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韓毓海著《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以下簡稱《五》），給讀者提供了審視中國身份的一個全新的角度，這種角度力求將中國擱置于世界話語體系中，復原真實的歷史語境，給中國一個身份還原。所謂“身份還原”是本書一再運行的寫作策略，該策略的另一個暗喻是：中國五百年來正遭遇著身份的喪失。

自鴉片戰爭始，中國的身份被西方的殖民者重構，在內部逐漸形成了中國自身對其根性的否定與自我顛覆。如果說清末的康梁一代知識分子尚有其“中國認同感”，那么到了“五四”時期，這種認同感已發生了本質裂變：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恰是企圖通過變異中國語法結構與行為規范，來建構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以“主一謂一賓”（一般來講，中國古文的語法中很少見到謂語）為基本語法的西文行文范式確定下來，這便造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話語權力全盤西化，對封建王朝幾千年來的文化的否定從內部、本質上加速了中國身份的重構，形成了一個以西方為主體的某種異化的中國身份認同。而這種中國身份的認同在至今仍是影響不淺，甚至是主流觀點，并且在不斷地強化，這是與當今西方后殖民侵略的文化輸入與精神洗禮密不可分的。以《五》為例，本書恰恰針對這樣畸形的身份認同，以歷史語境為背景，折射當代中國的自身定位的癥結所在。當代中國的“世界”僅僅是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與世界接軌”（1980年代官方文本中最常見的主流活語）與“爭做世界強國”在某種意義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事實上，當代中國人仍然習慣性地在西方的凹凸鏡中認同自己，尋找自己的身份。

在這種意義上，本書并非意在澄清中國的“世界”這界定的偏差，也無意再次重構中國的身份，而是從中國身份認同產生變異的時間，找到1500年這個起點，從“以中國為本位”的視角，根據“上看財政金融，下看基層組織，外看世界大局”的治史角度還原歷史語境，給出了一個不同于主流觀念的中國。本書乍一看或許給人帶來這樣一個震撼力：原來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竟如此盛大，完全不是當代中國主流教育所形容的“閉關鎖國”、“昏庸腐敗”那般。而究其根本而言，本書的發力點在于，中國身份是如何迷失的，迷失的身份又是如何被建構，被什么樣的人建構的——中國的歷史是由什么人寫的，而書寫者本身的身份與野心又何在。

在十九世紀中喪失與重構

主流觀念默認的一個狀況是，十九世紀之前的中國與西方，在各自生產關系方面，中國是靜止不前的，而西方則是經過了工業革命的洗禮后，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代表文明與進步開始主導一個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五》則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在孟席斯、阿瑞吉等人看來，相對于英國的工業革命來說，明朝率先發起的農業革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阿瑞吉等人冠之以名日：“勤勞革命”，并認為這才是中國商品在當時的全球范圍內席卷世界市場的根本原因。在當時十六世紀，世界對中國儼然不是如今的評價：閉關鎖國、保守愚昧，而清末的海禁政策與明隆慶年間的開放海禁也不是出于什么“清廷自大”與明朝“固步自封”的這樣一個自我身份定位的原因，二者的根本原因在于：財政金融問題。

通讀本書可以發現，明朝的嘉靖、隆慶、萬歷年間正處于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之矛盾加劇的時期，而十六世紀又是西歐海盜式掠奪資本的時期。為緩解本國的貨幣短缺之壓力，明隆慶元年開放海禁，美洲白銀大規模出口中國，由于大明寶鈔在其經濟學意義上的失敗，中國財政不得不借助外力來填充內在的貨幣需求，以達到“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目的。后來張居正所大力推行的“一條鞭”政策，使得白銀變成官銀，最后徹底貨幣化。這也是明朝經濟政策方面的一個失誤：明朝的決策者沒有通過建立、改革、完善自身的貨幣體系以解決經濟問題，而是依賴外部市場；政治上由于皇權與六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行政速度遲緩，缺乏強健有力的行動力，這導致了整個國家能力的下降。而此時在中國大面積的土地上，關于土地的“革命”又是十分超前的，所謂“勤勞革命”就是中國清楚地認識到自身國情與資源分配體系后，進行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勞動力尋覓型投資”與“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為標志，使得在外交貿易上，中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輸出的商品瓷器、絲綢、茶葉席卷全球，長期領先于世界。這是中國對自身主體性身份的內在認同。

中國身份的外在認同是鴉片戰爭以后被異化的，這是與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給予自身的定位完全不同的、帶有西方探索世界時的強烈的殖民意識的。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將自身首先定為一個文化帝國，而非推廣霸權的殖民策略。

在過去，清朝對外族區域的基本策略是“統而不治”，采取的是“中央——地方”的政治結構，這完全不同于西方殖民者看待世界的“宗主國——殖民地”之眼光。對于外邦，如高麗、琉球等地，施行的則是朝貢貿易。在全球化的意義上來講，這一貿易體系是從鄭和下西洋就建立的，中國幾乎不以營利為目的。明朝的航海大發現大大促進了全世界范圍內的物質交流，同時美洲的白銀流入也使中國無意中推動了白銀體系的全球化。

這一局面在十九世紀被以“工業革命”而崛起的西方人打破了。帶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英國人為了扭轉持續幾個世紀的貿易逆差，以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為根本目的打開了中國國門，強行輸入商品——但由于文化語境的差異，西方的錦、睡帽等商品在中國依然缺乏市場?？v觀十九世紀的中國貿易的轉變，英國人的傾銷策略竟然是通過銷售鴉片來攫取最大利潤。同時，通過銀本位向金本位的轉變，使得自明代以來的中國貨幣體系發生根本性轉變：中國被迫充當“中國——印度——英國”這三角關系中的匯兌貿易差額的角色，再加上由于中國戰敗的巨額賠款，使得中國徹底淪為債券的奴隸。也正是在這個期間，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世界的分工體系中逐漸完成。至此，中國幾千年來構建的自我身份的主體性被瓦解，中國身份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有意誤認下迷失了。

西方建構了這樣一套話語體系：“西方一中國”；“文明一野蠻”；“進步一落后”。這是一套順承的話語策略，其背后的語法規則將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無限貶低，最后產生各殖民地為西方利益服務甘愿為奴的效果。十九世紀之前的中國引領世界的潮流，無論在政治、文化還是經濟方面均領先于西方。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人打破了這種神話，重構了中國身份：殖民地、未開化的、落后的和保守的。如本書所言，所謂“閉關鎖國”乃是近代以來才產生的說法。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自我身份的界定，實際上仍傳承了西方人的觀念。“五四”時期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所致力于的是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狀、以“救亡圖存”為愛國旗幟、對于民族自尊與種族延續的一種捍衛。但根本上來說，對于中國身份的界定，已從外在（即西方）貶低內化為內部的自我否定。“阿Q”、“祥林嫂”等對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乃是建立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構成中國社會結構的基層要素的幻想與不切實際的文化否定上。這仍是對中國身份的否定，在西方以武力打開中國國門后對中國身份的否定與侮辱在“五四”運動中并未得到澄清，相反，后者更是以覺醒式的審慎姿態將這種否定加以強化，試圖對中國表征層面上所呈現出來的狀態做出改變。換句話講，“五四”時期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所力圖重構的不是中國身份，而是中國的面貌，而這一套話語策略恰恰建立于對中國身份的否定的基礎之上。

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身份的喪失在如今的主流觀念中，依然大行于世。如今主流觀念中對于達·伽瑪、哥倫布等人的航海行為，所謂推動地理大發現與冒險精神的褒獎背后，隱含著西方殖民主義中心的話語權力體系的策略：是他們開辟了新大陸，是他們加速了全球化，是他們引領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紀元。而主語的“他們”是誰？從根本上來講，“他們”是一群為了緩解國內的重重壓力、以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為根本目的的海盜；而當嵌入這樣一套褒獎之詞之后，“他們”便是代表著文明、進步、科學、理性的西方人，主語中的“他們”從已開始就被納入到世界范疇來褒獎，最后在經濟、文化越來越全球化的當今，主語的“他們”儼然變成了一個“大他者”，成為在貌似和平、友好、多元的表面的和諧世界背后默默的操縱者和最大受益者。

到了后工業時代、消費主義的來臨，這一策略隱含在后殖民主義的行為中悄然進行著。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娛樂產業的各種商業行為中，一場影響力不亞于十九世紀中西方的沉重相遇的戰爭已經打響：文化霸權。

在“世界”中尋找身份認同

在1980年代有句十分流行的官方話語是：“與世界接軌”。這一口號隱含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認同的現象：中國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異己的概念，僅指西方發達國家?！芭c世界接軌”的口號中的“世界一中國”茍同于十九世紀西方人建立的“西方一中國”這一話語體系，具有強烈的等級差異的權力建構?！芭c世界接軌”指涉一種中國為消除這種等級差異的焦慮和野心，表達一種從“邊緣化”躋身于“主流化”的訴求，而這一認同方式也呈現出中國身份認同的模糊性，這便產生了這樣一個質詢：“我是誰？”

中國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直從西方人眼中建構自己的身份，從他者的注視中證明著自己的存在與優劣，這是很危險的。誠然，中國依然保持著幾千年來的“帝國幻想”，但如今這種帝國想象已經完全建構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價值觀中。例如“中國人榮獲了諾貝爾獎”的現象就可以作為中國“大國崛起”的標志自豪一番；中國電影沖奧或者獲得了戛納提名甚至國外一個不知名的電影節的獎項后，便可以認作是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已位居世界前列的特征……而無論是諾貝爾獎的評選還是國際電影節的設置，背后均熟練地進行著一套由西方、白人制定的游戲規則。一個喪失身份認同的國家在遵循他者的價值體系后取得了優異的名次，便沾沾自喜地認為自己已獲得了某種不同于別人的優勢位置，這樣的思維方式，如此自我認同的邏輯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中國是難以理喻的。

縱觀世界藝術史、人類思想史等以介紹與教育為目的的絕大多數出版物，均以西方為中心講述關于整個人類的各種歷史。毛澤東所批判的“言必稱希臘”就是針對這種文化失語現象而言的。有意建構以西方為主導的歷史的書寫行為發生在世界探索完成之后，伴隨著西方的殖民侵略，西方的啟蒙運動可以看作是建構理性、樹立西方意識的記錄歷史的開端，這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或民族喪失了自身的話語權。直到如今當我們看到印度女孩穿戴普通的印度服飾在跳舞的時候，心中已本能地將這種文化審美歸置為“異國情調”的范疇；但當我們看到美國街頭有年輕人跳街舞的畫面時，卻習慣性地認作為屬于年輕人的一種時尚文化。這種認同的差異在于，前者被認作為“地方化”、“邊緣化”，后者則包含著“時尚性”，而“時尚性”自身的一個特質就是“主流化”乃至“全球化”。關于文化藝術的中西變遷，在二戰之后，美國以后殖民侵略的文化霸權政策，改變法國青年的藝術審美口味，大力推廣美國新興的后現代藝術，并扶植意識形態與之吻合的法國藝術家，最后成功地將世界藝術中心從法國移至美國紐約。在當代中國，這一情景依然在復制：好萊塢商業大片中對美國精神的一再確立，與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力宣傳，使后殖民行為偽裝在對普世價值的贊揚中進行。例如奧斯卡最佳影片《蜘蛛俠I》中的標志性臺詞：“力量越大，責任越大?！逼淇此埔詰椭巫飷?、維護和平為己任的英雄行為是不容置疑的，實際上是為美國在世界范疇內的各種行為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稱霸全球的美國人手中掌握著全球大部分債券，世界重金屬產業體系完全被美國人操控，軍事力量強大，國家能力全球第一，因此，美國在“力量越大，責任越大”的英雄口號中得以不顧聯合國反對進軍阿富汗、攻打伊拉克，有“責任”對全球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實際上仍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掠奪行為。而單從《蜘蛛俠I》中美國國旗的出現次數——二十七次就可以看出美國霸權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策略在視覺效果上有多么明顯。到了2009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拆彈部隊》里，更是將美國兵在中東地區維護和平、打擊恐怖分子的行為夸大至神話，這是對美國精神與霸主地位的又一次赤裸裸的肯定與宣揚。誠然，片中仍不乏普世價值意義上的關于武器與玩具的討論。如此，中國作為失語的主體，不僅不反思如何建構自身話語權力、向內尋求身份認同，反而以西方（當代乃是以美國為主導）為馬首是瞻來驗明身份，得到的永遠是異化的認同。這來源于十九世紀以來對自身的內在否定造成的缺失。

因此，中國的“世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而是異己的、他者的、以西方為主導的，不包括同樣處于失語狀態國家在內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之中尋找身份認同，永遠不可能得到自我身份的捕獲，即便是獲得了中國想要的贊揚，那更是極為危險的，因為來自他者的認同背后，必定隱藏著他者為實現自身利益的野心。

結語

綜上所述，結合《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不難看出，中國身份并不是自古以來就缺失的，而是通過西方的否定，使得中國身份迷失在十九世紀的兩種意識形態與文化語境的遭遇之中。經過近代中國對其身份主體性的進一步反思式的自我否定，本質上完全認同西方奴隸主對中國這塊殖民地身份的判斷后，喪失的中國身份一直未得到根本性的重構。

而所謂大國崛起的現實已被即定，但在思想觀念上仍持續著十九世紀以來的自我否定，依然致力于從“世界”眼光中尋求認同的邏輯。那么，在后殖民主義盛行的全球化體系中，中國的政治、經濟再強大，國家能力再強盛，也不過是為西方人作嫁衣裳，甚至淪為替西方人進行殖民侵略的幫兇。

因此，建構自我身份，重視、正視歷史中的中國，創建屬于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其核心在于中國身份的自我認同。

陳亦水，在讀研究生，現居北京。已發表散文、詩歌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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