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來看，今天中美關系的僵局是美國一手造成的，但是無庸諱言，我們自己，特別是許多博學多情的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理解，同樣也是僵化的、浪漫的、充滿幻想的――特別是情緒化的。經常產生一些一廂情愿、似是而非的荒唐念頭，其見識往往還不如沒出過國的老百姓，就不足怪。

例如，“美國是法制國家”（其實中國的秦朝就已經是“法制國家”了），美國能有今天，歸根到底是因為有一部十全大補的民主大法保證自由人權的結果（好象中國只要有了這么個東西，就可以為萬世開太平了。）上面種種過于抽象的說法，離開美國的現實與歷史條件，無異于癡人說夢。其實，從歷史上看，美國毫無疑問是一個最“善變”的國家。或者說，不斷在談判和妥協中調整自己的制度選擇，這是美國人性格中最“可愛”之處，這甚至也是“民主在美國”成功的要害。當然，同樣的今天，正因為中國也在進行改革和調整，這才構成了中美“可以坐下來談”的基礎。

同時必須看到，中美雙方輿論上的互相“包裝”，促使了兩國關系的僵化。不過----這在美國是“妖魔化中國”，而在中國則是“理想化美國”，雙邊互動，使雙方加深了誤解，到了連自己都認不出自己是誰的地步。僅就中國國內某些“話語”對于美國制度“特殊”的理想化解釋而言，它造成了中國公眾對美國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化幻覺：比如美國的制度已經是完美的制度，這種完美制度導源于一系列終極真理和價值，故一經設計完成，就一勞永逸，光芒照耀千秋萬代。再例如，美國的政策是深思熟慮、高度理性化的產物，因此，美國人是言必信果的，美國人是不嚇唬人的，美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等等等等，而這一切又皆因美國的憲法是“百年大法”，一經確立，不可更動云云。

這種論調在今天，又反過來造成了中國人對美國的政策從來就是既定的、不可變的誤解，這最終導致了雙方立場的僵化。我們忽而對美國充滿幻想，忽而對美國“不抱任何幻想”，更弄得美國人自己也牛氣哄哄，上臺容易下臺難。其實，正如坊間還有一本暢銷書《總統是靠不住的》，它說些什么我不清楚，但從歷史上看，豈止“美國總統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在1958年《告臺灣同胞書》中的話才是一語中的：“美國人從來就是靠不住的”——而時間將反復說明這一點。

不過，歷史事實往往還是不能戰勝“雄辯”。例如，最近有一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者就認為，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一勞永逸地奠定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礎和公民自由權的基礎。這人大概是從來沒去過美國――其實，也不必出國考察，翻翻書就會知道，當年費城的制憲會議完成的是各州與聯邦之間的利益劃分，會議的參加者是各州利益的代表，是些農場主、商人和從業律師，他們不是圍繞著公民自由權，而是圍繞著各州之間的權力進行談判與妥協。而被美國今天到處宣揚，被類似于我們這位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人權”和“公民自由權”，不但沒有在制憲會議被一勞永逸地確定，而且在著名的費城制憲會議上，根本就被忽略了。真實的歷史狀況是：公民自由權和“人權”只是隨后作為各州之間、州與聯邦之間討價還價的“砝碼”被逐漸提出來的，并在這種討價還價中才逐步確立起來的——這同樣還是個“無意插柳柳成行”的結果。

其實，早在100多年前。中國的思想家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就道出了西方民主的實質：“以自由為本，以民主為用”。在嚴復那里，所謂“自由”就是指經濟自由主義的對自己利益的追求和保護，所謂民主首先是指“程序”，即為了追求、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進行談判、妥協的程序，而談判、妥協的法律結果連同程序一起，被稱為“民主”。一句話，“民主”不是一種既定的、完美的方案，而是意味著“可以坐下來談”，而至于怎么談，會不會談，談得好不好，那就是利益博弈，需要知己知彼了。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縱觀中美關系的歷史，一個基本的結論應該是清楚的：就是對于這些久經商場和沙場的談判老手，針對他們的“一手軟，一手硬”，起碼要準備同樣的“一手軟，一手硬”。中國號稱“斯文”之國，常以缺乏與勢利和實利之徒打交道的經驗為榮，但是，對于商人乃至職業政客，起碼的一條古訓還是有的：那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乃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其實也是“來而不往非禮也”的題中應有之意。

談到中美關系，我們不能不想到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已故主席毛澤東。當這位與美國戰爭販子有“殺子之仇”的80高齡的老人，向尼克松總統伸出和平的手掌時，他沒有忘記冷峻地指著基辛格的肩膀說：我知道你們是要攀著我們的肩膀去制約俄國人——毛主席嘲笑說：總有一天，我們沒有用了，你們就想把我們踢開，也要制約我們。

毛主席接著晃動了一下拇指：你們認為自己是這個，他又伸出小拇指說：認為我們是這個，但是，你們不要小看我們――毛主席以他慣有的哲學語言警告說：蘇聯給我的帽子是軍閥，你們給我的帽子是戰爭販子，我告訴你們，這兩頂帽于對我正好——不大也不小，正合適！

為了中美人民之間的長久友好，為了切實增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毛主席與尼克松總統商討了派留學生去美國的問題。毛主席知道基辛格仍然是獨身，就詼諧地說，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中國夫人，在這之后，毛主席鄭重地說，我們可以派些學生去美國，最好是年齡小一點，可以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學成之后，留在那里也沒有關系。毛主席詼諧的說：我們人口很多，如果需要，可以支援一些給你們。

中美之間走到一起來，從來不是因為信念和感情，而是基于樸素的共同利益，基于這樣坦率的對共同利益的考慮，美國與中國才找到了共同語言，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生存和子孫后代的生存。毛澤東談到了中國的孩子，面對外人，他沒有談自己的兒子，但是，對戰死沙場的毛岸英，在座者當然彼此心照不宣。

而僅僅一天以后，尼克松總統在面對全球發表演講時，便立即作出了回應——他談到了自己的女兒。

今天，當中美關系處在十字路口時，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也許應該一起來回顧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曾經震動世界的演講——讓我們再來看看，一個號稱“極右翼”的美國總統，是如何與“紅色人民中國”找到了共同語言的：

“全世界在注視著。全世界在傾聽著。全世界在等待著——看我們將作些什么。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呢？就我個人來講，我想到我的大女兒，今天是她的生日。當我想到她的時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兒童，亞洲、非洲、歐洲以及美洲的兒童，他們大多數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出生的。

我們將給我們的孩子留下什么遺產呢？他們的命運是要為那些使舊世界蒙受苦難的仇恨而死亡呢，還是由于我們有締造一個新世界的遠見而活下去呢？

我們沒有理由要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統治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伸出手去統治世界。

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在就是只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那種可以締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偉大境界的高峰的時候了。

本著這種精神，我請求諸位同我一起舉杯，為毛主席，為周總理，為能夠導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誼與和平的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干杯！”

這不僅僅是漂亮話和煽情之論。它之所以應該成為中美關系的永恒見證，是因為它說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一說出一個真理，殘酷的真理——這就是：

由于中國人民英勇地犧牲了自己的兒子毛岸英，所以美國人民才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兒。

為此我們才可以說――

“為有犧牲多壯志”：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

“識時務者為俊杰”：美國人民也是偉大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