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日報》發表《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這篇文章后(后文簡稱此事為“遼寧沖鋒號”),遭致極右翼反共公知的強烈圍攻,標志著引爆高校意識形態斗爭,被港媒視為意識形態斗爭進入第二波高潮,從互聯網媒體發展到了高校。11月23日,烏有之鄉在京舉辦高校意識形態問題研討會。應烏有之鄉邀請,京津兩地眾多知名學者、資深文藝人士、新媒體管理層齊聚一堂,就目前的意識形態工作展開了深入討論。
北京大學法學院鞏獻田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摩羅先生,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先生,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郝貴生教授,北京科技大學青年教師左鵬教授,天津理工大學朱寶剛教授,華遠集團原黨委書記馬綠波同志,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祝東力先生,天農網總編司馬平邦先生,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國家一級導演艾辛女士,《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生,自由學者許玉杰先生、知名網絡時評家云淡水暖等人參會發言。會議由烏有之鄉總經理范景剛先生主持。
“遼寧沖鋒號”,勇敢地撞向教育戰線的“深海冰山”
“遼寧沖鋒號”,如同上一個甲午海戰中的中山艦,勇敢地撞到了長期潛伏在教育海洋深處的一座“巨大的冰山”。參會學者談到,在人民群眾心中,大學是神圣的、老師是高尚的,高等教育這座“宙斯的神廟”是不準被批評、被質疑的。但是,“遼寧沖鋒號”撥開了這煙霧繚繞的神圣。這篇文章警醒了我們:圣殿,不一定真的神圣;傳教士,不一定傳播真理;輸入西方知識理論,隨時會演變為“圣戰”!
鞏獻田教授在一開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遼寧日報》發表的公開信只揭露了大學問題中的“冰山一角”,實際情況遠比記者報道的要嚴重的多。當前,高校黨組織對意識形態問題“無所適從、無能為力、無所作為”,導致了“無為而亂”的糟糕現狀。很多高校領導和教員,對社會主義理想淡漠,缺乏共產主義理想,重業務輕政治。大學校園中西化、自由化、崇洋媚外、拜金主義、名利思想、個人奮斗非常嚴重,缺乏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團結互助的精神品質和道德風格。
有學者認為,高等院校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陣地,大學教師是塑造青年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靈魂工程師,高校傳授的知識理論是國家政策的制定依據,所以,高校意識形態工作做得好不好,將直接影響著社會主義中國有沒有前途。
有學者指出,《遼寧日報》作為省委黨報,發出了這樣一篇文章,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將揭開長期無人問津、存在著嚴重問題的高校意識形態亂象。雖然這篇文章僅揭露了一少部分問題,分量還不夠大、力度還不夠猛,文風還不夠尖銳,但已經是多年來所未有過的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了。不少與會學者都認為,這將成為共產黨狠抓意識形態工作由整治互聯網輿論亂象推向整治高校意識形態亂象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冰山露角,我們更要挖教育戰線的“整個冰山”
參會專家學者、文藝與媒體人士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大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見。
馬克思主義學者郝貴生教授指出,當今大學校園里西方知識理論肆意泛濫,各學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教授、思政教師,自己不信馬列,卻每天給學生們講著馬列。他們早已由一個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傳播者,蛻變成了一個舉著馬克思主義旗幟混名利、混地位、混飯碗的功利份子。在經濟學、政治學、行政學、社會學等領域,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全部被否定,而那些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理論反倒成了“圣經”。從人的層面來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早已不再是真理和正義的衛道士、傳播者,而徹底蛻變成了市儈的小市民,甚至一部分人充當著商人、政客的角色。更令人擔憂的是,其中一部分人對對社會主義、共產黨、毛澤東充滿仇恨,他們不僅在課堂大肆發表反黨、反華、反毛言論,而且在文章中、交往中也一貫如此。
青年思政教師左鵬從思想政治課的角度談到了意識形態的“漂浮問題”。他談到兩個問題。一是當前思想政治課教學過程中“以形式花樣掩蓋內容缺失”課的問題;二是思政教師本身缺乏黨的政治立場,不信馬克思主義、不信自己所講的東西。左鵬老師進一步談到,這和高校用人、評人體制有著密切關系。在聘用、選拔思政教師時,應把“信”放在首位,而不能跟風似的用什么“SSCI”、“211、985出身”來作為聘任、用人的依據。
著名文化學者摩羅先生提出了“不能怪老師”的觀點。他認為,高校老師是我們的教育培養出來的,要反思我們自己的教育工作。他提出了兩個看法,第一是教育內容中本土文化資源的缺失問題。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教育內容中,主要是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知識理論,而缺乏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內容;第二是大學老師知識結構單一性的問題。摩羅先生認為,我們的大學老師知識結構太過單一、社會閱歷較少,極其單純幼稚,喪失了對復雜社會的判斷能力。
著名導演艾辛女士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教育的定義、美國1958年“牛屎教育”的教育轉型切入,提出了這些人所鼓吹的,都是些西方的糟粕,而不是什么正經貨色。她認為,西方教育也強調大學培養普通勞動者的問題,這和毛澤東的教育路線是存有一些相似的。而那些“呲必中國”、“贊必西方”的知識分子,背棄了黨的教育路線,一步步篡改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針政策,將大學變成了“精英教育”,進一步變成了“功利教育”,后來竟扭曲成了“勢力教育、市儈教育”,這不僅是違反社會主義教育原則的,也是違背人類教育的基本底線的。艾辛女士認為,我們的教育要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育觀點為底線,以毛澤東教育路線方針為奮斗目標。
司馬平邦以詼諧的語氣講到,現在的很多大學老師,已不再是中國的老師,已不再是我們黨的老師,更不再是人民群眾的老師。當今的很多“大學老師”,實際上早已成了一群為西方國家、為利益集團叫喊的走狗文人。他們靠販賣自己的一張破嘴贏得學生的掌聲、換取領導的提拔。而高校黨委領導,則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不管不問,反倒對擁護共產黨、支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人進行打壓、排擠,這是一種很變異的現象。
大家發言中談到,近些年來,信仰馬克思主義、堅持、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會被扣上“極左”、“文革余孽”、“走狗”、“危險分子”的帽子,在工作、生活、職業晉升上遇到很多外在阻力和內心壓力。與會學者中不少人談到了他們因此遭受到來自朋友、同學、家人、領導個人的回避、嘲笑、挖苦諷刺,甚至是遠離和打壓的事例。
會上,與會學者共同呼吁,共產黨領導的高校不能培養社會主義的掘墓人。我們必須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將這座潛伏在教育戰線多年已久的冰山挖出來。
“教育的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在與會同志們的熱烈討論中,會議召集人范景剛同志對座談內容做了較為系統的梳理。綜合同志們的討論內容,會議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這座“教育冰山”的形成原因。
從歷史層面來看,以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為開端,黨的教育路線、教育方針被不斷地修歪、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線被全面否定,教育已不再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普通勞動者的育人搖籃,而被特色成了培養為資本利益集團說話的“精英教育”、為“洋大人”罵中國、貶損中華民族服務的“走狗教育”、“漢奸教育”。“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這個教育基本立場的轉變,是導致教育一步步功利化、勢利化、西方化、反華反共化的根本原因。說白了,我們的教育,不再培養有文化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普通勞動者,而是培養人上人的“精英”。這勢必導致走狗、漢奸的大量涌現。
從現實情況來看,意識形態問題的根子在經濟政治上。改革開放以來,有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搞“(白色)革命”。將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演變成了市場說了算、私有制獨霸南天門、經濟來管共產黨的“邪體制”。經濟利益集團建立了邪體制,就必然需要一大批假和尚跳出來念歪經。這種情況下,綁架教育部、篡改黨的教育路線,培養資本利益集團的吹鼓手是必然的事情。加之這些年黨內出現了嚴重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確實存在,因此也就導致了一些幼稚的老師盲目崇洋媚外、呲必中國。甚至,其中一些人當了走狗、漢奸,拿著國外的錢反過來謾罵攻擊自己的祖國。
就教育界內部來看,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方面,教育部這個“大鰲頭”逐級地、次第性地往下面“放毒素”。第一,教育部選人用人方式的獨特變異性,導致了教育戰線整體上“都換成了對方的人”。實際扶植了大量思想反動、言論西化的“去中國化”踐行者。這些人實際占領了學術界、教育界的權威地位,而且一代代、一級級的繁殖下去,導致教育戰線整體上“被占中”。第二,教育部篩選出來的這些反動權威們長期、到處鼓吹歪知識、邪理論,毒害青年學子。第三,他們掌握著學術水平的評價權利、握有攻讀學位、晉升職稱、分贓科研經費等大量實際權力,他們讓知識教育界起什么風,知識教育界就得起什么風。近年來,這些學術權威要么因道德低下起邪風、要么拿著國外的經費吹西風、要么附庸資本集團煽歪瘋、要么因沒當上貪官兒羨慕嫉妒恨仇恨嚇抽瘋,這必然導致知識教育界妖風亂刮、西風肆虐。
另一方面,高校黨委成了一個個的“軟鱉頭”,全都縮到殼子里不動彈。黨的領導首先是思想政治的領導,這一點在知識教育戰線尤為重要。然而,多年以來高校黨委、黨組織軟弱渙散、各級黨委領導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高校里不抓思想、不管言論,對意識形態問題“繞著走”、“不摘刺”、“愛惜羽毛”,做所謂“開明紳士”,甚至很多黨委完全迷失方向,將一些帶有反華性質、滲透目的的國外獎項、國際合作、海外捐助當作“政績”拿出來炫耀。更有甚者,一些黨委領導自己反過來罵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打壓排擠黨內的健康勢力。很多高校黨組織領導干部,拿著國外的走狗當寶貝,卻將愛國主義、認真講政治、匯報思想的同志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進行歧視、排擠、隱性打壓。
如何凝結我們自己的“教育冰山”?
科學家研究心理治療、邪教洗腦的過程時曾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的思想人格好比一個‘冰塊’,要促進一個人思想、態度、語言、行為的整體改變,就要先將這個‘冰塊’融化掉,之后再根據操縱者的意圖進行重新‘凝結’”。
那么,我們如何“融化他們的冰山”,又如何“凝結我們的冰山”呢?對此,與會的同志們積極地獻計獻策。馬綠波同志在會上發言指出,對這一事件(“遼寧沖鋒號”),中宣部、教育部等中央機關應做明確表態。張文茂先生發言強調,黨中央應該代表國家意志明確表態,如中央不表態,下面不好辦。幾位同志也談到了同樣的憂患,認為黨中央、各級中央機關必須自上而下的“亮劍”。司馬平邦談到,共產黨必須“內緊外松”。大家一致認為,當前的教育問題,責任不在普通老師,而在高校黨委。禍根,在教育部。因此,解決“呲必中國”的問題,要從黨內開始。
首先,在教育戰線開展激烈的黨內斗爭,教育部要帶頭“涅槃”。教育部負責執行貫徹黨的教育路線、教育方針,教育部黨委、教育部黨員干部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傳播者。絕不準許反對馬列主義的人霸占教育部的領導崗位,指揮我們的教育界。對教育部的黨委領導、主要黨政干部,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摸底調查,分清你我、鎖定對象。關鍵崗位上,存有嚴重錯誤思想、政治立場上不堅定的領導,要調離工作崗位;長期以來存有一貫的錯誤言行的,要開除黨籍,必要的開除公職。對于思想理論上有西化、自由化、去中國化、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傾向的專家學者、一般公務人員,要調整崗位,收回權力。另一方面,要出重拳在教育部深入開展反腐斗爭,先將教育系統的腐敗源頭清理干凈。向教育部砸第一錘子,重在形成震懾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扭轉風氣。
第二,對教育系統進行全面整黨、逐級清黨換血,促使高校黨委逐個“涅槃”。高校出問題,是領導干部、學術權力出了問題,主要責任在黨委、在校長、在學術權力機構。要徹底解決高校問題,首先要在各高校進行反腐斗爭,捉出黨內的蛀蟲,把自己清理干凈,共產黨做事才會硬氣、黨委說話才有底氣、廣大師生才會信任。進一步,根據客觀行為對高校黨委主要領導干部、重要領導崗位的黨員干部進行政治評估。存有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直接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背棄中國立場、群眾立場、黨員立場的,要調離關鍵領導崗位;對意識形態、思想政治問題“繞著走”,怕擔責任、包庇縱容、姑息養奸、以形式主義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要給予黨內處分并降級使用。對行政上崇洋媚外、交往上攀附權貴的黨委領導,要取消其行政級別。曾排擠打壓過敢于斗爭的進步同志的,更要嚴懲。另一方面,清黨是為了換血。全面清整高校黨委、黨組織的同時,更要注重培養新的黨委領導干部。要讓具有堅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信念,為老百姓講話、有品德、有血性、敢于站出來的新一代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充實到高校領導崗位。逐步占據我們曾丟掉的“黨委、黨支部”。總之,光說不干不行。光談思想、寫稿子不行,人要必須換。要不然,領導刮什么風都是好領導,最終倒霉的還是好老師、老實人。
第三,要目標明確、獎懲分明,樹立正反面典型,扭轉知識教育界的整體風氣。司馬平邦表示,黨報應對報道的對象進行公開點名。有針對性的依據事實對目標高校、教員展開公開批評。同志們認為,黨的各級宣傳機關與教育部門要公開處理一些負面典型,形成震懾作用。同時,對長期以來敢于同西化勢力作斗爭、在各種壓力下依舊站穩中國立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的“理論戰士”、“文化斗士”進行表彰和宣傳。各高校黨委,也要嚴肅處理那些“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人,更要對保護過“共產黨的鍋”的人給予表彰獎勵、提拔重用。如各級教育部門、宣傳機關、各校黨委依舊空話連篇,坐在一邊看笑話,那就干脆滾下臺!
第四,開展“新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恢復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重新評價真理。郝貴生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么多年來教育界的禍根,在于拋棄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線、教育方針。在新的歷史時期,有必要再來一次新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重新探討“什么是真理”的問題,舉起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偉大旗幟,恢復馬克思主義在科教文戰線的指導地位,利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評價西方知識理論體系、科學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復歸社會主義的革命的教育路線。逐步建立我們自己的知識理論體系、價值評價標準,創造我們自己的教育內容、文化資源。
警惕利益集團借此轉移矛盾,拿善良的老師們當替罪羊
參會同志們多次提醒,意識形態問題的根源在政治經濟,深入開展反腐鋤奸斗爭才是工作的中心任務,摧毀資本利益集團、鏟除貪官污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思想的問題應主要靠思想斗爭的方式來解決。對于言論、行為長期存有問題、一以貫之的教員,要依據黨章黨紀、行政規章、法律法規進行嚴肅處理。
但處理、斗爭的首要對象,是高校里的主要領導干部、學術機構的實權人物。務必切忌和嚴格防止擴大化,切忌有人渾水摸魚,搞亂隊伍,借此轉移矛盾拿我們善良的老師們開刀!
黎 聲
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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