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式的學者才是真正的知識精英

頑石 

當下的北大，最有影響力的教授恐怕要算孔慶東了。其實，和孔慶東一樣有人民立場、有知識分子良知的北大學者還不乏其人（雖然不是主流），比如鞏獻田、韓毓海。這是北大之幸，也是中華之幸。

我最初是從孔慶東的博文里知道北大中文系還有個韓毓海教授，但并未因此就去關注他。因為孔慶東提到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也并非個個都值得我們去關注，比如那個阿憶，和孔慶東不僅是同事，還曾經是北大的同學，關系自然非比一般，孔的博文提到他的次數也比較多（近來少了）。但在我看來，阿憶這樣的教授卻并不是為北大增添光彩的。我真正關注韓毓海，是那次看電視劇《毛岸英》劇組與觀眾見面的視頻，我才知道，北大教授韓毓海是這部經典電視劇的編劇（這也是該劇成功的要素之一）。我由此初步感知了韓毓海的人民立場和非同一般的才情。

前兩年，韓毓海出版了他的大作《五百年來誰著史》（至今已經三版，還出了增訂本），這部書讓韓毓海跨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說實在話，我沒有能力對整部書作評價，事實上我也還沒來得及讀完。憑我淺薄的見識，我斷言《五百年來誰著史》是我們這個浮躁時代能流傳后世的極少數的著述之一。

今天，我又一次讀了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第三版序言》，感覺猶如從冰天雪地走進了一個溫暖的房間，說不出的暢快；又像是饑腸轆轆時吃到了一頓豐盛的大餐，真是無比的滿足與愜意（不太自私的頑石，因此忍不住要和朋友們分享）。這個序言很長，內容堪稱博大精深。或許不同的人有不一樣的解讀，我從里面讀出了兩個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信息：一是作者堅定的人民立場。韓先生始終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站在人民大眾而不是少數精英的立場上觀察、思考、探究、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二是作者告訴我們寫這部書決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通過探尋、總結歷史的規律用來讓今天的人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我從韓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第三版序言》中摘錄了若干片段，貼到這里，和朋友們一起來領略這位有著鮮明的人民立場的學者的才華與智慧，思想與情操。

“因此，為了探索中國道路，我們必須全面地批判和繼承既有的人類思想遺產，必須像馬克思那樣，將這些理論遺產，理解為特定的‘物質形式’，將理論打造成建筑未來新世界大廈的‘材料’，鍛造為通向未來道路的鋪路石。或者說――必須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將哲學和理論，鍛造為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一方面用于改善廣大基層群眾的民生，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

“中國歷代變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對立的。”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惟有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學問與實際脫節、政治與民眾脫節、國家財政金融制度與生產和民生脫節，這便是中國社會組織能力持續衰弱之根本原因，從而，方才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將‘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作為一切行動之指南，更專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層，從基層入手教育人民、組織人民和發動群眾。”

“在‘為有犧牲多壯志’的革命斗爭年代，在篳路藍縷、一窮二白的共和國大廈破土動工的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質資源、黃金美鈔去激勵和動員人民和勞苦大眾，之所以能夠‘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就在于共產黨人能夠使得中國人民心悅誠服地覺悟和相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就在于共產黨人有辦法啟發人民覺悟和相信：每個中國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體，每一個老百姓都是新中國的新主人。”

“諷刺的是，在當今精英們‘民主’、‘憲政’的高調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釋義里成了反義詞，在他們鼓吹、設計的‘市民社會’中，底層勞動大眾和人民政府，則成了貶義詞。既然漠視人民，那又何談民主？即使確有文化大革命時代群眾專制、群氓哄起，即使確有現時代‘公德淪喪’的悲哀，但倘若睜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見者，都不能不承認：在中國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終肩負著民族的希望，忍辱負重、勤勞善良的中國勞苦大眾，在面對地震、洪水的奮勇救災中，表現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難的情懷，感天動地、氣壯山河。歷史反復證明，也只有他們才能在實踐中去不斷發現、發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這是個基本的誤解。因為民主的標志，乃是人民成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會的主人。而當天下大事、國家大事成為少數精英、專家和治理者的私事，當‘為人民公天下’成為官面文章，實則卻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義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勞、再敬業，人民群眾依然還是會困惑不滿、依然還是會怨聲載道，而這就是由于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被消弱，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被消弱，遂使民眾不再心悅誠服地相信：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遂使民眾不再相信：五星紅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個成就與失誤，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處留給自己，而把一切問題推給國家、留給政府。”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生命線。這句話的核心就是指：必須深入基層、組織和教育基層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聯系基層群眾，而絕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聯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場放任’的名義，把關乎千家萬戶、生老病死的基層事務，‘承包’給各類贏利性組織、‘贏利型經紀’。中國共產黨90年奮斗的歷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線問題的討論放在基層，凡是思想路線在普通勞動者中普及、展開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會成功、就會興旺發達，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線與基層脫節的時候，我們的事業一定會遇到挫折乃至失敗。”

“中國歷代的問題是：皇帝久居深宮，治理依賴精英，于是統治者聽到的，都是精英的聲音，而精英們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國家大事。”

“當今之時，如果聽了某些不學無術者們的宣傳，則中國似乎已經國將不國，除非改制換人、卷旗繳槍，讓某些‘高等華人’上臺，心無掛礙的跟著美國走，最好能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但如果肯聽老百姓的聲音，那么其中頭幾條便是：當今精英禍國、律師謀財、‘贏利型經紀’黑白通吃，面對著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員竟不作為乃至沆瀣一氣，而相當一部分媒體、小報記者卻專打便宜拳。”

“當此世變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該抓哪頭，究竟應該聯系誰、打擊誰，以誰為宣傳對象、服務對象，應該以誰為主角，這就取決于共產黨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層的老百姓那一邊，這就取決于共產黨是實行‘三進三同’（即干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還是在沙龍里與精英們閉門思過、云山霧罩地開學術思想討論會。”

“什么叫做王道？所謂王道，也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政治與民眾相結合，國家財政金融與生產和民生相結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懸，方才能民心所向，與民同心，斯即為大同。中國共產黨人何以能夠改造舊中國和舊文明呢？這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紀律嚴明的戰斗隊、宣傳隊和工作隊。有了這樣一支隊伍，中國社會組織能力的長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國人民方才煥發出改天換地的能力，中華文明的腐敗病根才得到了醫治，中國傳統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這是歷史的結論。”

“相反，如果現代中國最強大的組織力量――中國共產黨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病癥，中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就將會被再次瓦解，中國歷史就將可能再次陷入悲劇性的循環之中去。而這同樣絕非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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