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黨自古天下先

　　——本報獨家專訪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韓毓海

　　本報記者 趙彥紅

　　2010年7月19日，本報隆重推出特別專題“《五百年來誰著史》緣起長治”，講述韓毓海教授與美麗長治的一段機緣，并全方位介紹了這部暢銷著作。專題刊出后，受到廣大讀者關注與好評，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隨即，本報記者對韓毓海教授進行了獨家專訪。今日，本報刊出獨家報道“專訪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韓毓海——上黨自古天下先”，韓教授精彩論述山西轉型、晉商興衰、長治發展等系列問題，以饗讀者。

　　上黨就是京津的后花園

　　記者：韓教授，2008年7月，您曾到長治講學，甚至還在這里生了一場病，您說“這突乎其來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進益的一個機緣，在這樣一個機緣之后，我領會了一些以前不甚領會的書上的語句，尤其包括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我想，長治之行一定在您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了，能不能談談這個印象?

　　韓毓海：上黨自古天下脊。《釋名》里說：“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長治東臨太行，南靠王屋、中條，踏上這塊土地，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作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閉幕詞，這篇光輝文獻從太行、王屋起論，從上黨這塊土地起論，講述了黨的宗旨、中國革命的宗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寓言。

　　中國的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而上黨地區就處在西部落向東南的臺階上。山西總起來是一個嚴重缺水的地區(華北是全國最缺水的地區，山西的人均水資源又不到華北的二分之一)，可能唯有長治除外。長治的水資源不僅僅可以支援鄰省河南、河北，而且山清水秀的上黨地區，更是華北平原、海河流域的基本生態屏障。京津可以巍然屹立，就是由于它背靠上黨地區，只有上黨地區的生態維護的好，京津的生態才談得上，甚至包括吃水、用水的問題，才能得到好的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上黨就是京津的后花園。

　　實際上，這里自古就是聯系北國與中原的樞紐，北魏由平城遷都洛陽，曹

　　魏據鄴城而望上洛，上黨是其落腳點，也是轉折點，佛教文化，就是籍此地而由北國播向中原，舉凡石窟、壁畫、佛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深藏于上黨的山水人家。有人說：“敦煌太遠，而山西很近”，追溯文明的腳步，何必舍近求遠，到山西、到上黨來吧!一條大河波浪寬，中原在這頭，北國在那頭，古代在這頭，現代在那頭，人間在這頭，佛陀就在那頭。對于致力于思考現代與傳統的融和、人與自然的融和、經濟發展與社會、人文發展相融和這一課題的人們來說，天下的脊梁上黨，一定會給你留下不盡的思索。

　　長治久安之道，就體現在長治這塊土地上奮力實踐的人們的身上

　　記者：在長治的講座成為本書“真正的寫作機緣”(作為長治人很光榮啊)，為了這個講座，您在幾天時間突擊搞了幾萬字的稿子。我想到“厚積薄發”這個詞，我想之前您一定經過多年的積累，請問您大約從何時開始關注“500年來的中國與世界”這個命題的?在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期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韓毓海：首先，那不是講座，而是我自己通過這樣的機會，得以向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學習他們那些在老百姓中生根、開花的知識。世界上只有一種知識，就是實踐中得來的知識，如果不能落實到實踐中去，再好的理論也是沒有意義的空談。所謂“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更是一句空話，絕知此事要躬行。而躬行、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秀才只是間接的知道一些書本上的東西，你若要不停留在書本上的知識、不停留在道聽途說，那就要通過實踐，讓知識回到實踐中去。

　　我在中國、外國教了二十多年書，得出的經驗教訓就是：知識必須是“及物”的。合格的政治和經濟的知識尤其必須是及物的。比如秦的遺產就是戶籍-郡縣制度，戶籍-郡縣制度是組織人民的基本方式，這就是及物。中國共產黨從村落入手重建了中國的社會結構，讓知識分子與農民促膝對談，這是最大的及物。村的建設、鄉的建設、城鎮的建設和縣的建設，使得中國的知識、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有了抓手、落在了實處。有了有效的基層組織，方才有國家財政、金融、稅收政策的有效實施，500年天下興亡，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圍繞著國家組織能力、社會組織能力的競爭。研究國家組織能力上出現的問題，及其在財政、金融、司法乃至教育方面的表現，這就是探索歷史教訓，而總結動員群眾、組織群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經驗，這就是探索長治久安之道。長治久安之道，就體現在長治這塊土地上奮力實踐的人們的身上，上黨自古敢為天下先，因此我把這里當作自己的“寫作機緣”。

　　山西好像中國大門上的軸，只有抓住了這個軸，中國東西南北才能開闔自如。

　　記者：這些年來，許多學者在關注晉商興衰，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結論，比如余秋雨先生就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從山西商人自身的局限性和社會歷史原因兩個方面分析了晉商衰落的原因。而您從金融壟斷的角度結論，不僅大膽，而且新鮮，那么金融和貨幣這把鑰匙能在多大的時空范圍內使用?“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這三個支點是否可以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解讀歷史的方法?

　　韓毓海：晉商的興起，與北方連接歐亞的世界交通線的形成，與歐亞地緣戰略規劃的關系最為密切。在世界歷史上，從大陸方向將歐亞聯系起來的戰略規劃有兩次：一次是蒙古帝國的軍事崛起(這種崛起與蒙古以大同、晉陽為根據地，掌握了冶鐵技術有關)，再一次就是明清以來，由晉商以國際貿易的方式推動而完成。因此，晉商的興衰，首先要從世界地緣政治變遷的角度，從橫貫歐亞大陸的交通線的形成、衰落的角度去觀察。

　　說到局限性，如果單純從未來和時間的角度看，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有其歷史局限性，今天的我們也不例外。而山西何以能夠突破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在明清之際，取得一個地區的領先式發展，這倒是個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在這方面，票號當然是個很好的案例。至于票號的衰落，也不能從山西和山西商人本身的局限性中找原因，中國長期以來沒有完成從商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這并不是山西一個省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歷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一個要害。歷史證明：沒有國家戰略有意識的、自覺的和持續的推動，從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晉商的衰落、票號的衰落，是與近代中國國家的衰落同步發生的，這首先是帝國主義勢力在近代爭霸東北亞、中亞地區的結果，它造成了橫貫歐亞的大陸商道和交通線的中斷和瓦解，由于買辦資本和帝國主義勢力壟斷了中國國內的資本與市場，晉商和票號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走向衰落，而這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問題，所以說：晉商的衰落首先是由于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造成的。

　　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明白：從中路著眼，重建連接中原與北國，橫跨歐亞的陸上貿易交通線的重要性。東部與西部，關鍵在中部，山西好像中國大門上的軸，只有抓住了這個軸，中國東西南北才能開闔自如，同時，我們才能在東北亞、中亞、乃至西亞的戰略競爭中保持主動地位。

　　企業家、商人，只有將自己的利益與全民族的長遠發展密切聯系起來，才能真正有遠大前途。

　　記者：山西作為一個資源大省，一度產生了許多腰纏萬貫的“煤老板”，但他們為什么就沒能成為當代的晉商?山西怎樣才能再次產生真正意義的新晉商?

　　韓毓海：中國500年的歷史反復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具有歷史的進步作用，但是，它卻不能擔當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和核心力量。比如說，中國焦炭冶鐵技術早于英國工業革命600年而成熟，但是，鐵的生產卻被大規模用于造鐵錢和以“浸銅法”造銅錢，這就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與貨幣短缺之間的矛盾使然。貨幣供應的增加促進了中國的商業革命，明代就產生了十大商邦，晉商是其一。但是，由于沒有將冶鐵技術與機器生產結合起來，所以中國就沒有產生工業革命。這更使得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脫節的問題，成為困擾中國發展的重要瓶頸。腰纏萬貫的商人不愿投資于產業和制造業，以為那樣賺錢太慢――這是中國商業資本長期的痼疾，這也就是歷史上商人階級，何以不能成為中國發展的領導力量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發展，必然需要它的領導階級，需要其核心領導力量，用社會學的開創者德國人馬克斯 .韋伯的話來說：這個核心領導力量，必須具備為全民族、全社會造福的“終極倫理”，并從這種“終極倫理”出發，去為全民族、全社會的發展規劃出總體的方案。同時，這個領導力量還必須具備“責任倫理”，這就是要為全社會、全民族的未來負責，為自己作出的規劃負責。中國歷史的發展表明：領導中華民族擺脫亡國滅種危局、走出各種發展陷阱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無法制訂一個超越各種特殊利益階層，為全中國謀萬世、而非謀一時的發展戰略，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人真正去為中國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承擔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這個稱號，不僅僅是一種至高榮譽，而且更是一項至重責任。

　　民營企業家為山西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當然，民營企業家不僅僅是“煤老板”、所謂“煤老板”也不僅僅是山西人。歷史證明：企業家、商人，只有將自己的利益與全民族的長遠發展密切聯系起來，才能真正有遠大前途。當前，黨中央和山西省委已經對山西的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求實現山西由資源大省向能源強省的轉型，能源問題，是當今世界的核心問題，能源戰略，是我國的核心戰略，開發和建設新的中國能源基地，帶動山西各條戰線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這一新的發展戰略的指引下，我們的前程光輝燦爛，民營企業家當然也會大有用武之地。

　　立足新技術，促進、帶動長治轉型發展

　　記者：長治作為山西的一個地級市，這些年來其實也在努力實現轉型，那么您認為從長治的地理歷史資源看，應該如何轉型?如何實現科學發展?

　　韓毓海：我確實沒有資格談這個問題，但既然您提了出來，我只能談一點極不成熟的意見，供大家批評。

　　首先就是由資源型向新能源產業的轉化。進入21世紀，煤炭產業的整體效益滑坡，同時另一方面，我國液體燃料的需求卻與日俱增，目前只有通過大量進口石油，才能解決巨大的燃油供需矛盾，石油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能源安全，因此，通過非石油思路來解決液體燃料的供需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而在替代石油的資源中，只有通過煤炭液化成油，以及通過煤炭制甲醇，以甲醇、添加劑和汽柴油合成新能源，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能源需求問題。因此，發展煤化工產業，不僅僅可以解決環境問題，解決就業問題，而且1.6噸煤就可以造1噸甲醇，我們只要比較一下1噸甲醇與1噸煤的市場價格，就會看到這是什么樣的機會成本和利潤前景。煤液化成油的技術，山西煤化所已經進行了成功的研究和試驗，煤制甲醇的技術，有些兄弟省，例如山東省已經在投入生產，但是他們的局限首先在于沒有我們這么多的煤，煤需要從我們這里運過去。轉型當然不是另起爐灶重新來過，而是借勁生力、借風起波，特別是借新技術升華和更新傳統產業，因此，我建議：敢為天下先的長治上黨地區，應該密切注意煤化工技術和其他新能源技術的發展，以立足新技術發展的方式，來促進、帶動我們的轉型。

　　其次是發展公共事業，運行城市。長治山清水秀、城市氣派整潔(奇跡般地沒有困擾北京的小廣告公害)，加之地理位置特殊，不缺水不缺煤電，發展大城市的基礎極好，條件十分優越。我們不要以為公共設施不賺錢，實際上，電、熱、水、冷、氣、通訊、垃圾處理、污水處理這些公共資源如果運行得好，都可以成為公共財政的重要來源，隨著城市的擴大，市民在共用事業上的支出額成比例的增長，這也是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重要標志。

　　第三是把新農村建設與文化建設結合起來。我們山西自古就有“嘴里挖下，也要蓋地方”的說法，山西的民居，石雕磚雕、琉璃燒造，精美絕倫，山西民居是上了郵票的。還有，我國建筑的精華就在宋元時代的木質建筑，這些建筑70%以上都在我們山西，晉東南地區更是滿坑滿谷。要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不能保護，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把山西的民居維護好、發揚光大，這就不僅僅是促進了旅游、促進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推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且更是重建了一個現代的桃花源。這放在歷史上看也是功德無量的。

　　還有，我對長治的雜糧特別是小米印象深刻，目前，我國大多數農產品供大于求，但雜糧卻供不應求，我們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侵略者，今天還是要發展一些具有市場需求潛力的農作物，以促進農民增收。

　　最后，要發動媒體和宣傳機構，整理和宣傳我們自己的歷史，從先民艱苦創業的歷史，到中國革命的歷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和改革開放的歷史，要把這些歷史結合為一個整體，并以日常化地歷史教育，來鼓舞我們的干部和群眾，使得我們看到未來光明的前景，鼓舞我們奮斗的勇氣。

　　拉拉雜雜，不得要領，我就不再說外行話了吧。

　　記者：當前長治正在積極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打造一張新的城市名片，您能否從城市管理的角度提點建議?

　　韓毓海：既然是名片，我倉促間想起幾句話：敦煌很遠，長治很近。追溯文明的足跡，請到上黨來。

　　上黨自古天下脊，它一肩挑起了現代與傳統、自然與人文、北國和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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