富了后來又窮了怎么辦?為了搶先富而去排斥別人怎么辦?等等。沒人去說明,大家都跟著感覺走。時至今日,中國有先富起來的,有大富起來的,有暴富起來的,有富了又窮的,當然,也有大量始終沒富起來甚至更窮的。這種局面與社會主義的初衷南轅北轍,但卻實實在在地出現了,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直到現在,愈演愈烈。
如果說“富起來”是目的,那么“白貓黑貓”就是手段。XXX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于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是:只要能讓人們富起來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一向注重理論和宣傳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樣未對這位偉人的這句話作出官方的、正規的、明確的闡釋,也未對這些“貓”作任何界定,這也許是出于對這位大人物的敬畏吧。于是,貧窮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狂熱的致富欲望,和可以任君選擇的致富手段,一下子點燃了13億人本能的私欲之火!現在看來,由于理論扭曲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將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留下令人痛心的一頁。目睹當前中國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不少有責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得不重新掂量它的功過得失。現在,人們都在理直氣壯的質疑: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有多少靠勤勞和誠信?或者說,他們的富有多少不靠邪門歪道?這些無法回避的事實的反復重現,又反過來塑造了人們的價值觀:要富起來就要胡來;不胡來就不能富起來。試想這對中國人的思想、品德、價值觀該是多么大的毒化啊!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搞亂了人們的思想,那么現在人們的思想不是被搞亂而是被搞壞!駭人聽聞的致富手段俯拾皆是,花樣翻新。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買官賣官,走私販私,販毒吸毒,賣淫嫖娼,造假賣假,坑蒙拐騙,綁架勒索,殺人放火;教育腐敗,醫療腐敗,海關腐敗,銀行腐敗,司法腐敗,工商腐敗,稅務腐敗,抗洪腐敗,救災腐敗;通訊陷阱,購房陷阱,求職陷阱,上學陷阱,求醫陷阱,買票陷阱,廣告陷阱,展覽陷阱,出書陷阱,上網陷阱,短信陷阱,彩票陷阱,……如果說毛澤東領導中國人們推翻的是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那么上述不勝枚舉的災難,加在中國人民頭上又豈止一個“萬惡”所能形容?耐人尋味的是,災難的始作俑者竟是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官員、黨員、政府!
有一句話叫“思通天上星河易,力挽人間風氣難。”沒人能評估中國人道德淪落究竟有多麼嚴重的后果,也沒有人能預言何時才能從道德崩潰的泥淖中再走出來,但用“禍國殃民’來形容它毫不為過。對此,搞理論工作的大“家”們,你們的職業能力和職業良心呢?
對XXX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理論界同樣是全盤接受,不假思索,樂得偷懶,由著人們去捉摸。其實,任何理論都有它賴以成立的前提和條件,“發展”也不例外。什么是國家需要的發展?長期沒說清;怎樣去實現發展?長期沒說清;發展的代價成本怎樣?沒說清。當這些沒說清的理論與中國一層層無能、懶惰、自私、官僚、媚上、跋扈的政府結合時,可怕的后果就產生了。君不見無知的官僚為了“發展”而在深山老林大擺“開發區”的奠基典禮;君不見想借項目斂財的官僚以發展為名將城市的管道挖了埋、埋了挖;君不見想升官上爬的官僚假發展之名大搞形象工程,顯示“政績”;君不見大權在手而又利欲熏心的官僚打著發展的“紅旗”與地產商勾結大片征地,大片建房,牟取暴利。多少年來,人們形成了這樣的思維定式:凡是有項目的地方必有腐敗;凡有腐敗的項目必是豆腐渣工程;凡豆腐渣工程一旦暴露必下臺一批貪官。但,一批貪官倒下了,新的項目還會培育出新的貪官,如此“前赴后繼”。只要能撈錢,丟官無所謂。而這些,都是在發展的旗號之下。因為誰也未對發展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何況發展還是尚方寶劍,是“硬道理”。反對項目就是反對發展,反對發展就是反對XXX和中央。這種在文革時被稱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極左”伎倆,往往叫人投鼠忌器,哭笑不得。至于由這些烏七八糟的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民怨沸騰,坑農害農,資源踐踏,虧本倒閉,呆帳壞帳,不良貸款,傷亡事故,拖欠工資,上告上訪,甚至動亂鬧事,除了忙壞了中央,忙壞了“調查組”之外,那些肇事的地方貪官,卻很少受到觸動,因為有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組成的保護網,他們上抗中央,下欺百姓,有恃無恐。
當代中國,面臨的緊迫而又嚴重的問題是,經濟建設的快速推進和政治改革的步履維艱;社會實踐的超前和相關理論的滯后。政治改革推進的真正阻力來自推進者自己,即執政黨高層。他們的潛意識是總怕政治改革丟了執政黨的地位。而相關理論的滯后是由于沒有形成能夠站在時代的潮頭呼風喚雨,高屋建瓴的一支大理論家隊伍。至于被當作口頭禪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XXX理論、XXX表”,面對上述社會問題似乎并未開出靈驗的藥方,這是因為“老理論遇到了新問題”。“XXX表”只是回答了“共產黨應該是什么”。至于“當代中國是什么”、“怎樣使中國成為應該是的什么”,并無答案。何況,盡管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也不能把對共產黨員的理論要求完全套用到整個國家和民族。因此,刻不容緩地構建能洞察當代中國現實并拿出解決之道的思想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偉大而緊迫的歷史使命。
結論是:
1、當代中國的階級狀況必須明晰。以此界定每個人的社會角色,理清相互關系,明確個體的和相互的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穩定、安定;
2、對業已形成的社會浮躁、社會腐敗和全民的價值觀惡化,必須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開展全國、全民、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大教育運動;
3、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十分有必要從黨中央的高度,從理論的角度,對XXX的影響深遠而又頗具破綻的三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是好貓”、“發展才是硬道理”進行全面完善與理性的闡述,使其從俗語、口頭語上升為某種理論,以此擴清人民的思想;
4、在思想教育的同時,制定與思想理念相一致的政策措施,以體現、強化、落實真正代表先進文化的精神元素;
5、強化中央權威,推進法家治國方略,堅決屏棄姑息政治,全面提高政治效率。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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