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日報》因為刊登了一篇《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文章而受到了激烈圍攻，原因是這篇冠以“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名義的紀實反映了一些老師在大學課堂上講中國時，存在缺乏理論認同、缺乏政治認同、缺乏情感認同等三個方面的問題。

　　那么，《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這封特殊形式的“公開信”是不是反映失實，或者信口雌黃、瞎說一氣，以致于因此而遭到密集的圍攻呢?

　　筆者以為，如果真是因為對問題的真實性有不同意見而出現爭論，倒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事實上，這封公開信所反映出的問題只是冰山之一角。以筆者在高校工作以及相關渠道得到的體會與感悟，高校課堂遠不只是“三個認同”方面的問題，更進一步說，反映到課堂上的，只不過是思想意識形態深層次問題中的星星點點，也就是說，《遼寧日報》其實不過是輕輕地捋一下虎須而已。

　　但是，就這么輕輕地一捋，《遼寧日報》轉瞬之間就變成了眾矢之的，現在這家報紙所面對的，大概已經不是這封“公開信”會不會引起重視，而是如何替自己解圍，如何從這場喧囂中脫身的問題了。

　　為什么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會遭到如此這般地圍攻呢?

　　顯然，這是因為《遼寧日報》站在了官方的立場上，因為這封《公開信》表面上在對高校教師喊話，其實是在向執政者當局喊話。采用這種方式為執政黨幫腔，雖然別開生面、奪人眼球，但因此付出的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以筆者所知，像《遼寧日報》這樣的報紙完全有其它更多的內部渠道去反映去這些問題，做為輿論場上的老江湖，難道《遼寧日報》是刻意要用這種公開信的方式揭開蓋子、挑起論戰嗎?難道這家報紙就敢判斷，擲下這樣的戰書它就一定能夠打贏嗎?或者再進一步說，這樣地揭開蓋子，這封公開信所反映的問題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嗎?

　　但不管怎么說，筆者還是為《遼寧日報》的勇氣所折服。按照筆者的理解，站在官方立場上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的總體形勢不容樂觀，話語權的真實狀況不容樂觀，哲學社會科學行業里知識分子的總體傾向不容樂觀。盡管官方一再說意識形態的主流是好的，其實那只是官場上的套話，或者不得不這樣說，在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優勢很難說在執政者方面，比如就經濟學而言，有人已斷言出現了整體式的西方塌陷。政治倫理等方面是不是這樣，很難說;盡管執政者號稱牢牢掌握話語權，但筆者總感到實際的水平并非如此，這就像ktv里的包間一樣，有人總愛拿著話筒當麥霸，但唱出來的東西沒人聽，而有人的一唱就有人起哄鼓噪，這種現象，網絡上的反映尤其明顯;盡管官方評價說知識分子總體上是好的，但在活躍的知識批判群體中，真心為執政黨立言的并不很多，許多文章不過是命題作文。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每一個站出來為執政者說話的人都要遭遇群毆，這已成為一種定式，《遼寧日報》還能有什么例外嗎?

　　所以，《遼寧日報》遭遇圍攻完全是預料之中的事，真正的問題并不是這封公開信有什么不對，因為誰都有權利寫公開信。一些人之所以一哄而上，不過是借《遼寧日報》來一個打狗給主人看，同時也讓世人看看他們的凝聚力、號召力以及在中國的巨大影響。這樣的把戲在中國已經多次上演，今后還將屢屢上演。等什么時候這樣的好戲沒有了，不再上演了，也許中國的政治進程也就要告一個歷史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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