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中“公”與“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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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說說“公”的美好。
1988年我18歲畢業分配到東北的一家國有煤礦,當時還有“大戰紅五月”“七一向黨的生日把禮獻”等政治生產運動,我想還是基本上保持了前三十年的基本面貌吧。當時有一些政策是現在18歲年輕人羨慕的,例如:職工醫療基本全免費,家屬報銷百分之五十,畢業包分配,沒結婚的有單身宿舍,結婚的可以分房(交幾塊錢的房租),按月發工資沒有拖欠,當時我沒結婚但肯定有孩子的從托兒所到大學都是基本全免。取暖和做飯都是每月每個家庭免費供給0.5噸煤。國有糧店憑糧本大米、面粉一類的細糧人民幣0.15圓每市斤,粗糧是0.05圓每市斤,基本夠吃。工人和干部都是同步調資,一線采煤工人工資最高,基本公平也不存在嚴重的民生問題。
2、再說說“公”中有“私”
人的自私是公有制的蛀蟲,不解決自私問題就會埋葬美好的共產主義愿望。88年到92年當時在企業里就已經流行“吃老共”了,沒有人去想“鍋里沒有碗里怎么會有”,應該說干部工人都有這種思想,例如:當時就有不少干部利用“調換工種”“工作調動”“住房分配”等權利以權謀私,當時也有了“干部樓”(當然比普通住房條件好),每個干部“逢年過節”“紅白喜事”我肯定都不會少賺。工人也有“靠山吃山”思想,每到下班都會看到一些人帶一些煤塊去賣給私人飯店,甚至有一天我看到開絞車(地面工種)的大姐出現在采煤工作面,原來也是想來揀點好煤塊去賣個好價錢。現在想想“抓革命,促生產”不是沒有道理,公有制不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我的判斷是肯定搞不下去。
3、接下來是化“公”為“私”
中國工人的災難是從1992年才真正開始,我記得是那年春天一個的上午被通知去聽一個老人的講故事,隨后的一個月里刮起了“減員增效”風,當然象我這樣的技術崗位,暫時還沒刮到,但我們單身宿舍的管理員周大姐被刮倒了,記得那天下班看到她眼淚汪汪到我房間去打掃衛生,我問她怎么了,周大姐說自己被“減員增效”了(當時“下崗”一詞還沒流行),緊接著就是“砸三鐵”即“鐵工資”“鐵飯碗”“鐵交椅”,事實是只砸了“鐵飯碗”和“鐵工資”,“鐵交椅”們在隨后的“改制”中通過化“公”為“私”端起了“金飯碗”。我就是在隨后的“改制”中被徹底砸掉飯碗的,也許你會有疑問,為什么一個技術人員也會被改掉?原因很簡單私有化造成了,資源的私挖亂采,砸了我的飯碗的那幾個領導后來成了老板,把礦區又私下里分散轉讓,變成了一個個小煤窯,以前的“機器化采煤”“水采”等先進采煤方式根本無用武之地,和農村小農的后果類似,造成工業倒退。現在私人煤礦喜歡雇傭外地農民工,即使死了人,由于是外地人家屬人生地不熟,威逼利誘花幾個錢擺平了事,“民不舉,官不揪”。直到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這個老人是講的一個化“公”為“私”的故事。
4、“私”和“私”的對抗
大家賴以生存的煤礦只有一個,大家賴以生存的工廠只有一個,有一天突然被告知這些資源都是一個或者幾個人的了,其他人的“私”多余了,必然造成“私”和“私”的對立。近幾年隨著工業私有化全面結束,“私”和“私”的對立局面開始蔓延到了多數中國人的頭上,中國民間有這樣一些話“賣藥的氣死劫道的”“十個賣藥的不如一個辦學校的”這樣一些侵犯公眾利益的“公開搶劫”,開始在中國大行其道,賣學校、賣醫院、賣車站、賣道路、賣橋梁、甚至連廁所和火葬場都賣了,把政府“不以贏利為目標”的公共事業變成一個個“私有產業”,它怎么會允許廣大群眾的“私”,于是就有了“活活不起、死死不起”的中國人。“共同富裕”成了“搶劫公眾”,“三個代表”成了“啥個代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變成“搶劫公眾是第一生產力”“和諧中國”變成了升級版的“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打此路過留下我買醫院、買學校、買車站、買道路、買橋梁、買廁所、買火葬場的財”造成了更廣泛的“私”和“私”的對抗,水火不容。
5、改革的關鍵點化“私”為“公”。
“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誰都知道。只有走公有制道路,群策群力,才能短時間搞出原子彈,才能迅速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私有企業,中國的航天事業和體育事業能有今天的成績也是群策群力的結果,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和公私合營的工業公有制改造中為我們也積累了經驗,今天還有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這樣的成功事例,實踐證明中國只有走集體道路才是一條康莊大道,以前走集體道路造成“大鍋飯”,不是方向上出了問題,是管理上出了問題,改革是醫生治病,頭痛醫屁股,只能是南轅北轍,越改越亂,“私”和“私”怎么能和諧共存?只有通過化“私”為“公”,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才能“鍋里有碗里有”,最終滿足每個人的“私”,也就是“共同富裕”。
結束語:本人水平有限,全當我是第一個“臭皮匠”吧!我只是努力做到一個說真話的“臭皮匠”。
2009.5.15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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