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

如同對待馬克思和列寧一樣，康德、黑格爾、康有為的著作，今天已被當作了十分古舊的知識，人們懷疑它們與現實究竟有何關系、還能派上何等用場。實際上，這種懷疑，是從這些著作誕生伊始就存在著的。例如，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非但一直被批評為“文字粗拙晦澀、令人無法了解”，文德爾班甚至這樣說過：“能了解精神現象學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絕了”。

在實用主義的時代，像一切不能直接變成錢的東西一樣，人們普遍地懷疑“理論”的價值、“理論”的用處，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當年的左文襄公曾經感慨說：“今之農者，亦如今之學者，欲速見小，自誤以誤人。吾三十以后，讀書漸多，閱世漸深，知區區之存于心中，自以為是者，僅足以仿當今無足指數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 這些話若換成今天通俗的說法就是：所謂實用主義學風，便是“小農經濟”在思想、學術領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現，也就是左宗棠所說的“欲速見小，自誤誤人”，更進一步說，它使得我們的發展沒有堅實的基礎、長遠的眼光和持續的內在動力，更使得我們日漸喪失了“理論”這個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馬克思曾經這樣說到他自己所處的時代、說到那個時代的德國：“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 ――實際上，馬克思所說的，也就是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當下的處境：今天，不僅肆虐全球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使我們受苦，而且，舊的生產方式、舊的發展方式同樣也深深地束縛著我們、使我們受苦。馬克思的時代，其實離我們并不那么遙遠，而上述那些被判為“古舊”的知識、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馬克思、康有為，他們的寫作所針對的，實際上也便是我們的現實，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的，比當下的時尚宣傳所能給予我們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正是康德第一個指出，英國人率先發明的“戰爭國債”和戰爭金融制度，乃是現代歐洲思想錯誤的結果、是西方思維最大的失誤；而黑格爾則認為：推動現代西方世界發展的兩個真正動力，無非是戰爭與財富；尼采更一針見血地斷言：“債務關系”，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正是馬克思指出：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后，一切舊的經濟學實際上都已經死亡了，因此，從今往后，我們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學；而列寧認為：金融壟斷和跨國公司的壟斷是20世紀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康有為則第一個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辯，他說：未來的“大同社會”，必定是以勞動者為主體，以科技、思想和知識創新為動力的社會，必然是“勞動社會”和“創新型社會”。

這些被判為古舊的知識、這些晦澀的理論，恰恰是今天我們認識、改造現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

本書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學者希望我談談“理論敘述”與現實、歷史敘述的關系問題。因為在一些讀者看來，本書的“上篇”以歷史和現實的敘述為主體，而“下篇”則似乎更為側重于“理論”。而對這個問題，其實再也沒有人比馬克思闡述得更好了。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談到了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理論”這個問題。馬克思談到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談到了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理論狂人”，他這樣說：在黑格爾那里，理論“是現實事物的造物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與黑格爾不同，馬克思自己則是把理論當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說，就是“生產資料”。馬克思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索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

與一切“空頭理論家”不同，馬克思乃是一個在歐洲各地流亡、沒有“綠卡”的“知識民工”，正如建筑工人的勞動離不開建筑材料一樣，知識勞動也離不開特定的“材料”，馬克思反對將理論神秘化、反對理論的壟斷、反對“現實世界是理論和思維的產物”那種裝神弄鬼、顛三倒四的說法，而是平實地將理論視為“知識民工”勞動所必須的“材料”；但是，我們同時還要記住：馬克思更反對“束書不觀”的玄想、更鄙棄那種離開理論、離開知識材料，直接“從客觀現實”出發的幼稚的“唯物主義”思想貧困。

在馬克思那里，作為知識工作“材料”的“理論”，不過是物質存在的一種特殊形式，或者說：物質的世界凝結為知識的材料；物質世界的運動，則造成了這些材料不同的發展形式、造成了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正如只有通過樹的“年輪”才能去了解一棵大樹成長的軌跡一樣，馬克思說：“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而這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即我們所說的辯證唯物主義。

正如大樹的年輪一樣，理論是物質世界的一種存在形式，所謂理論，只不過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著的物質世界。凝練的理論，則如短刀出鞘，是開啟物質世界運動的鑰匙。因此，為了探索中國道路，我們必須全面地批判和繼承既有的人類思想遺產，必須像馬克思那樣，將這些理論遺產，理解為特定的“物質形式”，將理論打造成建筑未來新世界大廈的“材料”，鍛造為通向未來道路的鋪路石。或者說――必須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將哲學和理論，鍛造為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二、破題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 。而本書的基本目標之一，便是以上述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去回應這一課題。

許多杰出的學者已在破解這個謎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在公元一千年里一直保持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生產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話，那么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國。

麥迪遜和伊懋可的論斷，就“李約瑟之謎”給出了一個典范性的解釋模式，但是，他們的解釋也遭到了兩個方面的有力挑戰。一個挑戰就來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西方的增長方式受資本積累這個基本目標的制約，這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排斥人類勞動的弊端。同時，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飛躍增長不僅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也是近乎無償占有當時還很廉價的世界資源的結果，這包括無償占有美洲、印度的農產品、以及世界絕大部分礦產品，西方的增長帶有掠奪自然的特性，并與殘暴的殖民主義統治相聯系。因此，從排斥人類勞動以及掠奪自然、殖民地統治這兩個方面來看，西方19世紀的增長方式也是不能持續的。

而第二個挑戰則是伴隨著1950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開辟、特別是19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持續起飛而產生的，這個學派把新中國的發展，以及1970年代以來的東亞經濟“奇跡”，解釋為東亞具有大量高素質勞動力的結果，是這些優質勞動力通過建立合作型社會、創新西方單一競爭型模式的結果，他們認為：這條以農業為基礎，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互相協調、促進發展的道路，既接續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推崇的“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之路”（斯密認為這條道路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所中斷），更是對人類現代發展方式的創新。與排斥勞動和就業、依靠自然資源的大規模耗散、通過掠奪殖民地謀增長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被稱為“勤勞革命”，后者被稱為“工業革命”。

因此，當代西方學者傾向于從勞動力的“質”而非“量”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在持續發展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與普遍的看法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資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而主要是這些勞動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質”，而且，這種質的優越性與中國長期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分不開、與以農業和民生為本的發展方式分不開。如薩米爾•阿明認為：在中國，農民與土地的直接結合使中國能夠創造新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必然與只能用貧民窟和失業來解決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邏輯完全不同。

三、探求

而本書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對“李約瑟之謎”提出進一步的、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十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貫通“內陸歐亞”的北方貿易體系，以及以琉球為核心、聯系西洋、東洋和南洋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十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和銀元，更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供給，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

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國之銀出漏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于外洋”，“而近數百年間，糧錢改銀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而得之？”“銀之出于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為番舶收去”，“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于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變”。因此，魏源倡儀：中國欲求富強，必先從國家自鑄貨幣，驅逐西方銀元始 。而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出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康有為更首倡“廢兩改元”，即廢除銀兩，改行國家鑄造、發行的銀元為主權貨幣 。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和銀元而發行國家貨幣――法幣，但是，法幣的發行由于沒有當時中國經濟的主體――農業經濟的支撐，也難以深入中國的廣大農村，故不得不以外幣為“準備金”，法幣發行，既與英鎊匯率掛鉤，又以美國的“銀本位制”為基礎，這種在列強之間“左右逢源”的幣制設計，卻因獨將日本排除在外，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借口。法幣發行，終至1940年代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陷入崩潰。

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財政組織、金融戰略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

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為“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家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標是培養“圣賢”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儒家學說作為政治學是不合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系中培養出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而他所謂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義上的“圣賢”，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國理政的人才。他認為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只能是口吐蓮花的文人和獨善其身的“賢達”，而不是治理者，這就是他所謂：從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學說之于人才的“教、養、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說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圣賢”中剝離出來，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之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以此加強宋的國家能力，然而，在與龐大的士大夫階級的對抗中，他失敗了。

象中國此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是由人民輪流擔任的，國家并不發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已由專任的事務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員，也就是胥吏。

實際上，國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擾著王安石的“上層”，而在基層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葉適說：“何謂‘胥吏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于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蹙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其薄書期會，一切惟胥吏是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

我們要理解葉適上面這些話，其實只要讀讀《水滸傳》――甚至是只需認清其中宋公明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就足夠了。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干部”，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后者胡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了后者的胡為。

宋江者，鄆城縣押司也，負責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個公職人員，屬于葉適所說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這個人“刀筆精通，吏道純熟”，“自小為吏，結識英雄輩”。不過，宋江這級干部，在宋代是沒有國家正式工資的，雖然經過王安石、蘇轍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葉適所謂“最為驕橫者”）算是有了工資，但地方州縣還是基本沒有，――這不是因為財政困難發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擔任的工作牽扯千家萬戶、人命關天，搞錢是根本不困難的。王安石批評士大夫出身的官員沒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對立面司馬光，則把批判矛頭主要對準了胥吏，司馬光以為胥吏“以啖民為生”，此所謂“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能使之然也，大半盡于吏家也”，這就是說：中國歷史上最為腐敗、驕橫而激發民怨、民變者，即是基層的事務員。如宋江這種人，由于沒有正常收入，又沒有升遷的希望，當然要通過包攬訴訟大發橫財，他那個“及時雨”的稱號，也就是靠著“仗義疏財”獲得的，而宋江盡管并不是柴進那種天皇貴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還出手大方，宋江錢從何來呢？――比如他給晁蓋通風報信，讓晁蓋趕緊逃跑，后者馬上就讓劉唐拿一百兩黃金酬謝他，可見，宋江已經到了不必索賄，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給他送黃金、稱他為“及時雨”的地步，這個人代表了胥吏階級的最高境界。而宋江這種人成為國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權”，這說明宋代的無政府狀態達到了什么程度、國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葉適說：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員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會干事，那就不能從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這個意義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場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沒有一套培養、選拔、監督和約束管理者的辦法，于是官員的進退自然沒有什么切實標準可依，那么官員要升遷，除了奔走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既然儒家培養士大夫的標準如此脫離治國理政之實際，那么標準越多、條文越細，就越不能執行，唯一的結果是行政變成了文牘，變成了以開會落實開會，以文件落實文件。實際上，是連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給了胥吏。官員忙于奔走，更把基層的實際事務交給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辦，這樣官員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為表面文章，胥吏成為操持地方的黑社會勢力，而國家沒有了他們卻竟然無法在基層辦事。――宋代對外不能抗擊遼金，對內不能制止社會陷入無政府的江湖狀態，即使它經濟和商業搞得即使再好，也難以避免亡國的命運，我們所謂“弱宋”，也就是指其國家能力的衰弱。

對于王安石改革的失敗，葉適更曾有別開生面的總結，他在《民事》篇中這樣說：即使王安石成功將士大夫階級改造成有富國強兵真本事的“邊才”和“吏才”，即使他能解決宋王朝國家能力下降的問題，但王安石的辦法，卻不能應對和解決宋王朝內部此起彼伏的社會問題，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強國”，但卻不足以“安民”。因為王安石所謂的有富國強兵能力的“人才”，與士大夫階級一樣，同是精英階級，區別只在于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后者乃是袖手空談的精英，而在脫離基層老百姓這一點上，他們則是相同的。

葉適以為：王安石理想中的“專家型人才”乃是“干大事”的，而基層社會和普遍百姓面對的卻是日常小事。而今天我們不也常說：“老百姓的事無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嗎？實際上，確如葉適當年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老百姓的事”卻主要便是“小事”、“細事”和“碎事”，對老百姓來說，“富國強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卻是娃娃上學、老人看病、家長里短，乃至誰比誰多拿了五十文大錢這種“分配不公”；而以專家決策為主體的科層制度，在制定規劃、舉全民之力“辦大事”方面具有優越性，但它所針對的，卻并非鄰里打架釀成的“群體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錢的差別”造成的基層“分配不公”，忽視恰是這種小小的“不公”，乃是釀成“社會戾氣上升”之根源。重讀葉適的文章，我們不禁要感喟：以精英、專家為主體的“民主決策”之“先天不足”，實際也便在于此，即在于處理“細事”、“小事”、“碎事”方面的捉襟見肘。

而當年的葉適，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虛飄渺的“三代之治”上，他以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時的“官”，只不過是立足于井田制上的基層民眾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過是個基層群眾領袖而已，其作用就在調解和解決基層社會共同體中的小事和碎事；而后世的官員，最優秀者是有治國理政本事的專家，其余則為袖手清談的混混，等而下之則是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貴族與豪族，指望他們深入基層，為老百姓解決“細事”，那是不可能的，所謂“古者君與民為一體，后世君與民為二本”，葉適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傳統的政治的死結。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論與實際脫節、政治與基層民眾脫節、經濟活動與國家財政金融脫節，而歷代統治者想出來的辦法，竟是主張放棄基層，并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更把放棄基層看作中國政治的最好傳統，即他認為：基層靠那些土豪劣紳和黑社會去“自治”：“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鄉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谷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從事于修筑和疏浚” 。而蔣介石的上述夢話，掩蓋了所謂“役法”，實則早于唐末便已徹底崩潰的事實，而所謂胥吏，亦自那時起，由組織基層人民從事公益事業的事務員，變成了魚肉基層和鄉里的贏利階級，他的上述說法，簡直是把長期由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把持的中國基層說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國民黨政權脫離民眾、無力組織和動員基層的痼疾。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一方面用于改善廣大基層群眾的民生，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理論與實際結合、政治與民眾結合、國家財政金融制度與生產發展及改善民生結合――這便是中國共產黨扭轉“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勝利之道，是人間正道。

中國歷代變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對立的；宋代的宰相文彥博，曾一語道盡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本質，在回答宋神宗關于“新法雖使士大夫稍不悅，然與百姓有何不便”的質詢時，文彥博斷然對宋神宗說道：“殿下為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提及這一節，連梁啟超也不禁感慨：“吾請正告天下后世讀史者曰：荊公當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與人民相沖突者也。”他更憤然指斥文彥博的上述名句：“是豺狼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諸口” ；然而，兩千多年來，中國所有的王朝實質上無不是如此。只不過到了國民黨統治后期，卻連士大夫階級也被通貨膨脹搞得一貧如洗，只好去吃“嗟來之食”――美國人的救濟糧了。于是他們方才第一次同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這場革命中發現了“大我”。

中國歷史數千年，何以都不能解決國家組織能力問題？這里的要害就在于，無論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還是法家積極有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對中國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從根本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而自皇帝到基層，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有所作為，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而幾千年來，人民逃避壓迫剝削，其實質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組織，其消極的方式是逃避賦役、消極怠工，而積極的抵抗便是造反起義、落草為寇。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惟有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學問與實際脫節、政治與民眾脫節、國家財政金融制度與生產和民生脫節，這便是中國社會組織能力持續衰弱之根本原因，從而，方才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將“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作為一切行動之指南，更專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層，從基層入手教育人民、組織人民和發動群眾。

在“為有犧牲多壯志”的革命斗爭年代，在篳路藍縷、一窮二白的共和國大廈破土動工的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質資源、黃金美鈔去激勵和動員人民和勞苦大眾，之所以能夠“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者，就在于共產黨人能夠使得中國人民心悅誠服地覺悟和相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就在于共產黨人有辦法啟發人民覺悟和相信：每個中國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體，每一個老百姓都是新中國的新主人。

諷刺的是，在當今精英們“民主”、“憲政”的高調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釋義里成了反義詞，在他們鼓吹、設計的“市民社會”中，底層勞動大眾和人民政府，則成了貶義詞。既然漠視人民，那又何談民主？即使確有文化大革命時代群眾專制、群氓哄起，即使確有現時代“公德淪喪”的悲哀，但倘若睜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見者，都不能不承認：在中國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終肩負著民族的希望，忍辱負重、勤勞善良的中國勞苦大眾，在面對地震、洪水的奮勇救災中，表現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難的情懷，感天動地、氣壯山河。歷史反復證明，也只有他們才能在實踐中去不斷發現、發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這是個基本的誤解。因為民主的標志，乃是人民成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會的主人。而當天下大事、國家大事成為少數精英、專家和治理者的私事，當“為人民公天下”成為官面文章，實則卻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義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勞、再敬業，人民群眾依然還是會困惑不滿、依然還是會怨聲載道，而這就是由于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被消弱，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被消弱，遂使民眾不再心悅誠服地相信：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遂使民眾不再相信：五星紅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個成就與失誤，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處留給自己，而把一切問題推給國家、留給政府。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生命線。這句話的核心就是指：必須深入基層、組織和教育基層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聯系基層群眾，而絕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聯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場放任”的名義，把關乎千家萬戶、生老病死的基層事務，“承包”給各類贏利性組織、“贏利型經紀”。中國共產黨90年奮斗的歷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線問題的討論放在基層，凡是思想路線在普通勞動者中普及、展開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會成功、就會興旺發達，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線與基層脫節的時候，我們的事業一定會遇到挫折乃至失敗。

凡以為思想教育、組織工作的核心在于“密切聯系精英”，而以為“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們便又回到了傳統政治失敗的圈套之中，無論今天還是過去，正反兩個方面，都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歷代的問題是：皇帝久居深宮，治理依賴精英，于是統治者聽到的，都是精英的聲音，而精英們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國家大事。共產黨發明了種種方式：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分析最高領導的政策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至于成千上萬大字報、連篇累牘互聯網，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媒體創舉，而文藝作品，亦無不以最基層、草根的普通百姓、工農兵中之先進人物為主角，以他們喜聞樂見、全心接受仿效為鵠的。凡此諸端，無不在于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從而才極大增加國家組織能力，增強十幾億人戮力同心建設新中國。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于繞過精英、官僚，徹底摧毀把持基層事務、敲詐勒索的各類黑社會組織，而使得政策可以直達基層。

當今之時，如果聽了某些不學無術者們的宣傳，則中國似乎已經國將不國，除非改制換人、卷旗繳槍，讓某些“高等華人”上臺，心無掛礙的跟著美國走，最好能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但如果肯聽老百姓的聲音，那么其中頭幾條便是：當今精英禍國、律師謀財、“贏利型經紀”黑白通吃，面對著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員竟不作為乃至沆瀣一氣，而相當一部分媒體、小報記者卻專打便宜拳。

當此世變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該抓哪頭，究竟應該聯系誰、打擊誰，以誰為宣傳對象、服務對象，應該以誰為主角，這就取決于共產黨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層的老百姓那一邊，這就取決于共產黨是實行“三進三同”（即干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還是在沙龍里與精英們閉門思過、云山霧罩地開學術思想討論會。

變民風易，變仕風難，變仕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文風難。文風變，氣象新也。自王安石、張居正、王陽明以來，歷代改革家之所以推崇“尚質省文、反薄歸厚”的文風，之所以把“改造文風”當作政治改革的要務，這就是由于文風敗壞，乃是治理者脫離現實、脫離實際之作風敗壞的集中表現。魏源曾這樣批判中國士大夫作風和文風之敗壞：

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為俗務；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虛之理，以政務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無用更甚于異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禮儀，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一旦與人家國，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萬民，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

什么叫做王道？所謂王道，也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政治與民眾相結合，國家財政金融與生產和民生相結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懸，方才能民心所向，與民同心，斯即為大同。中國共產黨人何以能夠改造舊中國和舊文明呢？這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紀律嚴明的戰斗隊、宣傳隊和工作隊。有了這樣一支隊伍，中國社會組織能力的長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國人民方才煥發出改天換地的能力，中華文明的腐敗病根才得到了醫治，中國傳統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這是歷史的結論。

相反，如果現代中國最強大的組織力量――中國共產黨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病癥，中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就將會被再次瓦解，中國歷史就將可能再次陷入悲劇性的循環之中去。而這同樣絕非是危言聳聽。

古人云：

人情耽于逸樂。當無事之時，覺眼前無可復慮，耳目口體之欲日盛，而德慧術智消亡。

遇不如意事，見不如意人，讀蹈厲奮發書，斯可驗平素之道力。

愿為飲冰茹蘗之勞臣，不為腸肥腦滿之達官，而任事以勇猛精進者，嗚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視死如歸也！

當今之世，果天下無事之時乎？當今之士，果飲冰茹蘗之臣哉？索諸八荒，任事以勇猛精進者，安在！

愿以此卷，與讀者諸君共思之。

                                           2011年8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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