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出版的《遼寧日報》A04版刊發了《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以下簡稱《公開信》)，筆者認真讀了整版文章，兩種久違了的感覺油然而生：敬意和驚嘆!
敬意何來?
筆者曾經有十年在報社、雜志社工作的經驗，深知采寫這樣的文章多么不容易。
為了一整版文章，《遼寧日報》的記者們在半個月的時間里，竟然去了5座城市，20多所高校，聽了近百堂專業課，整理近13萬字的筆記， 只是為了看到真實的大學課堂，了解“大學課堂上的中國”，這是怎樣高強度的工作啊!
我知道，完成這類選題，拿起電話，采訪幾位教育專家也能搞定，甚至簡單寫幾個EAMIL，約幾篇稿子就行了，但《遼寧日報》的記者們沒有這樣做——他們要的是“掌握全面準確的第一手素材”——這是最崇高的媒體從業人員品德!
諸多中國學人完全失去了理論創新的能力
因為研究工作的關系，筆者接觸到大學學者、教授很多，所以《公開信》上列舉的現象都耳熟能詳，且對于“留學感”，歸國教授學者們那“三板斧”，耳朵都聽出了繭子——無論什么場合，見到什么人，這些先生們都要先介紹一下自己從哪國回來，畢業于國外哪所大學，師從于哪位大家或學什么專業——即使自己已經歸國幾十年，還要不時掄出那“三板斧”。
但筆者依然為《公開信》提供的數字感到驚訝：“有80%以上的大學生表示碰到過課堂上‘愛發牢騷’的老師!
這類老師“呲(斥責)必中國”，《公開信》將之歸因于缺乏三個認同：即缺乏理論認同，缺乏政治認同，缺乏情感認同。
筆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深深得益社科領域的專家學者，也有好多自己仰慕的師友，但也深知某些大學老師背離了自己祖國和人民，且主根子只有一個：即中國學人在過去一百多年思想西化的過程中幾乎完全失去了理論創新能力，只會照抄西方!
面對中國飛速發展的現實，他們除了抱怨達不到西方既定的標尺之外，根本沒有明確的理論認知，更談不上理論認同。反觀那些“抱怨”，不過是說“中國的故宮為什么不是美國的白宮?”“故宮如何變成白宮?”“故宮何時變成白宮”這類愚蠢問題。
為什么諸多中國人文學者會失去理論創新能力呢?
這是因為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不僅運用軍事暴力掠奪中國，他們更為重要的是用精神暴力來達到長久奴化中國的目的。集中體現為，西方用自己的殖民話語體系取代了中國文化固有的話語體系，這個話語體系的基本邏輯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切方面都是“西是中非”，“呲必中國、贊必西方”。在這一邏輯體系中，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中國經驗都失去了“政治正確性”。
——可以研究中國文化，但一定要用西方漢學(中國學)的方法;可以研究佛學，但不可修習佛法，那是神秘主義玄學;可以研究毛澤東的歷史問題、私德問題，但不能贊同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所有這一切，都是大學學術不變的“潛規則”。
于是，否定中國現實和中國經驗，移植西方先進(最新)理論成了中國人文學術發展的基本范式;反映到教育實踐，就是《公開信》中講的：“在授課過程中，每當結合現實問題，常常會表達出一些消極負面的情緒，談到好的，都是外國的，不好的，都是中國的，中國成了負面典型的案例庫。”
本來，歐洲的歷史是極為獨特的。因為自一萬年前亞洲東西部分別發生農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在整體上是持續發展的，即使一個文明消失了，另一個文明很快會在早期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唯獨歐洲，它在中世紀陷入了長達一千年的嚴重的文明衰落。
十六世紀以后，為了重新加入世界文明體系，面對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強大經濟壓力，西歐集成東方文明成果，逐步發展出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以殖民掠奪為特征的工業社會，即資本主義體系，其本質是異化的，物欲的和野蠻的，誠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但就是這樣一個社會，西方人用學術和欺騙手段將之打扮成了文明的模樣(比如篡改伊壁鳩魯的享樂主義)，并通過暴力和非暴力手段，讓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人學習這種“文明”，芝加哥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L. Hevia)形象地稱之為“帝國主義教程”。【1】
歐洲中心論的主要支柱是現代工業文明首先出現于西方，所以西方因其各種獨特性，是其他文明高高在上的啟蒙者，是照耀其他停滯、黑暗社會的唯一光源。
這簡直是歷史的無知，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杰克·古迪(Jack Goody)不無譏諷地寫道：“去談論誰發明了資本主義，不比去探究誰發明了封建主義更具意義。資本主義肯定不是一種突然的重大社會變革的結果，而是一系列事件長期演進的結果，其中的一些事件發生在西歐之外，且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前。正是東方世界不斷崛起的生產體系的新發展，似乎讓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在當今的再次出現。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各色社會，正如百舸爭流，相互砥礪，拼搏向前。從更大的時間跨度去看，現代社會的誕生不該歸屬于任何一個區域。”【2】
歐洲中心論者忽略了世界史上的一個基本事實：自青銅時代以來，技術以及生產方式大體都是在擴散流傳過程中發展和成熟的——在工業生產方式的擴散過程中，恰恰是東方社會主義開出了近代工業社會的“文明”形態。
先是在蘇聯，接著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世界史意義在于：它使工業社會不再建基于野蠻掠奪的基礎之上，而是建基于內向型資本積累之上;在社會主義國家擺脫“統治——依附”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同時，它使工業社會開出了文明的發展形態。【3】
現在我們還難以看清楚：這種新型的工業文明將如何改變未來一百年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版圖，但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現實經驗中，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的新希望——如果中國未來不像俄羅斯那樣被迫走向去工業化道路，她必將為世界做出難以估量的巨大貢獻。
寧要西方理論的草，不要中國經驗的苗
只有認識了過去，我們才能產生道路自信，才能堅定地走向未來。
而目前的中國社科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為了滿足歐洲中心論的理論前提，為了通過“否定——移植”模式實現學術“進步”，中國學人不僅要否定中國數千年中國文化、還要否定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后近三十年。因為如果不持續否定中國現實，拾人牙慧，持續移植西方學術就會失去合法性——那些遠離中國實際的理論將不再“先進”，最多只具有參考價值——這是怎樣可怕的學術怪圈啊!
所以，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寧要西方理論的草，不要中國經驗的苗”。甚至一些馬列主義研究者，也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現實經驗視而不見，寧可皓首窮經于常常是從理論到理論的“西馬”!
筆者曾向一位在中國知名大學研究馬列問題的學者建議，一定要深入研究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形成的中國本土經濟理論，這是毛澤東、陳云、薛暮橋這些先賢從抗戰時期就積累起來的寶貴經濟工作經驗，是人類經濟學的大寶貝。
想想吧：哪一個上億人口的大國實現了持續六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
想想吧，哪一個近代國家幾乎完全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靠大量勞動力投入實現了工業化?
想想吧，哪個一強大的國家將互利合作，以及無條件的多方位援助放在了國際關系的首要位置?
然而筆者得到的回答卻是：現在什么時代了，少搞這些“左”的東西!
我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想告訴讀者諸君：社科領域的大學老師“呲必中國”，不單單是出于人們職場上“發牢騷”的心理習性，也不是大學老師不重視職業操守的問題，其中有更為深層次的歷史和文化原因——他們普遍缺乏實現理論創新的前提——缺乏基本的現實認同!
在《遼寧日報》的《公開信》發表后，有“政治敏感性”的學者馬上斷言，如前一階段整肅“網絡大V”一樣，這是要整肅大學知識分子的危險信號。
我個人不這樣認為。因為某些社科領域的大學老師“呲必中國”，背離祖國和人民現象的形成背景是高度復雜的，乃至與歐洲中心論這類當代新蒙昧主義密切相關。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知識分子自身、學術機構、媒體和政府有關方面的長期協同努力才行，單純靠法律和宣傳是遠遠不夠的……
【注釋】：
【1】參閱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2】杰克•古迪：《西方中的東方》，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頁。
【3】參閱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東方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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